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來上海“老克勒”？
作者：龐忠甲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上海刮起了一股如火如荼的“懷舊風”。與西方不同，歐美流行的是懷中世紀的前現代生活的舊，意味著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批判；而滬上緬懷向往的恰恰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前後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布爾喬亞風情，隱含著對於計劃經濟傳統的反思。
今天無論上海人還是外地人，一提到“海派文化”，就想到外灘“萬國博覽會”、老洋房、老弄堂、石庫門、西式花園、西餐廳、百樂門、仙樂斯、法國梧桐，以及旗袍、鋼琴和月份牌式老掛曆中的上海。一說起作家，無非張愛玲、徐誌摩、張恨水，鴛鴦蝴蝶派。體現上海味道的酒吧、賓館、飯店、會館、咖啡館等幾乎都是定格於“老上海”媚俗的文化符號---一身旗袍裹著羊毛披肩的洋場少婦形象，一曲難忘“何日君再來”……
出類拔萃者，當推聲名鵲起的“老克勒”。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海灘出現過的一個貶義的民間稱謂“老克勒”（比較準確的滬語發音為“老客臘”），塵封三十餘年後，世紀之交忽然“重現江湖”，成為時尚新寵、香花異草。近年來，小說、電視劇、電影，或是電視節日中“老克勒” 灸手可熱、稱羨不絕，甚至奉為“海派文化”的最高層次，至尊的貴族精神代表；推崇為”音律中一道不可缺少的低音倍司，少了這道倍司，上海旋律的海味就會走了板”、“海派文化的活化石”，“銜接上海昨天和今天的文化橋梁（或稱脊梁）”，“上海當今城市主旋律”……
於是乎，一些自以為有“自由、快樂、健康、瀟灑”貴族腔調的人粉墨登場，言必稱“老克勒”，以至於擁躉成陣。唯恐逝者如斯，無以為繼，近年滬上舉辦了林林總總的“克勒活動”，包括評選今日一大或十大“老克勒”、尋找“老克勒代言人”、“老克勒”式人物訪談、“老克勒”式人物聚會、“老克勒”讀書會、大學附中開設高價“克勒班”，出現了一些以“克勒”為名的文化沙龍品牌（“克勒門”）、俱樂部(“老克勒”俱樂部，“老克勒”明星足球俱樂部)、“老克勒”藝術團（樂隊）、掛名飯店酒樓……
“老克勒”何謂哉？
百度百科有道：
“老克勒”中的“克勒”是外來語，是“Color”彩色的意思音譯過來解釋的，也有Class作等級、階級解釋的。所以就有了老克勒一詞的由來。舊上海的老克勒，他們是最先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的一群人，也最先吸收結合的西方文化的，那時的他們土洋結合，形成了一定時期的海派文化。
又稱：
老克勒從英語Old Clerk來，按意思翻譯，應為“老白領”。
克勒（Clerk），是指在政府、銀行、律師行、會計行工作的職員。在舊上海，專指在洋行工作的白領。
老克勒，指中年、在洋行工作、高薪、職業安全、有見識、有教養的職業人士。
隨後描繪道：
老克勒的生活是悠閑的，雅致的。舉手投足間流露出貴族的氣息。在上海灘。他們有著寬敞的洋房和漂亮的花園，可以隨意的駕駛著小汽車在上海穿梭,他們瘋狂的熱愛西方的爵士樂，狂熱的收集爵士樂的老唱片。他們走路筆直、穿花格子的襯衫、衣服一定要送到洗染店去洗、褲子上的兩條熨線是一定要有的、皮鞋一絲不苟擦得非常亮。他們再窮，也會保持一種紳士的風度和生活狀態，在想象的空間裏，消費西方文化。
老克勒們有著自己的朋友圈子，彼此有著共同的品位，信仰，愛好。平常老克勒們聚在一起，就在洋房裏舉辦舞會。人們喝著濃鬱香醇的咖啡，海闊天空的閑聊。或聽著悠揚的爵士樂，翩翩起舞。在屋內輕柔舞動的人們，那一刻，舊上海的浮華逼真呈現。
滬語研究專家錢乃榮（1945-）教授編著的《上海話大詞典》（2008年12月出版）中稱“老克拉”（老克勒）為：
“克拉”源自英語“Carat”，寶石的重量單位。在舊時的珠寶店裏，司務們遇到三克拉以上成色的鑽石寶戒，常會把大拇指一翹，稱一聲“老克拉”。後用以喻指那些從外國歸零見過世麵的、有現代意識的、有西方文化學識背景、有紳士風範的“老白領”。再從他們的文化追求和生活方式著眼，又從英語“Colour”(彩色)和“Classic”(經典)引申出其特有的含義附加上去。這個階層收入較高，消費也較前衛，講究休閑和服飾的摩登，在休閑方式上也領潮流之先，追潮中西融合，恰到好處。
曾經寫作《上海灘上的老克勒》的已故作家程乃珊（1946－2013）女士，觀察了2006年夏天大眾書局以5000元獎金征招一名“上海老克勒”的選手表演之後，不敢認同他們的形象舉止；認為“不是我所熟悉的老克勒。他們在台上的一舉一動，和真正的老克勒相去甚遠。”當年11月，她在“何必強求複製曆史 --- 論老克勒選秀 ”一文中，提出了成為“老克勒”必備的5項標準：
一.解放前曾經在當時工部局認可的男子學校接受過英語、音樂、 馬術等等禮儀和技術的專門訓練，要有極好的修養，做到坐有坐相，立有立相，家庭是否富裕倒不是一定的條件。（他們必是來自上海舊時的幾所著名男子中學如天主教聖芳濟中學、格致公學、徐匯中學、聖約翰中學和YMCA中學。他們的大學幾乎是清一色的聖約翰大學或滬江大學等教會大學。）
二.必須具備相當的西方文化素養，英語自然是首當其衝，雖然不一定要英文幾級幾級，但是必須有紮實的基礎。
三.擁有良好的藝術感覺，比如對英文老歌極其熟悉，舞技也要精湛。
四.是某方麵的專業人士，醫生、律師、工程師、教師等職業都可以，但絕不能是藍領，就算是八級技工也不行。
五.“老克勒”的太太必須是淑女，“大家都說，看一個人的配偶就能知道這個 人大體如何。老克勒的太太不太可能是售貨員或者紡織女工，這裏決無看輕這些女性的意思，但現實情況是，老克勒們的圈子裏幾乎是看不見她們的。”
根據這5項標準，程乃珊批評大眾書局選出來的那些所謂的“老克勒”們，看起來更像是“老阿飛”。有人在比賽中歪戴著一頂帽子，或者表演倒立著身子唱歌，這些都叫程乃珊看不慣：“這哪裏是‘老克勒’，分明是‘老阿飛’，這樣的比賽實在是對‘紳士’名號的侮辱。”
另一種說法則大相徑庭，甚至完全相反。以上似乎言之鑿鑿的“老克勒”身份，遭到了來自精研上海掌故的專家，以及各階層諸多上點年紀的“老上海人”嚴重質疑。
任職上海《新民晚報》的記者、作家錢勤發先生說：“我不是出身於花園洋房裏的‘老克勒’家庭，但對‘老克勒’這三個字耳熟得很，孩提時代就聽說過，印在腦子裏的“老克勒”是有銅鈿的上了一定年紀的“白相人”。
對於“老克勒”中的“克勒”是外來語，源自英語“顏色，色彩”（Color）一說，他指出：“上海人都知道，在舊社會，所謂的“彩色日子”，無非是飯店上上、舞廳走走、混堂孵孵、書寓（高檔妓院）混混、酒吧泡泡，除此之外，不知‘老克勒’還有什麽‘格調’”？
曾經發表《海派時尚》、《黃金榮與顧竹軒：舊上海幫派第一大案揭秘》、《《老上海--並非風花雪月的故事》和《尋找上海“老克拉”》等專著的上海記者、作家胡根喜以為，“以錢(乃榮)先生之論，如此‘老克勒’，別說堪稱老上海人之楷模，即便是在今天仍有推崇的空間。不過，此等的上好男人，可有史料支撐否？在我的認知裏，‘老克勒’一詞的出現並不遙遠，它與通常意義上的‘老上海’相去甚遠，更與‘老上海’的曆史無緣，連叨陪末座的資格也不具備。”
他說：“錢乃榮先生筆下的‘老克勒’過於理想化，有子虛烏有之嫌。為錢勤發先生所不屑一顧的‘老克勒’呢？分明是個‘洋裝青皮’，走筆則無趣！”
他又說：“即便如此，我還是讚同錢勤發先生的論斷。
“這是因為在好幾次聯係采訪時，我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拒絕。有幾位上海灘很有聲望的耄耋長者，在婉拒了我的采訪要求之後，還好心地勸我放棄寫“老克勒”。原因說來也很簡單：坊問傳言的所謂的“老克勒”的定義，不過是對於“Color”的一種硬譯，說穿了，那隻是一種望文生義的產物罷了。沒有多少曆史依據的。 即便如此，以眼下見諸文字的“老克勒”，其概念也大多模糊不清。所謂的“老克勒”，全多也隻是人為地杜撰出來的一種另類，是相當上不了台麵的。換句話說，稍有些身價品位的、有作為的上海男人，大多不肯沾“老克勒”的光，更不會忝列其中。
“可悲的是，這種臆造的、誤人不淺的“老克勒”居然成了一種時髦。”
胡先生又說：“我無意也無權反對別人寫作“老克勒”，因為大家都行走在“山陰道上”，觀景、品景的角度不盡相同。你在“老克勒”上碼不出字兒來，那是你沒能耐。再者，膽兒大的，如今都雲遮霧罩地自詡“老克勒”，隔三差五地在電視裏煞有介事地擺出一副連他都不明就裏的“老克勒”腔的，大有人在哩!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筆者接觸過一些大體符合程女士五大條件的老一輩上海男人，幸存者已屆九秩望百人瑞之年。他們上過名牌教會大學，或是海外遊學歸來，作為新中國的科學家、工程師、醫生、教師和學術界人士，品格誌趣高尚，力求上進，貢獻良多。盡管多數人沒有資格入黨，卻為黨內領導層讚賞的“好人”一類，得到過不同程度重用，當然也飽受曆次政治運動反複折騰，包括戴帽摘帽等待遇。他們通曉英語，熟悉西方文化，必然有所眷戀美國電影、歐美名曲、西點洋餐和“精致生活”等等“舊日風情”，但深明環境時勢要求，知所收斂韜晦。八十年代中期，西風再度東漸之際，老人家當中有人托我從美國帶回昔日超級歌王平克勞斯貝（Bing Crosby，1903-1977）專輯、Maxwell House 咖啡以及國際象棋（Chess）等物事；卻不見有誰脫離現實陷入懷舊“狂熱”之境，更沒有一人同什麽“老克勒”沾邊的。
筆者交往中，多有家庭出身背景同上，來自上海“大戶人家”子弟，五、六十年代上大學，是當時與西方文化淵源最深的年輕一代。他們多為有所作為、與時俱進的專業骨幹，經風雨、見世麵之餘，懂得“夾起尾巴做人”的道理；罕有“玩物喪誌”餘地。如今拜改革開放之賜，多屬備受尊敬的耄耋長者，過著體麵的退休生活。
這些仁兄和上輩一樣，無論在舊社會或新中國，壓根兒沒有被人稱呼過“老克勒”。
上海昔日真正高層次人物，如文化名人、大學教授、專家學者、經理主管，或是任何當年有身價的花園洋房主人及其晚輩們，哪裏有誰自認“老克勒”的？遇人上門尋找“老克勒”，不叫褻瀆、侮辱又算什麽？
事實上，“老克勒“根本不是什麽“最先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的一群人”，談不上“最先吸收結合的西方文化的，那時的他們土洋結合，形成了一定時期的海派文化。”
舊上海本無“老克勒”一說。那是五十年代以至六十年代初期，針對滬上一些邊緣人物的不雅之稱。
一般說來，他們為男性，混跡於上流社會邊緣，多不屬於舊時上海富貴大戶人家，亦非洋行買辦上層，未必有定息收入，經濟上一時間雖混過得去，也不乏家境凋弊，棲息亭子間腳色。他們懂點舊世道，沾著點洋味，會點洋涇浜，擺弄點洋“派頭”，曉得點洋玩意小講究，學了點場麵上鳳毛麟爪，精明卻未必高明；是以“假洋鬼子”自娛自樂，不甘心等同普通老百姓平實生活，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的小人物。他們往往沒有專長正業，無所謂上進心、事業心，按社會組成分類，就是無所貢獻的“寄生蟲”一流。他們再窮也要保持一點自命情聖般的“紳士風度”；但跳舞樣子未必一流，甚至有點猥瑣，走路也不一定筆直。他們以擁有西方爵士樂唱片為榮，曉得一些西方古典音樂的通俗部分，相當熟悉美國電影，講起往日好萊塢大牌明星如數家珍；至於具有思想深度的西方藝文史哲類則不聞不問。
“老克勒”隻是新舊上海交替時期眾生相的小小一族，他們更多地在想象的空間裏消遣著漸成禁忌的西方通俗文化，享受著傲視普羅大眾的優越感，通常沒有胡作非為的本錢和膽量，其實於人無害，因此比擬白相人，又算不上白相人。今天沒有必要刻意貶低他們，但沒有任何可以過分推崇的道理。
借助魯迅式語言，他們是“洋相孔乙己”；借用契科夫式語言，就是另類別裏科夫（“套子裏的人”），被幽禁在自己的美學生活教義牢籠裏。或者說，他們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變態的人物群。
五十年代初期，隻要不犯事，中國政治生態對於上海都會特色的區區畸戀洋風之輩尚有足夠容忍度。反右以後，進一步加緊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老克勒”們越來越不合時宜，幾同舊社會殘渣餘孽了。待到三年困難時期，以及三麵紅旗運動大興，破私立公、滅資興無，“老克勒”就此無地自容，銷聲匿跡。在那沒有失業人口的年代，欠缺一技之長、生活漸成問題的“老克勒”，後來多被安排進入一些所謂城市集體所有製單位就業，加入了非正統工人階級的勞動群眾隊伍。
曾與他們朝夕相處的同事們，今天談起當年“老克勒”，無非領導心目中“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的落後群體和問題人物，群眾眼裏的“老落喬”、“落喬戶頭”。“落”是指落魄，“喬”是指“喬奇古怪”，“老落喬”就是指多少有點老不正經、花搽搽，行為異於常人，比上海話稱之為“癡頭怪腦”要輕一點。在近距離接觸中，他們像是過往地質年代的活化石，憑著別有風味的談吐做派，不失其為嘎山湖開心果。
這麽說來，上文中列舉的一係列英文褒美解釋詞，還能對上號嗎？其實，即便完全按照百度百科、錢教授和程女士下的定義，那Color（顏色）、Carat（量度鑽石的單位：克拉）、Class（階級、層級）、Classic（古典、經典）、Clerk（文員）等等，一點正經依據也沒有，都是扯到那兒算那兒；顯然各說各話、牽強附會、格格不入、互相矛盾，相當於把“老克勒”地位附庸高雅的想當然“硬裝筍（榫）頭”而已。
那麽，“老克勒”一詞有何來頭呢？
正如上海話裏頭許多罵人專用詞（例如癟三、赤佬、碼子、拉三、戇大、邋遢、蹩腳、肮三等等）一樣，“老克勒”可能有其英文出典。但除了“硬裝筍頭”，還有什麽貼切的可選項呢？
Clutch該算一個。
英語中汽車離合器或其踏板叫做Clutch，諧音“克拉子”。Clutch也有抓緊、突然抓住、一群，一批、一窩蛋等涵義。
上海話形容舊機器（老爺機器）噪音為“克勒克勒”（客臘客臘），或“乞力克勒”（極力嘎啦）。
離合器，是把汽車或其他動力機械的引擎動力以開關的方式傳遞至車軸上的裝置。上海早期接觸舶來機器的老師傅，常常直接用洋涇浜英語稱呼那些尚無正式通用中文譯名的部件或整機，例如倍令（Bearing，軸承），布斯（Bush，軸瓦），匹斯通（Piston，活塞），閥爾（Valve，流體輸送係統中的控製部件），靠背輪（Coupling，聯軸器），引擎（Engine，發動機），以及馬達（Motor，電動機等機械驅動設備）等。客臘子（克拉子或克勒子）就是離合器的一種叫法。香港俗稱極力子，日文叫作克臘機（kuraqti）。
現在台灣台北市大同區興城街有家專業汽車離合器軸承製造商，就叫做“克拉子軸承企業有限公司”。
由客臘客臘作響的過氣外國老爺機器對上這個上海味道特濃的專用稱呼“老克勒”（老客臘，老克拉），較之前述那些“可能的”英文詞源是不是更具“適用性”？
爆出冷門的是傑出上海女作家王安憶（1954-），1995年寫就一部哀婉動人，跌宕起伏的長篇小說《長恨歌》，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並被改編成話劇、電視劇和電影。小說中出現了一位1985年時年方26歲的“老克勒”。此人父母都是勤儉老實的職員，本人長在紅旗下，從未經曆舊上海生活；家居虹口一處老式弄堂房子，自己住在三層閣。他在一所中學做體育教師，沒什麽事業心，在校少言寡語，與同事沒有私交，隻是“看什麽都是老的好”。
無論直接間接，這位“老克勒”同程女士的五項標準壓根兒搭不上界。
《長恨歌》裏寫道：
---他總是無端地懷想四十年前的上海，要說那和他有什麽關係？有時他走在馬路上，恍惚間就好像回到了過去，女人都穿洋裝旗袍，男人則西裝禮帽，電車“當當當”地響，“白蘭花買”的叫聲鶯啼燕囀，還有沿街綢布行裏有夥計剪布料的“嚓嚓”聲，又清脆又凜冽的，他自己也成了個舊人，那種梳分頭、夾公文皮包、到洋行去供職的家有賢妻的規矩男人。
---人們都在忙著置辦音響的時候，那個在聽老唱片的；人們時興“尼康”、“美能達”電腦調焦照相機的時候，那個在擺弄“羅萊克斯”一二○的；手上戴機械表，喝小壺煮咖啡，用剃須膏刮臉，玩老式幻燈機，穿船形牛皮鞋的……
這種“懷舊”喜好，很像自我設套的矯揉造作，實則“葉公好龍”。“老克臘”與芳齡57歲，在他呱呱墜地之前十多年早已戴上“上海小姐”花冠，比自家姆媽年紀還大的王琦瑤，陷於見不得光的忘年畸戀；身心交融後，才發現“那似水的歲月，他過橋，他渡船，都是趕不上了。”--- 終究是個泡影。
作者說：“《長恨歌》裏描寫的老上海其實是引子，那個時代我們都沒有經曆過，基本上靠想象。我所關心的真正的故事發生在80年代，她與老克勒的感情才是我想重點描寫的。”
說到“她與老克勒的感情“，被欲望扭曲了靈魂的老婦人王琦瑤，“四十年的羅曼蒂克是那麽可憐的結局”，最後將現實生活寄托於活在靈異夢幻中的那個八十年代青年。“老克勒”對老女人王琦瑤終於隻剩下了廉價而虛無的同情。當她拿出自己最後的一切---當年包養者李主任留下的盛有金條的西班牙雕花木盒來換取“給她幾年時間”陪陪她時，“老克臘”終於獲得了“勇氣”，從“懷舊”綺夢和“末世情愛”中逃了出去。
《長恨歌》改編電影時，導演把逃之夭夭的“老克勒”請了回來，當了意外“失手”殺死王琦瑤的凶手，被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成為舊夢與欲望交織的荒誕大結局。
《長恨歌》裏的“老克勒”，其實隻是一個小小年紀偏執狂的綽號而已，鋪墊成了一則曆史陳跡回光返照幽靈式故事。看似非常小概率事件；但從人文科學價值而言，26歲“老克勒”的人物形象具有鏡像符號的意蘊，代表一類非理性的“上海懷舊”欲望，有所警示所懷之舊“不可複製”、“不可褻玩”，作為一個轉型時代的社會現象折射和詮釋，反而遠較那些莫名其妙移花接木近乎虛妄的當代“老克勒”來得鮮活和真實。
至此，已見出現三個“老克勒”版本：
1. 五、六十年代上海人貶稱的“老克勒”。指有點腔調、功架、派頭，洋相十足的遊手好閑之流。與老混混、白相人、洋裝青皮、落喬戶頭，五十步與百步耳。
2. 《長恨歌》裏隱喻的影子式“老克勒”。
3. 重新定義、描繪和追認的荒唐走板的“老克勒”。
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漫延著一股肆無忌憚的懷舊氛圍。一個新興的經濟意義上的中產階級，要尋找一些曆史的榜樣傳承；本屬五、六十年代上海人貶稱的“老克勒”，就此被有意無意追加新的內容，點化、扭轉、改造、放大成為形容舊上海上層社會遺老遺少裏頭西化精英人士幾乎無所不至的溢美之詞。
這種自我定義的新版“老克勒”被炒熱了起來。但是，熟悉舊上海，接觸過真版“老克勒”的知情人，包括鄰近的蘇州、無錫等地的老一輩人，並不認同“把曆史當作隨意打扮的小姑娘”；聽說時移世易，鹹魚翻生，“老克勒”被晉封為海派至尊貴族，隻能搖頭撇嘴了。
至於程女士五項標準中人，他們與不登大雅之堂的“洋裝青皮”式的“老克勒”不一碼事，卻像作者祖輩著名銀行家出身圈子裏的品味高雅紳士（淑女）型人物寫照。他們是舊日上海租界背景下境遇優越、學養超群的西化精英階層幸運兒，有生之年何嚐與不體麵的稱呼“老克勒”有過絲毫瓜葛？今天憑什麽落到不倫不類張冠李戴歪戴帽子“老克勒”？
遊離真實曆史之外的移花接木 “穿越”之作，也許出自善意的揣摩，作為引申比喻、自娛自嘲，無可無不可乎；但杜撰渲染，倒寫曆史，抬高到了海派文化最高層次，至尊貴族精神代表那樣的高度，並且大加倡導，引來一群慕名跟風對號入座的 “老阿飛”，不是莫名其土地堂嗎？如此奢談“高尚生活”（Noble Life），可不是架空了“海派文化”，將那可歌可泣的巨變時代引領精神和文藝潮流的大師們，以及魅力無限的普羅大眾文化置於何地？竟有多少學術嚴肅性可言呢？
胡根喜先生還說：“海派文化的包容性很強，要包容一個“老克勒”也不是什麽了不得的事情。可要把“老克勒”稱為海派文化的脊梁，這就要讓人笑掉大牙了。”
“必也正名乎！”
今日滬上，“老克勒”已與“海派文化”捆綁一起，難分難解，甚至不客氣地充當“海派文化”的最高級代表了；那麽，試圖涉及“海派文化”以至它的精神要素這個大命題時，最好先把“老克勒”的來龍去脈、真假是非理清楚了為好。
2013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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