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美生活近二十年，因為買中文書不易，我已經很少閱讀中文。前幾天，朋友給我寄來一本野夫在美國出版的《故交半零落》，並且給我簡單介紹了野夫的經曆，特別強調了他的書無法在中國出版，既因為書的內容，也因為野夫這個人。Chinese diasporic writing（中文離散寫作）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內容。但以往的離散寫作多是以華人背井離鄉思念故土為主要內容。近年來由於中國對於出版的控製愈發嚴格，很多思想尖銳的作者被封殺，意外導致中文離散寫作的陣容迅速壯大，內容日益多樣。
Diaspora源自希臘語。在英語中的第一次出現，是指被迫離開故土，散居於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該詞後來擴展到其它族裔，舉凡遠離祖輩家園的人，都可以被稱為diaspora。Jonathan Locke Hart在 “Introduction: Chinese diasporic writing”中介紹到：這個單詞在1690年以前以大 寫字母開頭時，指的是生活在以色列以外的猶太人；而在1740年以後以小寫字母 書寫時，指的是任何生活在其起源地或故鄉之外的族群。Amy Chang Chien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上的一篇文章中也談到：Diaspora如指猶太人以外的其它族裔，則前麵需加一形容詞。比如海外華人就可以稱為Chinese diaspora。
根據2019年聯合國的一份報告，印度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離散群體，總人口為1750萬，其次是墨西哥，總人口為1180萬，第三是華裔，總人口為1070萬。看來，對於人口龐大的族裔來說，背井離鄉是常見現象，離散寫作也就不足為奇。不過，與固守家鄉的主流人口比，選擇飄泊生活之人終是少數。既然選擇做少數，那麽就一定有故事。拿到野夫這本書，我先讀了一下序和目錄，確定應該從《甲午飄零紀事》開始讀。果然，這篇文章成了我理解野夫的舉目之綱。
甲午指的2014年。這一年的五月份，十來位老朋友在其中一位的家裏，舉辦了一個紀念六四的座談會。這樣一次私人性質的聚會，竟然遭到當局的鎮壓，多位組組織者和參與者遭到刑拘。野夫作為參與者，也被警察帶到派出所去接受問詢。這次活動之後，野夫的作品就再也不能在中國出版了。
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負責詢問野夫的警察比野夫要年輕十來歲，他“語重心長”地對野夫說：“國家的事，咱們做不了主……你們這一代也要翻篇才行，不能給政府添麻煩。”（第187頁）這句話引起了我的思考：在當今的中國，很多年輕人完全不知道六四，我們這一代雖然經曆過但很多人選擇遺忘。當然，也有人拒絕翻篇。那麽，這些少數派拒絕遺忘的理由又是什麽呢？
野夫的文章裏 寫到兩位組織者。一位是郝建。這是一位電影學院的教授，他的堂弟死於六四。他既是此次聚會的組織者又是場地提供者。另一位是徐友漁。這是一位研究語言哲學和政治哲學的學者。作為文革的見證人，徐友漁一直用他的研究“挑戰著新左派那些為極權辯護的偽學者”（第191頁）。參與者中有一位浦誌強，這是當年廣場敢死隊的一員，後來成為著名維權律師。野夫本人在六四發生時身為警察，因為同情學生而辭職，後來參與救助民運人士，又因為被朋友設計陷害而被捕，以泄漏國家機密罪判刑6年。這些人是當今中國六四紀念者的典型代表。他們有的出於具象的原因，有的出於抽象的原因。他們是有思想、有感情、有靈魂的人們。
作為一個跟六四並無直接關係，並且受益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新移民，我對六四有一些別樣的思考。我1988年從大學畢業，在日本佳能公司北京辦事處找到了工作。我們的辦事處就設在北京飯店，離天安門廣場一箭之遙。1989年學生們在廣場遊行、絕食的時候，佳能公司正打算在中國開辦第一家墨盒組裝工廠。日本老板很擔心動蕩的中國局勢會妨礙投資的順利開展，於是派我去廣場上打探消息。我很高興地承擔了這件工作，因為我可以動用鎖在櫃子裏的最新款佳能相機。我雖然不是學生，但畢竟剛畢業不久，心裏是同情學生的。運動遭到鎮壓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的情緒十分低落。更讓我困惑的是，佳能公司的最高領導人竟然急不可耐地訪問了中國，表示繼續投資。當然，中國政府也用格外優惠的政策獎勵了他們的友好姿態。我的日本老板安慰我說：眼光要放長遠。隻要中國經濟發展了，出現了中產階級，民主是一定能在中國實現的。
然而曆史卻和中國開了一個玩笑：當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中產階級大量湧現之後，民主仍然在中國遙遙無期。問題出在哪兒呢？我對此有一個假設，隻是我缺乏社會學訓練，不能進行係統研究。我的假設是：這恰恰和Chinese diaspora有關。在全球化以前，如果一個國家內部的中產階級有了經濟實力，他們自然就會要求一定的話語權，經濟改革的動力就會推動政治改革，從而在專製體製內部撬開裂縫。自從中國加入了全球化，有了人員和資產的移動自由，人們就不再致力於在內部從事抗爭，而是大不了一走了之。同時，diaspora也有篩選的作用。有反骨的走得越多，留下的人口中順民的比例就越大。
我自己也是2000年後受益於全球化而移居到北美的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一員。在我離開中國的時候，我並沒有很多政治考量，隻是簡單地把自己的動機解釋為：給孩子更好的教育機會。然而在北美生活多年，力圖甩掉母國的印跡，掙紮著轉型用英文 寫作，我卻愈發意識到：有一個正常化的和世界文明接軌的母國，對於Chinese diaspora來說是多麽重要。2019年使全球幾乎陷入停滯的新冠疫情更使這種認識得到加強。2020年我為Newsweek 寫的文章“I Witnessed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Global Backlash. Coronavirus Makes Me Fear for China Even More,”就表達了這種擔憂。當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中國一度陷入閉關鎖國的危險之中，然而過後卻以加速實現了對外改革開放。新冠疫情之後，中國如何與世界相處，再次成為懸念。我無法想象下一代中國人會像我們當年那樣，再經曆一遍改革開放。
無論是福是禍，中國目前的格局把我們都塑造成了Chinese diasporic writing的一員。希拉裏·普特南 (Hilary Putnam)說過：.“一個人的推理規則是另一個人的否定規則。”(One man’s modus ponens is another man’s modus tollens ) 也就是說，一個人可能會將某個條件視為確認結論的有效理由，而另一個人則可能將結論視為否定前提的理由。近年來我愈發感覺到海內外中文環境的隔膜。即使家人之間，盡管大家都講中文，卻經常完全無法交流。麵對相同的證據或前提，各人會由於不同的推理過程或對論點的不同側重而得出相反的結論。
而另一方麵，成為Chinese diasporic writing的一員，又給了我們接觸更廣闊的世界的機會。在這個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我經常能在跨越時空與種族的前提下發現人性的共通之處。野夫在《人傑施明德》中談到施明德的經曆：“26年深牢大獄，無數次的酷刑和絕食，好多回的送醫搶救和強行灌食，隻有那些真正的過來人，才知道其中的苦處和艱難。”（第4頁）。不久前，聽到蘇聯鋼琴家Pavel Kushnir因絕食而死的消息時，我也曾深有感慨：在一個虛擬現實日益取代真實體驗的時代，庫什尼爾的犧牲強調了一個深刻的事實：現實世界因信仰而產生的衝突，仍然涉及到切實的、血肉之軀的代價。
野夫新 書《 故交半零落》，美國鹿津出版社，2024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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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Amy Chang Chien. 《故土在遠方：那些流散異鄉的人》. 紐約時報中文網, 08 Mar 2019. 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190308/wod-diaspora/
Hart, Jonathan Locke. “Introduction: Chinese diasporic writing.”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59(6), 711–714. https://doi.org/10.1080/17449855.2023.2294559
Wang, Anna. “I Witnessed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Global Backlash. Coronavirus Makes Me Fear for China Even More.” Newsweek.com, 03 Jun 2020. https://shorturl.at/McWjn
作者簡介：
王芫，雙語作家，回憶錄 Inconvenient Memories 獲2020年 Independ Press Award。X帳號：@AnnaWang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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