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徒手在北京檔案館手抄了幾十萬字檔案，把真相展現給世人。這些檔案，有的人恨不得永遠埋起來，這時，陳徒手就像一個“盜墓者”。
挖出來的值錢貨攢了好幾年，放進《故國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這兩部作品中，寫新中國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當中的種種難堪，講述11位大學教授1949年後“思想改造”的過程。
黃宗英曾經打電話給陳徒手：“馮亦代看了你這本書，看哭了。書中說到的這些人都是他的熟人，但是你說的這些事他又不知道，所以哭了。”
1990年代，陳徒手在中國作協檔案室用紙筆抄錄了幾十萬字的檔案。“主要是會議記錄，還有作家來信、交代、檢查。每搞運動就留下一堆。”
1957年“反右”，中國作協開了二十多次大會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會上常常狀況不斷，有人罵，有人哭，有人鬧。一次會議，天津女作家柳溪當眾揭發陳企霞，指認陳曾和自己有“不正當男女關係”，床笫之間的細節也一一抖落。全場愕然。
陳徒手抄到這份會議記錄，大感震撼：“這大概是最殘酷的一次，原本都是老朋友，當著麵爭得你死我活，拿最惡心的事情來治你。”
為了整陳企霞，作協黨組書記劉白羽專程去天津動員柳溪來現場。陳企霞任《文藝報》主編，原本“很神氣、很堅持的一個人”，一下垮掉了。
陳徒手總結：“反右是一個戰役套著另一個戰役，一個人套著另一個人，好像都有安排。”先反丁玲，再是馮雪峰，回頭再鬥丁玲。最後開會表決是否開除丁玲黨籍，丁玲自己也舉了手。
《人有病，天知否》用到的檔案材料不及他抄錄總數的一半，絕大部分信息是首次公布。
2001年開始，陳徒手“轉移”到北京檔案館開抄，紙筆漸漸由電腦取代。《故國人民有所思》裏涉及的全部史料就來自這些檔案，“沒有隨意的想象，隨意的擴充”。
《梁啟超傳》作者、評論家解璽璋評價：陳徒手的當代知識分子研究，始終依托大量的官方材料和原始檔案，無一字無來曆。
1961年出生的陳徒手自稱“政治化的一代”。初、高中正逢“文革”，讀書的時間極少，上午上幾節課，下午全體上街看大字報。大字報都是爬梯子上去貼，貼得很高，紅紙上抄著鬥大的黑字，他仰頭來看，時間一久，紅紙在陽光底下，變作漆黑的一團。
每天早上，老師從全班四十多人中抽查五六個，要求複述。陳徒手被抽中過，大字報上說的不能全懂，隻知道是鬥這個鬥那個，他一字一句學舌：書記廖誌高搞修正主義。
後來，大字報上的鬥爭和“運動”，變成了活生生的經曆。1986年陳徒手從致公黨中央調至中國作協創作聯絡部，發現“雖然撥亂反正很多年，作協還是很複雜，一直沒有太平”。
1987年1月，黨號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協也不斷開展學習和運動。每次開理事會，左右兩派爭相發言，攻擊對方觀點是自由化，火藥味十足。一次文代會，陳徒手做記錄，王蒙說：這裏有問題，你們不要動不動給中央報警。“可見當時有人沒完沒了地告狀。”陳徒手回憶。
這年冬天，作協召開青年創作會議，會場設在當時西郊的金豐賓館。白天講文學理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晚上放外國電影。會連續開了八九天，外麵下著雪，天色昏暗。
1980年代末作協整頓，書記、副書記免職，黨組成員全部撤換，七十多歲的劉白羽重返作協，擔任《人民文學》主編。
1950年代“人人過關”的局麵又出現了，風波過後，作協工作停擺，工作人員每天隻好下棋打牌。陳徒手的辦公室旁邊就是檔案室，從幹校運回的檔案，一麻袋一麻袋地堆在牆角。
檔案室同事找他去幫忙，整理完，他就把檔案帶回家去抄。這些“保密”的機關檔案，陳徒手一直抄到1993年離開作協。
2003年前後，陳徒手和楊奎鬆都常在北京檔案館查檔。幾年後，楊奎鬆寫了王芸生和《大公報》1949年後發生的轉變，陳徒手則開始在《中堂閑話》、《炎黃春秋》發文講述俞平伯、馮友蘭等名校教授1949年後接受思想改造的始末。
檔案管理不規範，查檔需要一點“人品”。陳徒手采訪完汪曾祺的兒子汪朗，還缺單位這邊的說法，想去北京京劇團找人事檔案來看。這天京劇團剛好有老同誌去世，領導們都去料理後事，隻留下兩個小姑娘，聽說要采訪，很高興，手一指：“你看吧。”
粗麻繩捆著破破爛爛的一堆東西，上麵用毛筆寫了“汪曾祺”三字，裏麵的紙張質量不好，規格也不一，有簿冊，也有稿紙，有時還用複寫紙一式三份，陳徒手如獲至寶。
抄上以後，檔案處處長無可奈何，也就放任不管。十幾萬字，陳徒手抄了兩三回，隻能截取部分。《人有病，天知否》引用了汪曾祺“文革”後寫的檢查等材料，都是從未公布過的全新材料。事後在陳徒手提醒下，汪朗去京劇團索要檔案，以防銷毀，卻遭到檔案處的拒絕：家屬是不能看的。
檔案分類沒有係統性，往往還文不對題，光看檔案目錄，根本查不到想要的內容。
陳徒手有一陣研究梁思成，想查1960年代梁思成在曆屆北京市人大的發言，根據目錄，什麽也沒查到。檔案館的做法是：把北京市人大的所有會議發言稿，釘成厚厚一本，陳徒手隻好從頭至尾翻閱，最後找到了梁思成的部分發言。
陳徒手讀了市麵上幾乎所有梁思成的傳記，編排得好看，賣得也好，但是“抄來抄去，沒有新意”，最後強化的都是梁思成“解放後如何跟隨社會主義道路”。陳徒手在檔案和口述中發現梁思成的另外一麵，則從未展現在世人麵前。
“反右”時期，梁思成被批得很狼狽，到後來，他也開始批別人。他在鬥錢偉長的會議上言辭激烈：“用我們的丁字尺，把你打成肉醬”。“打成肉醬”是“反右”時期工農兵的常用語之一。
不久前，王克明給陳徒手寫郵件，他看了《故國人民有所思》一書中的馮友蘭一章，覺得“比較中肯”。馮友蘭是王克明的遠房姨夫。資中筠向陳徒手轉告了馮友蘭女兒馮鍾璞類似的看法，“馮鍾璞向來眼光很高，看不中別人的文章”。
陳徒手對馮友蘭的評價是：“他的經曆有標本性質，他一直在鬥爭，又一直遊離，關鍵時候他能收縮，永遠是喘口氣又活過來了。”
他這樣理解馮友蘭晚年參加“梁效寫作組”：“就是給人家改寫古文注釋，並不是多大罪惡，結果被人說得那麽惡心。”
即使忠厚如老舍，也會本能地規避危險。“‘右派’吳祖光挨鬥，老舍會上也頻繁發言附和。但私下他對吳祖光又很關照，吳祖光後來去北大荒勞改，老舍買一些吳祖光的畫回來，送給吳的夫人新鳳霞，用這種方式表達對他們的關心。後來吳祖光寫文章，還感慨老舍先生做人還是挺好的。”陳徒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1964年文化界整風，北京市委想要保全自己，便把老舍推了出去....1966年8月，紅色恐怖，那一個月特別厲害。但其實之後，整個形勢就緩和了。老舍如果不自殺的話，就能扛下去了。”陳徒手對老舍自殺的理解是：“1949年以後他沒吃過什麽苦，突然間這樣他受不了。”
“不能苛求他們，主要是時代很荒誕。”知識分子在特殊年代集體萎縮，陳徒手想展示的卻還是他們美好和善良的一麵。
“像沈從文先生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完全是憑著對國家的尊重感寫的。他研究絲綢，一件件過手，那本書才有這麽厚重的感覺。這種職業感我很敬重。還有老舍先生，話劇一部部寫，寫完演幾場，大躍進一過，這個戲也就過了。但他依然保持一種寫作熱情，那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對新時代非常昂揚的熱情。”
陳徒手常自問：換作我，會怎麽樣？“也許我還不如他們，假如不粉碎‘四人幫’，不改革開放，我們接下去都會是這個命運。”
“一定要保自己——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最難堪、最令人痛心的地方。當然，在那種政治環境中，人人都有當髒手的可能，這次不髒，下次就要髒，誰都沒有幹幹淨淨的。”陳徒手說。
真相如火，傳播真相者如普羅米修斯。陳徒手這位“盜火者”，幾十年如一日的在檔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記錄49年之後知識分子的幾聲長長歎息”，把曆史的灰暗麵平鋪給人看。他說，“知識分子有個天職，就是說話，不論用嘴還是用筆，若一聲不吭，是失職；若作假，是瀆職。”
然而49年之後，在一連串排山倒海、接踵而來的“運動組合拳”的“洗禮”下，知識分子們已經沒有了這種“硬氣”。
知識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彎曲的？“思想改造”、“洗澡”這些消失於教科書，隻會偶爾散落在網絡世界隱秘角落的陌生詞匯，究竟意味著什麽？知識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與“昨日之過”？
為此，先知書店誠摯推薦陳徒手老親筆簽名作品：《故國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這是兩部深入解讀“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運用了海量有據可查的檔案資料。
其實，陳老師根據幾十年積累的資料所寫出來的著作還有還有好幾本，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能出版的就這兩本，並且《人有病，天知否》還頗多波折，屬於“漏網之魚”，最終能與讀者見麵，實屬不易。
陳徒手老師親筆簽名作品，數量非常有限，之前一度售罄，感興趣的書友可識別下圖二維碼，搶先收藏。
來源 |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文章作者：李曉婷。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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