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對改革開放的樂觀可能來自黑格爾的辯證法哲學，那是他那個年代作為必修課的政治課的內容。黑格爾的辯證法認為曆史進程是通過衝突和解決不斷推進的。社會的衝突，崩潰和毀滅是曆史進步過程中的暫時現象，更高級的社會和意識形態會誕生。從長遠看，人類文明始終螺旋式上升和進步。
但這與我在上一篇短文中從曆史的角度的舉證相矛盾。比如，瑪雅文明在科技、天文學和建築學等方麵非常先進，但最終消亡，隻留下我們對它的無知和空白。人們無法理解或重建那些已經徹底消失的文明，這意味著曆史並不會按照黑格爾所設想的那樣“螺旋式前進”。
極端情境：假設有行星撞擊地球，化地球變和人類文明為塵埃，辯證法很難解釋這種災難性毀滅。“螺旋式前進”的概念變得無意義。沒有生物留下來延續文化，螺旋式的上升無從談起，曆史不會“螺旋上升”，而是完全中斷。
若那時的國內政治課不受局限，哪代人會發現那個時代西方不是隻有黑格爾或馬克思，那時的西方思想界群星閃爍，休謨，盧梭，亞當•斯密, 洛克、孟德斯鳩…，他們的光輝照亮了現代西方文明高速發展之路，而恰恰不是黑格爾或馬克思主義。
以休謨為例（哲學家大衛休謨影響了西方一代啟蒙思想家，甚至直接影響了美國的建國，美國國父富蘭克林是他的好友)，來看看他會怎麽評論黃河長江不會倒流這個命題。
休謨將知識（命題）分為兩類：1. 演繹命題demonstrative statement，（比如“2 + 2 = 4“），是自明的先驗的，即“在經驗之前A priori”已知的，否認它們會導致矛盾。2. 或然命題probable statement,( 經驗的a posteriori 比如，“現在有明月“。出門看一下即可驗證）可驗證或反駁。這就是“休謨之叉。
有趣的是休謨認為任何不屬於這兩類的命題都無意義，因為我們無法檢驗其真偽。這樣，一方麵，接受休謨的經驗論意味著要放棄大部分人類探究領域（如形而上學或倫理學，像“上帝存在”，“靈魂不朽”，“說謊是錯誤的”等等）的有效性。另一方麵，拒絕休謨的經驗論就需要提出一個替代方案，以合理解釋非演繹或非經驗性命題的價值和真理性。而這很難做到,造成了兩難。
休謨的“無意義”命題並非說這些命題沒有價值，而是從哲學認識論的角度出發，質疑我們能否通過理性或經驗去驗證這些命題的真偽，這懷疑態度激發了哲學家和科學家去尋找更加堅實的知識基礎。例如，休謨對因果關係和歸納推理的質疑讓科學家更加關注如何驗證理論。卡爾•波普爾的“可證偽性”理論正是在回應休謨的懷疑時發展出來的，它為科學提供了一個新的判斷標準。
一個經典是對因果關係cause and effect的解讀。休謨認為，因果關係不能通過演繹推理也不能通過或然推理來證明，因為我們隻能觀察一個事件發生後另一個事件發生，但不能直接觀察到“因果”本身。因此，因果關係的觀念隻是人類習慣性地將事件的重複聯係在一起，而非來自理性或經驗。
康德試圖擺脫休謨之叉，提出“先驗的因果概念”，即因果關係並不是通過經驗得來，而是人類認知的結構之一，用來組織和理解經驗。康德通過先驗哲學為人類知識提供了一個更豐富的框架。但引發了新的問題：如何證明這些先驗概念的合法性？先驗因果關係屬於非經驗的領域，康德無法用經驗來驗證這些概念，因為它們在經驗之前就已經存在於心智中。而且它也不是一個演繹命題，無法通過邏輯推理得出。所以康德的觀點仍缺乏邏輯證明或經驗驗證。
有了這個基礎，讓我們再回到“黃河長江不會倒流，即改革開放不可逆轉”這個命題。
先看休謨的著名例子：我們從每天早上看到太陽升起推斷明天太陽也會升起。但聲稱太陽明天會升起並不是一個演繹命題（可證明的陳述），因聲稱相反的情況並不涉及邏輯上的矛盾。這也不是一個或然命題（基於經驗可能的陳述），因我們當下無法體驗太陽未來的升起。
同理，過去的改革開放並不能保證未來改革開放。相反的情況並不涉及邏輯上的矛盾，並不是一個演繹的必然性結論。這也不是一個或然命題（基於經驗可能的陳述），因我們無法現在體驗未來的改革開放。
就像明天股票市場一定會漲; 火雞們認為自己明天9點仍會被喂食; 打江山者就該坐江山；某國情隻適合獨裁製度；明天太陽會升起…，李克強那代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唯一正確的哲學。但他們不知道這個認知隻是受到局限以後的“經驗”，是特定環境與製度把人類文明最耀眼星辰的光芒遮蔽後得出的結論。
同樣，生活在信息自由的西方的人們沒有自我設限嗎？若停止探索，人們的認知會比信息受限的人們高多少？目前美國許多選民麵臨大選的兩難：一位候選人有共產主義傾向，而另一位有獨裁傾向。那麽，繼承了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與大英帝國的文明的這樣一個集西方幾千年文明大成的國家會繼續是人類文明的燈塔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