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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三年前的今天（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人山人海，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囚車碌碌地在街板上碾過，被帶至刑場侯斬。
沿途，憤怒的群眾向他們投擲爛菜葉、臭雞蛋……
監斬官一聲大喝，爾等亂臣賊子，還用辯解嗎？死有餘辜！然後用力投去殺頭的令箭，劊子手們持刀急忙上前。
當六位維新誌士人頭落地時，周圍一片叫好歡呼聲。行刑完畢後，圍觀者一擁而上，哄搶戊戌六君子的鮮血作治病的良藥……
戊戌政變後，清廷宣布包括譚嗣同在內的“六君子”的罪狀，其中有一條是：
“又聞該黨建立保國會，保中國不保大清，殊堪發指。”
譚嗣同從來就不是清廷的奴才，“以嗣同天縱之才，豈能為愛新覺羅主所買（章士釗語）”。他從未想過要替清廷賣命，念茲在茲的，始終是天下蒼生，他想讓中國的國民擺脫奴才的桎梏。在其所著《仁學》中，譚嗣同重新界定了“君民關係”：
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為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
國君是為老百姓做事的；大臣是幫助國君為老百姓辦事的。賦稅是從老百姓那裏取來的，是用來為百姓辦事的資金。不為老百姓辦事，就換掉那不辦事的人，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
譚嗣同是正兒八經的官二代（其父親譚繼洵時任湖廣總督，是大清朝的部級高官），他超越了自身的階層而為天下蒼生鼓與呼，“為生民立命”，並且曾幻想以自己的鮮血驚醒世人。
然而，一旦困於囚車之中，世人隻是羞辱他，詛咒他。他們絲毫不會體諒他是在一心為天下蒼生，隻會怪罪他打擾了自己安心當奴才的清夢，視他為寇仇。
譚嗣同遇害以前，清廷將給他羅織的各種“罪行”一道一道昭告天下。大清朝的百姓，一個個義憤填膺。
這些平日裏飽受欺壓，在大清衙役的的淫威下戰戰兢兢，為了苟活早就斷了脊梁彎了膝蓋的大清百姓，突然雄起了，一個個怒發衝冠。
大清逼他們剃發易服時，他們不憤怒；大清殺人祖先奪人妻女時，他們不憤怒……可是，當有人冒犯了大清時，他們憤怒了。在囚車經過時，他們將滿腔的怒火發泄到譚嗣同等人的身上，將一些臭雞蛋、爛菜葉往他們臉上扔，恨不能“扒他們的皮、吃他們的肉”。
一心想要拯救陷入水火之中的百姓，付出的卻是血祭的代價。曆史上不乏這樣的實例：
南宋嶽飛被冤殺後，臨安百姓敲鑼打鼓慶賀朝廷為國除奸，組織縉紳團到朝堂向高宗敬獻“慧眼如炬，明辨忠奸”的匾額。
明朝袁崇煥被崇禎皇帝下令施以最殘酷的刑罰：3543刀淩遲處死。行刑那天，民眾爭啖其肉，爭搶剛開膛取出的腸胃就著燒酒喝，鮮血從齒頰之間流下，還唾罵不已。
壯烈赴死，不曾想百姓會是這種態度，滿腔熱血，竟可歎落得如此下場。
曆史上沒有記載譚嗣同、嶽飛、袁崇煥臨死前的心酸與悲涼，但魯迅先生卻是一語點破了其中的道理：“先覺的人，曆來都是被陰險的小人、昏庸的群眾迫壓、排擠、傾陷、放逐、殺戮！”
我想，對於民眾的愚昧，譚嗣同應該早有預料。相傳譚嗣同臨刑前，妻子李閏曾這樣哭訴：“我們還沒有孩子啊！”譚嗣同慘然回答：“在腐朽的大清，多生一個孩子就是多生一個奴隸。”
譚嗣同心中明白，遮蔽這世界光明的，除了清廷的腐朽，還有這愚昧的人心。他與妻子的對話，不僅是對清廷黑暗的控訴，也是對百姓麻木的無奈。
所以，譚嗣同才想要用自己的鮮血驚醒國人，開啟民智。隻是，民眾已經愚昧至此，縱以血警醒，又有何用？
譚嗣同等人被斬首後，大清上下風聲鶴唳，沒人敢為六君子發言，反倒是上海租界裏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給了六君子很高的評價：“……他們個個都具有舍身成仁的意誌。我們常常對中國表示灰心和絕望，但是任何一個國家能產生像這樣一些烈士，是沒有理由對它絕望的。”
每次讀到這段文字，我都有一種內心澎湃的感動。按理說，譚嗣同是大清的既得利益者，他跟那些他一心想要拯救的蒼生，其實不該是一個戰壕的。
他本可以安享榮華富貴，在大清的官場步步高升，為何要痛苦如斯，讓自己的父親革職流落鄉下憂懼而終，讓自己的妻子餘生忍辱含悲苟活於世？
他為什麽要替那些被欺壓者拚命，最終落了個被那些一力想要拯救的人唾罵的悲慘結局？
譚嗣同是知道大清民眾的愚昧的，但他也許從來沒有想過“拯救這些大清的愚民還有沒有意義？”之類的問題，有的隻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慈悲。
這個純粹的知識分子，心中有見死不能不救的悲憫，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使命。
（能當得起知識分子這四個字的，古今寥寥，譚嗣同當之無愧。）
他既做不到像初唐宋之問那樣跪舔權貴不計廉恥，也做不到像東晉陶淵明那樣退隱山林不問世事。如果讓他一輩子坐在書齋中終老，麵對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一切熟視無睹，會讓他的良心不安。
他要拯救天下蒼生，明知是在“以身飼虎”，也要挺身而出實踐自己內心堅持的價值觀。
悲哉，譚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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