榮劍：——在河南信陽公民社會與現代思想論壇上的演講
作者按：
非常感謝王繼軍書記邀請我到平橋來談談我對當前中國社會政治思想狀況的認識。我研究理論是比較早的，1983年到人民大學，與王書記也是校友了。1986年開始讀博士學位，89年風波以後我就下海經商了，到今天仍在做藝術品投資與推廣方麵的工作。對於理論研究，我現在隻能說是票友了，已經不是我的專業了，寫文章隻是業餘的兼職。為什麽今年以來我又出來寫了一些東西呢？其實從2003年起，我就給自己定了一個任務，一年寫一篇文章，主要是對中國曆史和現實中一些大的問題的思考。從今年開始，我麵向網絡寫作，寫了一係列關於中國現實問題的文章。主要有兩個係列，一個是“關於中國下一步”的係列思考，現在已經寫到第七篇了。還有一個是重慶事件持續發酵，社會廣泛關注，我就寫了一個“回望重慶”係列，現在已經寫到第五篇了。這兩個係列的文章都發表在共識網，這是一個國內影響很大的思想網站。我的文章發表後，在社會上也引起了一些反響，有些人都在問：榮劍是誰呀？
其實我在89年以前寫了大量文章，特別是在當時著名的“世界經濟導報”上關於“新權威主義”的討論，就是由我和吳稼祥首先開始唱對台戲的，由此引發一場大討論，我是主張民主的。自那以後二十年間，我沒有介入理論界的是是非非。這一次我突然冒了出來，也引起了我們平橋區領導的關注，王書記費盡周折找到了我，我也很驚奇，也願意來和大家交流。對於市縣兩級幹部，我接觸的還是比較多的。我始終有一個觀點，中國市縣一級幹部的政治智慧是高於我們九個常委的！不是說笑話，我們大家對現實都不滿意，希望常委們有大智慧，拿出高招來，可他們遲遲就是拿不出來。這一方麵是體製問題，但我認為人到一定位置後智慧是下降的，我在後麵會談到這個問題。
雖然二十年沒有寫什麽東西，但我的文章出來後，的確引起了思想界比較大的反響。我最近寫了一篇“奔向重慶的學者們”，在共識網上點擊量達到了六萬多次，加上轉發，看到的人就更多了，而且美國所有的中文網站都轉載了這篇文章。我由此感受到網絡傳播的力量。以前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這樣高端的學術雜誌上發表長篇大論，讀者可能隻有幾百個。網絡讀者廣泛，是吸引我寫作的一個重要原因。另一方麵，從年初我在網上發表第一篇文章時，我是感到，到這個時候，是應該出來講一些話了。之前的二十年，大家都在看中國現行製度能運行到什麽時候，它的效率會發揮到什麽程度。小平主張不爭論，結果大家都埋頭幹事，先掙點錢再說。當然，社會問題也沒有充分暴露出來，各方利益大致平衡，彼此相安無事吧。但從最近幾年，感覺到社會問題在逐步積聚，危機在加深，尤其是去年底以來，大家都感覺可能要出事，都有一種緊迫感，好像時不我待。薄熙來去重慶時就講自己已經62歲了，沒多少時間了。的確，對他們這批政治人物來講可能就隻有十年時間了，過了十年，他的理想抱負就沒機會實現了。比如劉源去年也非常活躍，通過他的智囊張木生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反響也很大。對此，我也寫了一篇文章“重返新民主主義是否可行？”，我自認為是很重要的文章，也引起了相當大範圍的反響。以前從來沒有見作為軍隊將領的劉源對國家發展戰略發表什麽意見，去年卻非常高調地講話。張木生的《改造我們的文化曆史觀》，反應了劉源的許多看法。共產黨可以挖掘的資源都挖的差不多了，這些資源在現實中能發揮多大的效率，大家對此都有看法，很多的話已經講不下去了。在這個時候，劉源覺得新民主主義還可以講，可以用這個理論來凝聚大家的思想，可以來重塑執政黨的合法性。因為大家都知道共產黨腐敗到這個程度，還有什麽合法性呀？你在台麵上講的是一套，下麵幹的是另外一套。這種政治人格的分裂是長期形成的。現在黨內有一批人是想改變這種狀況，你共產黨做的與說的差距不能這樣大。比如學雷鋒吧，我也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中國的道德之困”。文章提到，李鵬的女兒自己穿了價值幾萬塊名牌的衣服，居然說要給老百姓建立道德檔案，要大家過勤儉節約的生活——這不是荒唐嘛！在這種情況下，執政黨內部還是有一部分人在考慮這個問題——我們黨怎麽樣轉型，怎麽樣改革，才能重新擔負起領導的責任，而且是合法有效的，是正當的，是能夠得到人民擁護支持的？這個問題就要涉及到很多製度上的建設。
回到前麵的問題，我為什麽出來說話？有我個人的理論偏好問題，其實有更多的人也在思考現實中的問題。有些人的出發點可能會更高尚一些，就是考慮執政黨怎麽改革，考慮國家的改革怎麽推進的問題。三十年改革以後，中國的確麵臨著轉型問題。目前這個問題還沒揭開蓋頭，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各種傳言此起彼伏，有些說法還非常離譜。在這種氛圍下，做一些思考，做一些理論準備，我看都是必要的。我今天給大家的演講，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對當下一些關注度比較高的問題的探討。
我今天給大家談的話題是“當前中國社會政治思想狀況”，主要會涉及到“當前”、“中國”、“社會”、“政治”、“思想”五個方麵的問題。這些話題都非常大，與我們的工作生活相差很遠，能給大家什麽啟發，都不好說，而且我講的都是個人的看法，和你們宣傳的黨的意識形態是不同的。我在讀書的時候就有一個說法，叫“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我講的東西與你們宣傳的調子是完全不一樣的，錯的地方可以批評。
一、關於當前的“時代性”
先講“當前”，一個關鍵詞：時代性。我們處於一個什麽時代？要有一個基本的判斷。中國有句古話叫“天不變，道亦不變”。“天”是一個什麽概念呢？“天”簡單地講，就是時勢，而“道”則是施政綱領，治國之道吧。從現在來看，我們今天所麵臨的一個大的時代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這就需要我們對目前所處的時代有一個清晰的認識，而對於時代的把握是執政黨製定政策的一個基本前提。
毛澤東在他那個時代經常批評下麵的幹部是小腳老太婆，趕不上時代的步伐。他的時代概念是要求社會的發展盡可能地超越現實，他一係列左的認知都是來源於對時代的錯誤判斷，比如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等。劉源在重提新民主主義理論時，就認為毛澤東在1953年以後提出總路線，放棄了“新民主主義要搞十五年”的既定方針，急於進入社會主義。這說明一個什麽問題呢？說明毛對當時的時代判斷是錯誤的，盡管他認為我們的黨要緊緊跟上時代的步伐。
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對時代的判斷有一個調整。鄧對時代的基本估計是，認為中國處於一個和平發展的時期，工作的重心是發展經濟，不能對外打仗，要韜光養晦。基於這樣一個認識，製定了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
到江澤民執政時期，又提出了“與時俱進”和“三個代表”。 “三個代表”是在2000年“七.一”講話提出來的。在我看來，“三個代表”包涵了與世界文明全麵接軌的基本考慮。“三個代表”提出後，當時的左派在北京聯絡了一批人，連續發表了五六個萬言書，對江的思想路線進行了非常尖銳全麵的批評，認為江的路線實際上是戈爾巴喬夫式的修正主義路線。江當時提出“三個代表”以後，實際上沒有繼續往前走，遇到阻力後又退回去了，結果導致左右兩邊對江都不滿意。“烏有之鄉”網站對江的批評是指名道姓的，當然也批評鄧小平。我的一個朋友蔡霞是中央黨校的教授，思想非常解放，她現在重新宣講 “三個代表”理論，認為這個理論所具有的價值沒有被充分認識到。我非常同意她的看法，就是說“三個代表”理論的意義沒講明。“三個代表”理論，說穿了，就是要用社會民主主義來改造我們的黨，進而來確定我們的改革路線。按照左派的批評，“三個代表”就是要搞“全民黨”，私營企業家也可以入黨，資本要素獲得報酬就是資本主義。江的理論提出以後，引起了黨內巨大爭議，但沒有繼續往前走。我認為江缺少鄧的權威，也缺少曆史的擔當和勇氣。我在寫文章時提到，我們改革三十年有三個理論版本：一個是鄧的理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是“黑貓白貓”論的升級版，實質是實用主義路線。一個是江的“三個代表”理論，是要與世界文明接軌，往普世價值靠攏。一個是最近十年的科學發展觀。
在我看來，科學發展觀是工具理性的概念，不是一個價值理性的概念。工具理性是從技術的角度來看待發展，設計發展方式，而價值理性涉及到發展好壞的價值判斷。實際上科學發展觀回避了價值理性的分析，隻是一個平衡的概念，統籌兼顧的概念。當然這個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我們前二十年的發展有一定的偏頗。現在提出科學發展，要強調平衡協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效率與公平等要平衡和諧，這是對的。但我們有一個問題：我們一再提和諧維穩，為什麽還一再出問題，而且問題的總量是要超過前二十年？為什麽你越想穩定，社會越穩定不下來？這就說明我們製度存在很多問題。對於這些問題你不能采取鴕鳥政策。
對改革三十年做一個評價和反思，這篇文章還沒開始做，執政黨做不做，還不好說。從研究的角度看，鄧絕對是開創性人物，他開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盡管他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89事件，曆史以後會有評價的。92年小平南巡講話重新推動了改革，曆史作用非常大，是無可置疑的，是可以蓋棺論定的。92年我剛好在深圳，大家都一片茫然，上下都是反和平演變的調子，哪有搞經濟的氣氛呀。但是小平講話一下子就把勢頭扭轉過來了。在第二個十年，就是江的十年，他有繼續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方麵的考慮，但走了半步就退回去了，這注定他不能成為像鄧那樣的曆史性人物。然後是最近十年。對這三段，要我來看是一段不如一段，這也是目前理論界的一個非常普遍的看法。最近十年有哪些理論問題解決了？都沒有。對於有些理論問題，用開玩笑的話講，就是“打死也不說”，更談不上做了。另一個問題，就是最近的十年是不是停滯的十年？當然我們做了許多事，開了奧運會，高鐵也上來了，航空母艦也有了，殲20也有了，極大地滿足了中國人關於中國重新崛起的想象。第三個十年剛開始時，大家都不看好，2002年美國有個華裔律師章家敦寫了一本書，叫《中國即將崩潰》，轟動一時，排到了美國暢銷書的前幾位。2003年中國出現“非典”，處於最低潮，外人以為中國馬上就完蛋了，但年底就起來了。經過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機，中國製度的有效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釋放。現在外國人操心的不是中國即將崩潰，而是中國即將統治全世界，如英國人馬丁·雅克寫了《當中國統治世界》，調子完全翻了過來。現在老外不給中國人說點好話，一是拿不到錢，二是你不了解中國啊。中國經濟總量的變化恰恰是在這十年裏發生的。按道理講，我們對這十年應該有一個很高的評價才對，你說這十年是停滯的，你不是不負責任嗎？實際上，我說的“停滯”，是我們對未來的發展沒有一個清晰的方案，沒有提出一個思路——這也是左右兩邊都對十年不滿的原因。對目前中國這種不計代價的、對資源掠奪式的發展，它的可持續性怎麽樣，都沒有一個冷靜的反思。這是我們討論十年發展的切入點。如果單看表麵的東西，中國已經是一個超級大國了——現在歐美都是這樣看中國的。按照現在的發展速度，到2020年我們就應該是世界第一了。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我們怎麽可能超過美國呢？這十年除了經濟上的發展格局，還有就是政治製度的改革，我們對未來的政治做了一個什麽樣的安排？
做了三十年的回顧，又回到了我們所說的“當前”。我們所處的時代究竟是一個什麽時代？時代特征是什麽？為什麽我們有一種時不我待的改變要求？我們如果不往前走，我們過去取得的成績很可能會成為一個巨大的包袱。我們的時代有兩個根本的特征，一個是“全球化時代”，一個是“互聯網時代”，全球化和網絡化是我們時代的總特征。這麽說，大家可能認為與《人民日報》的社論沒什麽兩樣，的確如此。那麽在這兩個特征下，我們的製度如何安排呢？因為我們會遇到傳統的方式、傳統的製度手段解決不了的問題。你比如維穩問題。過去哪一個村莊出了問題，我可以派一個連把它摁住，而且外界沒人知道。現在怎樣？一個小事發生，一條微博發出去，全中國、全世界都知道了。比如我要到信陽來講課，我就注意到了有關信陽的一條微博，就是你們有關招聘處女采“口唇茶”的事情，全中國都知道了。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發生的，目前瞬間就可能發生蝴蝶效應，互聯網迅速放大，你沒法控製。
中國是全球化的兩個最大的受益者之一，還有一個是美國。這就要充分肯定江朱時期我們加入世貿的重大決定。當時朱鎔基到美國去談判，回來就有人罵他是賣國主義，罵他把所有的門都打開了，外國的東西都比中國便宜，中國的工業和農業還不垮掉？現在再看，遠不是那麽回事。全球化時代，市場開發，資源共享，我們有豐富的資源，加之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使我們迅速在全球化格局中占到有利地位。現在的問題是什麽呢？是我們享受到了全球化的經濟紅利後，為什麽對全球化的政治紅利和文化紅利全麵拒絕？這就是問題所在。你能不能拒絕？世貿組織、世界貨幣組織等都有一套製度安排，我們都是執行的。雖然在政治是沒有一個統一的規則，沒有要求各國必須執行民主製度、三權分立製度。但在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實行這一套製度的情況下，我們是拒絕的。我們的委員長講了，我們有五個或六個“不搞”， “三權分立不能搞”，“聯邦製不能搞”等——現在據說是把話收回去了。這些“不搞”顯然是與世界政治文明的主流背道而馳，你也不要說的那麽絕嘛，你可以研究嘛。這就是我們的時代，我們全球化的經濟紅利拿到了，政治上紅利能不能拿到？如果我們參與進去的話，我們是可以拿到的。我們老是擔心，如果我們參與到民主化進程中，共產黨的傳統優勢會失去，就不能取得目前的統治地位了。這些擔心是有道理的，但你拒絕這個東西行不行呢？我的看法是：你參與進去，不但拿到經濟紅利，還可以拿到政治紅利，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呀！
現在的情況是，全球化已經帶動了民主化的浪潮。大家都了解了這方麵的情況，一個突尼斯小販自殺居然引起了滔天波浪，“阿拉伯之春”席卷中東，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穆巴拉克統治埃及四十年，準備傳位兒子，當時我們還覺得很好，派人去研究，沒想一下子就垮了。這次緬甸的轉型也出乎人們的意料。這說明一個什麽問題呢？就是全球化不僅僅是經濟資源的全球共享，也包括了政治製度和文化的全球傳播。
實際上，全球化與網絡化是合二為一的問題。這次阿拉伯革命的特點是什麽？他們形象的說法是“一手拿著手機，一手拿著石塊”。什麽意思？“拿手機”就是信息溝通，起著社會動員的作用；“拿石塊”就是暴力的反抗。這說明全球化與網絡化合在一起的能量，已經不是我們傳統的製度手段所能控製住了。你必須要看到這一個變化，來適應這個變化才行。我們現在很多社會事件都是一時一地的，但經過互聯網的發酵，就成為了一個全國性的公共事件。
從大的方麵來看，我們國家就麵臨著這樣的挑戰——中國怎麽樣來迎合全球化和網絡化的時代潮流，主動做出選擇？這就是我所講的第一個問題，關於時代性的問題。
二、關於中國的“主體性”
對於“中國”問題，我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主體性”問題。我們現在考慮問題，都是站在中國的立場，從中國的情況、中國的現實出發考慮。這就有一個對中國自身認識的問題，有自身的反省問題。這裏涉及到一些非常深的學術理論，我可以簡單介紹一下。你比如中國曾經長期以來不是“中國”，而是蘇聯的另一個版本。改革三十年，中國現在是一個什麽情況呢？可能是另一個美國，當然你達不到人家的政治水平。我們搞的實際是權貴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有很多的發展方式，而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世界上最壞的資本主義的一種，像吳敬璉、茅於軾都講過類似的話。我們在談中國時候，首先涉及到的是對中國現在製度特點的基本認識。我們都在談我們是中國人，中國是社會主義製度，但中國是什麽呢？對此，理論界都在反思。這種反思實際上是從日本開始的。日本的一批左派的學者多把日本的文化看做是受中國的影響，認為中國、日本是與歐美不同的另一種製度安排，二者是兩種不同的發展路徑。我們過去是以蘇聯為方法來認識中國的，後來是以西方為方法來認識中國的，用比較壞的原始資本主義來看中國。理論界的反思，就是看到中國既不是蘇聯也不是美國，而應該是中國自己的。
何謂中國？複旦大學的葛兆光教授最近寫了一些很好的書，叫《宅茲中國》，提出了三個概念：曆史的中國，文化的中國，政治的中國。曆史上的中國有很多變化，比如滿清原來不是中國的，因為我們曆史上是講究夷夏之分的，中國是漢民族為主體的華夏之地。現在來看，都是一個中國。文化中國的範圍就更大了，日本就是受我們文化的影響。當然，還有政治的中國。
葛兆光的“三個中國”提出以後，對我有很大的啟示，我也在研究考慮這個問題。當然，我所關注的是政治的中國。為什麽要把政治的中國單獨提出來？因為這涉及到我們對基本政治製度安排的認識。我們在座的都是不同部門的領導，大家都會對這個製度的優勢所在有一個基本認識——那就是政府，政府的權力大。這個判斷是對的。我們曆史上的中國也是這樣的。你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翤同，就提出中國兩千年的曆史 “皆秦政也”。從秦始皇到現在，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國家的權力高度發達，政府的權力高度發達，當官的權力高度發達，社會的價值判斷主要都是來自於權力。談到中國的自我認識時，簡單地講，就是中國是一個權力高度發達的國家，而且是從上至下垂直型的製度安排。你如果看看西方社會，就會發現他們是一個橫向的製度安排——有國王，有教皇，有貴族，有城邦，幾個權力是平行的，沒有絕對的權力，大家都要妥協——英國的《大憲章》就是這麽來的。幾方勢力比較均衡，大家就要講民主，你政府用了我納稅人的錢，你就要付出相應義務。他們的國家是在橫向的權力配置結構中慢慢發展起來的。中國是什麽呢？是一個縱向的權力配置結構，從皇帝一直到郡縣，權力高度集中。古代中國還是“皇權不下縣”，鄉村是自治的。而我們現在是中央的權力已經下到了每一個村莊了，我們現在的政府權力安排已經超過了曆朝曆代。政府權力高度發達，從中央到地方垂直向下的權力結構，是我們中國兩千年以來的一個總的製度特征。
有人說這個製度很好呀，秦始皇搞“書同文路同軌”，修萬裏長城，建阿房宮，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我們現在還是這樣，中國政府可以解決其他國家政府根本不可能解決的問題。德國修一條高速公路可能要討論十年，而我們修一條高鐵僅僅用了五年。我們的政府權力高度發達的製度安排，有效性和合理性有沒有？現在看顯然是有的，中國製度文明發展主要就來源於它的製度的有效性。中國自唐朝以來的城市經濟的發展，人口和物質財富的增長，都是與製度的有效性關聯著的，包括我們現在國家主導的發展方式，仍然有著巨大的有效性——如果不是這樣，你就沒法理解我們在過去三十年裏取得了別人兩百年發展才取得的成就。
但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現在這種國家主導的、國家權力高度發達的製度模式還能走多遠？這是我們現實要考慮的問題。我也寫過一篇文章，叫“國家主義還能走多遠？”在我看來，盡管國家主導、政府權力高度發達的發展模式，在過去三十年裏已經取得了巨大成績，但在未來的時間裏還能不能像以前那樣發展下去？這是需要反思的。所以，對中國的自我認識的立足點還是對政治的中國或者是製度的中國的反思：在現有的條件下需不需要一個橫向的權力配置？需不需要橫向的社會結構？問題的答案是，我們必須走這樣一條路！
三、關於社會的“總體性”
關於社會問題，你們的王書記也寫過很多文章，多是有關公民社會的建設問題。實際上理論界一直在討論中國公民社會怎麽建設的問題，但僅限於理論的探討。平橋已經付諸實踐，做的非常好。現在我們越來越意識到了公民社會的建設是改革國家主義之後的替代品。原來我們是國家主導的、政府主導的、公權力主導的，以後要逐步過渡到社會主導的、社會自治的、社會自主的發展模式。以前縣太爺來管理你們小民，就是說你自己管不好，必須我來管，我來給你主持公道。我們現在的很多執政理念，也是縣太爺的看法：社會亂，百姓素質低，讓你們自己搞，還不亂成一鍋粥了？政府必須處理一切。我們現在看這種模式問題很多，比如你來主持公道，你的公正性在哪裏？等等。一係列問題都會出來。
談論社會，我有一個概念，叫“總體性”，也就是說對於社會的諸多問題，要從社會的總體結構去認識和觀察。我們講危機，總體上是社會的危機。我以前的博士論文就是《馬克思的國家和社會理論》，就提到國家和社會是對立的概念。為什麽會產生國家呢？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看，就是社會不能自我管理，必須委托一部分人來管理，國家就由此而形成了。這個解釋是合理的。大眾對管理者有一個授權的關係，按道理也有一個製約關係。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說穿了就是這麽一個基本的關係：大部分人按照一定的程序選出少部分人，授權他們對大部分人進行治理，使得大家能夠相安無事，共同發展。在民主政治出現以前，這種國家治理在中國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西周的封建製，根據血緣關係，周王朝就是姬姓集團所形成的權利義務關係。到秦以後，就是一人專製，朕即天下。辛亥革命以後到今天，我們的國家治理模式是由一個家族一個人演變為一個黨的統治。當然，我們執政的合法性來自一係列意識形態的說法，比如說我們共產黨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來行使權力的，來執行對社會的管理。現在的問題是，社會以前完全是由國家來管理的，無論是家族還是政黨，那麽現在還能不能按以前的方式來管理社會呢？
當前社會的問題是什麽呢？是社會不能進行自我管理，必須委托給國家管理，但社會與國家之間又不存在合法正當的委托關係，這個委托關係是一方說了算的，說穿了，就是共產黨說了算的。在政治學理上，我們會質疑這個關係，我們會問：你這個委托關係是不是征得了社會的同意？比如我們的村民自治，選舉村委會就容易出問題。烏坎村的事釀成了巨大的公共事件，現在有人把烏坎村看作小崗村之後的第二個農村大事件。問題出在哪裏？本來應該是村民自我管理的，而結果卻是由上麵來決定誰來當村書記，誰來當村長。我們整個國家與社會的矛盾焦點就在這個地方——在沒有征得社會同意的情況下，把社會管理的權力全部收上來以後，再以社會代表的名義來對社會進行管理。
這裏，我認為主要有三個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沒有實質性的授權委托。名義上有，那是自己給自己找的。我長這麽大從來沒有參加過什麽選舉，也沒有居委會找我講誰是人大代表的候選人，我從來沒有行使過一次公民權力。我們的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都存在巨大問題。我們常講共產黨的權力、官員的權力是人民給的，但人民是怎麽給你的？從來沒解釋清。我們也有人大製度，似乎也有程序，但不到位。至於實質正義更有問題：為什麽出了那麽多貪官汙吏？
我曾與美國人辯論，說小布什是民選的，但選舉出來後卻給世界帶來了這麽多問題，也即是說，民主程序不一定帶來好結果。對此，西方人也意識到了，但他們認為民主程序是各種壞製度中最不壞的一個，因為程序是正義的——如果選出了壞領導人，再把他選掉就是了，為什麽不用？我辯論說我們盡管沒有程序正義，但幾個人選出胡錦濤，幹的也不錯嘛，也很親民呀，我們的實質正義是有的。胡錦濤當總書記，你的一票是沒有用的，離開你他肯定能當上！但是不是我們所有的領導集團都會給我們帶來實質正義呢？大家肯定是持懷疑態度的——為什麽我們十年裏出了那麽多問題，抓一個是貪官，抓一個又是貪官，而且數量級越來越大，難以想象！這表明我們既沒有程序正義，更沒有實質正義！問題就在這裏。你以社會代表的名義來管理社會，卻沒有程序正義，更沒有實質正義，你怎麽來維持這個統治呢？怎麽能夠維持這種管理呢？你管理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又何在呢？平橋區紮紮實實從基層開始搞公民社會建設，是在摸索公民社會成長的道路，意義非常重大。我想公民社會的核心要件就是自我管理，自主選擇，自己負責吧。平橋區搞民間金融，就是強調自我管理，風險自擔，出了問題自我負責，他就不找你政府了。鄧小平曾講過，要把管理社會的權限全部下放，政府不要管那些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這裏有一個國家與社會的重心轉移問題，必須走向社會自我管理的模式。
第二個問題是國家管理社會取之不義，用之不當。取之不義，就是你拿到政權，拿到權力，是沒有程序正義的。用之不當，就是你沒管理好。就算是取之不義吧，拿到權力，你能管好也行，你能發展經濟，穩定社會，造福百姓，大家也就沒什麽話說。當然，取之不義，不一定是用之不當。比如南方有地方的腐敗也很厲害，一個小小的鄉鎮幹部職務性消費非常厲害，但是老百姓倒沒什麽多大意見，因為當地經濟很發達。這是說委托人有一個成本與收益的考慮，如果他的收益大於成本，他就覺得可以忍受。最壞的情況是什麽呢？你拿了很多東西，卻用之不當，老百姓反而受損。出問題的地方，往往就是這個情況，既是取之不義，又是用之不當，形成了官民之間的巨大衝突，形成了社會危機。這次烏坎事件是個典型的例子，村幹部偷著賣掉6000畝土地，老百姓沒有拿到一分錢，你說他們不造反嗎？出了問題，廣東當地政府還要去捂著壓著，還要為村幹部背書，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麵，而一旦老百姓起來後，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這就是國家管理社會的取之不義，用之不當。用之不當主要體現在人權、事權和財權上，任人唯親，胡作非為，貪汙腐化，權錢交易，老百姓非常痛恨。
第三個問題是國家管理社會管不好，而且沒有辦法自我糾錯，沒有重新選擇的機製。西方的民主製度，你幹不好就下台了。台灣也一樣，你幹不好就走人。我們是明明看到這種管理是有問題的，既沒有什麽效率，也沒有什麽正當性，但沒有辦法把這批人給換下去！
所以，我們的社會總體性問題，根源是國家與社會之間沒有形成一個合理的良性的關係。說來說去，就是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我們需要調整以前以國家為主導的，以國家包辦一切，國家決定社會的一套思想，重新確定一個社會決定國家，社會控製國家，社會監督國家的思想。
我認為除中央政府以外，中國的改革有三大重點，一個是公民社會建設，一個是地方自治，一個是鄉村建設，即鄉村選舉。我這次到平橋來，看到平橋至少在公民社會建設和鄉村建設兩方麵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開局。也有很多地方政府初步意識到了，就是我們政府盡管有這麽多的資源，有這麽多的管理手段，但仍然不可能自己統籌解決麵臨的所有社會問題，必須要分解到社會各個領域，由社會按照自治的方式、民主的方式來建立起一個新的管理模式。如果你不走這條路，所有的矛盾爆發，會集中到政治領域，由社會危機轉化為政治危機。西方經常會出現社會危機，比如罷工——你罷工就罷工唄，沒什麽呀。而我們呢？現在你隻要在天安門廣場對著人民英雄紀念碑鞠個躬，馬上就會有四五個人圍過來把你摁住，哪怕你什麽都沒講——哪有這樣子的？往後你還怎麽弄？現在出現問題你就這樣，到以後所有問題總爆發時，你怎麽辦？所以我們缺少一個社會危機自我解決的機製，摁不住，就會產生我們無法控製的結果，而且這個後果之大是難以想象的。現在我們在阿拉伯世界看到的景象，就能說明問題。我的看法，要調整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唯一途徑，就是民主。公民社會建設，實際上是基層民主的表現，就是要落實我們執政黨對人民作出的承諾——“人民當家作主”。 人民當家作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因此，關於社會自治的核心問題，就是一個政治民主的問題。
四、關於政治的“敏感性”
對於政治狀況，我用“敏感性”一詞來概括。當前，我們麵臨著社會性問題正在轉化為政治性問題，可以說是高度集中，高度敏感，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列寧講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的核心是權力，是製度的安排。政治的敏感性，是高度集中了社會上各種不同利益的分歧、衝突，當形成巨大的社會危機時，最後要反映在政治層麵上來。現在我們麵臨很多問題，但大家可以公開討論的僅限於經濟層麵或社會層麵。比如經濟結構調整的問題，有些人的話已經說的很重了，認為今年的經濟預期會很不好，甚至會麵臨比2008年更困難的局麵。但在我看來，這些問題都可以解決。我剛看到了馬光遠博士的一個評論，他認為不能像2008年的方式，不要放信貸，不要放貨幣，就讓經濟下滑一陣。我同意他的觀點，當前貨幣流動性的泛濫就是08年的延續，到現在還沒解決。經濟上的問題，社會上的問題，都是有辦法解決的，無非是快一些，慢一些，承受的壓力大一點，小一點。我們已經有了這麽大的財力，是可以解決的。現在比較難解決的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各種社會問題都已充分反映到政治層麵上來了，需要我們冷靜的理性的客觀的麵對，不能回避。
前三十年的改革路線大家是知道的，就是不搞政治改革，盡管也提提口號，也講了三十年了。但實際上從1989年以後，政治改革就全麵停頓了，隻是集中精力發展經濟。這樣看起來也不錯，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也沒出什麽大問題，政治高度壟斷，經濟高速發展。現在有人甚至把中國的發展歸結為製度優越性的證明，挺好嘛，政治高度專製，經濟自由化。實際上我們對這些問題，要重新考慮了。在重慶事件中充分反映了一些問題，我們執政黨的權力安排、執政路線最後演化為權力之爭，這至少表明在我們現有的權力格局下，有些問題是沒法解決的。還有腐敗問題，不管左中右都認為已經威脅到了執政黨的合法性了，如果共產黨不能解決腐敗，共產黨的統治肯定不能繼續下去了。
對當今政治上的問題，我概括為四個核心問題。
第一個是一黨執政的合法性問題。我們現在的一黨執政已經搞了六十多年，還是非常有效的，現在看來也沒有替代性的製度安排。一黨執政對於實際執掌權力的人，是沒有有效的製度製約，甚至沒有道德上的製約。黨的紀檢係統是黨的自我約束，效果如何，大家心裏都清楚。如同一個人，偶爾會自抽自己的嘴巴，但不可能每天都抽自己的嘴巴，這在別人看來也不正常了。一個政黨，獨掌大權，缺少製約機製，不出腐敗，不出問題，那才叫怪呢。在一黨執政條件下，權力失控問題、權力腐敗問題能不能得到解決？這是可以提出來的。
第二個是一黨執政下的民主問題。重慶事件後，大家的呼聲就很高了，有人就提出黨內是不是可以搞派別？一黨執政下的民主問題，就是在共產黨內部搞派別製，來推進黨內民主，比如可以把差額選舉擴大化。現在越南共產黨已經開始這樣做了，他們共產黨總書記就有兩個競選人，前書記又出來搞了個民主黨，就是看在一黨執政條件下能不能建立完善的民主製度。現在中央黨校的很多人，包括中央編譯局的副局長俞可平，都寫了不少文章，都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俞可平最近又寫了一本書，叫《敬畏民意》。他的主要觀點就是要實現黨內民主，以黨內民主來帶動社會民主。我對一黨執政條件下實現民主是持保留態度的，是持懷疑態度的。當然，這樣提（民主）總比不提要好。我認為如果真的在黨內搞派別製，最終會演變成兩黨製或是多黨製，這是肯定的。因為黨內派別之爭，如果通過合法的渠道公開表達，最後必然是政黨製。比如重慶事件，如果黨內派別之爭是合法化的話，是可以公開的話，那麽執政分歧就可以用黨內公決的方式來解決。黨內派別問題提出得很好，黨內應允許有對路線政策的不同看法。當然，腐敗問題就另當別論。
第三個是政治轉型問題。假如說一黨執政條件下的民主化最終演變為多黨製或是政黨製，那麽就麵臨著第三個問題，就是政治必須轉型。假如說一黨執政條件下的民主化可以搞，就沒有政治轉型問題。假如說一黨執政條件下的民主化無法搞，那麽你的政黨製必須向現代政黨製轉化。轉化的方向，就是世界上普遍流行的政黨政治的做法——多黨製。這是應該考慮的。
第四個是政治轉型後的執政黨地位問題。現在為什麽政治民主不敢提？多黨製也不敢提？核心問題是共產黨擔心在多黨競爭情況下自己的執政地位不保。趙紫陽對“四個堅持”的意見就是“堅持黨的領導”一條，其他的都無關緊要。據說鄧好像同意這個看法，就是強調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不能動搖的。上麵在考慮這個問題，下麵也在考慮這個問題。我們是從上到下以一貫之的，上麵動了，下麵也會動，會涉及每一個的切身利益。從我們研究的角度來看，如果真要走出這一步，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一定會動搖，不一定會失去，擔憂是沒必要的。因為社會的主要精英都在共產黨內，社會的主要資源也都在共產黨手裏。退一萬步講，真的被選掉了，你還可以兩黨輪換。當然，這種說法對我們傳統執政理念是一個顛覆。有沒有這種可能性？從研究者的角度，我必須把問題擺在桌麵上：如果搞政黨政治，共產黨能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如果支持，那就是真的支持了，是授權委托你來管理的，當然他是有限委托，是有邊界的，你不能為所欲為。
圍繞這四個問題，主動改革的風險是最小的。從一黨專政到轉型，現在可以觀察到的，有三個模式，大家可以比較一下。一個是台灣模式，是蔣經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主動轉型。馬英九最近一篇回憶文章《回憶經國先生》講到，當時台灣民進黨鬧得很凶，把蔣經國氣得吐血，馬英九給蔣經國匯報，問要不要鎮壓民進黨。當時的鎮壓預案都做好了，馬英九認為蔣經國肯定會同意鎮壓的。不料蔣經國卻說：現在已經到了時機了，我們必須改了！也就是在那一天，台灣當局做出了開放黨禁和報禁的決定。李登輝就不用講了，馬英九聽到這個消息，出去就大哭了一場。這是執政黨主動改革，國民黨失去了兩屆任期，現在又重新執政了。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認為台灣的民主轉型，已經達到了歐洲的中上水平。特別是這次大選，蔡英文和馬英九都表現出了高度的理性，街頭政治很少，也沒有什麽曆史清算，還對曆史遺留事件進行了補償。國民黨贏得了民心，贏得了考驗，又繼續贏得了執政地位。
第二個模式是緬甸模式。緬甸轉型後，昂山素季放出來了，國際社會對它的態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當然，它的轉變是在國際社會的巨大壓力下發生的，隻給反對黨20%的議會名額。緬甸的轉型是國家長期封閉、經濟落後的情況下被動轉型的，它後麵的結果如何還不好說，但它至少走出了第一步，所以國際社會的反響很好。
第三種模式是阿拉伯模式。這是統治者違背民意，倒行逆施，頑固守舊，拒絕改革，最後身敗名裂的一種情況。卡紮菲的下場是暴屍荒野，穆巴拉克原來是美國全力支持的，而最後也在囚籠裏受審。其實呢，實行民主製是對這些人的最好保護。阿拉伯世界從一個偶發小事釀成政治風暴，波及那麽多國家，下一步沙特、科威特這些家族統治的國家都將難以幸免。當然，後一些國家比較富裕，他們是花錢買平安，但能不能維持統治，是一個問題。
在二十一世紀民主化轉型浪潮裏，我們同一個中華民族裏的台灣做的最好。台灣的成功轉型，證明中國人是可以搞民主的，而且可以做的非常好。台灣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開放黨禁的同時，有一個“黃金十年”的公民社會運動，被他們寫入了曆史。台灣是通過建立農民協會，搞鄉村自治來培養和壯大公民社會的。有了十年公民社會的成長，才有了他們後來的政黨政治。我們國家範圍太大了，地區發展也不平衡，不能簡單地走台灣的道路。但台灣轉型中體現出的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的過程，對我們應該是有啟示的。國民黨這種主動引領民主改革的曆史擔當，這種做法，對我們共產黨應該有啟示。台灣經驗，可以用到我們大陸上來。
五、關於思想的“爭議性”
我到許多地方，看到各地發展都是很平穩的，都是按部就班的，沒有大的波折。但在北京的思想界，我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叫“暗流湧動”——表麵上是很平靜，但爭論激烈。很多像我這樣二十年不寫文章的人，也紛紛站出來就重大的現實和理論問題發表意見，而且分歧特別大，爭議特別激烈。主要的爭議，我認為是左右之爭。當然還有其他的，包括搞國學的，搞民主主義的，等等，有人總結為“六大思潮”，有人總結為“八大思潮”。
對中國未來發展的爭論，我認為主要有兩個思潮，一個就是所謂的“左派”，一個是所謂的“右派”。“左派”的特點，以前普遍的說法是，把未來能夠實現的事情放到現在來做。當然，這種解釋太過於簡單了。你比如馬克思理論在西方，是被公認為左派理論。而英國的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是被公認為右派理論。法國奧朗德是左派，在失去政權17年後重新執政。薩科奇是右派，還有極右的勒龐。我們的左右之爭是從文革結束之後，當時是黨內的爭論。左派代表人物是胡喬木、鄧力群，堅持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堅持社會主義教條，按照這些教條來批評胡耀邦、趙紫陽的市場經濟導向的改革。而鄧小平在經濟上完全是右的立場，他提出了市場經濟的概念，確立了1992年以後中國改革的總路線。1989年以前的左右之爭，主要體現在左的教條與胡耀邦改革主張之間的衝突，實質是馬克思主義內部的意識形態之爭。到1992年以後，爭論雙方的代表人物或死或下台，爭論也就自然消失了。之後，鄧講不爭論，不問姓資姓社，放棄意識形態的爭論，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搞改革。但鄧是有明確的價值取向，這在南巡講話裏體現得很清楚：“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認為在文革和改革的前十年裏，幹擾破壞主要來自左。 “烏有之鄉”的左派網站把打到“四人幫”說成是“硬性政變”，把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說成是“軟性政變”，可見極左對鄧是恨之入骨。他們認為鄧的南巡講話改變了整個思想界的主要走向。
第二階段是在九十年代以後，是思想理念之爭。爭論由執政黨內部轉化到了學術界，出現了一個“新左派”。 “新左派”主要是一些大學教授，很多是來自美國一些大學的教授，有的很有名氣，是聲名顯赫的大學者、大教授。我最近的文章《奔向重慶的學者們》，點了他們其中一些人的名字。他們的觀點主要來自西方的左派思想，政治主張是傾向草根平民。而右派一般被認為是維護有錢人、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這個說法不全麵，但也靠點譜。這次奧朗德上台，法國的富人就有點緊張了，就怕左派上來向富人收稅。右派上台往往是減稅，而左派是增稅搞轉移支付來養窮人，很受底層歡迎。這種學術層麵上的左右之爭，我認為是有合法性的——你願意站在老百姓一邊，還是站在富人一邊，由你選擇。茅於軾說自己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怎麽理解？我們講右派維護富人的利益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價值偏好，他們是看到了資本的力量在發展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資本帶來了稅收，帶來了財富，對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良性推動作用，對窮人也是有好處的。如果資本家跑掉了，工廠倒閉了，工人就失業了，對誰有好處呢？這裏有個算賬的問題，支持富人，不見得對窮人沒好處。一味地替窮人說話，不見得對窮人全有好處。歐洲的債務危機，無非是投資與消費的問題。希臘人收入100塊錢，卻要消費150塊，那50從何而來？借債。希臘人一年拿14個月的工資，有說不清的假日，人都養懶了，不願幹活了，一旦說要消減福利，他還不幹，就罷工示威。可見，窮人的訴求，不見得都是正當的，要作具體分析。
所以，對左右之爭，要做一個政策上的分析。你願意持什麽立場，你可以隨意選擇，都是你正當的權力。但矛盾如何解決？西方民主國家有解決這樣矛盾爭論的製度安排，就是通過老百姓的選票說話——老百姓選你左派，左派就執政。幹了幾年，如果你幹不下去了，老百姓自然會選別人，選右派來試試。原來法國的密特朗為什麽幹不下去了？就是左派的那一套政策玩不下去了，倒台了。現在法國的右派又玩不下去了，左派再來搞。在他們民主製度下，有一個解決問題的製度安排。我們就缺乏這樣的製度，就容易出問題。
第三個階段是我們現在的左右派之間的製度路徑之爭。這在重慶模式裏就充分體現出來。對於薄熙來的民生經濟、共富理念、安居工程，我估計大多數人都持肯定態度。這很好呀！現在物價、房價這麽高，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包括黨的一些高級幹部，都充分認可重慶民生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都認可薄熙來的那一套做法。對此如何評價？重慶模式主要是依賴國家權力，是國家主導的模式，重點傾斜於民生發展，這套做法與歐洲左派政府的政策是比較吻合的。重慶模式出來以後，左派一片歡呼，跑到重慶給薄熙來說話的都是左派學者，沒有一個右派學者。這說明我們目前的左右之爭，已經演變為了製度路徑之爭了，演變為經濟政策之爭了。原來大家隻是說來說去，打口水仗，是教授在打架。目前就不一樣了，已經是政策、路徑、製度安排的選擇之爭了。
開始總結重慶模式時，大家僅僅是從個人好惡出發——我是右派，我就既否定“唱紅”，也否定“打黑”，同時也把民生經濟也否定掉（據說重慶負責近萬億，也很危險）；左派則是一味唱讚歌。我認為重慶模式最主要的問題是“打黑”已經觸犯了法律底線了，像李莊案。我寫了一篇文章“從李莊案到‘李莊門’”，認為重慶模式的轉化就是從李莊案開始的。在王立軍薄熙來事件沒有發生之前，我還寫過一篇文章——“重慶模式能否超越左右之爭？”，其中我對重慶的地方自治給予了客觀評價，我當時希望從重慶模式中看到中國地方自治的可能性。同時，我也提出重慶的“打黑”觸犯了基本的法律和道義底線，認為“重慶不管如何辯解掩飾，都將為李莊案付出巨大代價”。果不其然，他們的問題不久就全部暴露出來了。後來我與李莊和中國政法大學的洪道德教授等五人專門開了一個會，用了六七個小時聽李莊講重慶“打黑”所暴露的問題。我聽了簡直不敢相信，“黑打”的程度遠遠超出我們想象——不光是黑社會，公安局裏的人也被打死了好多，像總隊長副總隊長也被不明打死。當然，這已經超出了左右之爭，已經觸犯了法律。不管左派右派，你觸犯法律，違背道義，你就幹不長。重慶模式之所以不能長期持續下去，之所以一開始就受到廣泛質疑，我認為它第一個就是“打黑”用“黑打”方式進行，第二個是“唱紅”也有問題。“唱紅”是一個典型的左的做法，十萬人在體育場集中，紅旗招展，很像文革的作風。當然，“唱紅”也符合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要求。重慶模式實際上已經宣告破產了，後麵的清算總結都會有的，包括它的民生經濟能不能持續下去都是問題。主心骨沒了，原來可以借助的資源沒了，肯定搞不下去了。
但是，我認為左右之爭會在中國未來發展中長期存在下去，不會因為重慶模式破產了，左派就會偃旗息鼓。我認為左派遇到了近二十年最大的合法性危機和道德危機。我的《奔向重慶的學者們》之所以引起這麽大的關注，有人是在看左派的笑話。左派的一些學者這樣跑去給重慶說話，完全違背了價值中立的學術客觀性，調子唱的太高了。學者研究問題，既要看到長處，也要看到問題。而那些左派學者到重慶看到的都是好的，問題也是好的，這就違背了基本的學術道德、學術的操守。我研究重慶模式時，就認為民生經濟有可取的地方，但“唱紅打黑”肯定是有問題的。左右之爭之所以會長期在中國存在下去，因為中國過去長期是一個利益統一體，而現在社會已經分化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團了，已經形成了不同的階級了，已經有了不同階級的衝突了。《人民日報》也好，政治局委員也好，大家都在說利益集團綁架了改革。權貴集團與底層的弱勢群體，是截然不同的利益集團。有不同利益的劃分，有不同階級，有不同利益集團的存在，必然有衝突與鬥爭，而這些衝突與鬥爭必然會反映到政治層麵。
那麽如何來解決這些問題呢？這就是我今天演講的主題，要解決中國現在的問題，必須建立一個憲政的民主製度。因為解決這些問題，是有例可循的，是有一些成功經驗可以借鑒。西方的左右之爭是涇渭分明，法國有左派有右派，還有勒龐的極右，俄羅斯也是一樣。他們的極右也好，極左也好，都對社會構不成致命的影響和破壞。你可以公開宣傳自己的主張，你可以主張把富翁全部消滅掉，把富人的錢全部沒收去救濟窮人。但你的主張能不能轉化為國家行為，轉化為政策，那是由大多人決定的。誰來決定？通過什麽方式來決定？那就是通過憲政民主的製度，通過選舉的方式來決定。如果大多數人同意你的主張，反對者也沒有話講，因為你的做法是有合法性正當性的。如果你搞了幾年，把經濟社會搞壞了，老百姓自然會把你選下去。因此，要解決左右之爭，必須上升到製度層麵，我們不能回避這個問題。
現在的執政黨是左右不靠，把“烏有之鄉”網站封了，對右派言論也限製，這個不能談，那個不能講，有些文章一看不行就刪掉了。這種回避的態度，我看不是一個好辦法。你應該正視左右的分裂，左右的衝突，解決這些問題，你必須尋求一種新的製度安排。這種製度安排，就是憲政民主，通過這種方民主與法治的方式，來解決我們老百姓之間的、我們社會之中的不同意見、不同主張。如果想要把你的主張上升為國家意誌，成為國家的行為，必須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可，獲得大多數人的授權。
今天我演講涉及的問題比較多，總的來說，經過三十年的改革發展，中國已經具備了進一步改革的條件，政府手中集聚了巨大的資源和轉移支付手段，具有解決曆史遺留問題的巨大能力。與此同時，整個社會的共識也在不斷形成，大家都意識到中國不繼續改革，當前麵臨的問題就解決不了。唯有繼續改革，才能解決問題，形成共識，凝聚人心，避免社會出現大的動蕩。我想我們基層工作的幹部可能也在思考這些問題，問題是大家如何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把思考意見反映出來，形成一個巨大的意見場域，使得我們的執政集團能夠看到這些問題，進一步比較選擇，最後找到一個比較好的方式來推進改革，這也是我的期待。我相信我們中國人會有這樣的智慧，也能找到辦法來解決我們的問題。我相信經過未來十年或是更長時間的改革，中國將會給世界帶來一個巨大的禮物——中國這個古老巨大的帝國順利成功地實現了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這是我最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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