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田發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出生於陝西南部一個非常美麗的農村。父母都是農民，因善於經營，家境相對鄉鄰還算殷實。父母育有兩女兩兒，我是家裏最小的孩子。?和大多數中國農村孩子一樣，我在學校裏中規中矩地長大。父親有六個兄弟，家族常因為一些田邊地角的農村瑣事大動幹戈，甚至動用馬刀、火槍、炸藥包之類的武器進行攻擊和威懾。我父親和我二爹曾經曆好幾次嚴重的身體傷害，而政府和執法部門卻收受施暴者的賄賂而不作為。這是我第一次發現社會並不正義，公理並不能得到保障，一切並不是書裏和電視上說的那麽美好。
在我上六年級的時候，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正處於最嚴厲的時期。由政府組建的計劃生育工作“先進積極分子”（其實就是當地的社會惡勢力）組成的工作組，在我們鄉裏橫行霸道。其中包括我的兩個叔叔和兩個堂兄。他們扒房揭瓦，牽牛拉羊，毆打綁架那些違反所謂計劃生育政策的育齡父母，摧殘著他們的家庭。他們強行拉人去做墮胎和節育手術，當時到處哀嚎不斷，哭聲震天，逼死人命的事件時有發生。我們教室後麵就是鄉衛生所，那裏的醫療條件非常簡陋，根本不具備手術條件。所有的育齡婦女被集中在衛生所外簡陋的帳篷裏，接受節育和引產手術。到處是哭聲，亂哄哄一片。對我衝擊最大的，是一個已經成形的嬰兒被引產後，隨意扔在我們教室後麵的農地裏，被幾隻野狗撕扯得支離破碎，血肉模糊。那場景成了我一生也抹不去的黑暗記憶。
其實我和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經曆一樣，從小接受的是愛國愛黨的教育，社會和家庭也充滿了這種價值的熏陶。雖然我對地方政府和村級工作人員的不滿日益加深，但受堅持看《新聞聯播》的影響，我一直認為中央政府是好的，是一心為民的，隻是地方上的少數人扭曲了國家政策。
我與地方政府的直接衝突發生在我上初一的時候。那時我們村裏剛通了高壓電，但入戶支線極其不規範，大多數是木電杆，離地很低。電力管理人員缺乏專業知識，農民的用電安全知識也沒有人普及，留下了太多隱患。通電不到幾個月，一場悲劇發生了。一個叫遊世雄的農民扛著鐵耙走路時，不小心觸及低垂的電線，當場身亡。農村地廣人稀，他出事的地方又比較偏僻，沒能及時被發現。直到傍晚，他上二年級的女兒放學回家，看到了倒在地上的父親。不明真相的她跑過去拉爸爸，結果也被電擊身亡，導致父女雙亡的慘劇。不到半年，又一樁悲劇在我眼前上演。那是一個秋天，全村人都分散在田裏收割稻穀。那天，我也正在堂哥家的田裏幫忙。離我們不遠，一個叫陳誌傑的村民也在自家田裏忙碌。中途休息時，我們還會互相說幾句玩笑話。就在臨近下午，突然聽到鄰居何天宇大聲喊：“不得了了，陳誌傑！陳誌傑！”我茫然抬頭，不知發生了什麽，跟著人群大步朝奔跑的方向而去。遠遠地，我看見一個人倒在水田裏，走近才發現是陳誌傑。大家看到，他手裏拽著一根從電線杆垂下來的鐵絲——那是農村的廣播線。雖然當時農村廣播早已荒廢，但設備並未拆除，有些地段的廣播線鐵絲搭上了高壓電，導致整個村的廣播線都帶電。村民們對此一無所知，而那天，那根廣播線恰好斷了一節，垂到地麵。陳誌傑路過時隨手想撥開下垂的鐵絲，結果觸電身亡。
村民馬孝升用一根幹木扁擔小心翼翼地挑開了那根鐵絲。圍觀的人很多，但都不知道該怎麽辦。農村人有太多的顧慮，有的來自玄學，有的來自現實。我看著陳誌傑就那樣躺在水田裏，心想這不行啊，便招呼堂兄田發樹、表弟陳士周和我三人一起將他抬起來，放到一塊平地上。不一會兒，我父親趕到，試圖對他進行人工呼吸（父親是赤腳醫生），但毫無效果。我們解開他的衣服，發現前胸後背一片焦黑。不久，他的家人趕到了——妻子、剛滿兩歲的女兒，以及年邁的父母圍著屍體悲聲痛哭。那場景至今回想起來，仍讓我不禁淚目。麵對孤兒寡母、失去兒子的年邁老人，還有一群不知所措的鄉鄰，年輕氣盛的我（其實那時我年僅十一歲）義憤填膺。我不顧一切跳上自行車，朝鄉政府奔去。村裏到鄉政府有四公裏路程，沿途各村都在忙著秋收。我一路狂奔，一路高喊：“政府不作為，元壩村又被電打死人了！”（結合不久前發生的遊世雄父女悲劇）。沿途的村民在驚愕中紛紛議論。在那個沒有手機的時代，這件事迅速形成了一個輿論場。
我趕到鄉政府時，看到“老爺們”（當時的鄉黨委書記馮全科和鄉武裝部長馮孝澤）等人在政府門口，正與附近商戶的女營業員談笑風生。我心裏一股無名火起，沒好氣地用質問的口吻對他們說：“我們村裏又被電死人了，你們管不管？”我清楚地記得，他們的笑聲立刻收斂。武裝部長馮孝澤當時說了一句：“你們村怎麽搞的，老是被電死人？”這句話徹底點燃了我的怒火。我知道，負責鄉裏各村電路安全的幾個負責人之一，就有他通過關係安排進來的兒子馮長鬆。其實他認識我，他老婆是我超遠房的姨，平時在路上遇到，我會叫他一聲“姨夫”。但此刻我顧不上這些，直接開懟：“你認為你們沒有責任嗎？前幾天的狂風暴雨後，你們檢查過整條線路嗎？就在現在，所有的廣播線還通著高壓電，你們知道嗎？你們有對農村用電安全知識做過普及嗎？”說完，我撂下一句：“下午五點，如果政府不派人到場，我們就把屍體送到鄉政府來！”然後轉身離去。
回到村裏時，下午四點多，鄉政府由馮孝澤帶隊，帶著幾位安全員到達現場，處理陳誌傑的身後事宜，並對高壓電線路的隱患進行了排查。鄉政府的意見是讓陳誌傑家裏先把唯一的一頭肥豬賣了，用來購置棺木等喪葬所需。陳誌傑的死，讓整個家庭失去了主心骨，剩下老弱婦孺沒了主見。農村人天性懦弱，加上中國人對權力擁有者的天然恐懼，家族中也沒有人願意出頭，容易被拿捏和欺負。按照鄉政府的安排，陳誌傑身後的孤兒寡母還要背上一身債。於是，我號召村民團結起來，要求政府出錢安排這一切。如果不答應，我們就不幫忙把受害者的屍體抬回家。此刻，屍體還擺在地頭，被好心的村民蓋上了草席。村裏的年輕人積極響應了我的號召。現在回想起來，覺得不可思議，也許是人性中天然的正義在發揮作用。他們雖然不敢直接與權力衝突，卻願意聽我這個孩子的號召，采取消極不合作的態度來對抗權力——盡管當時我並不覺得自己是個孩子。另外，我得感激我的父母。在這件事以及後來我對抗一切非正義事件的過程中，他們除了表示擔憂外，從來沒有反對過我。其實，不反對就是一種支持。後來，由於村民的團結一致，陳誌傑的後事得到了妥善處理，政府被迫采納了村民的建議。據老人們說，這是他們第一次見到政府向人民讓步。
這件事之後，我成了曆屆鄉政府口中的“刺頭”。可能是因為我還是個小孩，他們沒有太計較；也可能是因為我們家族人口眾多，勢力較大，他們並未對我本人或家庭采取報複行為。
一直到成年，讀書畢業進入社會工作，我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依然是那個“愛國愛黨”的“熱血青年”。對於現實的不滿，僅限於“憤青”這個角色。我依然是熱愛共產黨的“小粉紅”，擁抱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重度腦殘”。我和現在的那些“粉紅”“腦殘”沒有兩樣，甚至比他們更甚。我把每天的《新聞聯播》當作精神食糧，最愛看的報紙是《參考消息》。後來網絡興起，我流連於《鐵血社區》《環球論壇》等平台，整日沉迷於“大國崛起”的虛幻夢境。即使在外被拖欠工資而求告無門，即使在廣東被黑警以暫住證為由抓進收容所，即使看到了太多太多的不公和黑暗，我也從未對自己的“愛國情懷”產生過懷疑。當年轟轟烈烈的“保衛釣魚島”運動中，我們在網上號召，自己捐款幫助香港人楊匡登上釣魚島，宣示所謂的主權。和今天的“腦殘”一樣，痛恨日本，仇視美國，把一切文明國家視為敵人。
那時，我相信國家的一切宏大敘事，痛心於中國的“百年屈辱”。我真心相信西藏人在鬧獨立，達賴喇嘛是民族罪人；也相信新疆的抗爭者是恐怖分子；台灣不過是歐美西方牽製中國的一顆棋子。我會為國家隊取得的每一塊奧運金牌歡呼雀躍，會為每一次衛星上天興奮不已，甚至曾經極端地想去天安門跳城樓，以喚醒國人抵抗外辱的血性。
直到2011年，說來慚愧，人過三十才後知後覺。那時，微博以簡短的文字記錄和快捷的傳播方式迅速崛起，讓我第一次觸摸到了一些真相。剛注冊微博時，當時的熱點是山東東師古的“陳光誠事件”和佛山“小悅悅事件”。陳光誠的遭遇讓我明白，國家所有的亂象並不是地方政府胡亂作為，而是來自最高層的指示；“小悅悅事件”讓我陷入深深的反思：我們的國人怎麽會淪落到如此地步？這個曾經讓我自以為優秀的民族到底哪裏出了問題？通過關注肖仲華、於建嶸、賀衛方、蕭瀚、江平、李銳等一大批法學和社會學精英，我第一次發現，原來針對最高權力也可以質疑，原來話還可以這樣說。當時網絡相對寬容，為一大批有識之士傳播真相、教授常識提供了很大的空間。我逐漸明白了何以為人，人應該具有哪些天然屬性，有哪些與生俱來、不可剝奪的權利等這些最基本的常識。我知道了《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一係列為了人類正義公平、保障人權尊嚴與自由的國際規約。
當我逐漸了解真相後，最直接的反應是憤怒——憤怒於三十多年來被謊言欺騙。正如我後來的朋友毛善春所說：“受其欺騙時愛你有多濃烈，明白真相後恨你就有多決絕。”與此同時，我感到羞愧，羞愧於自己的無知和以前的所言所行。
當一個人明白真相後，會不知不覺發生變化。這些變化讓你與周遭的環境顯得格格不入，這個階段伴隨著濃濃的孤獨感。好在網絡世界裏，越來越多的覺醒者出現了。他們熱情地相互鼓勵，在未曾謀麵的情況下，以共同的價值觀為紐帶，結成了最堅固的同盟。當時的口號是：“抱團取暖，不怕孤單，一人一博，改變中國。”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夢想：讓每一個中國人擺脫奴性的束縛，拒絕臣民的灌輸，堂堂正正地做人。
這期間，我通過翻牆了解了“六四事件”“法輪功天安門自焚事件”等重大曆史事件的真相，也知道了共產黨從成立到奪權的黑暗曆史。我看清了那些曾經崇拜的所謂“偉人”的肮髒本色。偶然間，我從一位朋友那裏拿到了一張《九評共產黨》的光碟，這讓我徹底明白了共產黨的邪惡本質。
在微博中，我了解到許誌永博士和丁家喜等人發起的新公民運動。讀了他們發表的《中國人，站起來》《堂堂正正做公民》《我想要這樣一個中國》等文章後，我深受震撼，感到生命力被感召。於是，我簽署了《公民承諾書》，成為新公民運動的一員，編號為0248。在日常生活中，我嚴格按照公民的準則要求自己，明白了作為一個公民的權利、義務和責任。我積極參與身邊和網絡上的真相報道與常識傳播，以喚醒更多的人。值得欣慰的是，通過我的努力，我發展了五名新公民義工，我身邊的朋友或多或少具備了一些公民常識，一部分人已經開始對權力祛魅化。當時，新公民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是成立“公盟”，即公民聯盟，主張去中心化的扁平式發展模式，以細胞分裂的速度擴張，幾乎覆蓋了全國的地級城市。每月最後一個周六的公民聚會也舉辦得很成功。另外，我們還幫助在京訪民。由像我這樣的義工定期捐款，用於保障在北京上訪的人最基本的生存條件。由於中共的獨裁統治和罪惡的司法係統製造了海量的冤假錯案，中共獨有的上訪製度迎合了中國臣民社會對最高權力平冤昭雪的幻想。因此，幾乎每天都有上十萬人在北京試圖尋找正義。
由於大多數冤案受害者深受其害，長年的上訪經曆不僅讓他們備受維穩部門的打壓，在生活中也被周圍人視為異端，大多被弄得家破人亡，生存環境極為惡劣。“公盟”會派人定期發放食物，並在嚴寒的冬季發放棉衣、棉被等禦寒物品。然而，隨著中國所謂“和諧社會”的需要，中共政府認為這些訪民是不和諧因素，許多訪民被抓進黑監獄，或被綁架回鄉，甚至被關進精神病院，遭受一係列慘無人道的罪惡行徑。期間釀成的血案不計其數，包括山東龍口人大女生李寧的母親被關進太平間折磨致死案、範木根自衛刺死截訪人員案等等。隨著對訪民群體的全麵打壓，為訪民提供後勤支持的公益組織“公盟”也遭到了迫害。由於“公盟”提出了“官員公開一切財產”“教育平權”“廢除勞動教養製度”等一係列主張，深深觸動了中共集團的利益，遭受打壓幾乎成為必然。不久，新公民運動的發起人許誌永、丁家喜、王功權、趙長青等人相繼被捕，“公盟”的銀行賬號被封，辦公室被查封，新公民運動陷入低穀。
隨著新公民運動發起人相繼入獄，我迎來了人生中第一次所謂的“喝茶”。因為發起人被捕，公民運動的參與者在網上發起聯名呼籲書，要求釋放許誌永等人，高呼他們無罪。當時，僅我個人就在微博和現實中聯署了一百多人簽名（那時我的微博粉絲已有五萬多人，不久後賬號被封禁）。簽名發布在各大網絡平台後，很快引起了當局的注意。我在外地打工時，突然接到家鄉派出所的電話。對方開口就問網上簽名是不是我本人，我坦然承認。他們接著問為什麽要簽名，我回答是受良心的驅使。他們問我知不知道這是犯法的，我反問不知道犯了哪一條法。他們又問我現在的工作所在地，我以合法公民有不受非法騷擾的權力為由回絕。
後來，許誌永等人相繼被判刑，新公民運動群龍無首。好在運動最初就有預見，采取了去中心化的扁平式發展模式，因此發起人被抓後，新公民運動並未徹底解散。每月的公民聚會在國保人員的監視下依然如常進行，但對訪民的援助被迫停止，因為無法在北京設立固定的辦公場所和物資倉庫。於是，成立了“公義義工團隊”，廣發公義邀請函，設立了管理組、統計組、監督組，以定向認捐的方式繼續支持社會正義力量。我曾擔任過管理組和監督組的成員。我們的捐助對象轉向了所有“良心犯”（被抓的政治犯、異見者、維權人士、宗教團體）。秉持著“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原野”的理念，我們艱難地為他們送去一點溫暖，不讓因良心受難的人在牢中過於困頓，也盡可能讓良心犯的家庭不因支柱受難而陷入生存危機。然而，中共的無恥和邪惡一次次刷新人性的底線。為了打擊良心犯，他們特意頒布了《慈善法》，規定非近親屬捐款屬於違法行為。在對公義義工管理團隊頻繁“喝茶”、恐嚇、威脅的同時，他們還對良心犯家屬進行恫嚇，聲稱接受外部捐款會加重犯人的刑期。這導致一部分家屬拒絕與義工團隊合作。其間，數位義工管理層成員被刑事立案或處罰。
在參與新公民運動期間，我在武漢工作，通過當地的公民團體結識了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的秦永敏先生。秦老師一生致力於推動中國實現憲政民主，出版了大量相關作品，並因其堅持不懈的信念多次入獄。初次認識他時，他的刑期累加已達二十七年，因此被人們稱為“中國的坐牢帝”，更有不少人尊稱他為“中國的曼德拉”。值得一提的是，在我撰寫這篇文章時，他再次身陷囹圄，這次的刑期為13年。
秦永敏先生向我們分享了他的政治主張——《開展平等對話，促進和平轉型》。我深受啟發，成為了他的第369位倡議支持者，並自然而然地加入了他所主持的《中國人權觀察》和《玫瑰團隊》。在武漢的日子裏，與秦老師見麵絕非易事，每次會麵都籠罩在國保人員的嚴密監視之下，這讓我深刻體會到公民活動的艱難與風險。
2014年，秦永敏先生委托湖南的張家瑞和湖北的毛善春前往北京中國民政部，申請注冊《中國人權觀察》。為了完成這一任務，我參與了一場驚心動魄的行動。在武漢閱馬場附近的豔陽天酒樓門口，國安特務的秘密監控之下。秦老師將裝有申請材料的公文包交給我，我通過“偷梁換柱”的方式，在監視者的眼皮底下成功取走公文包，並迅速轉交給了毛善春。
2014年3月，中國著名人權活動人士曹順利大姐受邀參加聯合國關於婦女和兒童權利的會議，在出關時遭到中共攔截。不久後，她在迫害中不幸離世，這一消息讓我們深感悲憤和無助。為了表達對曹大姐的哀思和敬意，我和幾位同樣在武漢的公民朋友在網上約定，決定舉行一個簡單的悼念儀式。
我們原本計劃在閱馬場旁邊的簡樸寨集合，但剛到現場，就發現中國國保特務已經盯上了我們。為了不讓悼念活動被迫中斷，我們迅速調整策略，決定分散行動——先後單個溜出去，並將悼念用品分開攜帶，伺機擺脫監視。經過一番周折，我們終於在江漢區一處偏遠的農地成功完成了悼念儀式。
由於鮮花、蠟燭等悼念物品都是由我準備的，我很快成為了當局的目標。不久後，我被工作所在轄區的江堤中路派出所帶走。在審訊中，幸好我對法律有一定的初步了解，始終保持冷靜，沒有留下任何可被他們利用的口供。盡管如此，我還是被扣留了整整四十八小時，最終在被迫寫下保證書後才得以獲釋。
2014年3月20日，黑龍江“建三江事件”爆發，震驚全國。這場風波源於建三江地區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押在“青龍山教育基地”——一個實際是黑監獄的地方。為了替受害者伸張正義，王成、江天勇、張俊傑和唐吉田四位律師挺身而出，卻在調查過程中遭到暴力抓捕，並被施以酷刑，總計肋骨被打斷二十四根。這一事件迅速引發軒然大波，全國各地的公民和律師團體義憤填膺，紛紛趕往建三江聲援。
我和陳劍雄從武漢出發，懷著滿腔熱血踏上了北上的列車。在哈爾濱，我們與黑龍江的公民孫東升匯合，隨後轉乘前往建三江。不久，湖北的毛善春、張世清、黃靜儀、陳豔琳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公民陸續加入，總人數約達兩百人。進入建三江後，我們采集了一些水和食物，準備前往七星看守所展開行動。在路上，出租車司機略帶不安地告訴我，當局宣稱最近有“邪教”在建三江鬧事，城市已處於嚴格管控狀態。我笑著問他：“你看我們像邪教嗎？”他打量了我們一眼，搖頭說：“不像。”我們相視一笑，但笑容背後卻藏著沉重。
車行至距離看守所兩公裏時，我們被第一道關卡攔下。警察檢查了身份證和攜帶的物資，並禁止車輛通行。無奈之下，我們隻得扛起物資徒步前行。一路上，又經過兩道關卡，每次都要登記身份信息。最終，我們在離看守所大門僅五十米的地方，與先期抵達的公民會合。
東北三月，鬆花江尚未解凍，夜間氣溫低至零下三到五度。我們在看守所前輪流值守，律師們高舉執業證，大聲呼喊要求會見當事人。我們則圍著看守所高呼四位律師的名字，希望他們能感受到我們的支持。後來，他們告訴我們，確實聽到了我們的聲音，這讓我們倍感欣慰。然而，前幾天由於準備不足，夜裏值守的律師和公民朋友飽受嚴寒與饑餓的折磨。直到第三天，後方送來了睡袋，才稍稍緩解了困境。
聲援行動中，前方、後方、線上、線下，大家不約而同地團結一致，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合力。我們通過外媒采訪，將現場情況實時傳播出去，使事件迅速發酵成國際焦點。警方試圖屏蔽網絡信號以阻斷信息流通，我們便分頭走出去尋找信號點，確保消息不被封鎖。後來，當局禁止食物和水進入，試圖困死我們。所幸，當地農場的農民冒著風險，偷偷為我們煮麵條吃。然而，麵對我們的堅持，當局變本加厲，甚至切斷了農戶的電力供應，下流手段層出不窮。
在這場寒夜中的堅守中，我深刻感受到團結的力量和人性中的溫暖。盡管環境惡劣，壓力重重，但我們從未退縮。這不僅是為了聲援四位律師，更是為了每一個被壓迫的靈魂發聲。那一刻，我明白了抗爭的意義，也見證了希望在絕境中綻放的光芒。
2014年3月29日淩晨，建三江當局出動數千名警力，對現場進行突然襲擊並展開清理行動。由於此前多日的堅守，所有人都已經筋疲力盡，麵對突如其來的襲擊時，大家未能及時做出反應。現場一片混亂。然而，第二天，當世界各地的人們發現前方沒有任何消息傳來時，迅速意識到發生了嚴重事件。隨後，一場更大規模的公民救援行動在各地迅速集結。
事發當晚，正好輪到我在旅館休息。淩晨三點左右，房門突然被暴力破開，幾十名荷槍實彈的警察衝進房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我們按倒在地。他們首先收繳了我們的手機和背包，命令我們穿好衣服，隨後給我們套上黑色頭套，用膠布將我們的雙手反綁，然後押送上警車。
在押送過程中，來自河南信陽的李寶霖大聲抗議當局的粗暴行為，結果遭到警察的毆打，被按在車內拳打腳踢。我們聽到他的喊聲後，也齊聲高喊“不要打人！”在我們的強烈抗議下，毆打行為才被迫停止。
警車行駛了很久才到達目的地。透過黑頭套的細小縫隙，我隱約看到窗外天色已亮。我們被帶下車後，分別關進了不同的審訊室。審訊室內，我被固定在老虎凳上，雙手和雙腳都被牢牢扣住，無法動彈。頭上的黑頭套始終沒有被摘下，這似乎是他們故意采取的一種策略，試圖通過長時間的感官剝奪來施加心理壓力。我們就這樣被晾在那裏，無人問津。
直到中午吃飯時間，我提出要上廁所，一名年輕警察跟隨我前往。我試圖取下頭套，他出聲製止，但趁著手腳暫時自由，我果斷一把扯下頭套。上完廁所後，他們要求我重新戴上，我置之不理，而他們也沒有再強硬堅持。借此機會，我終於看清了周圍的環境，才發現我們被關押在一個名叫“勤得利”的公安分局。
被押回審訊室後，我再次被固定在老虎凳上，手腳被牢牢鎖住。除了一個負責看守的警察，審訊室裏空無一人。四周寂靜，我趁機閉上眼睛，試圖打個盹兒來恢複體力，畢竟之前的經曆已經讓我筋疲力盡。
直到快下午時，審訊室的門被推開，兩個警察走了進來。我要求他們出示證件，其中一人拿出了工作證，我記下了他的名字：劉忠龍。他自我介紹說是建三江國保大隊隊長，但這話是真是假，我無從判斷。接下來，他們開始了例行的詢問：
• 姓名
• 年齡
• 出生日期
• 民族
• 家庭住址
這些基礎信息問完後，劉忠龍拿出一大疊照片，全是從七星看守所這幾天流出到網絡上的。他指著照片中的人問：“這是不是你？”我坦然承認：“是我。”接著，他指向其他人，追問：“這些人你認不認識？分別叫什麽名字？”我回答：“除了我自己，我誰都不認識。”他似乎不信，皺著眉頭問：“既然不認識，你們是怎麽走到一起的？”我解釋道：“現在網絡發達，隻需要一個地址，我們就能聚在一起。我們這些人從來不問別人的名字、身世、工作和收入，因為這些不是我們選擇的價值。”他追問：“那你們的價值是什麽？”我堅定地說：“對正義的渴望，對法治的信仰。”他又問我來這裏的目的，我回答：“來見證習近平所倡導的‘依法治國’的實踐。”
審訊繼續，劉忠龍問及我的信仰：“你是法輪功學員嗎？”我如實回答：“不是。”後來我才得知，就在建三江抓我們的同時，公安部在全國範圍內根據參與者的身份信息，對我們的家庭進行了“抄家”，主要是搜查是否有法輪功書籍或其他可以用來羅織罪名的線索。他又問：“你知不知道法輪功是邪教？”我說：“我不了解，也不知道。”他強調：“中央已經定性為邪教。”我反駁道：“在一個法治社會，有罪無罪不應該由權力機構決定，而是應該由司法機關通過法院審理來裁定，被告有權委托自己的代理人。”他卻說：“邪教是國家敵人，沒有這些權利。”我回應：“你知道東京大審判嗎？”他點頭。我繼續問：“那些戰犯的罪行有多大？”他承認：“罪大惡極。”我說：“在東京大審判中，那些甲級戰犯都有委托律師的權利。難道法輪功的罪行比那些戰犯還大嗎？”他推脫說：“國情不同。”
接下來，他試圖挖掘更多的“線索”：“你們這些行動是誰召集的？誰是組織者？經費由誰提供？”我如實回答：“沒有人召集，也沒有人組織，我的一切費用都是自掏腰包。”他不信，反問：“那別人呢？”我說：“別人我不知道。”他們開始軟硬兼施，先是甜言蜜語，說“別心存僥幸”，接著威嚇道：“黨多麽強大，與黨和國家作對沒有好下場。”他們試圖讓我無中生有地指認他人，但我始終堅持自己的說法。第一次審訊就這樣結束了，我在筆錄上簽字、按手印，然後繼續被晾在老虎凳上。
審訊結束後，我依然被鎖在老虎凳上無法動彈。偶爾想眯一會兒眼睛，卻被值守的警察嗬斥、推搡，他們就是不讓我睡覺。一個晚上就這樣在煎熬中過去了。我偶爾瞥一眼牆上的鍾，知道二十四小時是一個關鍵節點，心想如果他們問不出什麽，或許就會放人。然而，我太天真了…..
第二天早上，時間已經超過了二十四小時，我心裏清楚，希望已經徹底落空。大約十點鍾左右，有人送來了一份早飯：兩個幹硬的饅頭、一碗稀得幾乎見底的米粥，還有一小碟鹹菜。或許是北方的飲食結構與我的口味格格不入，又或許是巨大的心理壓力毫無胃口，我隻勉強咬了半個饅頭，喝了一碗稀飯，便再也吃不下去。
吃完後，我被帶去上了廁所，隨後又被押回審訊室，重新坐上那冰冷堅硬的老虎凳。長時間的束縛讓我的臀部酸痛難忍，手腳因為血液循環不暢而麻木得幾乎失去知覺。剛從凳子上站起來時，雙腿一軟，我差點沒能站穩，身體晃了晃才勉強支撐住。
沒過多久，審訊室的門被推開，兩個便裝男子走了進來，徑直坐在我對麵的座位上。他們沒有出示任何證件，也不主動表明身份，臉上帶著一種讓人不安的冷漠。照例，他們先問了一些基礎信息，問題與第一天大同小異，我機械地回答著，盡量保持冷靜。
突然，其中一人語氣一變，盯著我問道：“你知道我們是誰嗎？”我搖了搖頭，平靜地說：“不知道。”他頓了一下，冷冷地說：“我們是市政法委的，610辦公室。”聽到這話，我心裏猛地一沉。610辦公室，這個臭名昭著的名字我並不陌生。它全稱“反邪教辦公室”，由前領導人江澤民在1999年6月10日下令成立，是中國政法係統下專門針對法輪功等群體的特務機構。他們提到“市政法委”或許是在扯虎皮拉大旗，但610的身份，我毫不懷疑是真的。
接著，他們拿出一疊照片放在桌上，讓我逐一指認。我依然沿用昨天的策略：隻承認自己，不認識其他人。突然，他的手指停在一張照片上——那是一群律師在七星看守所前高舉拳頭抗議的畫麵。他指著其中一個身影，那是張磊律師，語氣加重地問：“這個人你認識嗎？”我平靜地回答：“不認識。”他猛地提高聲音，質問道：“這不就是你嗎？”我心裏一驚，掃了一眼照片。無論是外貌還是身高，我和張磊律師的差別都顯而易見，他們顯然在給我設圈套。但這個圈套的目的究竟是什麽？我一時摸不透，隻能堅定地否認：“不是我。”
他的逼問節奏越來越快，聲音也越來越高，我的回答不由自主地被帶入他的節奏，嗓門也跟著提高。就在情緒即將失控的邊緣，我突然警覺到他們在故意打破我的理性狀態，於是立刻閉口不言。他們繼續施壓，我冷冷地說：“鑒於你目前的狀態，我拒絕回答你的問題。”
見硬的不行，他們換了策略，開始誘導我。其中一人放緩語氣，說：“其實我們什麽都掌握了，隻是想看看你老不老實。隻要態度好，馬上就能放人。”我淡淡地回應：“我說的一切都是真實的。既然你們什麽都知道，那就按法律照章辦事吧。”他冷笑一聲，毫不掩飾地說：“我們610辦案不講法律。”我聽後隻是輕笑了一下，沒有接話。他們的坦白讓我既憤怒又無奈，因為我知道，這正是他們的真麵目。
隨後，他們變本加厲，試圖讓我隨便指認幾個人是“組織者”，或者幹脆承認自己是主謀。他們說：“這樣我們能交差，你也能立功，馬上走人。”麵對這種齷齪的伎倆，我隻是呆呆地看著他們，一言不發，心裏充滿了鄙夷。
或許是我的沉默激怒了他們，他們的情緒突然爆發，開始對我進行口頭攻擊。他們罵我是“賣國賊”，詛咒我“怎麽不死”，甚至侮辱我的祖輩，稱他們是“漢奸”。他們吹噓“偉大的黨讓十幾億人吃飽了飯，居功至偉”，還說“習近平早晚會讓美帝俯首帖耳，還要核平日本”。緊接著，他們轉向對我個人的下流攻擊，言語肮髒得讓人不堪入耳。我強忍著憤怒，努力保持沉默，直到他們侮辱到我的母親時，我終於忍無可忍，回罵了一句。
對方頓時惱羞成怒，像是達到了某種目的。他們猛地起身，連桌上的審訊稿都沒拿，氣衝衝地走了出去。
不一會兒，門再次被撞開，幾個警察湧了進來。他們迅速將我從老虎凳上解下，兩個警察反剪著我的雙手，幾乎是拖著我走向另一個房間。雙臂傳來錐心般的劇痛，我全身冒出一層冷汗，感覺手腕仿佛要被生生扭斷。
新房間沒有窗戶，四壁被厚厚的軟包覆蓋，隔絕了一切外界的聲音。房間中央隻有一盞刺眼的強光探照燈，直射著另一張老虎凳。我被重新固定在凳子上，燈光刺得我睜不開眼，除了那束光，周圍一片漆黑。汗水順著額頭滑落，恐懼和憤怒交織在一起，我知道，真正的噩夢才剛剛開始。
緊接著，剛才那兩名便裝男子走了進來，身後跟著幾個警察。還沒等我反應過來，一聲怒罵響起：“叫你罵老子！”話音未落，一記狠狠的耳光甩在我的臉上，眼鏡瞬間飛了出去，眼前更加模糊了。火辣辣的疼痛瞬間襲來，半邊臉仿佛腫得發燙。
緊接著，他手持未開封的礦泉水瓶狠狠地砸向我的頭部和麵部，砰砰作響，伴隨著各種汙言穢語。他像瘋狗一樣把怒火發泄在我身上。我覺得腦子一片空白，疼痛變得遲鈍，隻有牙齦被打破後，口腔裏彌漫著血腥的鹹味。等到他打累了，另一人上前掰開我的眼睛，用強光直射進來，刺得眼球像被針紮一樣劇痛，不一會兒眼淚便止不住地流了下來。有人朝我吐口水，一邊辱罵，一邊繼續換著施暴。
不知過了多久，時間仿佛停滯了一般。有那麽一刻，我竟然想到了劉胡蘭，也想到了高智晟律師。我曾看過他的紀錄片《超越恐懼》，與他的遭遇相比，我這點苦難又算得了什麽？在劇烈的疼痛中，我試圖學著他那樣，將意識與肉體剝離，以減輕痛楚。我漸漸明白，戰勝恐懼的唯一方式，就是直麵它。就這樣，在自我心理的調節下，我熬過了人生中最痛苦的幾個小時。
他們終於發泄完了，離開了審訊室。我繼續被固定在老虎凳上，渾身無力，滿嘴血沫。我對值守的警察說自己有心髒病，感覺心口難受，他遞給我一片藥劑，讓我吞下。這時，我才發現兩邊的大牙已經被打鬆，嘴裏滿是血沫。
不知又過了多久，劉忠龍走了進來。他示意警察解開束縛我的老虎凳。我試著站起來，卻發現自己已經虛弱得幾乎支撐不住。旁邊的警察扶著我走出了那間陰冷的小黑屋，此刻，外麵的天色已經完全黑了。
劉忠龍把我帶進了一間辦公室，倒了一杯熱水放在我麵前，語氣緩和地問：“餓不餓？”
我搖搖頭：“不想吃東西。”
他遞過來一支煙，我接了過去，他又順手遞上打火機。我點燃煙，深吸了一口，混亂的思緒稍微平複了一些。此刻，我太需要這一支煙了。
他坐在一旁，自顧自地聊了起來：“沒事了，結束了。‘六一零’的人已經走了。”他說話的語氣輕鬆，好像剛才的一切都隻是普通的程序。他又繼續說道：“說實話，我相信你們都是好人。可我是身不由己，拿共產黨給的錢，當然得給共產黨賣命。”他頓了頓，語氣有些意味深長，“要是法輪功給錢，我們也能替法輪功賣命。”
他抽了口煙，盯著我，似笑非笑地說：“你這人挺仗義，不出賣別人。我欣賞你，想交你這個朋友。”說著，他主動和我交換了電話，還說：“以後去武漢，我們還能聚聚。”
我不知道他這番話是出於真心，還是另有所圖。但相比起之前的暴力折磨，從我被抓到現在，他們的態度確實緩和許多，至少沒有動粗，一切看起來都還算“規範”。
不一會兒，一個警察送來了我的手機和包，示意我檢查物品。我逐一確認後，在單據上簽了字，將東西收好。一直等到淩晨一點多，和我一起被抓的毛善春才審訊結束。我們一前一後走出勤得利公安分局，夜色沉沉，寒意襲人。
臨行前，劉忠龍叮囑我們：“直接離開建三江，不要再做停留。現在是非常時期。”我們立刻回絕了他的“好意”。我們告訴他，無論是出於道義，還是為了向關注此事的人們有所交代，哪怕隻是一種姿態，我們都必須回建三江尋找失蹤的同道。他沉默片刻，點頭表示理解。
我們找了一家小旅館住下，打開手機，發現網上的信息已經鋪天蓋地。大家都在互相打探——誰還沒有出來？誰被釋放了？誰被拘留？誰受了酷刑？都被關押在哪個派出所？全國各地的朋友也在紛紛趕來支援。
這次和我們同時被抓進勤得利公安分局的共有六人。甘肅的李大偉、河南的李寶霖被拘留七天；律師王勝生、王全璋（後來在“709案”中被捕，並成為被關押最久的律師）被關押了二十四小時後釋放；而我和毛善春，則被扣押了近四十四個小時。
第二天一早，我買了一些消炎鎮痛藥服下，然後乘班車返回建三江。我們先去了被捕前入住的賓館，要求退還押金。賓館工作人員一臉震驚，在他們看來，我們當時被警方破門而入帶走，聲勢浩大，肯定是犯了滔天大罪，怎麽還敢回來？他們以警察破門造成損失為由，拒絕退押金。
我們據理力爭：“我們是顧客，你們理應保障居住安全。而我們半夜在這裏被不明身份的人綁架，按理說，你們才該承擔損失。”
大堂裏依然有便衣特務在監視，他們偷偷打電話匯報了我們的情況。沒過多久，劉忠龍趕來了，他對賓館老板說：“退押金給他們。”賓館老板這才不情不願地把押金退給我們。
劉忠龍再次勸我們：“趕緊離開建三江，現在到處在查外地人，每個酒店賓館都有警察查身份證。”
但我們堅持留下來，繼續尋找失散的同道。他見勸不動，幹脆親自開車送我們到他親戚開的旅館，並安排我們住下，同時再三叮囑：“明天一定要離開。”旅館老板也沒有收我們的房費。
當晚，警察果然上門查身份證，旅館老板說是“劉安排的”，警察便默默離開。
第二天，我們在火車站接到了後續趕來的朋友。建三江的高壓仍在持續，律師朋友們發來信息，勸我們不要逞一時之勇，要懂得進退。而陸續獲釋的朋友們已撤退至富錦市。經過商議，我們決定撤離建三江，向富錦轉移。這兩天，我們在建三江的一舉一動，都被一輛三菱越野車緊緊跟蹤，直到我們徹底離開建三江轄區。
抵達富錦後，我們和其他獲釋及趕來的朋友匯合。富錦同樣全城戒備，盤查外地人，我們無法住店。幸好東北有澡堂可以過夜，暫時解決了落腳的問題。
不久，家裏打來了電話。我一接聽，父親焦急的聲音便傳了過來：“你到底犯了什麽事？警察搜查了家裏一遍！如果真犯事了，就趕緊躲起來！”
我安慰父親：“別擔心，我沒做傷天害理、違法亂紀的事。”
才掛斷電話，身邊的朋友們的手機也陸續響起。原來，我們的行動已經被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報道，並被定性為“邪教組織成員衝擊地方法治機關”。聽到這個荒誕的定性，我們一行人禁不住相視一笑，嘲諷連連。
更荒唐的是，公安部竟然統一部署，安排各地警方組成專班，從縣、鄉、鎮、村各級政法機關抽調人手，專門前往東北——來“接我們回家”。
大家商議後決定，此事暫時告一段落，正好順勢回家，還能省下一筆車費。有人半開玩笑地調侃：“反正維穩經費多得是，他們貪都貪不完，咱們作為納稅人也該享受一次‘公費出行’的待遇。”
沒過多久，毛善春的“維穩專班”先到了。巧的是，隨行人員裏有他的熟人，見麵後一陣寒暄，互相打趣。
不久後，我的“專班”也到了。一個官架子十足的人一見麵就板著臉，不客氣地問道：“你就是田發全？”我冷靜地回道：“是的，有何指教？”
他伸出手：“把身份證給我。”
我立刻火氣上來了，反問道：“你誰啊？”
他傲然道：“我是政府的。”
我盯著他問：“你有什麽權力向我要身份證？沒學過《身份證管理法》嗎？”
他明顯愣了一下，剛才的官威立刻收斂，臉上浮現一絲局促。我繼續正色道：“我願意跟你們回去，是因為我願意配合你們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但如果我現在不願意跟你們走，你們又能把我怎麽樣？”他頓時語塞，剛才的囂張氣焰徹底消失。
同行的鎮派出所副所長趕緊出來打圓場：“身份證是為了訂機票。”然後按照程序，他出示了警官證，並開具了收據後，我才把身份證交給他。
當晚，我們住進了富錦的一家星級酒店——維穩經費用起來，他們可一點不心疼。後來得知，這次負責“護送”我的專班成員包括縣政法委“610辦公室”的楊姓主任、鎮黨委的一名副書記、派出所的塗姓副所長，還有村裏的治保主任曹某。
第二天，我們正式踏上回家的路程。一路上，我除了給關心我們的網友和媒體報平安，基本沒怎麽跟這些人交談。
到了縣城時，車子緩緩停下，我下車一看——好家夥，前後十幾輛車，浩浩蕩蕩地“押送”著我往家裏開去。陣仗之大，著實讓我吃了一驚。不知道是哪些單位的什麽人物親自到場，也許在這窮鄉僻壤裏，還是頭一次出現像我這種“離經叛道”的人吧？
我乘坐的車裏，除了隨行的塗副所長，又多了一個一看就官氣十足的人。後來得知，他是某級政法委書記。
車上，他開始滔滔不絕地“上課”：“國家對你們的培養，讓你們學知識、學文化，你們卻不知感恩……”。陳詞濫調，我懶得搭理他，隻是望著窗外。
忽然，我瞥見車裏的文件袋上寫著某某“文件”字樣，心裏一動，便伸手想拿過來看。他眼疾手快，立刻把文件搶了回去，神色警惕。我輕笑了一下，隨口調侃：“你們共產黨都執政七十多年了，有什麽東西不能公開？怎麽還在玩地下黨那一套？”他的臉色頓時難看起來，一張嘴張了張，最終還是閉上了。
一行人浩浩蕩蕩地回到當地派出所，原本不大的院子立刻被車輛塞得滿滿當當。我迅速拍了幾張派出所的照片，還有幾輛車的車牌，立刻發到了網上。緊接著，我被要求交出手機，並被帶去詢問。而隨行的“維穩大軍”，不知道是哪幾路神仙，則直接上了二樓會議室。
進來的兩個人穿著便裝，主動出示了警官證，自我介紹道：“我是縣國保大隊大隊長，姓吳。”他還特別強調：“以後我就是你的‘負責人’。”
聽到這話，我心裏一沉，明白自己從此正式上了他們的“黑名單”。詢問開始前，我率先開口：“我是嫌疑人嗎？”吳隊長笑了笑，說：“不是。”
“那你們以什麽名義詢問我？”他仍然笑著：“隻是例行公事。”
說完，他竟然主動跟我互換座位，讓我坐到詢問人的位置，而他自己坐到了被詢問人的座位上，擺出一副“公平對話”的樣子。
詢問的內容依舊是那些老問題，我照舊回答，吳隊長做完筆錄後，拿著記錄上了二樓會議室。不一會兒，他下樓來，對我說：“還不行，得重新做。”
“怎麽個‘不行’法？”我問。他笑著說：“你姿態放低一點，就能過關。”我聳聳肩：“學不會。況且我表達的都是事實，所想的也是最真實的想法。”
見我態度堅決，他改變策略：“這樣吧，我自己寫一份筆錄，你看看，覺得可以就簽字。”於是，他很快寫好了一份“詢問”筆錄。我讀了一遍，發現記錄的基本是事實，隻是在內容上加了些“悔改”意味，比如說我“受到網絡蠱惑”之類的，但沒有虛構事實，也沒有針對具體個人的不利言詞。我衡量了一下，覺得問題不大，就簽了字。
簽完後，筆錄再次送上二樓，讓那些“神仙”們討論。這期間，全國各地的網友已經把派出所的電話打爆了，甚至境外媒體的采訪電話也湧了進來。顯然，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陣仗，顯得有些措手不及。
最離奇的是，英國天空電視台不知道從哪裏弄到了吳國保隊長的私人電話，直接打過去要求采訪他。吳隊長嚇得臉色都變了，趕緊把電話遞給我：“快，快報個平安！”
一會兒，派出所的劉姓所長拿著我的手機過來，開口就要我輸入開機密碼，想查看我的手機內容。被我直接拒絕。
這時候，一旁的吳隊長突然爆發了，衝著劉所長吼道：“屁大的事，你們要搞到什麽時候？搞得這麽複雜想幹啥？去告訴樓上的，搞快點！”
他的聲音很大，整個派出所都能聽見，二樓會議室的人肯定也聽到了。劉所長被吼得一愣，立刻把手機還給了我，屁顛屁顛地跑上樓去。不一會兒，樓上的人果然匆匆開完“會議”，浩浩蕩蕩地從二樓下來，上車，一溜煙地開走了。
這一幕讓我陷入了思考。按中共的權力結構來看，二樓那批人裏肯定有比吳國保隊長級別更高的幹部，但吳隊長為何如此底氣十足？我心裏隱隱有了個猜測——他的後台恐怕不一般，搞不好有個很有權勢的“爹”。
臨走時，吳隊長賊兮兮地湊過來，對我低聲道：“你在網上可別寫我壞話啊！”我笑了笑，意味深長地說：“隻要你做事做人無愧於心，就不用怕這些。”
天已經黑了，村支書受命來接我回家。他先帶我去餐廳吃飯，席間一言不發，隻是在飯後，偷偷遞給了我一條煙。
不用多說，我明白了他的意思——這是一個“人情”。基層老油子，什麽都不講，什麽都懂，他隻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讓我欠他一個人情，以後不至於難為他。建三江事件至此算是告一段落。
“建三江事件”後，所有參與者陸續有了消息，唯獨湖北公民張世清始終杳無音信，形同失蹤。為了找到他，我起草了《尋找湖北公民張世清的呼籲書》，並征集了大量簽名。回到武漢後，朋友們分頭到各個單位打聽他的下落。然而，這件事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很多參與的朋友因此被請去“喝茶”，被迫寫下保證書，而我自己也被他們“記上了一筆”，成了重點關注對象。
有一次，我去隨州辦事，剛出火車站就被一名警察攔下。他開口要我的車票，我以為是常規查票，便遞了過去。可當他接著要求我出示身份證時，我警覺起來，反問他：“你是警察嗎？請出示警官證。”他愣了一下，顯然沒料到我會這麽問，隨即掏出對講機，對裏麵說：“他要看警官證，趕緊送過來。”對講機裏傳來一個聲音：“放他走吧，他們的案子已經由xxx合並了。”後麵具體是哪個單位合並，我沒聽清楚，但這句話讓我意識到，這次的攔截絕非偶然，而是與之前的行動有關。
從此以後，我的所有網絡社交平台都成了重點監控對象。微博、微信、QQ空間、簡書、美篇等賬號頻繁被封，發表的內容轉瞬即逝。我的行蹤也被嚴密監視，每到一個地方落腳，當地維穩人員都會打來電話“關照”。每逢特殊日期——如兩會、“六四”、七一、十一——他們要麽電話騷擾，要麽請我去“喝茶”，無一例外。
盡管如此，我從未想過放棄自己的理想。我一如既往地為良心犯捐款，一有時間就趕往庭審現場為他們加油打氣。我圍觀過“鄭州十君子案”“湖南趙楓生案”“赤壁四君子案”“廣州張五毛案”等多次庭審，還多次奔赴不同監獄為良心犯存錢，用行動表達支持。
正因我的不妥協，他們將我視為“不可挽救”的對象。在多次“喝茶”和電話威脅中，他們警告要對我“上手段”。他們告訴我，內部有一套評分係統，我的言行都會被記錄並計分，一旦積分達到某個數值，就會對我采取“斷然措施”。
為了壓縮我的生存空間，他們開始頻繁幹擾我的工作。每當我找到一份新工作，他們便會找雇主談話，以消防、衛生不達標等借口施壓，迫使雇主辭退我。如此反複，我的經濟來源被極限擠壓，生活陷入困境。
2015年，我侄子被重慶一所大學錄取，哥嫂讓我陪同送他入學。我也想借此機會探訪重慶的公民朋友。然而，剛在網上訂好火車票，公安局的電話就打了過來，警告我不要去重慶。他們甚至特意安排堂哥田發輝（與警察是戰友）和堂兄田發玖（頗有威望的社會人士）寸步不離地陪我“遊山玩水”兩天。
隨後，他們找我哥嫂談話，聲稱我的“政治立場”會影響侄子侄女的上學、當兵、考公和就業前景；還威脅父親，說因為我，他們可能會取消他那點微薄的養老金。不管這些威脅是否屬實，這種親情隔離的策略確實奏效了。我的親人們開始刻意與我保持距離，甚至對我心生敵意。
更惡劣的是，他們組織人在我的親朋好友間，以及生活和工作的範圍內散布謠言，稱我是“漢奸走狗”“賣國賊”，受“境外敵對勢力指使”，是“數典忘祖的國家敵人”“民族敗類”。這些汙名化言論試圖讓我在社會層麵徹底“死亡”。
2015年11月25日，我突然接到老父親的電話。他聲音顫抖地問我：“你在外麵又做了什麽事？”他說警察和村支書找到他，聲稱我在外從事違法犯罪活動，把他嚇得心髒病差點發作。父親七十多歲，一生老實本分，這種無端騷擾和恐嚇讓他驚恐不安。我掛斷電話後，怒火中燒。警方明明知道我的聯係方式，卻故意騷擾我的家人，其目的顯然是想通過心理壓力迫使我屈服。這種卑鄙手段讓我忍無可忍。
我主動撥通轄區派出所的電話，開門見山地問：“你們去我家找我什麽事？”接電話的人問了我的名字後，竟說不知道發生了什麽，讓我稍等。不一會兒，電話換了另一個人接聽，他告訴我，這是因為我為“赤壁四君子案”捐款的事。我反問：“我的錢捐給誰也犯法嗎？”對方語氣緩和地說：“這是為你好。”我毫不客氣地回道：“謝謝你的‘好意’。”隨即質問：“你們明明有我的電話，為什麽要去騷擾我老父親？他什麽都不懂，嚇出個好歹誰負責？”
對方依然重複那句“為你好”。我正色警告：“如果我違法犯罪，自有國法處置。不要再去騷擾我的家人！去我家的警察是誰？我要知道名字，我保留行使自衛的權力。如果大家都無視法律，威脅騷擾家人，根據對等原則，我也會針對他們的家人采取同樣行動。”電話那頭明顯一愣，急忙說：“你別亂來。”隨後保證，他所在的單位以後不會再有這類行為。
2016年5月2日，新公民運動參與者宋澤（目前仍在獄中）與李翹楚（後來被監視居住五個月）在湖北棗陽家中舉行婚禮。然而，這本該是喜慶的日子卻被當地警方變成了“戰場”。警方如臨大敵，在婚禮現場周邊部署了大量警力，通往宋澤家的鄉間公路被設置了層層障礙，車輛根本無法通行。多名從外地趕來參加婚禮的公民朋友被扣押在派出所。
我受邀參加婚禮，卻在距離宋澤家僅十幾米的地方被攔截，隨後被帶到棗陽市城北派出所關押。直到第二天婚禮結束，我才被釋放。在派出所期間，我經曆了搜身和筆錄程序。警察告訴我，城南派出所已經“人滿為患”，關押的全是從各地趕來參加婚禮的公民朋友。
2016年，中國兒童疫苗造假事件引發社會關注，時任總理李克強放話“要一查到底，絕不姑息”。這句話被騰訊新聞推送到微信上。
在所有中共製造的罪惡中，最讓我痛心疾首的就是對兒童的戕害。從計劃生育下的新生兒被扼殺，到克拉瑪依大火中喊著“讓領導先走”的孩子們；從汶川地震中“豆腐渣”校舍的慘劇，到毒奶粉、假疫苗的層出不窮；從無數失蹤兒童的陰影，到所謂“嫖宿幼女”的罪惡開脫——一樁樁觸目驚心、慘絕人寰的罪行，在中國社會的麻木中竟逐漸變成了習以為常。對成年人迫害，是現實的壓製，而對兒童的戕害，則是在摧毀整個民族的未來。
看到這條新聞時，我忍不住在朋友圈爆了粗口。我知道李克強那副“強硬”表態不過是一場政治作秀，因為兒童疫苗的問題並非今日才有。早在多年前，就有疫苗導致兒童腦癱等事件發生，受害家長們曾委托中國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發起人唐荊陵律師代理索賠，結果毫無作用，唐律師反倒因此被構陷入獄。當時，他曾寫信給國務院，而當時的總理正是李克強。他可能不知道這些事嗎？如今才裝模作樣地“勃然大怒”，未免太過虛偽惡心。
剛好那一段時間我在老家，朋友圈的帖子剛發出去不久，轄區派出所的電話就打來了。
“你在網上說的那些話，你自己心裏清楚吧？”電話那頭的聲音不善。“我在網上說過很多話，你是指哪一句？”我反問。“你不用管，來了就知道了。”我回答說：“我要掙錢，要養老人。沒有時間”。對方的語氣帶著威脅意味，“難道非要我們上門找你，把事情弄大，搞得人盡皆知？”“那不正是你們的工作嗎？”我淡淡地回了一句，隨即掛斷電話。
天剛黑，我正在朋友家聊天，警察直接找上門來。
三個人，為首的是所長田逢強，開門見山地問：“你在朋友圈評價李克強的那個帖子，是什麽意思？”“意思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了。”我回答。
他們隨即說我涉嫌“誹謗侮辱國家領導人”。“有這條法律嗎？”我反問。“對個人無端語言攻擊，可能構成誹謗罪。”“那如果我針對的不是李克強，而是一個普通公民呢？”“隻要當事人報案，我們就會調查。”“所以，李克強去你們派出所報案了嗎？”我冷笑。田所長臉色一沉，改口道：“是上麵安排我們來了解情況。”
於是，我給他們“普法”了一番——“誹謗罪屬於自訴案件，必須由當事人本人去法院起訴。李克強如果認為我對他構成了誹謗，應該由他本人去法院，而不是你們這些公安人員介入。你們是國家警察，衣食俸祿全由全體納稅人埋單，不是李克強個人發你們工資的。你們的服務對象是全體中國公民，而不是某個權力人物。你們頭頂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穿的製服上寫的是‘人民警察’，而不是‘李府家丁’。你們利用國家公器為個人服務，這是在浪費納稅人的稅金，嚴重來說，還是瀆職，是在給國家抹黑。”
田逢強見狀，立刻換了一種方式，故作親切地說：“按私人來講，我們本是同家，按輩分，我還該叫你一聲——”“不必。”我直接打斷，“其實就我個人而言，不想和你們有任何交集。”
空氣頓時變得尷尬。田所長沉默了一會兒，意味深長地說：“其實你什麽都清楚，你也不害怕？”
我淡然一笑：“你們的存在，不是應該讓守法公民感到安全，而不是恐懼嗎？”
2017年，我創建了一個微信群，名為《農村的問題與出路》。群員主要是本縣各鄉鎮的農民，以及幾位知名法律人士，目的是幫助農民學習法律知識，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同時為遭受權力迫害的個人和群體提供一些指導。
不久，群裏的顏莉（我的外甥女）被警方抓走，以“攻擊國家製度”的名義被拘留。幾乎同時，我接到電話，要求我作為群主回老家接受調查。我當即反駁，證明顏莉在群裏從未發表過任何“攻擊國家製度”的言論，並引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質疑警方對顏莉的處罰違憲。隨後，我通過網絡平台發布了《關於因言論而被構陷的顏莉親友聲明》，並明確拒絕了警方讓我回老家接受調查的無理要求。我在電話中直截了當地說：“如果我有犯罪嫌疑，請開具傳喚文書，直接到我工作地抓人即可。”
對方在電話裏氣急敗壞地說：“我們怎麽做不用你教！”我脾氣也上來了，回懟道：“那你們給我打電話幹啥？”他隨即拋出一套說辭：“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正在強大，你們就是見不得中國人過得好。”我冷笑一聲，反擊道：“我就是中國人，過得好不好我有發言權。中國人吃不到健康食品，住的地方被你們隨意強拆，看不起病，養不起老，上不起學，連死了還得按時交墓地費。你們這些國家蛀蟲，自稱‘人民公仆’，從生到死都有保障，哪有‘仆人’騎在‘主人’頭上作威作福的道理？”
他立刻辯解：“你們也可以通過努力達到我今天的位置啊！”我聽完覺得可笑，毫不留情地回道：“呸！你以為你的位置讓我羨慕崇拜嗎？你們不過是在老百姓麵前耀武揚威，到了比你們權力稍大一點的人麵前，就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卑躬屈膝、奴顏媚骨，點頭哈腰連條狗都不如！”對方勃然大怒，威脅道：“你以後別回來，落在我手裏弄死你！”這是我第一次收到死亡威脅。
後來，顏莉獲釋後告訴我，田逢強曾讓她帶話給我：“別太囂張，早晚有一天你會死在我手裏。”
2019年底，“新冠病毒”在武漢爆發。當時，我的工作地點就在漢口火車站附近，距離發現病毒的華南海鮮市場僅咫尺之遙。我在網上看到武漢當局對李文亮等“吹哨人”訓誡的消息，官方發言人信誓旦旦地宣稱“疫情可防可控，病毒不會人傳人”。然而，不久後我在其他網絡平台上看到，新加坡和日本各發現一例感染者，兩人的共同交匯點正是武漢。我敏銳地意識到，這絕非普通病毒，情況遠比官方承認的嚴重。於是，我立刻離開武漢。第三天，武漢宣布封城，隨後全國進入封鎖狀態。在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下，一場不惜一切代價的抗疫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然而，這場運動的代價卻是全國人民陷入水深火熱：民生毫無保障，有人被活活餓死在封鎖中，大量病人因無法就醫而延誤致死，貴州轉運大巴翻車釀成慘劇，烏魯木齊大火中居民無處逃生……民生凋敝，亂象叢生。
2020年，“建三江事件”中被打壞的牙齒徹底脫落，期間我的視網膜也發生脫落，視力一落千丈，健康狀況急劇惡化。
2022年11月27日，全國範圍內反抗封鎖的“白紙運動”終於爆發。當晚，我身處武漢的江漢路和漢正街，親手參與了拆除封鎖鐵皮的行動，並通過網絡大量轉發各地抗爭現場的實況。幾天後，政府迫於壓力宣布解除封鎖狀態。
2023年4月10日，新公民運動的靈魂人物許誌永被再次判刑14年。同日，丁家喜也被重判12年。我曾在上海與丁家喜有過接觸，交換過關於新公民運動的看法與願景。得知他們的遭遇，我既憤怒又悲痛。
2023年4月22日，我接到老家朋友的電話。他告訴我，我們村長在與人聊天時無意透露，當地派出所計劃以“解決我宅基地問題”為借口，誘騙我回老家，對我下手，理由是我“參與策劃並傳播白紙運動”。這位村長是我的發小，當年未做村長前，我們關係密切，他也曾滿懷正義。後來他當了村長，接觸漸少。我明白，他礙於身份，特意用這種迂回的方式泄露消息，給我示警。
果然，當天我就接到村裏文書的電話，以“解決宅基地問題”為由催我回去。為了穩住他們，我假意答應，稱處理好手頭工作後過幾天回去。然而，我心裏清楚，這不過是警方設下的圈套。毛善春，我的朋友，情同兄弟，曾與我一同參與多起公民運動，就在2023年底被湖北省荊州市公安縣以類似借口誆回老家，隨後以“尋釁滋事罪”被判四年，如今仍在獄中服刑。
接下來的幾天，我抓緊準備逃亡。我生在這片土地，無法選擇，但若死在這裏，將是我的恥辱。我通過手機App預約了銀行外幣，第二天兌換了一千美元，隨後開始訂機票。為避開大城市出關時可能麵臨的嚴密監控，我精心規劃了路線。2023年4月24日，我乘飛機從武漢飛往烏魯木齊；次日，又轉乘火車抵達伊寧；26日清晨，我從伊寧租車趕往霍爾果斯口岸。一路馬不停蹄，爭分奪秒，終於逃離了中共控製的祖國，抵達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
抵達阿拉木圖後，我才發現自己身處異國他鄉，語言不通，茫然無措。當時一心隻想著逃離，根本無暇顧及其他。我要去哪裏？下一步該怎麽辦？環顧四周，滿目陌生，仿佛天地間隻剩我一人。然而，天無絕人之路，我遇到了兩個來自新疆的哈薩克族小夥子。他們會說漢語，也懂哈薩克語，在他們的幫助下，我換了一些當地貨幣堅戈，並找到了一處落腳之地。出了國境，沒有防火牆的束縛，上外網變得輕而易舉。我在網絡上發布了自己的遭遇，有網友向我推薦了一位“八九”後流亡哈薩克斯坦的前新華社駐新疆記者X先生。聯係上後，我才得知他在阿拉木圖經營一家民宿。不久，他趕到我的住處，將我接到他的民宿暫住。
在民宿的這段時間，我第一次聽說了“走線”。我立刻在網上搜索相關信息，發現這條逃亡路線攻略詳盡，早已成為一條成熟的路徑。於是，我下定決心沿著這條路投奔美利堅。在阿拉木圖滯留三天後，我乘飛機經土耳其首都轉至哥倫比亞首都，最終抵達厄瓜多爾基多，正式加入了浩浩蕩蕩的“走線”大軍。
此後，我一路北上，經曆了四十多天的艱難跋涉。途經加勒比海時心驚膽戰，翻越“人類禁區”巴拿馬雨林時步步驚魂，跨過被稱為“死亡禁區”的達連隘口時命懸一線。一路上，我穿越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和墨西哥，遭遇了沿途國家黑警的敲詐、幫派的勒索、移民局的圍追堵截，甚至被關進移民監獄。視力幾近全盲的我，幾乎是個殘障人士，卻奇跡般地毫發無傷地通過了死亡禁區——幾乎所有人都免不了受傷，而我卻安然無恙，這簡直是上帝的神跡。不僅如此，憑借身高臂長的優勢，我還幫助了許多同行的流亡者，包括來自不同國家的婦女和兒童，攙扶他們趟過湍急的河流，翻越攔路的參天巨木。
2023年6月4日——這個特殊的日子，我終於踏入美國土地。在邊境移民管理所停留不到二十四小時後，我被允許進入美國。從鳳凰城乘飛機，於6月5日抵達洛杉磯，開始了我的流亡生涯。
回顧我四十餘年的生命曆程，我從一個懵懂無知的少年，蛻變為滿腔仇恨的“腦殘”憤青；從觸摸真相的覺醒者，成長為不甘奴役的抗爭者；從試圖改變國家的行動者，最終被迫逃離故土，成為一名流亡者。我感慨於中國執政黨的邪惡，也痛心於中國人的愚昧，更深深體會到，在一個非正常的社會裏做一個正常人是多麽不易與無奈。然而，我們才是真正的愛國者！我深愛著那片生我養我的土地和人民，正因這份熱愛，我才會對糟蹋國家、奴役同胞的共產流氓集團不屈不撓，不計個人得失、不畏生死地抗爭。
雖然如今流亡他鄉，我仍想向大陸同胞發出呼籲：我，一個普通的中國公民，看到我們的同胞之間——那些擁有權勢與財富者與無權無勢者——勢同水火，彼此對立。我受良心驅使，深感不能再保持卑微的沉默，願將心聲獻於同胞麵前。
中國共產黨走到今天，仍是中國政治力量中最強大的一環。國家的前途與人民的幸福依舊與這個組織緊密相連。她曾數十年來以人民自由與福利的受托人自居，這一職責至今未成過去。然而，人民才是自由與幸福的最高仲裁者。曾經托付的權利，亦可由人民收回。追求自由與幸福是人性中與生俱來的天性，若有阻礙，人民有權衝破藩籬，實現屬於自己的幸福與自由。
我們的祖先曾用鮮血將毛澤東及其同誌送上權力巔峰。他們在戰火中、在萬裏征程中、在人間煉獄中、在饑餓中戰鬥而死；我們的父輩用青春與汗水維護了他們的繼任者之權，他們在百廢待興的家園、在開墾的荒地、在冰冷的油井、在荒涼的戈壁、在險峻的叢山中辛勤勞作。然而，他們的犧牲與付出，不是為了在豐收的稻田旁喊著“支援第三世界”的口號被餓死；不是為了因一句真話或堅守信念而被摧毀肉體與尊嚴；不是為了在和平的街頭被自己的子弟用機槍與坦克屠戮；不是為了讓母親因無錢探望為國捐軀的兒子而蒙羞；不是為了讓姐妹與兒女在紙醉金迷的場合強顏歡笑；不是為了在自己的國家裏如暫住客般苟且；不是為了讓兒子在永不停歇的生產線上為糊口工資勞累致死；不是為了讓孩子在被強拆的家園與校園外徘徊；不是為了在上訪路上被權勢者如獵物般追捕；不是為了讓保一家生計的小攤被以國家之名砸爛；不是為了讓棲身的小窩在強拆的推土機前化為塵土。
曾經有人承諾，勾畫出共產主義的美麗藍圖；曾經有人承諾，四個現代化的近期願景；曾經有人承諾，打破曆史周期律，永保自由與共和的政製。可如今，這些承諾何在？
這世界，既是天堂又是地獄。權勢與財富者窮奢極欲，仿佛身處天堂，卻在對手設下的陷阱與良知拷問前可曾安寢？赤貧與無望者深陷水深火熱，如同地獄，他們在沒有明天、沒有希望、沒有愛的深淵中掙紮，隨時可能墜入真正的地獄。
我的擁有權勢與財富的同胞們，中國不僅是你們的“樂園”——若你們將上帝賜予、人民賦予的權勢與財富視為享樂的私有資本——她也是我們無權無勢者的家園。如同一家兩兄弟，貧富雖異，但我們的祖先埋葬在這片土地，我們的子孫仍在這片共同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那些受托參與中共決策的同胞，你們既是長者，又肩負政治重任。我向你們呼籲：請擔起曆史此刻賦予的使命，以真誠、勇氣與遠見，憶起手中權力之源，回歸以人民幸福與自由為決策核心，而非在眼前的權勢與財富前苟且。若你們自覺無法為國家和人民的幸福與自由發聲、提議、論爭、表決，我建議你們辭去那錦上添花卻無所作為的席位，以與苦難同胞分擔苦痛，作為一個小小的嚐試。
他們傲慢地指著數百萬軍隊說：“那是我們的依靠。”但我知道，他們首先是我們億萬農民、市民、工人的子弟，其次才是軍隊一員。他們同樣擁有人民的一切感受。曆史反複證明，強力若無公義，終將自噬。
我的無權無勢的同胞們，我向你們呼籲：一切不公、枷鎖與壓迫不會永恒。它或被仁愛與和平的真理戰勝，或被鮮血衝毀。自尊、自由與幸福，皆掌握在你們手中。曾深陷迷誤者，莫再沉淪；曾依賴他人者，務必自強。唯有自由的公民，方有自由的國家。權勢，本由你們授予；財富，本由你們創造。曾經賦予的，你們亦可收回。任何政府，無論善惡，皆需公民的積極支持、消極合作或默默忍受方能維係。你們無需乞求任何權勢與財富之人，因為權力之匙本在你們手中。
無論貧窮與富貴，無論身處廟堂之高還是江湖之遠，我們需攜手重建和平、自由與繁榮的家園。
如今，我雖流亡他鄉，依然迷茫。或許窮盡一生之力，也無法改變什麽。但我至少做了一世明白人，不似大多數中國人渾渾噩噩度過一生。這便是我賦予自己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希望人類的文明之光，能夠早日照亮那片古老而多難的土地。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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