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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中國民眾應向政府要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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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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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國存在各種各樣問題，社會群體有各種各樣訴求，體製內的凝聚力在衰減中，未來充滿不確定性。
麵對不可預測的未來，清華大學曆史教授、著名學者秦暉認為，中國的出路依然在於漸進式的和平轉型，其中的要義不外乎兩點：一是限製政府的權力；其次老百姓要大力向政府要福利。做到這兩點，理想中的憲政與民主也就會到來。
秦暉說：“這兩個方麵，我覺得都可以不斷施加壓力。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上逐漸地改進。最終讓現行體製所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權力太大責任太小的問題，不斷地受到壓縮。當壓縮到權力和責任對應的時候，中國的政治體製變化就到來了。”
他解釋說，所謂憲政體製，無非就是統治者的權力，以及統治者為了擁有這個權力所應當承擔的責任，都是建立和老百姓締結了契約的基礎上。
中國的問題也正是統治者掌握的權力大得沒有邊界，與此同時它所應該承擔的責任又沒有承擔，簡而言之，即統治者的責任不可被追問。
進入本世紀以來，中國經濟與國力的迅猛增長成為全球備受矚目的現象，但中國的社會矛盾也在快速積累，在過去兩年裏，惡性群體性事件更頻繁地見諸報端，社會不同思潮對立尖銳，左右派人士公然“約架”，加上民族主義抬頭，中國出現一方麵變得強大，一方麵變得更敏感，不確定性增強的矛盾現象。
從1980年代開始研究曆史，秦暉的關注點始終緊隨中國的變化與改革。1980年代，他研究土地製度史與農民戰爭史、經濟史，近年再關注東歐改革前的經濟與社會，比較東歐與中國改革的不同進程，重點集中在轉軌經濟學理論。
雖然學養深厚，秦暉接受媒體采訪時，卻不多談主義與意識形態，也拒絕做算命師。他上周在新加坡出席通商中國主辦的“慧眼中國環球論壇”上就強調，宮廷政治完全不可預測，宮廷政治與社會危機結合起來發生意外的可能，既不能排除，但也不能預測可能性多高。因此對中國的未來樂觀與悲觀都沒有根據。
在論壇期間接受本報專訪時，秦暉更堅持，要從具體、直接的切入點，去討論現在在中國能做什麽。
一個主要方法，就是讓社會福利剛性化，民眾從“感恩型福利觀”，轉變為“問責型福利觀”。
中國輿論界大力呼籲的政府財政公開、預算透明，“三公消費”（公務接待、公款出境、公務車）公開，在秦暉看來，這也需要透過“要福利”與“限權力”這兩個渠道才能真正實現。
他指出，不論英法，或是東歐的波蘭、匈牙利，統治者公開財政的動力，無一例外都是高額的財政赤字。
“我們都說波蘭的共產黨很開明，波蘭的團結工會很厲害，但是我們都忘記，波蘭早在巨變前的10年，很多具體辦事的官僚都已經不願意幹了。波蘭在巨變前九年換了七個總理，都是辭職的。為什麽呢？因為老百姓一直跟在後麵，老百姓也沒有跟政府要私有化，也沒有要市場經濟，他就是要福利，而且給他，他也不會感謝政府，政府要橫征暴斂，老百姓又製造各種各樣的障礙，讓橫征暴斂越來越困難。”
最終，民眾的行動會促使統治者向社會“亮賬本”，政府有意願跟社會談判——你們自己看，賬本就在這裏，錢就那麽多，那你是希望我收少點稅，少辦點事？還是征多點，多辦點事？
秦暉還提醒說，到了那時候，財政公開與預算透明就有可能是真的。在那以前，即使政府“亮賬本”很可能也是假賬，因為它根本沒有動機這麽做。中國憲政難以推動，原因並非執政者思想太保守，而是它手中“錢太多”，日子太好過。任何統治者在這樣的狀態下，都不會考慮走憲政道路。
“你要說中國特色，特色在什麽地方？就是政府手中錢特多，這是中國民主化最大的障礙。”
左右派都想為政權服務
談到越演越烈的“左右之爭”，秦暉直言，在憲政以前，中國並不存在政治學意義上的左派與右派的區隔。
他說：“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不在於太左還是太右，也不在於是左派還是右派得勢，而在於中國的左右和西方的不一樣。西方的左右都要討好老百姓；中國是左右都要討好‘皇上’。”
他澄清說，所謂左右派都要討好“皇上”，是指左右派的理論，同時都被利用來為政權服務。
“如果你（學者與官員）想得勢，左你也可能得勢，右你也可能得勢。你左，你為他擴大權力，你右，你為他推卸責任。左派說，建立大國家體製，政府可以橫征暴斂；右派說，應該當小政府，老百姓的死活可以不管，讓他們自生自滅去嘛，何必那麽操心呢？”
相比之下，西方由於左右派都要討好老百姓，造成左派上台了，增加福利很容易，增稅很困難；右派上台了，減稅很容易，減福利很困難。一左一右輪流坐莊，最後國家債務越來越多，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中西方左右派的鮮明對比，造成了國際政壇上的獨特現象：歐洲政府紛紛破產，中國政府錢多得不知道該怎麽花。
秦暉認為，憲政實行以前，中國的左右派都可以發揮作用。他說：“很多人說，高層說不準講多黨製，不準講議會民主，不準講這個那個。但是從來有一個人出來說，不準講搞福利。這方麵完全可以回避言論禁忌。在理論或者意識形態上，福利是任何一方都沒有理由反對的。”
他說：“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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