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工程中的移民問題實地調查報告
1. 大型水利工程的移民難題:前車之鑒
2. 三峽水庫工程的移民問題不容樂觀
3. 地方政府謊報移民成果
4. 中央指示:“三峽工程是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
5. 當地農民損失慘重
6. “農轉非”成為泡影、農村移民的前途何在?
【注釋】
2. 三峽水庫工程的移民問題不容樂觀
3. 地方政府謊報移民成果
4. 中央指示:“三峽工程是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
5. 當地農民損失慘重
6. “農轉非”成為泡影、農村移民的前途何在?
【注釋】
位於長江中遊的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三峽大壩已進入建設階段。如果該工程能如期完成，那麽到了2003年，這個巨型水庫蓄水後的水位將達到135米，第一組發電機將開始運行，按照計劃，整個三峽工程將於2009年全部完工。為了這項雄心勃勃的工程，中國政府已宣布將動遷120萬人口，而工程的批評者則估計，遷移的人口總數會大大超過現已公布的數字，約在160萬到190萬之間[1]。三峽工程的移民中約一半是城鎮居民，另一半則是農民，要保障這些農民遷居後的生活，或者是要給他們新的耕地，或者安排他們到工廠就業。
究竟該工程的移民計劃進展如何?筆者於1998年1月在三峽工程計劃淹沒區內的22個縣市中的5個縣(四川省的雲陽、奉節與巫山縣以及湖北省的巴東與秭歸縣)，采訪了工人、農民、小生意人和當地官員。以這一實地采訪為基礎，筆者整理出這份調查報告。
1. 大型水利工程的移民難題:前車之鑒
1949年之前，中國沒有大型水庫,隻有40座小型水電站。1949年以來，為了增加水電設施、擴大灌溉麵積並控製水患，興建了80，000多座水庫和70，000多座水電站，至1992年為止，完工的大型水庫達389座、總容量約一億立方米[2]。目前正在興建中的巨型水電站有15座，其中包括三峽電站，每座水電站的預計裝機容量都在1，000千瓦以上[3]。據官方統計，迄今為止已有1，020萬人由於建設這些水庫而遷居，其中最大的三次人口遷居是，三門峽水電站移民41萬、丹江口水電站移民38萬、和新安江水電站移民28萬。在這些大規模移民過程中，由於移民計劃不周、賠償不足、新遷地的耕地短缺以及生存環境艱辛等原因，被遷人員往往不願意離鄉背井、遷居他方。所以，幾乎每一次移民都伴隨著經濟和政治問題，地方當局經常采取強製性手段，移民往往被脅迫、催逼，威嚇和暴力事件時有發生。[4]。
這些水利工程及移民計劃所遺留下來的問題之一就是，大部份農村的被迫搬遷者自遷居後長期無所適從，從未真正地安頓下來，以至於在移居後數年甚至數十年內仍被貧苦所困擾。[5]。為了幫助這些移民擺脫貧困，1986年水利部曾撥款19億元，對46處水利工程區的500萬貧困移民進行救濟。但是，1989年農業部“扶貧辦”認為，全國1，020萬“水庫移民”中的70％依然生活在“極端困難”之中[6]。一直到1994年，部份水庫移民的生活水平才有所提高，而這也主要靠的是政府的大力救濟。不過，一份世界銀行的報告引用的中國政府的話表示，仍有46％的上述水利工程移民未得到“適當的安頓”而“瀕於貧困”[7]。這清楚地揭示了，移民政策的可怕失誤給因建設水庫而失去家園的移民帶來了巨大的苦難。
2. 三峽水庫工程的移民問題不容樂觀
中國政府一直堅持說，它已從過去水利工程移民的失敗和錯誤中得到了教訓，這次三峽水庫工程的移民問題不會重蹈覆轍。自1994年三峽工程破土動工以來，盡管真正遷走的移民人數十分有限，但是移民中的種種嚴重問題已經浮現。官方關於移民的報導給大眾的印象是，移民工作進展順利。但實際上，由於移民方式欠妥、官員腐敗、賠償不足、新耕地短缺、新的就業機會不足等等問題，移民的憤怒和遷移中的拖拉已成普遍現象。這預示著，一場隨著整個工程的推進而引發的移民危機可能出現，對此絕不能盲目樂觀。
任何一項大型水利工程都會有潛在的受益者與受害者。就三峽工程而言，受益較大的社會群體是家住城市裏的政府機關工作人員。在雲陽、奉節、巫山、巴東和秭歸縣的新搬遷區裏，所有新的建築物中政府辦公樓和政府工作人員的公寓建築質量最好。秭歸縣政府的新辦公樓甚至不亞於北京、上海的市府大樓，當然，這些新辦公樓全部是用移民款項建造的。
然而，占移民絕大多數的待遷農村居民對自己的未來卻並不樂觀。盡管政府宣傳說，大壩建設將會改善人民生活並促進壩區的經濟發展，在我所到之處，被采訪的農民對大壩工程多半都抱著無可奈何、聽天由命的態度；還有不少人認為，遷居之後自己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肯定會下降，這種感覺在老年人中特別強烈。
一位奉節的農村婦女說，“四年以後我們全家不遷也得遷，可我們根本不清楚會遷到哪兒去。還能和鄰居、親友住在一起嗎，不知道；能有足夠的耕地嗎，肯定不會有，這我太清楚了，我們村子後邊根本就沒有耕地。到搬遷的時候，我就待在村裏不動，誰要想讓我走，就派警察來拉吧。”另一位住在縣城的醫生說，他的許多年邁的病人告訴他，就是水淹到家門那天，他們也決不走。他說，“這些老人在這片河岸上過了大半輩子，他們在這裏蓋房子，在山坡上種菜，在碼頭邊開店鋪，習慣了在茶館裏和老朋友聊天。政府的補償遠遠彌補不了他們生活上的損失。更重要的是，他們想在死後與家人及先人葬在一起。經濟上的損失使他們覺得無路可走，情感上的打擊更使他們覺得壓抑受氣。”
3. 地方政府謊報移民成果
移民工作中出現的一個嚴重問題就是，在官方的人口遷移數字報表裏謊報的成份太多，其中不少的所謂成功移民的典型往往是假造的。例如，四名專門報導移民工作的地方記者說，四川與湖北的縣級官員在一次會議中聲稱，已經完成了20萬人的遷移工作，如果這個數據屬實，那就說明移民計劃已經超額完成了。但是，這些記者告訴我，這個所謂的20萬人的移民數字，實際上是地方官員為了奉迎上級而故意誇大、編造的。鑒於普遍存在的抵觸情緒、管理不善以及由此而出現的搬遷緩慢現象，三峽工程真正動遷的人數可能不足五萬，而這五萬人中恐怕隻有一小部份確實得到了“妥善安置”。
一位記者透露，他在三峽地區的采訪經驗是，將這樣的浮誇數字減一半以上才比較可信。據他介紹，就連“三建委(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移民辦”的官員也不相信已有20萬人遷移完畢。在我與記者談話之後不久，《萬縣日報》就在頭版發表了“三建委移民辦”主任漆林的講話，其中提到目前隻有10萬左右的人口已完成遷居，而且並未提及是否已妥善安置這些已遷人口，沒有說明是否為他們分配了新房、安排了新的工作並支付了他們的損失補償。
以雲陽為例，該縣有十二萬人待遷。我到當地實地采訪後才了解到，為什麽連“三建委移民辦”的負責人也很難得到可靠的移民數據和信息。1998年1月上旬，雲陽縣政府舉辦了一次移民成績展，展覽會上的一張圖表將移民分為三類，第一類被稱為“生產安置”，共5，940人，即已遷人口並找到了新耕地或新工作的，第二類被列為“生活安置”，共2，610人，，意思是已為他們找到了地方重新安家，第三類187人則被列為“銷號移民”，他們已領到一些賠償和遷移費用，而政府就不再為他們的遷移承擔任何責任。
一位雲陽的官員認為，這些數字即使不全錯也很有問題。據他私下透露，那些所謂的“生產安置”人口的真實數字大約隻有3，000人。他解釋說，縣政府早期的遷居計劃主要是安排農村人口的遷移；但在為遷移農村人口準備的24，367畝耕地中，隻有2，000畝地可供耕作；而其餘的所謂“耕地”根本不能用於農耕，用當地農民的話說，這些地是“遠看像溝坎、近看像豬圈”。然而，這一問題被當地政府掩蓋住了。
所謂的“銷號移民”實際上是一些被勸說移居到海南省去的農民，雲陽縣政府與海南省的官員達成了一項協議，讓一批雲陽的待遷移農民移居海南省，但是這些農民到海南六個月後又陸續重返雲陽，抱怨說上當受騙了。據一個從海南返回的農民反映，當初雲陽的官員說海南的生活條件會比雲陽好得多。可農民們到了海南才發現，實際上在海南的遷居地難以生存；他們在雲陽和海南之間來回一趟，已經花光了遷移費用，而且再也得不到政府的進一步資助；目前他們雖然已經返回雲陽老家，但三峽水庫蓄水時還得再搬。這項把農民遷往海南的計劃失敗了，但是這一失敗也被當地“移民辦”的官員掩蓋起來。
我在三峽地區也確實看到了順利遷居的人，他們有了新家、新工作並得到了賠償。在湖北省的巴東縣和秭歸縣，我遇到了6家安居樂業的移民，他們甚至在新縣城裏開了小店。後來經過了解才知道，他們的移居生活之所以能如此成功，是因為他們被列為政府的“移民典型”，因此得到了特殊照顧。當地政府“樹立移民典型”是為了勸說其它農民遷居，也作為政績向上級表功。然而，培植一個移民典型所需要花費的費用，要高出普通移民搬遷戶移民費用的三倍。由於中央政府已一再表明，移民總投資已經確定、不再追加，今後地方政府還剩多少錢去安頓尚未遷居的移民，就很成問題了。
地方官員弄虛作假的行為，從1997年秋季李鵬視察一個搬遷村鎮時的情形即可見一斑。當時，地方官員急不可待地向李鵬表功，聲稱整個遷居過程非常順利。實際上，當地待遷的居民因搬遷賠償少得可憐而深為憤怒，他們組織了簽名請願活動，要求合理賠償。據一位負責處理民眾請願的縣級官員說，李鵬到達當地聽取匯報時，地方政府讓警察和幹部把要請願的移民擋在會場之外，而另外組織了一些與遷居根本無關的人，假裝是“移民”，坐在會場裏，“安靜地聆聽”李鵬的講話[8]。
4. 中央指示:“三峽工程是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
一再發生這類欺騙情形，並不完全是當地官員的責任，也與地方政府受到的壓力有關。中央把三峽工程當作一項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根本不允許出現任何失誤。
從當地政府官員那裏了解到，中央對三峽工程有三點專門指示。第一，這項工程據說“得到了當地人民的全力支持”，“民眾”將該項工程看作是一場全麵緩解貧困的運動、一場對抗經常性洪災的壯舉、和對中國的全麵發展的重大貢獻；第二，這項工程是中共第三代領導人為緬懷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而修建的一座豐碑，要把毛的詩詞中所提到的“高峽出平湖”化為現實；第三，這項工程是民族的驕傲，是向全世界展示新中國能力的機會。所以，對三峽工程的態度，就變成了對中央領導、對已故的老革命家和對人民是否忠誠的標誌。如此一來，任何對工程的公開批評就成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地方官員當然懂得，他們要保住個人前途，就別說中央不愛聽的話。所以，當地方官員中的一些寡廉鮮恥者靠謊報成果求升遷時，多數官員雖然有一些正義感，不願這樣做，但他們也隻能把自己對工程的真實看法悶在心中、不置一詞。
由於這項工程政治上的重要性，導致了當局對工程中的問題極為敏感，並嚴格控製相關信息。例如，關於移民方麵的難題就極少曝光，即使當地的傳媒作地方性報導，也會直接受到三峽工程部門的幹預。記者們都知道，隻要一提到有關移民工作進展上的嚴重問題，哪怕隻是客觀報導、不作任何評價，也足以毀了自己的前程。因此，記者們對移民問題的報導，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用詞上，都是看地方官員的眼色行事、投其所好。
當然，四川與湖北的地方政府對三峽工程的態度是有區別的。相對而言，四川的記者對三峽工程作日常報導時，暴露的問題比湖北的記者多些。因為三峽工程動遷人口的80％都在四川省，四川承擔了搬遷重負之後，還將失去大量土地和財富，而中央又不在下遊那些從工程獲益的省份和城市征收給四川的補償。所以，許多四川的官員憂心忡忡，不少中、高級幹部對這一工程都持懷疑態度。
5. 當地農民損失慘重
三峽工程中直接遭受最大損失的是當地的農民。他們本來社會地位就低下，遷移過程中麵臨大量困難，在上述政治壓力下完全失去了自我保護的能力，而地方政府隻關心如何落實中央的指示，對農民的困苦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結果，使得農村移民的要求和難題基本上申訴無門、解決無望。
庫區農村移民最大的苦惱就是，對自己將來的生存心中無數。目前居住在雲陽、奉節和巫山地區海拔135米以下當地居民隻知道，在2003年水庫蓄水位提高、淹沒他們的房子土地之前，所有的人都得搬走；但是，我采訪過的多數農民都說，他們根本不知道要被安置到哪裏去，更不知道究竟能得到多少補償。
農民首先對補償是否公正合理持懷疑態度。因為，補償費用的計算方法繁雜而不透明。目前，各地對移民的補償差別很大，城鄉之間又劃分了不同等級，待遷農民很難了解其中的細節。對農村移民說來，還麵臨官方製定的製度性歧視，盡管農村戶口的移民和城市戶口的移民重建住宅時購買建築材料的價格是相同的，但前者得到的補償卻比後者少得多。例如，在雲陽縣，官方規定的每一平米磚石和混凝土建築的補償費標準是，縣城居民300元，鄉鎮居民225元，農村居民180元；在秭歸縣，這一補償標準是，縣城居民480元，鄉鎮居民200元，農民150元。
其次，對移民原來房產的作價、搬遷費與建立新居的費用的估算，都是按照1992價格計算的，不按照通貨膨脹率作必要的調整。從1992年到現在，物價至少上漲了60％到70％[9]，按1992年價格計算的賠償費的購買力已經減少了三分之二。接受采訪的農民一說到這些問題，情緒就非常激動。因為，要用他們所拿到的補償費重新再蓋一棟與他們原來的老房子規格、麵積、質量相同的新居，已是不可能的了。
再次，由於官員們的腐敗和貪汙，就連這點可憐的賠償費，也不是全部都落到農民的手中。我所采訪過的每一位農民都提到，有官員貪汙移民款項或在移民區建設項目合同中受賄。以雲陽縣為例，去年就有8名官員因受賄被免職,其中包括一名主管移民的副縣長、以及該縣新縣城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和六個副主任。在開墾新的農田以及修建公路、學校、住房、診所、辦公樓等工程中，官員們不僅通過發包工程收受賄賂，而且還利用這些工程直接營私、獲利。
一位縣級官員私下指出，在鄉鎮和村級官員中製止腐敗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情形在中國其它地區也一樣。在三峽地區，當地幹部幾乎沒打算去幫助農民解決移民中的那些困難，這位官員說，“一些基層幹部認為，應該乘自己還有權力的時候，趕緊在移民工作中撈一把，不撈白不撈......隻要把錢弄到手，他們會自願退職，一走了事。即使我們發現了貪汙受賄的案子，也很難把當事人繩之以法，因為根本就找不到他們。”
6. “農轉非”成為泡影、農村移民的前途何在?
三峽工程將淹沒430,000至450,000畝耕地[10]，由於對庫區農村移民實行的是“就地後靠”政策，農民不得不遷移到離庫區遠、海拔更高的山地，他們將麵對更嚴峻的農耕條件。農村移民即將移居的山地地區的所謂耕地，大部份都是在陡峭山間依賴雨水的田地，這些田地土質貧瘠，農業上沒有多少開發價值。其中30％左右的移民點，甚至處在坡度達25度的山地上，墾殖非常艱難。再加上庫區80％的土地有嚴重的水土流失問題，這就意味著，新墾區並不適於長年耕種、而有可能很快荒蕪，人們將不得不再次遷移。
管理三峽工程的官員們深知，三峽庫區的外圍地區根本不能承受大量從事墾殖的新移民，這些移民今後要生存下去隻能指望“棄農轉工”的機會。所以，在三峽工程的“開發性移民”政策中，提出了要建立新企業，並將一部份農民納入現有的廠礦企業，從而解決那些無地可種的農村移民的生計。
但是，現在全國範圍內失業率都急劇上升[11]。在三峽庫區、特別是四川省境內的市縣，成千上萬原先在國有或集體企事業中工作的城市人口已經失去了工作。通過采訪當地官員，筆者得知，僅在重慶市及其所轄區、縣內，就有200萬人失業[12]；在雲陽縣，僅1997年一年內就有20％的企業員工(約8，000人左右)下崗，而許多仍舊在職的工人則隻能拿到“象征性工資”，一個月150到200元；1997年奉節縣80家企業中隻有4家贏利，其餘全部負債，有些已瀕臨倒閉。這些地區的失業率很有可能在未來幾年中持續上升。
一位奉節的官員直言不諱地說，三峽工程當局的“農轉非”許諾隻是一句空談，“我們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是如何保證工廠原有工人的最低工資，救助那些不能維持生計的工人，根本不可能再為農民在工廠找到工作。工人和城鎮人員能保持他們現在的生活水平、不‘非轉農’就很不錯了。”[13] 事實上，雲陽縣1992年至1997年之間“棄農轉工”的368人中，有近五分之一的人又被迫回到農村謀生計。過去幾年“農轉非”的實踐證明，三峽庫區外圍地區的工礦企業已經人員飽和，根本容不下這些農民，通過“農轉非”為這些農民找到工作的希望已完全破滅。
中心結語
如果中國政府堅持在三峽庫區實施已決定的移民計劃，那麽，在今後五年內，將必須動遷50多萬人，才能保證2003年水庫水位達到海拔135米的二期工程計劃水位。而要讓2009年時全部工程如期完工，水位達到175米，還必須再遷移50萬人。那些比較關心移民命運的地方官員們非常擔心，如何才能把這麽多的人遷走並安置下來。且不論2003年之後的移民安置，僅就目前已經暴露的問題而言，許多知情人士擔心，移民的抵觸情緒很可能阻礙遷移計劃。如果移民區內的居民現在不肯搬遷，而工程又必須如期完工，那就必然出現“水趕人走”的局麵，即到了庫區水位上升的時候，不得不采取強製性手段，在非常短的時間裏完成大批人口的動遷和安置[14]。一旦出現這一局麵，就有可能導致民眾騷亂。
在我走訪過的五個縣中，有一個縣的三位資深官員都說，到了2003年，沒有任何官員會願意沾手移民安置；其中的一位甚至估計，“到那時候，大約50萬人需要馬上遷移，但沒有足夠的財力安置，也無法在企業安插移民，更沒有合適的地方讓農民‘就地後靠’。如果中央執意蓄水的話，就隻能靠軍隊或以人造洪水迫使人們從他們的家中遷出。”
這些地方官員認為，在目前的政治氣候下，三峽工程計劃已經難以逆轉。他們的希望是，上級能決定降低蓄水位，從而減少動遷人數。由於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勢不穩定，這項工程耗資巨大、拖累甚重，朱熔基接任總理後對此深切關注。或許，三峽工程的政策會有所改變，三峽庫區眾多的人們在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
【作者注】關於中國目前移民遷居規定的詳述，可參考世界銀行的《中國的非自願移民》，1993年6月8日，報告11641-CHA，第9至19頁。M.E. Sharpe, Armonk, NY，1998.
【注釋】
[1] 批評者們披露，計劃和管理三峽工程的官員們本來就知道，最終動遷人口會高於官方所宣布的120萬。他們之所以把數字壓低後上報，是因為擔心實際移民的數字過大，將會影響對工程的批準和實施。參見：Qi Ren, "Is Developmental Resettlement Possible?" in Dai Qing, ed., 1998，The River Dragon Has Come! The Three Gorges Dam and the Fate of China's Yangtzi River and Its People, M.E. Armonk, NY.
[2] 《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351頁；Vaclav Smil, 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 Inquiry Into the Limit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M. E. Sharp, Armonk, NY., 1993, pp.109-10.
[3] 程誌東(譯音)及孫家平(譯音)，《中國電力工業》，電力工業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31頁。
[4] 中國的一些出版物曾對遷居中出現的嚴重問題作過報導。參見：冷夢，《黃河大移民》，中國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60頁至92頁；劉煥章(譯音)，《丹江口水庫移民經曆回顧》，湖北文史資料第4卷，第41冊，1992年，第208頁至214頁；牟默與蔡文楣，《新安江移民的曆史回顧》，登載於戴晴與薛煒嘉編著的《誰的長江？》，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1996年，第167頁至185頁。
[5] "China: Involuntary Resettlement", World Bank, June 8, 1993, Report No.11641-CHA.
[6] 《中國貧困地區經濟開發概要》(中英對照版)，農業出版社，北京，1989年，第25頁。
[7] World Bank, "China: Xiaolangdi Resettlement Project," 1994, Report No.12527-CHA, pp.2-3.
[8] 一些地方幹部欺上瞞下的實例比比皆是。據一個縣級官員介紹，李鵬在這次訪問中會見了一個已獲妥善安置的家庭，鎮幹部告訴李鵬，這對夫婦不僅早就積極響應了國家的移居政策，還是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模範。這時，李鵬微笑著抱起了鎮幹部所說的那對夫婦“獨生”的小女兒，然而，實際上這個孩子是這戶人家的第三個孩子。
[9] 據官方統計，從1992年以來的各年物價上漲率為，1993年13.2％，1994年20.7％，1995年14.8％，1996年6.2％，僅到1996年為止，物價水平就已經相當於1992年的1.67倍。參見World Bank, China 2020: Development Challenge in the New Century, September 1997, p.152.
[10] 相當於28，700至30，000公頃耕地(一畝等於0.0667公頃)。
[11] 很難找到中國真實的失業數據。例如，中國官方公布的1996年失業率很低，隻占3.6％。但這個數據不包括在國有企業中待業的三千萬人和農村人口中的一億五千萬剩餘勞動力，也沒有將流往城鎮求職的七千萬流動人口(其中大約隻有20％的人找到了工作)計算進去。到1997年底，改革國有企業已導致一千二百萬人下崗失業，據國家統計局發言人葉震說，這些失業人口中隻有近一半人找到了新的工作。目前，加速改造國有企業已經成為既定政策，毫無疑問，這意味著全國的失業狀況將更加嚴重。參見Pamela Yatsko and Matt Forney, "China's 1998: Danger Ahead,"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161, No.3, January 15, 1998, p.44-46.
[12] 官方最近正式公布的一項報告稱，1996年重慶市有42萬人失業。參見Daniel Kwan, "420,000 state workers jobless in Chongq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11, 1997。這個數據比我所得到的真實數據低很多。
[13] 奉節的事例提醒人們，不能低估中國即將到來的大批企業破產和失業大潮。參見Craig S. Smith, "China Appears to Ignore Region's Tough Lesson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1, 1997; Hugo Restall, "China's Long March to Refor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3, 1997.
[14] 關於抵抗情緒的政治後果和政府對之作出的相應規則，參見Human Rights Watch/Asia, "The Three Gorges Dam in China: Forced Resettlement, Suppression of Dissent and Labor Rights Concerns," February 1995, and Lawrence Sullivan, "Upheaval on the Yangzi: Population Relocation and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Three Gorges Dam," China Rights Forum, Summer 1996, p.14-17.
究竟該工程的移民計劃進展如何?筆者於1998年1月在三峽工程計劃淹沒區內的22個縣市中的5個縣(四川省的雲陽、奉節與巫山縣以及湖北省的巴東與秭歸縣)，采訪了工人、農民、小生意人和當地官員。以這一實地采訪為基礎，筆者整理出這份調查報告。
1. 大型水利工程的移民難題:前車之鑒
1949年之前，中國沒有大型水庫,隻有40座小型水電站。1949年以來，為了增加水電設施、擴大灌溉麵積並控製水患，興建了80，000多座水庫和70，000多座水電站，至1992年為止，完工的大型水庫達389座、總容量約一億立方米[2]。目前正在興建中的巨型水電站有15座，其中包括三峽電站，每座水電站的預計裝機容量都在1，000千瓦以上[3]。據官方統計，迄今為止已有1，020萬人由於建設這些水庫而遷居，其中最大的三次人口遷居是，三門峽水電站移民41萬、丹江口水電站移民38萬、和新安江水電站移民28萬。在這些大規模移民過程中，由於移民計劃不周、賠償不足、新遷地的耕地短缺以及生存環境艱辛等原因，被遷人員往往不願意離鄉背井、遷居他方。所以，幾乎每一次移民都伴隨著經濟和政治問題，地方當局經常采取強製性手段，移民往往被脅迫、催逼，威嚇和暴力事件時有發生。[4]。
這些水利工程及移民計劃所遺留下來的問題之一就是，大部份農村的被迫搬遷者自遷居後長期無所適從，從未真正地安頓下來，以至於在移居後數年甚至數十年內仍被貧苦所困擾。[5]。為了幫助這些移民擺脫貧困，1986年水利部曾撥款19億元，對46處水利工程區的500萬貧困移民進行救濟。但是，1989年農業部“扶貧辦”認為，全國1，020萬“水庫移民”中的70％依然生活在“極端困難”之中[6]。一直到1994年，部份水庫移民的生活水平才有所提高，而這也主要靠的是政府的大力救濟。不過，一份世界銀行的報告引用的中國政府的話表示，仍有46％的上述水利工程移民未得到“適當的安頓”而“瀕於貧困”[7]。這清楚地揭示了，移民政策的可怕失誤給因建設水庫而失去家園的移民帶來了巨大的苦難。
2. 三峽水庫工程的移民問題不容樂觀
中國政府一直堅持說，它已從過去水利工程移民的失敗和錯誤中得到了教訓，這次三峽水庫工程的移民問題不會重蹈覆轍。自1994年三峽工程破土動工以來，盡管真正遷走的移民人數十分有限，但是移民中的種種嚴重問題已經浮現。官方關於移民的報導給大眾的印象是，移民工作進展順利。但實際上，由於移民方式欠妥、官員腐敗、賠償不足、新耕地短缺、新的就業機會不足等等問題，移民的憤怒和遷移中的拖拉已成普遍現象。這預示著，一場隨著整個工程的推進而引發的移民危機可能出現，對此絕不能盲目樂觀。
任何一項大型水利工程都會有潛在的受益者與受害者。就三峽工程而言，受益較大的社會群體是家住城市裏的政府機關工作人員。在雲陽、奉節、巫山、巴東和秭歸縣的新搬遷區裏，所有新的建築物中政府辦公樓和政府工作人員的公寓建築質量最好。秭歸縣政府的新辦公樓甚至不亞於北京、上海的市府大樓，當然，這些新辦公樓全部是用移民款項建造的。
然而，占移民絕大多數的待遷農村居民對自己的未來卻並不樂觀。盡管政府宣傳說，大壩建設將會改善人民生活並促進壩區的經濟發展，在我所到之處，被采訪的農民對大壩工程多半都抱著無可奈何、聽天由命的態度；還有不少人認為，遷居之後自己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肯定會下降，這種感覺在老年人中特別強烈。
一位奉節的農村婦女說，“四年以後我們全家不遷也得遷，可我們根本不清楚會遷到哪兒去。還能和鄰居、親友住在一起嗎，不知道；能有足夠的耕地嗎，肯定不會有，這我太清楚了，我們村子後邊根本就沒有耕地。到搬遷的時候，我就待在村裏不動，誰要想讓我走，就派警察來拉吧。”另一位住在縣城的醫生說，他的許多年邁的病人告訴他，就是水淹到家門那天，他們也決不走。他說，“這些老人在這片河岸上過了大半輩子，他們在這裏蓋房子，在山坡上種菜，在碼頭邊開店鋪，習慣了在茶館裏和老朋友聊天。政府的補償遠遠彌補不了他們生活上的損失。更重要的是，他們想在死後與家人及先人葬在一起。經濟上的損失使他們覺得無路可走，情感上的打擊更使他們覺得壓抑受氣。”
3. 地方政府謊報移民成果
移民工作中出現的一個嚴重問題就是，在官方的人口遷移數字報表裏謊報的成份太多，其中不少的所謂成功移民的典型往往是假造的。例如，四名專門報導移民工作的地方記者說，四川與湖北的縣級官員在一次會議中聲稱，已經完成了20萬人的遷移工作，如果這個數據屬實，那就說明移民計劃已經超額完成了。但是，這些記者告訴我，這個所謂的20萬人的移民數字，實際上是地方官員為了奉迎上級而故意誇大、編造的。鑒於普遍存在的抵觸情緒、管理不善以及由此而出現的搬遷緩慢現象，三峽工程真正動遷的人數可能不足五萬，而這五萬人中恐怕隻有一小部份確實得到了“妥善安置”。
一位記者透露，他在三峽地區的采訪經驗是，將這樣的浮誇數字減一半以上才比較可信。據他介紹，就連“三建委(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移民辦”的官員也不相信已有20萬人遷移完畢。在我與記者談話之後不久，《萬縣日報》就在頭版發表了“三建委移民辦”主任漆林的講話，其中提到目前隻有10萬左右的人口已完成遷居，而且並未提及是否已妥善安置這些已遷人口，沒有說明是否為他們分配了新房、安排了新的工作並支付了他們的損失補償。
以雲陽為例，該縣有十二萬人待遷。我到當地實地采訪後才了解到，為什麽連“三建委移民辦”的負責人也很難得到可靠的移民數據和信息。1998年1月上旬，雲陽縣政府舉辦了一次移民成績展，展覽會上的一張圖表將移民分為三類，第一類被稱為“生產安置”，共5，940人，即已遷人口並找到了新耕地或新工作的，第二類被列為“生活安置”，共2，610人，，意思是已為他們找到了地方重新安家，第三類187人則被列為“銷號移民”，他們已領到一些賠償和遷移費用，而政府就不再為他們的遷移承擔任何責任。
一位雲陽的官員認為，這些數字即使不全錯也很有問題。據他私下透露，那些所謂的“生產安置”人口的真實數字大約隻有3，000人。他解釋說，縣政府早期的遷居計劃主要是安排農村人口的遷移；但在為遷移農村人口準備的24，367畝耕地中，隻有2，000畝地可供耕作；而其餘的所謂“耕地”根本不能用於農耕，用當地農民的話說，這些地是“遠看像溝坎、近看像豬圈”。然而，這一問題被當地政府掩蓋住了。
所謂的“銷號移民”實際上是一些被勸說移居到海南省去的農民，雲陽縣政府與海南省的官員達成了一項協議，讓一批雲陽的待遷移農民移居海南省，但是這些農民到海南六個月後又陸續重返雲陽，抱怨說上當受騙了。據一個從海南返回的農民反映，當初雲陽的官員說海南的生活條件會比雲陽好得多。可農民們到了海南才發現，實際上在海南的遷居地難以生存；他們在雲陽和海南之間來回一趟，已經花光了遷移費用，而且再也得不到政府的進一步資助；目前他們雖然已經返回雲陽老家，但三峽水庫蓄水時還得再搬。這項把農民遷往海南的計劃失敗了，但是這一失敗也被當地“移民辦”的官員掩蓋起來。
我在三峽地區也確實看到了順利遷居的人，他們有了新家、新工作並得到了賠償。在湖北省的巴東縣和秭歸縣，我遇到了6家安居樂業的移民，他們甚至在新縣城裏開了小店。後來經過了解才知道，他們的移居生活之所以能如此成功，是因為他們被列為政府的“移民典型”，因此得到了特殊照顧。當地政府“樹立移民典型”是為了勸說其它農民遷居，也作為政績向上級表功。然而，培植一個移民典型所需要花費的費用，要高出普通移民搬遷戶移民費用的三倍。由於中央政府已一再表明，移民總投資已經確定、不再追加，今後地方政府還剩多少錢去安頓尚未遷居的移民，就很成問題了。
地方官員弄虛作假的行為，從1997年秋季李鵬視察一個搬遷村鎮時的情形即可見一斑。當時，地方官員急不可待地向李鵬表功，聲稱整個遷居過程非常順利。實際上，當地待遷的居民因搬遷賠償少得可憐而深為憤怒，他們組織了簽名請願活動，要求合理賠償。據一位負責處理民眾請願的縣級官員說，李鵬到達當地聽取匯報時，地方政府讓警察和幹部把要請願的移民擋在會場之外，而另外組織了一些與遷居根本無關的人，假裝是“移民”，坐在會場裏，“安靜地聆聽”李鵬的講話[8]。
4. 中央指示:“三峽工程是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
一再發生這類欺騙情形，並不完全是當地官員的責任，也與地方政府受到的壓力有關。中央把三峽工程當作一項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根本不允許出現任何失誤。
從當地政府官員那裏了解到，中央對三峽工程有三點專門指示。第一，這項工程據說“得到了當地人民的全力支持”，“民眾”將該項工程看作是一場全麵緩解貧困的運動、一場對抗經常性洪災的壯舉、和對中國的全麵發展的重大貢獻；第二，這項工程是中共第三代領導人為緬懷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而修建的一座豐碑，要把毛的詩詞中所提到的“高峽出平湖”化為現實；第三，這項工程是民族的驕傲，是向全世界展示新中國能力的機會。所以，對三峽工程的態度，就變成了對中央領導、對已故的老革命家和對人民是否忠誠的標誌。如此一來，任何對工程的公開批評就成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地方官員當然懂得，他們要保住個人前途，就別說中央不愛聽的話。所以，當地方官員中的一些寡廉鮮恥者靠謊報成果求升遷時，多數官員雖然有一些正義感，不願這樣做，但他們也隻能把自己對工程的真實看法悶在心中、不置一詞。
由於這項工程政治上的重要性，導致了當局對工程中的問題極為敏感，並嚴格控製相關信息。例如，關於移民方麵的難題就極少曝光，即使當地的傳媒作地方性報導，也會直接受到三峽工程部門的幹預。記者們都知道，隻要一提到有關移民工作進展上的嚴重問題，哪怕隻是客觀報導、不作任何評價，也足以毀了自己的前程。因此，記者們對移民問題的報導，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用詞上，都是看地方官員的眼色行事、投其所好。
當然，四川與湖北的地方政府對三峽工程的態度是有區別的。相對而言，四川的記者對三峽工程作日常報導時，暴露的問題比湖北的記者多些。因為三峽工程動遷人口的80％都在四川省，四川承擔了搬遷重負之後，還將失去大量土地和財富，而中央又不在下遊那些從工程獲益的省份和城市征收給四川的補償。所以，許多四川的官員憂心忡忡，不少中、高級幹部對這一工程都持懷疑態度。
5. 當地農民損失慘重
三峽工程中直接遭受最大損失的是當地的農民。他們本來社會地位就低下，遷移過程中麵臨大量困難，在上述政治壓力下完全失去了自我保護的能力，而地方政府隻關心如何落實中央的指示，對農民的困苦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結果，使得農村移民的要求和難題基本上申訴無門、解決無望。
庫區農村移民最大的苦惱就是，對自己將來的生存心中無數。目前居住在雲陽、奉節和巫山地區海拔135米以下當地居民隻知道，在2003年水庫蓄水位提高、淹沒他們的房子土地之前，所有的人都得搬走；但是，我采訪過的多數農民都說，他們根本不知道要被安置到哪裏去，更不知道究竟能得到多少補償。
農民首先對補償是否公正合理持懷疑態度。因為，補償費用的計算方法繁雜而不透明。目前，各地對移民的補償差別很大，城鄉之間又劃分了不同等級，待遷農民很難了解其中的細節。對農村移民說來，還麵臨官方製定的製度性歧視，盡管農村戶口的移民和城市戶口的移民重建住宅時購買建築材料的價格是相同的，但前者得到的補償卻比後者少得多。例如，在雲陽縣，官方規定的每一平米磚石和混凝土建築的補償費標準是，縣城居民300元，鄉鎮居民225元，農村居民180元；在秭歸縣，這一補償標準是，縣城居民480元，鄉鎮居民200元，農民150元。
其次，對移民原來房產的作價、搬遷費與建立新居的費用的估算，都是按照1992價格計算的，不按照通貨膨脹率作必要的調整。從1992年到現在，物價至少上漲了60％到70％[9]，按1992年價格計算的賠償費的購買力已經減少了三分之二。接受采訪的農民一說到這些問題，情緒就非常激動。因為，要用他們所拿到的補償費重新再蓋一棟與他們原來的老房子規格、麵積、質量相同的新居，已是不可能的了。
再次，由於官員們的腐敗和貪汙，就連這點可憐的賠償費，也不是全部都落到農民的手中。我所采訪過的每一位農民都提到，有官員貪汙移民款項或在移民區建設項目合同中受賄。以雲陽縣為例，去年就有8名官員因受賄被免職,其中包括一名主管移民的副縣長、以及該縣新縣城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和六個副主任。在開墾新的農田以及修建公路、學校、住房、診所、辦公樓等工程中，官員們不僅通過發包工程收受賄賂，而且還利用這些工程直接營私、獲利。
一位縣級官員私下指出，在鄉鎮和村級官員中製止腐敗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情形在中國其它地區也一樣。在三峽地區，當地幹部幾乎沒打算去幫助農民解決移民中的那些困難，這位官員說，“一些基層幹部認為，應該乘自己還有權力的時候，趕緊在移民工作中撈一把，不撈白不撈......隻要把錢弄到手，他們會自願退職，一走了事。即使我們發現了貪汙受賄的案子，也很難把當事人繩之以法，因為根本就找不到他們。”
6. “農轉非”成為泡影、農村移民的前途何在?
三峽工程將淹沒430,000至450,000畝耕地[10]，由於對庫區農村移民實行的是“就地後靠”政策，農民不得不遷移到離庫區遠、海拔更高的山地，他們將麵對更嚴峻的農耕條件。農村移民即將移居的山地地區的所謂耕地，大部份都是在陡峭山間依賴雨水的田地，這些田地土質貧瘠，農業上沒有多少開發價值。其中30％左右的移民點，甚至處在坡度達25度的山地上，墾殖非常艱難。再加上庫區80％的土地有嚴重的水土流失問題，這就意味著，新墾區並不適於長年耕種、而有可能很快荒蕪，人們將不得不再次遷移。
管理三峽工程的官員們深知，三峽庫區的外圍地區根本不能承受大量從事墾殖的新移民，這些移民今後要生存下去隻能指望“棄農轉工”的機會。所以，在三峽工程的“開發性移民”政策中，提出了要建立新企業，並將一部份農民納入現有的廠礦企業，從而解決那些無地可種的農村移民的生計。
但是，現在全國範圍內失業率都急劇上升[11]。在三峽庫區、特別是四川省境內的市縣，成千上萬原先在國有或集體企事業中工作的城市人口已經失去了工作。通過采訪當地官員，筆者得知，僅在重慶市及其所轄區、縣內，就有200萬人失業[12]；在雲陽縣，僅1997年一年內就有20％的企業員工(約8，000人左右)下崗，而許多仍舊在職的工人則隻能拿到“象征性工資”，一個月150到200元；1997年奉節縣80家企業中隻有4家贏利，其餘全部負債，有些已瀕臨倒閉。這些地區的失業率很有可能在未來幾年中持續上升。
一位奉節的官員直言不諱地說，三峽工程當局的“農轉非”許諾隻是一句空談，“我們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是如何保證工廠原有工人的最低工資，救助那些不能維持生計的工人，根本不可能再為農民在工廠找到工作。工人和城鎮人員能保持他們現在的生活水平、不‘非轉農’就很不錯了。”[13] 事實上，雲陽縣1992年至1997年之間“棄農轉工”的368人中，有近五分之一的人又被迫回到農村謀生計。過去幾年“農轉非”的實踐證明，三峽庫區外圍地區的工礦企業已經人員飽和，根本容不下這些農民，通過“農轉非”為這些農民找到工作的希望已完全破滅。
中心結語
如果中國政府堅持在三峽庫區實施已決定的移民計劃，那麽，在今後五年內，將必須動遷50多萬人，才能保證2003年水庫水位達到海拔135米的二期工程計劃水位。而要讓2009年時全部工程如期完工，水位達到175米，還必須再遷移50萬人。那些比較關心移民命運的地方官員們非常擔心，如何才能把這麽多的人遷走並安置下來。且不論2003年之後的移民安置，僅就目前已經暴露的問題而言，許多知情人士擔心，移民的抵觸情緒很可能阻礙遷移計劃。如果移民區內的居民現在不肯搬遷，而工程又必須如期完工，那就必然出現“水趕人走”的局麵，即到了庫區水位上升的時候，不得不采取強製性手段，在非常短的時間裏完成大批人口的動遷和安置[14]。一旦出現這一局麵，就有可能導致民眾騷亂。
在我走訪過的五個縣中，有一個縣的三位資深官員都說，到了2003年，沒有任何官員會願意沾手移民安置；其中的一位甚至估計，“到那時候，大約50萬人需要馬上遷移，但沒有足夠的財力安置，也無法在企業安插移民，更沒有合適的地方讓農民‘就地後靠’。如果中央執意蓄水的話，就隻能靠軍隊或以人造洪水迫使人們從他們的家中遷出。”
這些地方官員認為，在目前的政治氣候下，三峽工程計劃已經難以逆轉。他們的希望是，上級能決定降低蓄水位，從而減少動遷人數。由於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勢不穩定，這項工程耗資巨大、拖累甚重，朱熔基接任總理後對此深切關注。或許，三峽工程的政策會有所改變，三峽庫區眾多的人們在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
【作者注】關於中國目前移民遷居規定的詳述，可參考世界銀行的《中國的非自願移民》，1993年6月8日，報告11641-CHA，第9至19頁。M.E. Sharpe, Armonk, NY，1998.
【注釋】
[1] 批評者們披露，計劃和管理三峽工程的官員們本來就知道，最終動遷人口會高於官方所宣布的120萬。他們之所以把數字壓低後上報，是因為擔心實際移民的數字過大，將會影響對工程的批準和實施。參見：Qi Ren, "Is Developmental Resettlement Possible?" in Dai Qing, ed., 1998，The River Dragon Has Come! The Three Gorges Dam and the Fate of China's Yangtzi River and Its People, M.E. Armonk, NY.
[2] 《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351頁；Vaclav Smil, 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 Inquiry Into the Limit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M. E. Sharp, Armonk, NY., 1993, pp.109-10.
[3] 程誌東(譯音)及孫家平(譯音)，《中國電力工業》，電力工業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31頁。
[4] 中國的一些出版物曾對遷居中出現的嚴重問題作過報導。參見：冷夢，《黃河大移民》，中國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60頁至92頁；劉煥章(譯音)，《丹江口水庫移民經曆回顧》，湖北文史資料第4卷，第41冊，1992年，第208頁至214頁；牟默與蔡文楣，《新安江移民的曆史回顧》，登載於戴晴與薛煒嘉編著的《誰的長江？》，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1996年，第167頁至185頁。
[5] "China: Involuntary Resettlement", World Bank, June 8, 1993, Report No.11641-CHA.
[6] 《中國貧困地區經濟開發概要》(中英對照版)，農業出版社，北京，1989年，第25頁。
[7] World Bank, "China: Xiaolangdi Resettlement Project," 1994, Report No.12527-CHA, pp.2-3.
[8] 一些地方幹部欺上瞞下的實例比比皆是。據一個縣級官員介紹，李鵬在這次訪問中會見了一個已獲妥善安置的家庭，鎮幹部告訴李鵬，這對夫婦不僅早就積極響應了國家的移居政策，還是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模範。這時，李鵬微笑著抱起了鎮幹部所說的那對夫婦“獨生”的小女兒，然而，實際上這個孩子是這戶人家的第三個孩子。
[9] 據官方統計，從1992年以來的各年物價上漲率為，1993年13.2％，1994年20.7％，1995年14.8％，1996年6.2％，僅到1996年為止，物價水平就已經相當於1992年的1.67倍。參見World Bank, China 2020: Development Challenge in the New Century, September 1997, p.152.
[10] 相當於28，700至30，000公頃耕地(一畝等於0.0667公頃)。
[11] 很難找到中國真實的失業數據。例如，中國官方公布的1996年失業率很低，隻占3.6％。但這個數據不包括在國有企業中待業的三千萬人和農村人口中的一億五千萬剩餘勞動力，也沒有將流往城鎮求職的七千萬流動人口(其中大約隻有20％的人找到了工作)計算進去。到1997年底，改革國有企業已導致一千二百萬人下崗失業，據國家統計局發言人葉震說，這些失業人口中隻有近一半人找到了新的工作。目前，加速改造國有企業已經成為既定政策，毫無疑問，這意味著全國的失業狀況將更加嚴重。參見Pamela Yatsko and Matt Forney, "China's 1998: Danger Ahead,"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161, No.3, January 15, 1998, p.44-46.
[12] 官方最近正式公布的一項報告稱，1996年重慶市有42萬人失業。參見Daniel Kwan, "420,000 state workers jobless in Chongq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11, 1997。這個數據比我所得到的真實數據低很多。
[13] 奉節的事例提醒人們，不能低估中國即將到來的大批企業破產和失業大潮。參見Craig S. Smith, "China Appears to Ignore Region's Tough Lesson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1, 1997; Hugo Restall, "China's Long March to Refor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3, 1997.
[14] 關於抵抗情緒的政治後果和政府對之作出的相應規則，參見Human Rights Watch/Asia, "The Three Gorges Dam in China: Forced Resettlement, Suppression of Dissent and Labor Rights Concerns," February 1995, and Lawrence Sullivan, "Upheaval on the Yangzi: Population Relocation and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Three Gorges Dam," China Rights Forum, Summer 1996, p.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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