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記憶開始，我生活在廣東的一個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小地方，當時天天接受的宣傳教育，毛主席、北京、天安門都是那麽神聖、那麽的遙遠。
稍大一點， 我得知爸爸曾經在北京上大學，就好奇地打聽他在北京的時候有沒有見過毛主席，去過天安門。他說國慶會去天安門廣場遊行，毛主席在城樓上。我再問，他就不願意多講了。
周圍的鄰居，都是畢業於北京、上海、武漢、廣州的各個大學的人，我從來也沒打聽，也沒聽誰說過，他們是怎麽來到這個鳥不拉屎的地方的。他們曾經去過的地方，都是我羨慕的、遙不可及的大城市呀。
我上小學的時候第一次恢複了高考，爸爸和幾個鄰居被抽調到城裏去批改高考試卷。我原來以為我的鄰居哥哥姐姐們可以像他們的父輩一樣上大學了，結果周圍的村鎮，沒有一個能考上的，各個中學都是“剃光頭”。第三次高考才有人考上，一個鄰居哥哥去了他媽媽當年上學的城市。
80年代初，人可以有點走動的機會了，一個暑假我到廣州伯伯家住。他當時正忙著在找人寫證明搞平反，我就跟他一起出門去找人，他會說起誰原來在北平的時候跟他關係怎麽樣。原來伯伯抗戰期間讀了軍校，分配到北平的部隊，和平起義後回到廣東老家在政府部門工作。50年代的時候，由於他在北平國軍的經曆，被剝奪了工作，幾十年都在打零工過日子。暑假期間，他帶著我乘公共汽車到各個大學接零活回家做，我也得以見識了大學的校園。
後來我姐和我都去北京上學了，路過廣州伯伯家的時候，他總問北平的情況。當然我們去的是城牆已經拆除了的北京，已經不是伯伯和爸爸當年去的北平或北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