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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中國經營報》2012年2月13日
作者：雪珥
盛宣懷逃亡了，藏進了美國駐華使館，這一事件，迅速轟動了整個世界。這位67歲的大清國正部級幹部，成為全球各大報紙爭相報道的焦點人物。
這是1911年10月27日，距離那場日後被稱為“辛亥革命”的暴動，僅僅17天，其受關注程度卻絲毫不亞於在遙遠的華中地區正在進行的血腥戰爭。
逃亡者
這一天，大清國全國人大(“資政院”)通過了一份特殊的決議，要求中央政府對郵傳部部長盛宣懷“明正典刑”。
堂堂國家立法機構，在證據闕如的前提下，以“人民”和“憲政”的名義，不經審判程序，以100多人投票表決的方式，要求處決一位政府高級領導人。這無疑是世界議會史上的一個奇觀。
此前2天(10月25日)，資政院還隻是要求政府罷免盛宣懷的部長職務。路透社從北京發出的電文說，資政院此舉，給大清政府出了道難題：要麽服從資政院的要求，趕走一位“忠誠的官員”;要麽否決資政院的要求，但這相當於向宣稱代表大多數人民的資政院開戰。這篇電文被次日(26日)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曼徹斯特衛報》等廣泛援引。《紐約時報》甚至認為，這是資政院對政府下達的“最後通牒”。
第二天(26日)，似乎並沒有經過多少掙紮的大清政府，接受了資政院的“最後通牒”，下令將盛宣懷“雙開”。上諭宣布：“盛宣懷受國厚恩，竟敢違法行私，貽誤大局，實屬辜恩溺職”，“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同時，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副總理(“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於盛宣懷蒙混具奏時，率行署名，亦有不合。著該衙門議處。”
國際媒體繼續跟進報道。10月27日的《華爾街日報》，題目就是《中國皇室屈服以圖避免革命》，可謂一針見血。與《華爾街日報》所用的字眼“屈服”相似，同日《紐約時報》的標題用的是“投降”，《華盛頓郵報》則用的是“屈膝”，來描繪政府的妥協。
與這些相對中立的報道不同，在西方享有盛名的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則發出了傾向性十分明顯的報道。他認為，在壓力脅迫之下解除盛宣懷的職務，實在是中國政府的恥辱，代表著這個政府的“虛弱和恐懼”。《紐約時報》在轉載莫理循這篇報道時，將題目幹脆改成了《這是可恥的法令》。
有意思的是，莫理循認為，被解職一事，對盛宣懷本人來說或許並不壞，因為他的身體虛弱。這是當時幾乎所有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獻中，唯一提到盛宣懷的健康狀況的。在盛宣懷1916年去世後，其子孫為其撰寫的《盛宣懷行述》中，才披露了一些當時情況，似乎盛宣懷的確麵臨健康問題，但並不嚴重。看來，作為大清官場通，有著“北京莫理循”綽號的這位英國記者，或許有特殊渠道接觸到更深的內幕。
而此時擔任內閣總理大臣的慶親王奕劻，卻對自己被申斥並不在意，《紐約時報》說，根據接近慶親的人士透露，這位總理並無不悅，甚至還期望著自己也能被離職，早日逃離這個左右為難的工作。
《華盛頓郵報》還刊發了盛宣懷及政府軍前敵總指揮蔭昌、被革命黨炸死的廣州將軍鳳山，噎卸任和即將上任的駐美公使張蔭桓、施肇基等4人的照片，題目則帶有相當的調侃成分：《中國亂局中的主演們》。
但局勢的發展，並沒有《華盛頓郵報》標題那樣輕鬆。資政院對“雙開”盛宣懷，仍不滿意，他們還想更進一步——要了盛宣懷的命。
對此，《華盛頓郵報》似乎建立了特別的新聞管道，刊登了遠較其它媒體更為詳細的報道。
《華盛頓郵報》的報道繼續說，據傳，盛宣懷逃入了美國使館，隨後在10名外國士兵的護送下前往天津。但在該報向美國使館查證時，使館參讚愛德華對此予以否認。
記者繼續挖掘說，當天先是盛宣懷的一名追隨者，緊急造訪了美國使館，隨後，美、英公使進行了磋商，並召集了，美、英、法、德四國公使的聯合會議，會後立即集體覲見中國總理慶親王，對盛宣懷的安危表示強烈關注。報道說，四國之所以出麵，是因為盛宣懷是與四國銀團進行鐵路貸款談判的主要參與者，盛宣懷如今的處境，與此談判極有關聯，各國有道義上的責任對他給予保護。
《華盛頓郵報》的報道事後被證明屬實。當天(27日)，在得悉了資政院要求處死盛宣懷的消息後，英國公使朱邇典、美國公使嘉樂恒、德國公使哈豪孫、法國代理公使斐格威緊急磋商，決心采取聯合行動，保護盛宣懷。
朱爾典在10月28日發給英國外交大臣格雷的急電中說，四國公使在27日聯合覲見慶親王，得到了慶親王的承諾，絕不加害盛宣懷。而在更為詳細的郵遞報告(11月17日到達倫敦)中，朱爾典匯報了更多的細節：
“近來盛宣懷因爭鐵路政策以救危亡，於北京腐敗政府各大員中，實為傑出之人(作者注：原文是盛宣懷成為這個“衰弱政府的肩膀和頭腦”，此處從舊譯)……資政院未知詳情，而嘩然爭辯之彈劾，盛決不料其結果，遽至革職。但盛被此次猛擊，猶照東方習慣，頗為鎮靜。起行之前，於夜間(26日)料理交待。然次日(27日)事勢，忽更大變。因資政院已傳布印就之決議，請速殺此年老之大員。”
雖然慶親王擔保，盛宣懷絕不會有什麽危險，但朱爾典認為，慶親王在談話時，其實表露了相當的不安，擔心圍繞鐵路問題的爭論將繼續惡化。於是，朱爾典表態說，資政院這種要求處決盛宣懷的決定，是十分野蠻的。
在美國使館，盛宣懷向各國公使表示，對自己的生命安全極為擔心，希望經由天津前往上海避難。各國公使決定，每個使館各派2名軍人共8人，全副武裝，由英、美使館的漢文秘書丁家立和巴頓陪同，護送盛宣懷前往天津租界。
沒有任何資料記錄表明，對於列強武裝協助這位下崗高級幹部“逃亡”，大清政府是何種態度，但顯然，“多國部隊”並沒有受到任何阻礙。唯一的麻煩，隻是來自日本人。
根據10月29日《華盛頓郵報》的報道，27日當天，盛宣懷正好在一家日本銀行談事，得知了資政院的“死刑決議”後，他就滯留在了日本銀行內，隨後離開該銀行，來到了美國使館。
但根據日本的資料，盛宣懷其實從25日資政院通過罷免他職務的決議後，就噎藏身在了橫濱正金銀行“支店長”(支行行長)的宅邸內。
日本公使伊集院在10月26日，致電外務大臣內田康哉：“蓋自昨晨(25日)盛宣懷入我橫濱正金銀行支店長宅邸後，司戴德(美國銀行團代表)偵悉此事，即與美國公使館及福開森等人串通，經多方策劃，極力想把盛宣懷拉入美國保護之下。終於策動四國公使出麵、迫使慶親王作出保證：清政府對於盛宣懷、除降諭革職外，別無其他任何加罪之意，並言明準其在四國保護之下離開北京。同時，百般勸誘盛宣懷謝絕我橫濱正金銀行為其提供之特別快車，改乘美國方麵為其準備之列車出京，然後由天津搭乘德國輪船赴青島避難。”顯然，開始“逃亡”之後的盛宣懷，噎成為各國爭相獵取的寶貝。此後，圍繞對盛宣懷庇護權的爭奪，各國、尤其日美之間，還上演了更為激烈的秘密戰爭。
當夜(27日)，盛宣懷在美英德法“多國部隊”的嚴密保護下，離開了北京。《華盛頓郵報》(29日)記載說，此時的北京城內噎謠言漫天，有的說滿清政府決定對漢人進行種族屠殺，有的則說皇室也在準備逃亡，但被各國外交使團勸阻……
盛宣懷
急先鋒
這一“逃亡”事件，顯然大大出於所有人、包括盛宣懷本人的預料。
此時距離盛宣懷出任郵傳部長，僅僅10個月。郵傳部是個大部，綜合鐵道部、交通部、電信部、郵政部四大功能，而尤以鐵路為大，盛宣懷則自1896年執掌鐵路總公司起，一直是這個大部所管轄的範圍內的“一哥”。
但在這個超級大部正式掛牌的時候，盛宣懷卻在內部的權力傾軋中落敗，被發配到了上海，以副部長(“侍郎”)的身份談判對外商約。直到1910年的8月份，他才回到北京，卻依然是個副部長，更尷尬的是，部長(“尚書”)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屬唐紹儀。於是，兩人都隻好稱病。
幾經周折，唐紹儀勉強幹了幾個月，終於離職，而盛宣懷也得以在1911年的1月份坐上了郵傳部部長這個早就該屬於他的位子。
這個自視甚高又久被壓抑的人，終於握上了向往頤的印把子，便以雷霆手段開展工作，刀鋒首先指向的便是他最熟悉、也是國家戰略資源投放最多的鐵路。
當時全國17家“商辦”鐵路公司，雖然政府放手不幹預，並且給予各種特殊政策，包括準許他們通過征收特別稅的方式收集股本金，實際上就是用公權力做保障，在民眾中強行集資。但是，這17家公司卻比之前的國有企業更為不如，家家腐敗叢生、問題成堆，鐵路建設毫無推進，巨額資金倒是不見了蹤跡，實際上噎沒有一家能夠繼續維係，不僅大大影響了作為國家戰略布局的鐵路網建設，而且弄得民怨沸騰。
但是，廣東、湖南、湖北三省的商辦鐵路公司，因為完成集資額巨大，高管們實際上在其中已有巨大利益，一旦國有，其利益必將受損，而且之前的花賬、壞賬、爛賬也將在審計中曝光，因此竭力反對。而虧損最為嚴重的川漢鐵路四川公司(“川路公司”)，其高管在歡呼國有的同時，提出一個附帶要求：希望中央財政為他們在上海違規炒股而虧損的350萬兩埋單，遭到盛宣懷強硬的拒絕。
川路公司高管們喪氣之餘，惱羞成怒，加入了廣東、湖南、湖北三省商辦鐵路既得利益者的行列，開始猛攻鐵路國有政策、猛攻盛宣懷本人。一時間，帽子滿天飛、棍子遍地打。此即所謂的“保路運動”的肇始。
盛宣懷無論對內對外，都是個強勢的人，在他的主持下，與四國銀團的貸款談判“磋商數月，會晤將及二十次，辯論不止數萬言。於原約稍可力爭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數事，實已無可再爭”，貸款合同的條款不斷地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不僅年利率依然維持在5%，不到國內錢莊和票號貸款利率的一半，而且所貸款項的半數可以存在交通銀行與大清銀行，這等於為這兩家國有銀行提升了頭寸，而原合同規定隻能存在四國銀行。同時，合同還刪除了原定四國有權參與建造若幹支路的條款，並規定所用鐵軌必須使用漢陽鐵工廠的國產品，其它原材料則進行國際招投標，不再由外方指定。盛宣懷堅信，根據這一合同，資金到位後，粵漢鐵路三年內就能全線接通，十年內可以開始還本。
但是，這一完全平等簽訂的借款協議，遭到了“賣國”的指控。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李鴻章的嫡係人馬，在李鴻章去世10年之後，盛宣懷其實沒有任何過硬的政治靠山。而此時的大清官場，十分講求門派，時人胡思敬在其名著《國聞備乘》裏，列舉了此時的“七黨林立”:“孝欽訓政時，權盡萃於奕劻(慶親王)，凡內外希圖恩澤者，非貴緣奕劻之門不得入。奕劻雖貪，一人之欲壑易盈，非有援引之人亦未易扭身而進。至宣統初年奕劻權力稍殺，而局勢稍稍變矣。其時親貴盡出專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謀生事，內外聲氣大通。於是洵貝勒(載洵)總持海軍，兼辦陵工，與毓朗合為一黨。濤貝勒(載濤)，侵奪陸軍部權，收用良弼為一黨。肅親王好結納報館，據民政部，領天下警政為一黨。溥倫為宣宗長曾孫，同治初本有青宮之望，陰結議員為一黨。隆裕以母後之尊，寵任太監為一黨。澤公(載澤)與隆裕為姻親，又曾經出洋，握財政全權，創設監理財政官鹽務處為一黨。監國福晉(即醇親王福晉，榮祿之女)雅有才能，頗通賄賂，聯絡母族為黨。”
顯然，並不屬於任何派係的盛宣懷，卻“總攬輪船、銀行、鐵政、煉冶、煤礦、紡織諸大政”，自然成為眾人眼紅的目標，再加上其在推行鐵路國有時，辦事如此認真刻板，實際上給自己種禍不淺。
在中央的竭力化解下，湖南、湖北、廣東三省的“保路遠動”見好就收，迅速地偃旗息鼓，既得利益者們退居二線去享受幸存的勝利果實。但四川卻因為炒股虧損實在過於龐大，隻能選擇與中央死磕，並且越演越烈。在成都的中心舞台上，一場“變臉”大戲越演越熱鬧。以川路公司高管為代表的既得利益群體，不惜高高舉起民族主義的大旗，無中生有、激化矛盾。而各級政府官員，抱著自己的小九九，試圖渾水摸魚，利用民眾運動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革命黨則希望天下大亂，好早日享受革命的高潮快感，明確將“離間官民”作為在四川工作的重點。這三種力量，最後導致保路運動失控而成為顛覆大局的風暴潮，而盛宣懷成為矛盾的原點和焦點。
盛宣懷對此，保持了充分的自知之明。9月30日他在發給岑春煊、解釋川路國有補償方案的電報中，就說自己“於此事，已為眾矢之的，即犧牲身命，何裨絲毫？”在其子孫日後撰寫的《盛宣懷行述》中說：“府君(盛宣懷)以職掌所在，日與左右侍郎吳公鬱生、李公經方商榷、討論，期於上補國計，下協輿情，苦心圖維，委曲周市，至憂思不能成寐。旬日之間，鬢發加白。”
替罪羊
在對付四川的保路運動中，盛宣懷是堅定的鷹派，而以年僅28歲的攝政王載灃為核心的中央領導班子，也試圖振作一番，他們堅信自己占著情、理、法，與“保路運動”爭鋒相對。端方受命率領湖北新軍入川平亂，導致了武昌空虛，10月10日，武昌暴動成功。事態進一步惡化。
武昌暴動之後，盛宣懷雖沒有帶兵出征，卻成為“剛性維穩”的總調度，為了保護鐵路橋梁、調集車輛船隻、運送軍需民用，可謂殫精竭慮。
甚至，為了及早實現維穩的目的，他還在10月20日一天內，為攝政王親信，度支部大臣載澤代擬3份“麵奏節略”(與中央核心匯報談話的要點)：
一是《代載澤擬進兵遲速關係大局之緣由節略》，認為亂軍勢孤，“平亂”軍事行動必須快;
二是《蔭午樓宜電旨促其親督進兵節略》，蔭午樓即正在前敵的總指揮蔭昌，盛宣懷指責他一味觀望，坐失良機，並建議中央立即撤換;
三是《袁世凱宜明降諭旨催其赴鄂節略》，盛宣懷建議中央起用袁世凱，代替蔭昌。點擊觀看更多????老友記 全10季236集 | 高清雙語
這3份節略，其實令盛宣懷在體製內更趨孤立：一是得罪了自視甚高、在德國學習軍事回來的蔭昌，而蔭昌的背後，是一大群大清國的“太子黨”;二是他推薦的袁世凱，本來就算是他的政敵，當然也不會領他的情;三是薦袁之舉，令那些對袁深惡痛絕的“太子黨”更為惱怒。
10月23日，盛宣懷再度親自上奏，要求中央降旨嚴飭蔭昌親臨前敵，加派袁世凱為欽差大臣，並建議對前線將領實行“重賞嚴辦”的問責製度。
而此時，噎實際上成為孤家寡人的盛宣懷，也遭到了別人的“問責”。
10月16日，禦史史履晉彈劾盛宣懷，一方麵承認鐵路商辦出現大量問題，另一方麵卻認為盛宣懷的國有方案隻是為了其滿足其“獨攬利權、調濟私人”的目的，並且“未經閣議”。
10月26日，又一位禦史範之傑上奏，認為川鄂動亂主因並非“趙爾豐(四川總督)之操切羅織、瑞澂(湖廣總督)之棄守潛逃”，而是“橫絕中外”的“神奸巨蠹”盛宣懷。他指控，盛宣懷之所以對不同地區的鐵路國有采取不同補償方式，是為了進行股市的內幕交易：在鐵路國有宣布之前，盛宣懷噎派人到廣州低價收購了大量的粵路公司股票，所以粵路商股十足償還，盛宣懷大撈一把;而川路公司的股票，盛宣懷未能收得，因此才不斷打壓。當然，這又是風聞而已。
這位禦史提出，盛宣懷目前隻是一個部長，如果他處在副總理的位置上，“盜玉竊鈞，何事尚不可為？”，“方今主少國疑，而有大臣奸橫如此，苟不宣布罪狀，明正典刑，恐君權陵替，後患更何堪設想。”將盛宣懷的問題，上綱上線到篡班奪權的高度。
危險在一步步地逼向盛宣懷，並終於在10月25日的國家議會“資政院”的會議上，達到了頂點：資政院通過決議，要求政府罷免盛宣懷的一切職務。
當晚，盛宣懷居然還在寫長篇辯護詞，逐條反駁議員們的指控，並“自請解職，以避嫌疑”。作為在官、商兩界廝混了一輩子的人精，作為一直以來行走在風口浪尖的“急先鋒”，盛宣懷居然在這關鍵時刻顯示了自己幼稚的一麵：畢竟，政治遊戲和權力博弈，從來不需要真相與真理，從來都是隻講實力而不講道理。
果然，盛宣懷自請辭職、體麵退場的要求沒人理睬，中央毫不猶豫地將他拋了出來：革職、永不敘用。這在大清國的紀律處分中，是最為嚴厲的一檔，再往上就是追究刑事責任了。而資政院的議員們依然不放過他，直接訴諸最嚴厲的刑罰：死刑。
盛宣懷的兒孫們在其去世後編撰的《盛宣懷行述》，對此感歎道：“無何川亂(保路運動)猝起，鄂變(武昌暴動)繼作，海內響應。當局亦知積薪厝火，事非一朝，其藉口於路政，召禍者僅一蜀耳。而資政院議員，群喙方張，爭以府君(盛宣懷)為集矢之的。朝廷俯徇眾論，毅然奪府君職，以為罷斥一大臣，宣可間執其口，或因以暫彌亂機。而孰知事有大謬不然者耶!”
至此，盛宣懷徹底走入了裏外不是人的“豬八戒困境”：在“革命者”眼中，他是最為凶悍而堅定的反革命者，甚至比蔭昌、載澤這些皇族貴戚都要凶悍而堅定，這令他的資產在民國成為最容易被瓜分的肥肉;而他不惜鞠躬盡瘁試圖挽救的這個政權，卻短視而冷血地將他作為替罪羊拋出，希圖以此遲滯大廈崩潰的速度。
在清末民初的世代交替中，甚至在中國曆史上的各種改朝換代的關頭，能如盛宣懷這般、走到如此絕境的人物，其實並不多見。如果沒有那些自稱還講些“義氣”(honorbound)——《華盛頓郵報》說，四國聯合營救盛宣懷，就是為了這個honorbound——的老外們，盛宣懷恐怕也要如同端方、趙爾豐一樣，成為辛亥年祭壇中的一灘血泊。
盛宣懷的兒孫們記錄到，在流亡日本的第一年，盛宣懷一直住在神戶的鹽屋山地，穿的和服上掛了顆小印，上刻“須磨布衲”四字。每天，他都要寫點日記，令後人好奇的是，逃脫了絕境的盛宣懷，究竟都在為自己寫些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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