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拚音方案》頒布60年了，它的鼻祖是傳教士寫的這些書

原創2018-02-09 15:21·澎湃新聞

今年2月11日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頒布《漢語拚音方案》60周年的紀念日。現代漢語拚音方案吸收和繼承了章太炎注音符號、趙元任等人國語羅馬字、瞿秋白等人拉丁化新文字的特點，但是漢語拚音的源頭一直可以追溯到明朝。1958年在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報告中，官方也表明了這樣的態度：“采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已經經曆了350 多年的曆史。1605 年，來中國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最初用拉丁字母來給漢字注音。1625 年另外一個法國傳教士金尼閣又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辦法著了一部《西儒耳目資》。”可以說，利瑪竇的《西字奇跡》和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影響了中國漢語拚音的產生，是漢語拚音的鼻祖著作。

《西儒耳目資》

嚐試：利瑪竇的《西字奇跡》

利瑪竇（Matteo Ricc，字西泰，又號清泰、西江）出生於教皇國馬切拉塔（今意大利馬切拉塔），他是中西科技史上絕對無法忘卻的一個人。在東亞，他以科學家、數學家的身份而聞名；而不為大眾所熟悉的是，他同時也是一個出色的語言學家。他和來自那不勒斯的意大利同鄉羅明堅（Michael Ruggieri，字複初）是最早用拉丁字母來給漢字注音的人。

利瑪竇

利瑪竇與徐光啟翻譯《幾何原本》的場景

利瑪竇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

16 世紀之前，西方文獻關於中國語言的記載不多，研究更無從說起。明朝，隨著歐洲新航路的開辟，大批耶穌會士來到了這個古老而陌生的帝國。作為早期來華的西方人，由於漢字和西字大相徑庭，他們首先需要解決語言文字這一難題。他們認識到，在中國一個與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有著自身完備文化體係的龐然大國進行各種活動，必須要學會中國的語言和中國的漢字。為了能夠掌握漢字發音，他們摸索出一套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方法，最早進行這一嚐試的就是羅明堅和利瑪竇。

1934年，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發現了一組手稿，共189 頁，長23 厘米，寬16.5 厘米，其中第32－165 頁是葡萄牙語和漢語對照的辭典。據語言學家楊福綿考證，這部手稿是羅明堅和利瑪竇1584-1588年間在廣東肇慶完成。中外語言學界一般將此手稿稱之為《葡漢辭典》。

《葡漢辭典》手稿

《葡漢辭典》“水”條

辭典中的拚音係統，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漢語拚音方案。它的聲韻母拚寫設計尚未定型，有不少混亂和相互矛盾的地方。如“怕”和“罷”都拚成pa，“他”和“大”都拚成ta；“起”有chi、chij、chiy三種拚法，原因是當時意大利語的i、j、y通用。可見當時用拉丁文字給漢字注音還是在摸索階段。楊福綿說：“《辭典》中的羅馬字注漢字音，是漢語最早的拉丁字母拚音方案，是利氏及《西儒耳目資》拚音係統的前身，也是後世一切漢語拚音方案的鼻祖。”

經過一段學習，利瑪竇逐漸對漢語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具有音樂特長的同鄉郭居靜（Lfizaro Catfino）的幫助下，發現了漢字存在聲調：“一共有五種不同的聲調或變音，非常難於掌握，區別很小而不易領會。”（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劄記》）兩人參照樂譜音階，改良了拚音方案。他們根據漢字字音的特點，用五種符號表示不同聲調，此方案較之《葡華辭典》無疑成熟了許多。1605年，利瑪竇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跡》，用的就是這套方案。

《西字奇跡》 原書很早就已散佚，據說梵蒂岡圖書館尚有藏本。明末《程氏墨苑》存其中的《信而步海，疑而即沉》《二徒聞實，即舍空虛》《淫色穢氣，自速天火》《述文贈幼博程子》4篇文章，文中所有漢字皆附有拉丁字母注音。解放後，文字改革出版社將這些文章重印，並取名為《明末羅馬字注音文章》。

《西字奇跡》作者落款

《述文贈幼博程子》

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根據漢字和拉丁字母對照，整理出一個包括26個聲母和44個韻母的明末官話音係。較之原方案，新方案最大的進步有兩點：一是標出了輔音送氣符號，避免了“怕”“罷”不分。二是創造了5個聲調符號來區別聲調。這體現了利瑪竇等人對漢字字音認知的深化。

利瑪竇的《西字奇跡》隻是幾篇文章，還不能稱之為漢語拚音專著；1626年，金尼閣在利瑪竇方案基礎上繼續完善漢語拚音方案，並以此寫成了完整係統地記錄明末官話的音係專著，這就是我國第一部漢語拚音專著——《西儒耳目資》。

完善：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

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字四表），生於西屬尼德蘭佛蘭德斯杜埃（今法國杜埃），故自稱比利時人。他和上述諸人一樣，同屬耶穌會，1610年秋達到中國後，即跟從郭居靜等人學習漢語。1621年春，金尼閣“往南昌，旋又赴建昌韶州，視察教務。翌年赴杭州被難；一六二三年，往河南開封開教，翌年往山西”，1625年赴陝西。1626年在關中大儒王徵的協助下，完成《西儒耳目資》三卷。

金尼閣

《西儒耳目資》成書地長期有兩種說法，一是浙江杭州說，另一是陝西西安說。結合金尼閣生平，加上中方合作者王徵是西安府涇陽縣人，故後者可能性較大。王徵是明末著名的科學家、語言學家，與上海的徐光啟齊名，兩人並稱“南徐北王”，有我國第一位機械工程學家的美譽。徐光啟和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王徵和金尼閣合著《西儒耳目資》，也算是我國科技史和語言學史上的佳話了。

王徵

《西儒耳目資》書名很有意思：“西儒”說明作者本人是喜歡中國文化的西方人；“資”有幫助之意；耳朵可聽字音，但不見字形，本書可從音查出字，這就補充了耳朵的欠缺，此即“耳資”；眼睛可看字形，但不聞字音，本書可從字查到音，這就彌補了眼睛的缺陷，即“目資”。自序說：“幸至中華，朝夕講求，欲以言字通相同之理，但初聞新言耳鼓則不聰，觀新字目鏡則不明，恐不能觸理動之內意，欲救聾瞽，舍此藥法其道無由，顧表之曰耳目資也。”自序還說：“亦述而不作。敝會利西泰(瑪竇)、郭仰鳳(居靜)、龐順陽(迪我)實始之。愚竊比於我老朋而已。”作者很是謙虛，明言自己不是此漢語拚音方案的發明人，隻是繼承了利瑪竇的拚音方案。故而後來的語言學家把他們的方案稱為“利、金方案”。

《西儒耳目資》作者自序落款

《西儒耳目資》的編撰目的，據他自述在使中國人能在三天內通曉西方文字體係。 全書共分三卷：一是《譯引首譜》，為總論，將編撰經過和音韻學的基本知識；二是《列音韻譜》，以音查字，按拉丁字母順序排列漢字；三是《列編正譜》，是以字查音，按漢字部首排列。

《列音韻譜》

《西儒耳目資》通過引入中國音韻學知識介紹拚音方案，大大方便了中國讀書人了解西洋拉動字母；它的拚音方案，也是在利瑪竇的基礎上大大改良了。比如在聲母設計上，利氏常常“一音多號”，即用多個字母表示一個音；而金氏幾乎做到了“一音一號”。這個固然有金氏對漢字字音較前人更深層次了解的原因，當然也分不開中方合作者王徵的貢獻。兩人在成書過程中，多有討論，相互質證，細加評核。根據兩人記載，《西儒耳目資》反映的明末官話音係計有21個聲母，50個韻母，5個聲調。

《西儒資耳目》拚音方案

金尼閣做到了“一音一號”

“利、金方案”的出現對當時中國的音韻學者有很大的啟發。我國傳統注音方法是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來給漢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漢字的讀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讀不出來。反切是古代最主要和使用時間最長的注音方法，它是用兩個漢字來給另一個漢字注音，反切上字與所注字的聲母相同，反切下字與所注字的韻母和聲調相同。然而，由於古今音變以及學反切先要學漢字的關係，通過這種方法教學漢字並不經濟。金尼閣的拚音方案隻用25個字母和5個聲調符號就可以拚讀出當時官話全部音節，這種經濟且簡便的漢字注音方法引起了有識之士的關注。明末音韻學家方以智說：“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學者楊選杞則說：“一日出《西儒耳目資》以示餘，予閱未終卷，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為一定之法。”

利瑪竇、金尼閣等西方學者，是為漢字注音開辟新天地的第一批人。但在之後的兩三百年間，由於清朝雍正之後的閉關鎖國政策，隻有極少數國內語言學家知道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方法，沒有在中國廣為傳播，直到晚清西學東漸之風再起。

傳承：丁韙良的羅馬字書籍

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被迫允許洋人定居開放口岸，客觀上來講，也重新打開了西學東漸之門。從此，大批傳教士就此蜂擁而至，其中的佼佼者和領事館漢學家一樣，成長為重要的漢學家群體——傳教士漢學家。他們也和利瑪竇、金尼閣一樣，采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其中最有影響力的那位漢學家來自於美國印第安納州的小城利凡尼亞。1850年，一個美國年輕人來到了寧波，當時誰也不會想到，這個年輕人將會成為中國近代史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他就是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字冠西，號惪三），以中國近代教育的奠基人和多產的漢學家而著稱於世。他是19世紀來華最著名的傳教士漢學家，在中國生活了62年，其在中國活動的時間之長、活動範圍之廣以及影響之大，為同期的其他漢學家所遠不及。西方學者至今認為對清廷影響最大的外國人中，他僅次於英籍雇員赫德。

丁韙良

當丁韙良在寧波一上岸，就認定這片古老而偉大的土地將是他一生的講壇。這足以證明他非常自信，甚至說是非常自負，這點從他給自己取的字“冠西”即可看出來。而他的所作所為也足以證明這一點，與他的同行者不同，他一開始就和當地人住在一塊。為了和當地人交流，就必須掌握方言,丁韙良自己發明了一套拚音。丁韙良又將這一套拚音向其他傳教士介紹，得到了他們的支持，並於1851年1月組成了一個學社，宗旨是“為了確定一個用以把寧波口語寫下來的拚音係統。”這個係統就是寧波話教會羅馬字，最早的寧波話學習教材《鄞邑土音》就采用這個拚音方案。

《鄞邑土音》

丁韙良在寧波所進行的教育活動，並不是偶然而為之，而是深思熟慮後所形成的一種思想。因此，他一開始就把兒童作為科普的重要對象，他所有的科普書籍都是用寧波話拚音書寫。丁韙良一生著譯浩繁，最為珍貴的是科普書籍《地理書》和《地球圖》。《地理書》是丁韙良年輕時剛來寧波的作品，此套書共四冊，185頁，1852年在江北岸寧波華花聖經書房刊印，第一冊曾於1859年重刊。此書目的是向寧波少年兒童傳授世界地理知識，也是國內同時期首創。全世界目前無人收齊此書全套，它是中國早期西式兒童科學教育及中文拉丁化的罕有物證，在收藏界屬於無價之寶。

1852年初版《地理書》

1859年再版《地理書》

書名頁有一木刻圖，畫一個老師站在地球儀後麵，三名學生凝神聽講。除書名頁有中文外，全書以寧波話拚音書寫。“相土所宜，利有攸往”，講人要根據不同地區的地理特點行事。這個原則也影響到20世紀30年代的拉丁化新文字，新文字就講究拚音化、方言化、大眾化。本書正文除文字外，還有三幅折頁木刻地圖，其中一幅為大清一統圖，兩幅為東西半球地圖。此外，另有一幅折頁木刻畫，畫中為一列火車、一艘明輪輪船及一座英國飯堂。

《地理書》東半球

《地理書》西半球

《地理書》大清一統圖

《地理書》火車輪子

1853年，《地理書》的姐妹篇《地球圖》 也於江北華花書房出版。本書仍舊用寧波話拚音書寫。全書23頁，11幅地圖。地圖集裏的地名大部分是基於《瀛寰誌略》裏漢字的寧波話讀音轉譯。書中的地圖分別是東半球、西半球、歐羅巴地圖、北亞美利加地圖、阿非利加地圖、亞細亞地圖、南亞美利加地圖、聖經地圖、中國地圖、寧波府底下六縣地圖、浙江省邑地圖。最後兩張地圖充分也體現了前作《地理書》封麵提到的“相土所宜 利有攸往”之本土化原則。除地圖外，文字部分為地理知識回答。此外，他還編有一本叫《算法快懂》的數學入門讀物，也屬罕見之物。

《地球圖》

《地球圖》寧波府底下六縣地圖

丁韙良的漢語拚音雖然和“利、金方案”不同，但在實踐層麵上，還是對利瑪竇等前人的繼承，他也影響了整個在華西方漢學家群體。1870年止，寧波出版的羅馬字書籍達50種以上，作者涉及22人。從出版物數量、內容、作者群計，可以說寧波的羅馬字書籍是整個吳語區甚至全國的引領者。

到了1854年，丁韙良的寧波話和官話已經爐火純青，這意味著他有更大的發展空間。1860年，經過北上之行的丁韙良決定離開寧波，前往京師。從此，他逐漸實現了做教育家的夢想，從北京崇實館的校長到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這也是他被今人稱作北京大學首任校長的原因），還被光緒帝賜予二品頂戴。由於他的顯赫地位，又是曆經晚清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宣統五朝和民國的中國通，以至於當時來華的美國人，到了北京之後，最重要的事就是去拜訪住在西山的丁韙良。

1901年丁韙良等人在京師大學堂前合影

幾十年後，他在北京寫的回憶錄《花甲記憶》描述了他年輕時候的歲月，寧波“是一個我毫不誇張地說‘盡管你缺點很多，但我愛你始終不渝’的城市……在這裏找到了畢生的友誼，花了很長時間學習中國知識，也寫出了一些最好的作品”。就後世影響力來看，如果世人把羅馬字拚音當成他最好的作品，一點也不為過。作為開埠後最早設計漢語拚音的西方人之一，他本人也一直在為漢字改革而努力。即使1906年春季，上海帝國郵電聯席會議已經將翟理斯初版《華英字典》 中的拉丁字母拚寫法作為漢語拚音標準後（可見《澎湃新聞·翻書黨》2017年4月28日《20世紀上半葉最有名的漢英字典，收錄了12種方言的讀音》一文），他還是在次年向清廷傳達了製訂官話羅馬字的建議和願望。

丁韙良等人的活動刺激了20世紀初中國語言文字領域的改革，拉丁化字母最終成為清末切音字到解放後諸漢語拚音的濫觴。建國後，我國研製現代漢語拚音的時候，老一輩領導人和語言學家也沒有忘記西方漢學家為漢字改革所做的貢獻。他們將西方漢學家的拉丁字母曆史著作編成了《拚音文字史料叢書》作為參考之用，而身為漢語拚音鼻祖著作的《明末羅馬字注音文章（西字奇跡）》和《西儒耳目資》，也理所當然地名列其中。

1957年文字改革出版社版《明末羅馬字注音文章 （西字奇跡）》

1957年文字改革出版社版《西儒耳目資》

參考文獻：

楊福綿：《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中國語言學報》，1995年第5期

葉寶奎： 《明清官話音係》，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年3月

遊汝傑：《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2月

（美）丁韙良著、沈弘等譯：《花甲憶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

潭慧穎：《〈西儒耳目資〉源流辨析》，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10月

王文兵：《丁韙良與中國》，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