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 王晶垚為什麽不接受宋彬彬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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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轉身，光陰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歲月便成了風景

作者簡曆

錢江，生於上海，曾在內蒙古插隊6年，內蒙古師範學院中文係77級，1982年分配到北京《體育報》，1984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法學碩士學位。曆任《人民日報》駐雲南首席記者、華東分社新聞部主任、人民日報社記者部副主任、海外版副總編輯。現已退休。

原題

我和王晶垚交談:

您接受宋彬彬道歉嗎

（外一篇）

作者：錢江

上

宋彬彬9月16日在美國的家中去世，消息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人們普遍關注：宋彬彬和當年的“紅衛兵運動”有什麽樣的聯係，怎樣看待她在晚年的懺悔和道歉，她又有哪些需要承負的曆史責任嗎？

本文所述的是曆史，直書姓名。

王晶垚和宋彬彬

謝幕離開了人生

“紅8月戴袖章人”宋彬彬在美國走完77歲的人生之路。至此，她表示向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的道歉，和王晶垚的拒絕，就因為雙方先後辭世最終落幕了。

曆史還在延續。

王晶垚和宋彬彬的謝世都引發人們對1966年“紅8月暴行”的記憶和討論，宋彬彬知名度更高，引起的關注也更多。事緣之一是，1966年8月5日，宋彬彬就讀的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副校長兼黨總支書記卞仲雲被該校一群女學生毆打致死。宋彬彬是當時該校學生組織主要負責人之一，十多天後，她上天安門，成為“戴袖章紅衛兵”。

王晶垚認為，宋彬彬對卞仲耘的死負有責任，有道歉但是做得很不足，他不能釋懷。最後，由於事態的發展，“在真相大白之前”，他不能接受宋彬彬的道歉。

然而宋彬彬多次表示懺悔了。她本人說很早就懺悔了，不過引起廣泛關注的是她進入新世紀以後的懺悔言行。2014年1月12日，她回到中學母校，和若幹位當年的同學向卞仲耘的雕像鞠躬，隨後講話說：“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直麵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我相信這是大家的願望。我要再次說聲，對不起！”

從那次道歉到現在，又是十年過去了，如何看待宋彬彬道歉始終存在不同意見。

2005年，王晶垚在家中。作者攝

王晶垚這邊呢，他不接受，認為宋彬彬2014年在師大附中所做的是“虛偽道歉”。這個觀點，在這之七八年他就和筆者談到了。

02

我與王晶垚說起，現在

出現了“老紅衛兵”的道歉

進入本世紀，本文作者為研究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史，多次訪問王晶垚，他在1946至1949年先後工作於晉冀魯豫中央局機關報《人民日報》，和華北局機關報《人民日報》——今日《人民日報》的前身。他的妻子卞仲耘和他一起進入《人民日報》編輯部工作。對今天的人們來說，這對夫婦都是在抗戰時期投身革命的老資格革命者。

2005-2006年，延至2007年，是我訪問王晶垚前輩最多的階段，聽他詳述早年經曆，也包括1966年“紅衛兵”加害卞仲耘致死的情況，為此我還發表專文《北京紅衛兵運動的第一個殉難者——卞仲耘的悲劇是怎樣發生的》，刊登於《炎黃春秋》，目前在新三屆公眾號上還可以看到。

我們談起了“老紅衛兵”的道歉和懺悔。我對王晶垚說，眼下這段時間裏，不斷有“老紅衛兵”在報刊上撰文，對當年侮辱和毆打老師的行為表示懺悔。

王晶垚告訴我，女附中部分“老紅衛兵”，也在調查卞仲耘遇難的細節，其中許多人表示悔恨。他關心這件事。

我問他，當年迫害、毆打卞仲耘的紅衛兵，現在年過半百了，她們中間有人來向您道歉嗎？

王晶垚回答，有，有一些了，不過都是圍觀的那些學生。來看我的女附中學生說，當年沒有去阻擋暴力、保護老師，感到慚愧。可是那些下狠手毆打卞仲耘的，沒有一個到我這裏來。包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頭頭宋彬彬，她有責任。

文革罹難者卞仲耘和她的四個孩子

我傾向於接受道歉，

促進和解，王晶垚表示要看

我說，時間已經過去了50年，來道歉的人認識到當年錯了，把“道歉”兩個字說出口，是一件好事。要把“道歉”兩個字說出口，也不容易呢。中國傳統文化中缺少道歉意識，現在也是這樣。

王晶垚回答，我不記恨她們，我認為“錯”的根源是這場叫做“文化大革命”的運動。

我傾向於可以接受道歉，認為懺悔和道歉是向現代文明邁出的一步，現代文明需要我們這個民族產生和解的精神，從頭腦中擯棄對立和暴力。

我對王老前輩說，您經受的痛苦無人可以替代，包括您子女的痛苦也無人可以替代。但是，有道歉，您表示原諒，就是認同她們的思想隨著時代向好，彼此都好。

我們交談的時候，王晶垚的神情是爽朗的，隻要不觸及妻子當年的死，不時之間，他也會露出笑容。

交談中涉及對道歉和責任的認識。

我說，道歉和免責可以有因果關係，但畢竟不是一個概念。道歉有益。道歉了，對心靈是很大的解脫。特別是當麵道歉，能卸下一層精神壓力。當年有千千萬萬人卷進紅衛兵運動，到晚年能意識到錯了，道歉了，同樣是對千千萬萬人的影響。

至於責任，是分不同層麵的。如果有道歉，解脫了一個層麵。餘下來的責任，應該是輕責免除，重責減輕。

我把這樣的看法對王晶垚說了，問他，如果宋彬彬來道歉、表示懺悔，您接受嗎？

“我還要看，要看看她是怎麽表現。”王晶垚回答得很明確，當時給我的印象，如果宋彬彬前來當麵道歉，表示懺悔，門或許可以打開，至少沒有關死。

就在我們這次談話後不久，當年師大女附中“學生代表會議”主席劉進，和兩位同伴一起來到了王晶垚的家。劉進是當年工作組撤出女附中後該校的最高領導組織負責人，是她在8月18日推選宋彬彬上天安門去“戴袖章”。

他們的交談內容我並不知曉。我看到有報道說，交談之後，王晶垚留這幾位客人吃飯，可見見麵氣氛和好。如果是這樣，王晶垚接受宋彬彬道歉的門是不是就可以打開了？

劉進和宋彬彬的關係非常密切，劉進可以踏進王晶垚的家，那麽宋彬彬呢？是不是就在一步之間了？

這時候，北師大女附中建校90周年紀念活動日益臨近。

但是，這個學校校慶活動中“評選90名知名校友”選上宋彬彬，徹底激怒了王晶垚。

2007年11月，王晶垚站在徐唯辛的肖像畫展《曆史中國眾生相——1966-1976》展廳中央——卞仲耘、王晶垚的大幅肖像前。當時的王晶垚正在醞釀致師大附中校長的公開信。看到展廳中這幅肖像畫，王晶垚下定決心，把公開信寫出來，發表出來。徐小棣攝

中

王晶垚對2007年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由師大女附中發展而來，以下或簡稱“該附中”）校慶抱有希翼，希望校慶活動對曾任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主持全校工作）的卞仲耘的死有所紀念，結果非但無人傾聽他作為受害人丈夫的訴求，卻有對宋彬彬“文革符號”的追捧。王晶垚感到透骨冰寒。

什麽理由將宋彬彬

定為“知名校友”

宋彬彬得知自己遴選為女附中90名“知名校友”（後改稱“榮譽校友”）之一，她表示願意接受，認為“是為自己澄清的機會”。

然而選上她的台麵原因，並不是因為她登上天安門獻戴了袖章，而是另辟途徑，將主要理由列作她在1988年成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地球行星科學係首位來自大陸的女博士。

這就出現了一個明顯悖論，就知名度來說，宋彬彬“戴袖章”產生的知名度遠遠超過在麻省理工獲得一個博士學位。進一步說，以該校某學科“首位大陸女博士”來衡量宋彬彬的知名度，明顯看輕了眾多中國女博士們，乃至師大附中的女生，難道她們中間的女博士還少嗎？

再進一步說，以宋彬彬獲得“博士學位”作標準，不免落入了“以分數當成就”窠臼。應該看看她的博士論文寫了什麽？有科研創新或突破嗎？還是到獲得學位去求職就止步了？

宋彬彬本人到美國後加入了美國籍，皈依基督教，完成學業後即進入美國政府機關服務，未知在科研上獲得了什麽成果。如果是這樣，她手裏的學位，也就是一個求職敲門磚了。

有校友明確反對宋彬彬當選，然而她的母校自有垂青，在反對聲中宋彬彬依然選上了“知名校友”。

北師大女附中90周年紀念文集中的文革部分

王晶垚憤怒的直接原因

如果宋彬彬就是因為“博士學位”原因選上“知名校友”，列名90人之中，也許未必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偏偏是，學校製作的“名人”展板上將宋彬彬“戴袖章”的大幅照片突出展示，意在彰顯。

2007年9月8日，這所學校90周年校慶大會“光榮與夢想”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場外大型展板上有宋彬彬在天安門上戴袖章的大幅照片。這樣的展板也豎立在這所學校校園裏。表明遴選者對於宋彬彬，看重的還是“戴袖章”，視之為“正麵形象”。至於她的學位如何，倒是其次的、淡化的。

該附中校慶期間，王晶垚走不動了，委托兩位年輕朋友代他去校園裏看一看，將帶有他署名的一頁紀念文字放在曆任校長之一的卞仲耘像下。結果，兩位女士同時看到了校園中樹立的展板上宋彬彬“戴袖章”的大照片，向學生問起在這所校園裏死去的卞校長，卻是無人知曉。

知道了這些，幾十年來堅強地要為死去的妻子討回公道的王晶垚徹夜難眠，想到要向校方發出抗議。

這年的王晶垚86歲，已經執筆艱難，不能像年輕時那樣落筆順暢了，怎麽寫抗議信？

他征詢幾位年輕朋友的意見。說“年輕朋友”，是指“共和國的一代”，恰是“文革”親曆者。他們支持了王晶垚。

怎麽樣寫好這封信，還是很費一番斟酌的。他們分別來到王晶垚家中，交談過許多，漸漸理清頭緒。但是真要動筆還有躊躇，一直延續到11月間。

11月，徐唯辛畫展《中國曆史眾生相——1966-1976》在北京“今日美術館”舉行。畫展中有63位人物肖像（後來逐漸增加），每幅肖像畫兩米多高，卞仲耘和王晶垚的兩幅肖像並排擺放在展廳進口正麵最突出位置。

王晶垚前去觀看了展覽，注目良久。同行的徐小棣為他拍攝了站在兩個肖像中間的照片。

這幅肖像給了王晶垚很大安慰，促進他下了最後的決心，完成寫給附中校長的信。

2007年12月22日王晶垚致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校長的公開信啟首部分

王晶垚的抗議公開信

是這樣寫成的

一旦下了決心，最後完成隻在一天之中。

2007年12月22日下午，王晶垚請3位年輕朋友來到家中起草公開信文稿。

文稿不算長，但前後反複修改至少7次。文稿是年輕朋友在計算機上打出來的，每次出稿都交王晶垚本人執筆修改。

王晶垚最後一次改定文稿的時候，加上了3處文字。

第一處是寫到卞仲耘受到女學生毆打，加上“用軍靴踐踏”；

第二處寫了宋彬彬獻戴袖章的過程，加上“這個袖章實質上沾滿了卞仲耘同誌的鮮血”；

第三處在公開信後半段，仍然是針對宋彬彬戴袖章，加上一句：“是公然誘發‘文革’卷土重來的危險信號”。

接近午夜11時，閱定了最後加上的這3處文字，王晶垚表示，他滿意了。

聽到王晶垚這句話，3位“共和國一代”青年朋友一起拍手鼓起掌來。

公開信中說：

1966年8月5日，原師大女附中(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的紅衛兵在校園裏，在光天化日之下將卞仲耘同誌活活打死。凶手慘無人道，用帶鐵釘的棍棒和軍用銅頭皮帶毆打，用軍靴踐踏，折磨達數小時，其過程令人發指! 文革中，卞仲耘同誌是北京市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公開信援引1981年6月 27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的論述：

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隻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曆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公開信隨後說：

將宋彬彬的活動和“8.18”事件作為光榮業績加以炫耀。這是對中國全體文革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再一次最嚴重的傷害，對曆史的褻瀆。這種肆無忌憚的舉動，是公然誘發“文革”卷土重來的危險信號，應該引起全黨全國人民的警覺。

2007年12月22日王晶垚致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校長公開信的結尾部分

公開信的結尾要求學校“組織學生認真學習中共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讓青年學生認清文革曾經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

“專此布達，佇候回音。王晶垚（簽名）”

王晶垚感到，寫成了這封信，他在為妻子卞仲耘伸張道義的路途上又向前邁出了一步。

王晶垚在鏡頭前的控訴

下

9月16日宋彬彬在美國的家中去世，轉眼之間一個月了。這一個月裏，遠在大洋彼岸故土上的人們對這位文革初起時的風雲人物又起熱談，呈現各自不同的觀點。

關於宋彬彬的主要熱議

熱議的中心話題主要兩個。

一個是關於她在1966年8月中的行為。其一是8月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發生的、女學生毆打副校長卞仲耘致死的事件中，宋彬彬應負什麽責任？以及她在隨後的8月18日上天安門為領袖戴上“紅衛兵”袖章到底產生了什麽樣的影響？

第二個話題是，後來宋彬彬愧悔了。2014年，她來到中學母校，向當時受迫害、遭毆打的教師們道歉，向卞仲耘副校長的親屬表示道歉。結果，來到現場的老教師們表示原諒當年的學生，但是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發出公開信，拒絕接受宋彬彬的道歉。

為什麽時年93歲的王晶垚不肯原諒、不接受宋彬彬道歉？

宋彬彬希望表達道歉的願望

在晚年趨於執著

以筆者所知，宋彬彬希望向人們表達，她對文革初起時自己的所作所為深感愧悔，要向當年受迫害、受傷害的人們道歉。這樣的願望進入21世紀以後越來越強烈。

2007年，宋彬彬參與母校遴選她為“知名校友”，引起抨擊，她自述因此“心力交瘁”，認識到是“錯誤的不明智之舉”。即便如此，她要向公眾道歉的信念也沒有改變。

她以數年時間陸續寫出文字講述自己的想法，最後定名《40多年來我想說的話》。起初丈夫不讓她發表，2011年12月丈夫去世後，宋彬彬把長達1.2萬字的文章傳播於網絡，很多人讀到了。

似乎平靜的思想江河水麵下，其實始終湧動著反思文革，追索浩劫源頭的激流。激流所至，有人失語，有人深思未解，但有的人大悟。2013年10月，陳毅元帥之子陳小魯來到中學母校，當眾宣讀道歉，就自己在“紅8月”中前後言行向母校受迫害受侮辱的老師和同學道歉。這件事促使宋彬彬下決心也回母校表示道歉。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和若幹當年的同學一起來到母校，當眾向年邁的老師道歉。宋彬彬作講話《我的道歉和感謝》是麵對公眾的，到場者有23名老師，31名校友和11名記者。

當著媒體記者，宋彬彬和幾位校友一起向卞仲耘的銅像鞠躬。

在卞仲耘雕像前的懺悔

宋彬彬道歉的報道包括照片，隨即刊登在若幹報刊上，在網絡世界裏廣為傳播。但是，她的道歉沒有像陳小魯那樣得到廣泛的良好評論，而是讚同與抨擊並起。讚同者認為是良心發現，具有反思精神，是進步；抨擊者說她識見膚淺，辯白多於自身解剖，態度不夠誠懇。

當此之時，人們特別關注王晶垚的態度，因為在“紅8月”裏失去妻子卞仲耘的他應該是宋彬彬道歉的第一對象。

王晶垚為什麽

拒絕宋彬彬的道歉

對宋彬彬、劉進在北師大實驗附中的道歉講話，王晶垚非常關注。他的反應比起7年前為宋彬彬當選“知名校友”致校長公開信時要快了許多，半個月後就發表了拒絕道歉的公開信。

公開信說：

作為卞仲耘同誌的老戰友、丈夫，我鄭重聲明如下：

一. 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是殘殺卞仲耘同誌的凶手！

二. 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沒有搶救過卞仲耘同誌！

三. 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於天下之前，我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虛偽道歉！

特此聲明！

王晶垚

2014年1月27日

2014年1月27日王晶垚寫下的公開信原件（局部）

2014年1月27日王晶垚在公開信上簽署姓名

除去書麵文字，王晶垚所以拒絕接受宋彬彬道歉還可以注意到兩點，一是宋彬彬的勇氣沒有達到邀請王晶垚到場從而當麵致歉的程度。

2014年“道歉會”之後有一個說法，“她們”（不知具體指哪一位）邀請了王晶垚的大女兒王學，但王學謝絕。對此說法有存疑之處。王晶垚沒有接到邀請不必說了，他和卞仲耘有4個子女，3個子女都表示不知道此事，沒有聽大姐王學言及（王學已在2022年去世）。時年93歲的王晶垚的身體確實比7年前衰弱了，但即便天寒，出席會議是做得到的，這是本文作者可以證實的。不管怎麽說，這個場合第一個應受邀請的受害者親人是王晶垚。

王晶垚經曆過戰爭風雲，經曆過大磨難，性格堅強，做事執著，這是筆者與他多年交往之後的認識。他經得起“道歉”那樣的場麵。

既然“道歉會”的主辦者對著物化的卞仲耘銅像鞠躬了，為什麽不去向健在的卞仲耘丈夫王晶垚說一聲道歉呢？宋彬彬沒有邁出這一步，是一個很大的缺憾。

應該理解，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夠替代王晶垚失去妻子的痛苦，沒有人能夠替代他的子女失去母親的痛苦。

2014年4月，王晶垚收閱刊登了有關“道歉”報道的報紙和雜誌。對這些報道，包括網絡文字，王晶垚仔細閱讀

關於宋彬彬道歉的

語言尺度和反思深度

這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地方，宋彬彬的道歉語言和認識程度都是王晶垚不能認同的。

王晶垚讀到宋彬彬的道歉講話以後表示：“這是錯誤嗎？這是罪！”這當然是王晶垚本人的看法，因為這涉及到一個鮮活生命的離去。在生命意義麵前，道歉顯得輕飄。

中文語境裏有若幹詞語用來表達對他人的歉意，“道歉”所表達的，比“對不起”“請原諒”要更有一些分量，但遠不是深切表達，因為“八五事件”涉及戕害生命。聯係到她的“戴袖章”舉措負麵影響了千萬人的行為，再聯係到她於2007年參加母校“知名校友”遴選過程中對“戴袖章”表示出的態度，不是一句兩句道歉就可以包括盡的。

但是宋彬彬表達的致歉用語，說到“道歉”為止。

說到宋彬彬的認識程度，則是言及“反思”為止。

1966年6月到8月以後，宋彬彬有一係列言行應該言及，應該反省反思，其事不止於“八五事件”奪去卞仲耘生命。她在就讀的中學母校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到成為“學代會”副主席，再到“8·18”戴紅衛兵袖章，此後又參加多種政治活動，都表明她是文革的積極參加者，在校內外造成的社會負麵影響極為廣泛。她應該反省這一係列言行是怎麽來的？

2007年選入中學母校“知名校友”，增加了宋彬彬應該檢討的地方。如果說，她當年上天安門戴袖章存在偶發因素，但她2007年參選“知名校友”則完全是有意為之。這次參選造成的負麵影響，是為“文革”站台。使得有著她身影的那個文革符號更加凸顯，催人勿忘。這一點，王晶垚在2007年的公開信中就已經指出，但是此後的宋彬彬意識到了嗎？

宋彬彬在文章中和道歉會上，是將“道歉”和“反思”聯係在一起作表述的。此後十多年，她反思了哪些呢？是不是說了“道歉”，對文革行為的反思也就停止了？她的反思包括哪些內容，正是王晶垚等著要看到卻沒有看到的。

實際上，王晶垚接受宋彬彬道歉的大門，經曆2007年“知名校友”風波之後，就基本上關閉了。2014年的道歉沒有被接受，是一個邏輯發展的結果。

王晶垚、卞仲耘和子女們。這個家庭的完整被大劫難打碎了

宋彬彬和王晶垚

身後會延續什麽

現在，王晶垚（2021年100歲時辭世）和宋彬彬都走進了曆史。人們從此要用曆史眼光看待他們。

如何看待他們、看待宋彬彬的道歉和王晶垚的拒絕？肯定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見，這很正常。因為現實世界並不是非黑既白兩種顏色，世界是多色調的，不同觀點盡可以相向詰問。這也是曆史學家和無數曆史專題研究者要記述、評述和參加進來的。

以筆者的看法，是願意接受宋彬彬道歉的。她的道歉深度，可以是下一個要提出的問題。道歉是前提，是良知覺醒的開端，走向和解的開端，應該得到嘉許。對問題的認識，可以逐步發展、深化。

但是王晶垚不接受宋彬彬的道歉，有他的道理。他完全有權利做出自己的判斷和決定。

曆史是根據人物對社會影響的大小或深度來記述來評價的。影響深廣一些的，在曆史敘述中會有較長的留存，曆史評論更多。由此看來，宋彬彬的社會影響度更大。她不僅涉及在“8 5事件”中應該擔負的責任，還包括大劫難初起時從校園大字報到天安門上“戴袖章”，再到串聯湖北等等活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8·18”那張傳播極為廣泛以致成為“文革”符號或標簽的照片。這幅照片在現代曆史上的負麵影響究竟有何樣的深廣？包括2007年宋彬彬參選“知名校友”風波中對這張照片的站台背書，可以成為一個研究專題。

那場曆時十年之久的大劫難促使人們深長思考，在記述曆史的時候，要不要把中國現代曆史上痛苦的疤痕或符號也寫進去？其中包括宋彬彬留下的曆史符號？

每一個個體都要為自己的曆史負責，即便是對集體追責也要具體地落到個人頭上，哪怕偶一為之也是個人行為。

在劫難年代裏發生了多許多令人痛心的事情，每一個參與者都不能以“無知”“被利用”“身不由已”的理由來逃避責問。這常常引起反問：知識儲備為什麽不足？為什麽不獨立思考？錯誤潮流湧來，為什麽要隨波逐流？

這樣的反複問詰將會延續很久，不是一兩代人就可以終結的。

2024年10月16日

外一篇

“戴袖章紅衛兵”宋彬彬是怎樣聲名遠播的

作者：錢江

宋彬彬於9月16日在美國去世，在她的祖籍國引起非常廣泛的關注和討論，足見她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

筆者日前寫有《我來談談卞仲耘是否在土改中害人殺人》一文，言及宋彬彬與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簡稱“師大女附中”）負責人卞仲耘被該校女生集體毆打以致殉職的關聯責任——卞仲耘被視為“紅8月”中第一個在紅衛兵初潮的暴力中付出了生命的教師。

但是，宋彬彬幾乎在瞬間知名，聲名遠播，還不是因為“八五事件”，以筆者考察，主要還是由於她在這年8月18日登上天安門城樓，為領袖“帶上了一個紅衛兵袖章”。這個場麵，寫進了當日的新華社電訊，還被新華社記者拍攝下來，成為知名照片。

1966年8月18日上午，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照片，原載《人民畫報》1966年第9期。這張照片是後來做了著色的

新華社8月18日電訊沒有寫出宋彬彬的名字，但是她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情節被寫入新聞，刊登在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報》頭條報道中。這條電訊寫道：“師大女附中一個‘紅衛兵’，登上天安門城樓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親切握手。”

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報》1版，新華社新聞稿中寫到了”紅衛兵“戴袖章的情節。見右欄第9行

新華社記者拍攝的宋彬彬“戴袖章”照片，並沒有在拍攝次日由國內主要報紙刊登。

“女紅衛兵”宋彬彬的名字首次被公眾廣泛知曉，緣於8月20日《光明日報》第2版刊登的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文尾署名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宋要武（宋彬彬）”。

第二天的《人民日報》在第2版同樣位置轉載了《光明日報》這篇約1400字的文章。

1966年8月21日《人民日報》在第2版同樣位置上轉載了《光明日報》上署名“宋彬彬（宋要武）”的文章

文章的主旨是：“我滿懷激情，把‘紅衛兵’的袖章戴在了我們偉大領袖的臂上。”

文章中出現了領袖和作者的對話：

毛主席問我叫什麽名字，我說：“叫宋彬彬。”主席又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我說：“是。”主席親切地說：“要武嘛。”

文章作者對“彬彬”和“要武”這兩個詞匯作了詮釋：“……我們要武了！從“彬”到“武”，這反映了人們思想的一個大變動，反映了革命的小將在成長，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是一個具有曆史意義的事情。”

文章最後一段話表示決心：“中國的未來是屬於我們的，世界的前途是屬於我們的。我們一定要發揚“武”的精神，跟著毛主席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前進，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通篇文章裏並沒有提及“宋彬彬”是否改名“要武”。而且“要武”用作名字，則是比較典型的男性名字，從“彬彬”到“要武”轉意很大。但從文章署名方式來看，作者用了新的名字，為了讓讀者知曉，特意將“宋彬彬”打了括號。這樣的署名表明，“宋要武”和“宋彬彬”是同一人。

後來宋彬彬在多種場合表示，文章是《光明日報》記者（她曾在一篇文章中稱他是“實習記者”）代筆寫的，發表前沒有給她看過，沒有征得她的同意。

到目前為此，沒有見到《光明日報》對此事的文獻或回憶文字記載。按照該報工作程序，這樣一篇重點稿件見報，光靠一位“實習記者”（甚至是一位正式記者）動筆是不夠的，他的身後必須有編輯，還有稿件的逐層審簽者。

這篇文章在次日由《人民日報》轉載，是對《光明日報》原文的肯定，影響範圍非常巨大。這個名字產生的影響，可作為一項專題研究。

“宋要武”的名字出現以後，中學和大學裏大規模毆打老師和“黑五類”學生的情況愈演愈烈，紅衛兵以“要武”和“破四舊”為名，衝出校園在社會上打砸搶燒抄走向高潮。陳毅之子、當時北京八中的學生領袖陳小魯後來感歎地回憶：“這句話（要武）真是要命啊……他們認為這是個號召，所以武鬥控製不住了。” （見《南方周末》2014年3月13日）

宋彬彬本人隨後到外地串聯，在火車上遇見鄰座幾個人痛斥“宋要武”，她生怕被人認出來，趕快把眼鏡摘下來。可見此時的“宋要武”已經裹挾了宋彬彬，在中國傳播開來，無法阻擋了。

“8·18”12天以後，第9期《人民畫報》出版了，在“毛主席同百萬群眾共慶文化大革命”標題下，采用了8月18日的新華社訊的文字，其中有：“師大女附中一個紅衛兵登上天安門城樓，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親切握手。”文後刊登了兩張毛澤東與紅衛兵在一起的照片，其中一張就是宋彬彬正在給領袖戴上紅衛兵袖章。這張照片將宋彬彬和“紅衛兵”定格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