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過去40多年了，還是有人時不時地發文或引文說，恢複高考不是鄧小平拍板決策，鄧小平隻是個支持者。對此，匯集相關文章文獻檔案資料，做個綜述，正本清源，讓客觀事實說話。
首先，澄清兩個問題：
一是有人認為1966年推遲高考的決定出自劉少奇和鄧小平，因此劉鄧對高考的推遲及高考製度被廢負有直接責任。
1966年5月， 在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發布前後，一些大中學校的學生 給學校領導提意見、寫信及貼大字報，還把學校領導和一些教師當作“黑幫”來批鬥，亂批亂鬥亂揪之風，無政府主義之風迅速蔓延。許多學校的黨組織己經或將要陷於癱瘓。
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劉少奇和鄧小平。劉鄧為穩定高校局勢，防止造成全國性的動蕩，獲得毛澤東的同意，決定向高校派出工作組。這時距離高考隻有一個月的時間。 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還進行高考，顯然是不現實的。 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劉鄧希望通過工作組穩定高校局勢，使高校工作回歸正軌後，再進行高考。但是隨著文化大革命全麵開展，學生“停課鬧革命”，大批幹部教師遭到批鬥，紅衛兵全國大串聯，教育係統完全癱瘓，全國所有學校的教學活動徹底停止，各高校的招生活動當然也停止了。
1966年6月18日，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主管的人民日報發表以“徹底搞好文化革命 徹底改革教育製度“為題的社論。社論說：
“黨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指出，舊的資產階級教育製度包括招生考試製度，必須徹底改革。這種舊的招生考試製度，對我們社會主義事業是危害極大的。這個製度，不是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而是資產階級政治掛帥，分數掛帥。實行這種製度，是嚴重地違反黨的階級路線的，會把大量優秀的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排斥於學校大門之外，為資產階級造就他們的接班人，大開方便之門。這個製度大大阻礙青年的思想革命化，鼓勵青年走資產階級個人奮鬥、追逐個人名利地位的白專道路。
。。。。。
事實證明，舊的招生考試製度，已經成為社會主義教育事業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絆腳石。”
很明顯，文革導致了高考的推遲和高考的取消，和劉鄧沒有丁點關係。而且正是文革結束才為恢複高考提供了可能
二是有人說，文革中的招生不光有選拔推薦還有文化考試， 因此1977年的大學招生考試是改進高考，而不是恢複高考。事實並非如此。
1966年到1969年，高等學校停止招生。1970年，根據毛澤東的七·二一指示精神，清華、北大等極少數高校開始試行招生。試點高校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的招生辦法，取消入學考試，且限定招生對象為政治思想好， 有3年以上實踐經驗和相當於初中畢業以上實際文化程度的工農兵。1971年，少數高校繼續試行招生。1972年， 大部分高校恢複招生，招生辦法除了把有3年以上實踐經驗改為有2年以上實踐經驗外，其它和以前一樣。
這種“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招生辦法在實踐中存在嚴重的弊端：
一是“工農兵學員”入學不經文化考核，文化知識水準相差懸殊，造成教學秩序的混亂，降低了教學水平和質量。推薦學員的最低文化要求僅僅是初小文化，剛剛達到脫盲水平，有的大學為此不得不“大學變小學”。
二是影響了教育公平，“走後門”成風，“關係生”普遍存在。
1973年，國務院批轉《關於高等學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見》，文件指出：“在政治條件合格的基礎上，要重視文化程度，進行文化考查”。同年教育部第一次提出要在招收工農兵學員的過程中重視文化考試。該年夏天，各省都進行了高校入學統考，然而，在文化考查中，發生了“張鐵生交白卷事件” 。
此事被“四人幫”利用並被上升到教育戰線“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的一個重要問題”。 1974年開始，高校招生文化課考查被取消，恢複了“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的招生辦法，並一直延續到1976年。所以，大學招生的文化課考查隻是在1973年這一年試行。
恢複高考的醞釀過程
鄧小平恢複職務前的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 教育部在山西太原召開”全國高校招生工作座談會”, 教育部部長劉西堯、副部長李琦主持了會議。劉西堯年初上任時曾經問過華國鋒教育戰線怎麽搞，華國鋒回答：毛主席怎麽說的就怎麽做。華國鋒較早時還對劉西堯說過：“凡是毛主席說過的話，凡是毛主席定過的事，都不能動。”
這次會議在招生辦法、文化程度要求、政審標準上出現爭論，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
這個方案較以往有一些突破：
明確規定普通高校招生一般要有高中畢業或相當於高中畢業的文化水平；
決定試招4000人至1萬名高中應屆畢業生，約占全國招生總數的2%至5%；
強調重視文化程度，對考生要進行文化考查。
但是，招生的方式依然沿襲“文化大革命”期間實行的“自願報考，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查”的老辦法。招生製度的總體框架並沒有受到觸動。
8月4日，教育部向國務院報送了《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
鄧小平在複出時 ， 對於恢複高考,已經有了一些較成熟的考慮
1977年7月17日，中共第十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職務的決議》，恢複鄧小平同誌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當時鄧小平主動請纓,鄭重地向中央提出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請求。 此時,鄧小平對於教育工作, 包括恢複高等學校招生製度等,已經有了一些比較成熟的考慮。 在複職前後, 鄧小平對於科技和教育問題有過多次談話，對恢複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製度問題,提出了兩點重要意見:
第一, 高等學校招生要恢複文化考試製度
1977年7月23日, 鄧小平在同張文峰、高勇的談話時明確指出:“不管招多少大學生,一定要考試, 考試不合格不能要。"
7月29日, 在聽取方毅，劉西堯匯報工作時, 他再次強調:“要堅持考試製度,尤其是重點學校一定要堅持,不合格的要留級。對此要有鮮明的態度”
第二, 提倡高等學校招生“兩條腿”走路, 允許高中畢業生直接上大學
7月23日在同張文峰，高勇談話時, 鄧小平指出:“教育要兩條腿走路,要有重點。大學要從工農兵中招生, 重點學校可以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
7月29日, 他在聽取方毅，劉西堯匯報工作時指出:“是否廢除高中畢業生一定要勞動兩年才能上大學的做法? 在中小學完成了勞動任務, 為什麽還要集中搞兩年勞動? ”
8月1日, 他在聽取方毅，劉西堯匯報工作時指示:“辦教育要兩條腿走路, 學校可以搞多種形式, 總的目標是盡快地培養一批人出來。”
恢複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製度, 鄧小平最初的設想是： 1977年用一年的時間做準備, 1978年正式恢複高考, 生源一半是應屆高中畢業生, 一半來自社會,然後逐步走向正規。
然而, 形勢發展很快, 在鄧小平複出工作後主持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期間, 恢複高考的決策提前確定和實施了.
鄧小平再次複出後的第一個大動作
1977年8月4日至8日，鄧小平主持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在北京舉行。 他在會議一開始就開宗明義：
“請大家來，就是想聽聽意見。題目就是科研怎麽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麽合乎四個現代化的要求，包括學製、教材、教員的來源、辦學的方針、具體措施有什麽想法，征求同誌們的意見。方法，就是想說什麽說什麽，發言可長可短，講一次兩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話都可以。自由一點，什麽話都可講。這裏沒有棍子。要消滅棍子。三個公司，鋼鐵公司、帽子公司還有鞋子公司，都丟掉。"
在鄧小平的引導下，與會專家一掃會議開始時的拘謹，暢所欲言。提高教學質量、改革招生製度，成為主要話題之一。
中國科技大學溫元凱建議，把過去招生的16字方針改為“自願報考，單位同意，統一考試，擇優錄取”。鄧小平當即表態說：你的16字比較好，但第二句有點問題，比如考生很好，要報考，隊裏不同意，或者領導脾氣壞些，不同意報考怎麽辦？ 我取你的四分之三，不要這一句。
武漢大學化學係教授查全性發言：強調招生是保證大學教育質量的第一關。他曆數現行招生製度的弊端，指出應該恢複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統一招生考試，呼籲一定要當機立斷，今年能辦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辦。
查全性的發言引起與會者強烈共鳴，專家們建議黨中央、國務院下大決心，對現行招生製度來一個大的改革。專家們的一致意見使鄧小平受到很大震動。 他問坐在身邊的教育部長劉西堯: 今年還來得及嗎? 劉西堯說, 推遲招生,還來得及。鄧小平聽了, 當場決斷:“既然今年還有時間, 那就堅決改嘛。 把原來寫的招生報告收回來, 根據大家的意見重寫。”
8月8日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結束。鄧小平在總結發言中再次明確宣布：“今年就要下決心恢複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
一個重大決策就這樣確定了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教育部很快報送了《關於推遲招生和新生開學時間的請示報告》，報告提出：“原計劃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八月開始招生，十一月中旬新生開學。現根據鄧副主席最近的指示，我們將對高等學校招生製度作較大的改進，招生時間擬推遲到第四季度，一九七七年新生於明年二月底前入學。”
8月18日，鄧小平批示：“這是經過考慮，為了保證重點大學學生質量而商定的。擬同意。”當天，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均圈閱同意。恢複高考取得了階段性的重大勝利。
1977年8月13日，根據鄧小平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製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即刻在北京再次召開了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先在北京飯店，後移師友誼賓館）由於當時正在舉行黨的十一大,“兩個凡是”思想還有相當大的影響,在要不要廢止群眾推薦,恢複高等院校招生考試製度, 以及怎樣看待“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路線等問題上,與會人員分歧很大,爭論不休。結果會期一拖再拖，招生文件修改了五六稿，文件還是太原會議的老樣子，沒有大的改動。
鄧小平看到反映會議情況的內參，生氣了
9月19日,他召集教育部負責人劉西堯，雍文濤?李琦等人談話,嚴肅提出:“教育部要爭取主動。 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至少說明你們膽子小,怕又跟著我犯‘錯誤’"。
“你們要放手去抓,大膽去抓,要獨立思考,不要東看看,西看看。 把問題弄清楚,該怎麽辦就怎麽辦。 該自己解決的問題,自己解決;解決不了的,報告中央。 教育方麵的問題成堆,必須理出個頭緒來。 現在群眾勁頭起來了,教育部不要成為阻力。 教育部首要的問題是要思想一致。 讚成中央方針的,就幹; 不讚成的, 就改行。”
鄧小平接著批評教育部起草的本次招生政審意見：“你們起草的招生檔案寫得很難懂，太繁瑣。關於招生的條件我改了一下。政審，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招生主要抓兩頭，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撥亂反正,語言要明確,含糊其詞不行,解決不了問題。辦事要快,不要拖。”
鄧小平明確指示:招生會議要盡快結束。 招生文件繼續修改,盡可能簡化,早點搞出來。
9月21日，劉西堯向招生會議傳達了鄧小平的講話，會場反應強烈，此後形勢急轉直下。《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也迅速達成了一致，《意見》在政審、報考標準和培養目標等重要問題上實現了突破，並製定了“自願報名、統一考試、地市初選、學校錄取”的新的高招方針。4天後, 招生工作會議結束。
10月3日,鄧小平將劉西堯報送的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的請示報告》和教育部代擬的國務院轉發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的批示稿等文件批送華國鋒:“此事較急, 請審閱後,批印政治局會議討論批準?建議近幾日內開一次政治局會議, 連同《紅旗》雜誌關於教育的評論員文章(前已送閱)，並討論”。華國鋒旋即批示汪東興將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誌。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討論並原則通過了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華國鋒主席講了教育問題，指出高等學校招生這件事很重要，要抓好。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誌接見了出席全國招生工作會議的全體代表。
10月7日,鄧小平在教育部修改後的《招生工作的意見》上批示:“我看可以。華主席，劍英，先念，東興，方毅同誌核示,退教育部辦，”當天, 華國鋒等圈閱同意。
10月12日,國務院轉發了《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規定從1977年起，對高等學校招生製度進行改革，恢複統一考試製度。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複員軍人、幹部和應屆畢業生，符合條件者均可報考。招生辦法是自願報名，統一考試，地（市）初選，學校錄取。錄取原則是德智體全麵衡量，擇優錄取。 至此, 恢複高考的決策塵埃落定。
鄧小平和華國鋒在恢複高考決策過程中起的作用
這個曆史時段，產生了一係列的領導人講話、會議文件、簡報、《人民日報》報道、中央文件、鄧小平和華國鋒的批示，還有時任教育部長劉西堯以及方毅等負責人的講話。恢複高考決策程序有條不紊，清晰有序。從這批原始文獻資料看，鄧小平副主席代表黨中央提出，推進，領導及決策恢複高考，時任黨中央主席華國鋒和副主席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全力讚同支持恢複高考是毫無疑義的
鄧小平以黨中央副主席身份分管教育和科技，具有重要的決定權
在科教座談會上，鄧小平聽到與會專家要求盡快恢複高考的強烈呼聲後指示：把原來寫的招生報告收回來重寫。原來的招生報告是指1977年6月底在太原召開的全國高等學校招生會議所形成的《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這個《意見》稿事先請華國鋒審閱過。鄧小平對此當然清楚，但還是責成教育部把文件追回來重寫。為使重寫的招生文件合法化，鄧小平又要求教育部重新召開全國招生工作會議，這就是1977年8月13日開始的第二個招生工作會議的由來。此事典型地體現了鄧小平剛毅果斷的領導風格。
招生工作文件的重新修改是根據鄧小平的指示進行的
在恢複高考過程中，鄧小平的一係列的講話和所下的指示都是具有指導性和決斷性的，並且在經過重大修改形成的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文件中得到充分的體現。
鄧小平以其堅定的意誌力推動恢複高考
1977年8月13日開始的第二次招生會議，直到9月中旬遲遲未決。9月19日，鄧小平召集教育部負責人談話，批評教育部膽子小，怕犯錯誤。督促教育部門的同誌解放思想、盡快把恢複高考事項定下來。
鄧小平否定“兩個估計”， 使恢複高考名正言順地推進
1971年由遲群主持，姚文元修改，張春橋定稿，毛澤東圈閱同意，並以中央文件形式發出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提出了所謂“兩個估計”，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鄧小平9月19日,召集教育部負責人談話, 指出: 建國後的十七年，各條戰線，包括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戰線，都是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路線占主導地位，唯獨你們教育戰線不是這樣，能說得通嗎？《紀要》是毛澤東同誌畫了圈的。毛澤東同誌畫了圈，不等於說裏麵就沒有是非問題了。我們不能簡單地處理。《紀要》引用了毛澤東同誌的一些話，有許多是斷章取義的。《紀要》裏還塞進了不少“四人幫”的東西。對這個《紀要》要進行批判，劃清是非界限。” 鄧小平明確指出：“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
在鄧小平指示下，教育部黨組組織寫作班子起草批判“兩個估計”的文章。11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的長文。
推翻“兩個估計，解除了束縛在知識分子身上的枷鎖，為全國教育戰線平反，為恢複高考掃清了理論和政策障礙。
從教育部領導的大會報告，看鄧小平在恢複高考中的決定性作用
1977年9月15日，教育部長劉西堯在第二次招生工作會議作了總結。整篇講話，都是華主席、鄧副主席重視教育並列同提，沒有主次之分。在談到教育的政策方向時，都隻提鄧副主席，未提華主席。諸如根據鄧副主席最近對教育工作的指示，根據鄧副主席講話的精神，遵照鄧副主席指示等等。
9月25日，劉西堯在第二次招生工作會議結束時講話：鄧副主席對教育作了一係列極為重要的指示，是迅速改變教育和社會主義嚴重不相適應的狀況的強大動力和武器。
9月30日，教育部將1977年招生工作意見呈報給國務院和鄧小平，並寫上：“遵照鄧副主席的指示，我部於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召開了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
華國鋒等中央領導讚同支持鄧小平恢複高考的意見
在恢複高考問題上華國鋒沒有堅持“兩個凡是”。
兩個凡是，既“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定，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華國鋒當時的“政治態度”。然而在恢複高考這個重大事件上，華國鋒並沒有堅持“兩個凡是”。
華國鋒對鄧小平責成教育部將已報國務院的“招生工作意見”收回，並要求教育部重開招生工作會議，重寫招生工作意見一事。不但沒有表示反對意見，而且還自我否定，收回了他原先同意過這個報告的意見，這是難能可貴的。且在其後的行動中繼續讚同支持鄧小平所提出恢複高考的決定。
鄧小平責成教育部寫作班子起草批判“兩個估計” 文章，華國鋒同意在《人民日報》發表。
華國鋒及時召開並批轉鄧小平要求政治局討論恢複高考事項
自鄧小平8月召開“科教座談會”以來，許多涉及全局性的大事需要政治局討論，在鄧小平報送給華國鋒的同時，也報送給時任副主席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其他領導。華國鋒都根據鄧小平的提議及時召開會議研究或及時批轉。
華國鋒會見了出席全國招生會議的代表，表示對恢複高考工作的支持
1977年9月25日，華國鋒與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等接見出席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全國科學大會預備會議等代表，以示對恢複高考工作的支持。
關於恢複高考的重大事宜，鄧小平報送華國鋒等批轉和集體討論，是必要的行政程序，與鄧小平恢複高考的決策並不相悖
當時中央政治局由五名常委組成核心決策層，分別是華國鋒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四位副主席，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盡管如此，從領導分管和所作係列工作來說，鄧小平作為黨的副主席、最資深的領導人，在教育領域大刀闊斧，破除阻礙，撥亂反正，領導恢複高考，提出決策意見，這是曆史事實。這個重大決策得到華國鋒等中央領導全力讚同和支持，其功不可沒。但有人僅根據領導架構和鄧小平相關事宜的報送程序，說恢複高考是華國鋒的決策，顯然偏離了曆史事實。
現存的各種檔案文獻和回憶性史料，清晰地說明恢複高考的決策是如何一步一步產生的。
曆史和人民將永遠銘記鄧小平決策恢複高考的貢獻
參閱資料：
恢複高考不是鄧小平拍板決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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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鄧小平關於恢複高考的講話和批示選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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