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下經濟問題的根本症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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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產力相對發達的今天，所有已建立起現代工業體係的國家，經濟的根本問題都是需求問題，而非其他問題。
計劃經濟國家的問題是脫節，即供給與需求的脫節。供給與需求被掌握在不同決策者手中，需求由個人決定，供給卻由國家計劃決定，二者之間缺少了市場價格信號這樣一個中介環節，所以不能以需求引導供給，而是完全由計劃者的主觀決定左右供給。這種脫節，導致生產者並不真正知道消費者需要什麽；也往往導致生產的東西沒人要（過多），有人要的東西卻沒人生產（過少）。所謂計劃經濟的短缺特征，不是因生產能力導致的，而是因需求信號被遮蔽導致的。
市場經濟國家的問題則是截流。在缺少國家強力幹預情況下，市場經濟的自然走向是貧富高度分化，且長期而言愈演愈烈。目前，美歐諸國正在上演這一過程。使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名聲大噪的《21世紀資本論》一書，詳細敘述了這方麵的情況；其他經濟學家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也論述了這一過程：20世紀50年代，美國最富有階層與最貧困階層的收入差距是30:1；到21世紀初，這個差距已擴大到1000:1。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2005年，美國總收入流向占人口0.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增加了2倍多，從3.2%增加到10.9%；流向占人口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翻了一翻，從10.2%到21.8%。至2007年，美國社會最上層0.1%家庭所平均擁有的年收入，是90%社會中底層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可以說，美歐各國時下發生的主要問題和多種矛盾，都與收入分配的這種狀況密切相關。
而中國的貧富分化已經趕超美歐，至少與之相比毫不遜色：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6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為0.473，明顯高於0.4的國際警戒線；而世界銀行的數據卻顯示，2016年中國人均財富基尼係數高達0.789，不但高於歐美主要發達國家，也明顯高於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經濟轉型較成功的經濟體，位居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列。據馬鍾成推算，中國4千富豪一年的收入，等於10億農民加1.4億城市在崗職工的總收入之和。
在市場機製發育初期，為降低成本，提升規模效應，贏得競爭，需要一個資本集中的原始過程。但在現代經濟條件下，尤其是隨著股份製企業和資本市場的成熟，已經徹底終結了經濟發展對於資本集中度的這種需要。今天，在各主要國家發生的財富集中，已經與經濟發展的要求毫不相幹，反且是背道而馳。由於收入的很大部分被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而這極少數人手中財富的相當大部分又不會再進入生產過程，既不產生消費，也不用於實業投資，因此，不能有益於有效需求的增加。這樣一來，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很大一部分資源就被截流走了。消費越少，實體經濟收益率越低，有錢人就越不願意投資實業，而隻願投機金融；虛擬經濟越膨脹，實體經濟越衰弱。包括中國、美國在內的全球各主要國家，都在印證這一過程。當每一輪社會再生產循環所創造的財富都被截去很大一部分時，經濟增長的源泉越來越枯竭，隻能依靠出口競爭、金融泡沫或是由政府支撐的公共投資和公共消費，但這三者都是不能長久持續的，所以經濟危機必然周而複始，且隨著經濟規模增長，如同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是事實、是現象，在馬克思時代即已存在，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對這一現象，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解讀和尋找原因。當年馬克思找到了社會製度方麵的原因“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製之間的矛盾”，所以他開出了“公有製+計劃經濟”的激進藥方，同時也留下了“公有製經濟如何以需求引導供給”的難題；單純的計劃經濟方式，已被實踐證明存在缺陷。而從經濟本身角度看，危機的周期性是由於再生產過程被周期性截流、有效需求不斷枯萎所致。所以說，症結在於分配，在於1%人口占有90%財富的市場分配機製。
因此也可以說，市場經濟的根本症結在分配，其他都是枝節。分配問題不解決，經濟的下行症候與危機的周而複始不可能真正治愈，隨時可能卷土重來，甚至走向愈演愈烈；分配問題如果解決好了，每一輪生產過程所創造的財富都將成為下一輪再生產增長的源泉。在現有經濟、技術條件下，隻要對實體經濟的需求充足，經濟增長根本不是問題。如此一來，經濟體有了“源頭活水”，將可實現真正可持續的、沒有危機和障礙的增長。
反之，分配問題如果不解決，隻以其他方式增進需求，不管是經濟結構的調整，還是經濟體製進一步市場化的改革，哪怕是科學技術的進步，都隻能見效一時。其最好結果，無非是將危機轉嫁其他經濟體，自身苟延殘喘。但該來的，終究還是會再來。資本主義體製能夠從馬克思時代延續到今天，甚至顯得越來越繁榮，不是它已經找到根治危機的方法，而是市場機製從歐洲中心地帶向全球的秩序擴展，為消化危機提供了廣闊空間。當市場機製擴展到全球主要經濟體之日，就是周期性危機不可遏製之時。顯然，今天的人類社會已走到這個臨界點。
所以，一定要將解決分配問題、讓全體國民共享發展成果這一目標，放到決定經濟興衰、國家安危的至高位置。相比這個問題，其他問題都是次枝末節，其他手段也都隻是隔靴搔癢。不觸及症結根本，隻在細枝末節上下工夫，不可能真正實現長治久安，即使花重大代價看似解決了問題，結果矛盾可能很快又以其他方式卷土重來——很少有國家能夠不被這種周而複始的折騰所拖垮。
二，出路在於“公有製+市場機製”
當下重提公有製，其意義與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各種理由完全不同，僅僅是為了化解市場經濟國家在調節分配過程中必然衍生的一個“不可克服”的困難。
要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必須解決分配問題。而解決分配問題無非是“削峰填穀”，市場經濟國家常用的“削峰”手段是利用稅收工具，無論是財產稅、遺產稅，還是高起點、高累積的所得稅，都可有效調節分配，但同時又必然帶來巨大問題，那就是資金外逃。
如果中國成為高財富人群的稅收高地，資金外逃不可避免。而比資金外逃更可怕的，是企業外逃：既然在這個地方稅後收入較低，別的地方收入更高，為什麽不將企業搬到別的地方去呢？企業家和投資股東辛苦經營企業的目的，不就是為了高收益、高回報嗎？如果賺錢的企業紛紛往外跑了，一個國家的經濟也就垮了；走向公平的努力，將導向“共同貧困”。可以說，全球化如同金融杠杆一樣，無限放大了資本一方的力量和權力，使資本的意誌無法抗拒，哪怕是各國政府——如果資本不滿意，它們隨時可以跑路。自俾斯麥時代以來，社會福利製度對資本主義所做的修補，已完全被“全球化+金融化”所衝垮。這就是為什麽斯蒂格利茨、皮凱蒂等經濟學家會同時發現，近幾十年來在各主要國家貧富分化紛紛加速的原因。在全球化條件下，除非各國聯手，似乎沒有能夠製衡資本的有效手段。以稅收遏製資本、調節收入，也成了“不可能的任務”。此前法國政府打算提高個人所得稅，富豪們聞訊後紛紛往外跑，結果法國政府不得不“違諾”，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可見，在全球化背景下，調節收入已不能主要靠稅收。於是，公有製的選項又重新進入視野。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真正以公有製（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為主體，“削峰”問題就不存在；即使存在，調節起來也無須再擔心資本和企業外逃。剩下的問題僅僅是：公有製企業能不能有效率，會不會導致“共同貧困”？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已經完滿回答了這個問題。無論是那些在競爭性行業風生水起的大型國企，還是南街村、華西村等令人驚豔的集體企業，都證明了公有製企業在市場機製條件下的生存能力，它們既創造了高效率，又保障了相對公平。但在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下，前些年國內輿論對國企的指責很多，其中唯一相對站得住腳的，是對國企腐敗的批評，因為國企領域腐敗較多確實是事實。但事實不等於規律，前些年中國國企的腐敗多發，與整個官僚體係的腐敗多發是一致的，原因也相同：不是因為現行製度導致腐敗不可遏製，而是因為人為因素造成腐敗蔓延。正是由於此前管理渙散、執法不嚴，導致腐敗在多個領域全麵膨脹。而本屆執政黨中央通過嚴打腐敗、迫使腐敗分子“不敢腐”的現實，則說明在現行體製下，腐敗問題是完全可以“管好”的。既然執政黨有能力管好官僚係統的腐敗，它就必然也有能力管好公有製企業的腐敗；如果確定執政黨和政府管不住公有製企業的腐敗了，那麽它就同樣也管不了官僚體係的腐敗。如果這樣，那就已經不是什麽“要不要公有製”的問題。實事求是地說，近些年中國反腐的力度和效果，超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這說明中國現行體製是完全有能力遏製腐敗的，關鍵是必須做到像王歧山所講的那樣“不信邪”——如果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夠做到，當然就會“混日子”，捱一天算一天，先撈足好處再說，隨時準備“下船”。
實不實行公有製，是願不願意真正解決好分配問題、有效保障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而如何防治公有製腐敗，則是具體治理問題。二者是不同層麵問題，不可同日而語。其實，腐敗並非公有製企業獨有，非公有製企業同樣存在道德風險，例如美國此前發生的安然醜聞，近些年曝出的華爾街醜聞等。不同所有製形式，都同樣麵臨腐敗治理的難題。隻要“不信邪”，國企腐敗並非不可治理，腐敗也不是否定公有製的“殺手鐧”。
既然公有製企業可以有效率，又能保障分配調節的順利進行，其腐敗問題也非不可治理，那麽，中國就沒理由不大力發展公有製經濟。目前的改革方向，不應該是縮小公有製成分，而應該是在市場環境下盡可能擴大公有製成分。在“公有製+市場機製”的解決方案中，如果說“公有製”對應的是公平（分配），“市場機製”對應的就是效率。公有製必須搭配市場機製的原因，是為了避免上文所提到的，計劃經濟中供給與需求脫節、二者之間缺少市場價格信號這樣一個中介環節、不能以需求引導供給的困境。隻有將“公有製”與“市場機製”結合起來，才能既得公平，又得效率；少了其中任何一方，最終結果都是既失公平，又失效率。
在中國當下具體情境下，為保持市場機製的活力，沒必要全麵推行公有製經濟，可保留部分非公有製經濟成分。隻要真正做到以公有製為主體，即可起到兼顧效率與公平的作用。當然，在此同時，必須加強對公有製企業的監管，強化國民參與分配，防止“內部人”或內外勾結侵吞公企利益。就目前的所有製分布形勢而言，無疑需要大力發展而非限製、打壓公有製經濟，尤其是可大力發展由公有製經濟控股的股份製企業，這應該才是在中國發展混合製經濟的正確方向。
三，市場化改革的兩個維度
市場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種立意是好的。對於市場配置的作用和意義，可用人體來作比喻。人體有許多功能，例如消化、血液循環等，都是在神經係統支配下自動完成的；對此，人的主觀意識並沒有直接介入。如果將這些東西都交給主觀意識來管理和完成，不管它能否做到，人的主觀意識都將因工作繁重而無力負其重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政府來直接指揮各種繁複、瑣碎的經濟活動，就像讓人體主觀意識來管理體內各種生理過程一樣，是一種無法承受的重擔。
以上還隻是單純就經濟管理而言，另外，就行政管理而言，一旦政府直接指揮經濟，就會出現一個更麻煩的問題，那就是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的管理。這種管理本來就很複雜，很困難，一旦賦予各級政府指揮經濟的職能，中央對地方的管理難度將以倍數提升，甚至成為“不可能的任務”。行政管理之難，難在考核。考核指標越簡單，管理越易；反之，目標越複雜，管理越難。對政府的考核，目標本來就多樣，與股東僅僅根據負債表和損益表就可考核一個企業截然不同。如果再加上經濟發展目標，目標之間的相互衝突和難以排序將更嚴重，人為可鑽的空子更多，中央居高臨下的管理將更難以完成。
所以，無論從經濟還是行政的角度看，市場化改革都是必要的。隻有將一般經濟活動交給市場支配，政府才可能管好自己必須管的，才可能把自己管好。但是，政府從具體經濟事務中退出，也有副作用，會留下一些空白。一方麵，政府可不介入一般具體經濟活動，但它必須掌控經濟發展大勢，必須對宏觀經濟形勢具有足夠調控能力。顯然，對經濟事務的收縮會削弱政府這方麵能力。另一方麵，有些公共事務、公共責任是政府必須承擔的，而政府隻有介入經濟事務才能承擔，或者說才能較好地承擔，例如對市場失靈的矯正，對收入分配的調節。政府將更多經濟權力交給市場後，留下的這些空檔如何填補？
答案還是公有製，發展公有製企業可以填補以上空缺。公有製企業因為其性質原因，可以成為政府調節宏觀經濟的抓手。公有製企業力量每增一份，政府可調控宏觀經濟的力量就大一份；另外，如前所述，公有製也是實現收入分配調節的最好手段。鄧小平曾指出：“隻要我國經濟中公有製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
近20多年中國經濟運行的基本軌跡是，由政府主導的投資提高了各主要行業的需求和贏利水平，帶動了民間投資，實現了經濟繁榮。但是，這種繁榮並沒有有效轉化為國內消費力的同幅增長，“投資增長-財富增長-消費增長”的過程沒有完成，經濟的良性循環軌道沒有形成。反之，政府長期主導投資造成了債務和金融方麵的隱患，持續下去越來越困難。對此，管理層認為問題出在政府投資上，希望以市場機製替代政府主導，釋放市場活力。於是，政府投資開始退出，各主要行業的需求和利潤率下降，民間的投資意願隨之減少，經濟遂表現為當下的下行態勢，管理層所預期的“市場活力”並沒有真正兌現。實際上，經濟未能進入良性自循環，投資增長、財富增長未能同步轉化為消費增長，如前所述，根源就在分配上的高度貧富分化，即令相當一部分財富被截流，沒有再進入實體經濟領域。解決弊端的對症之方，隻能是調節收入分配。沒有對收入分配的有效調節，政府與市場皆不可能免於失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下中國的公有企業不但不能削弱，還應增強。
那麽，公有製的增多變強，會不會像政府直接指揮經濟活動一樣，增加中央行政管理的難度和負擔？雖然確有所增加，卻不會太多。因為管理企業和管理政府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如前所述，對企業的考核，甚至可以濃縮為兩張表格(負債表和損益表）。政府對公有製企業的管理，和股東對股份製企業的管理相似，某種程度上政府管理企業還更方便，尤其是相對於那些股東分散的股份製企業而言。在這方麵，國際上已有許多成功經驗，實踐證明政府完全能夠管好企業。當然，雖然能夠做到，難度仍然存在。股東對企業的把握、對管理層的監督，從來就是個難題，公有製企業也不可能例外。可能正因如此，此輪改革才會提出發展“混合所有製”、“國企民營化”等思路，希望將難題扔給市場。如果公有製企業僅僅隻是一個企業，與其他企業承擔一樣功能，那麽政府確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將它徹底推出去更好。但是，由於公有製企業除了一般企業功能外，還可承載幫助政府調節宏觀經濟、調節收入分配等關鍵性功能，所以，不能簡單地將之推出去了事。有著如此多功能和意義的公有製企業，完全值得政府花力氣將它管起來，堅持把公有製企業辦下去，辦好。
因此，市場化改革是必要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也是對的。但是，市場化改革應該有兩個維度，而不能隻是一個維度。其一，應減少政府對具體經濟活動的直接介入，將更多決定權交給市場；其二，應大力發展公有製企業，同時改善政府對公有製企業的管理，使之可發揮調節宏觀經濟和收入分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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