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現實的事情會遮蔽了原來的感覺。但我所有對中國大陸內心的樸素情感，都在飛機降落前從窗口看到大西北這片土地的那一瞬間蘇醒了。這就是土地的力量。
▲ 南斯拉夫電影《橋》的主題曲《啊朋友再見》，台灣人沒聽過，大陸人不知道它其實源自意大利。幾十年後民謠歌手蔣明唱它，唱出的是“懷疑和淡淡的虛無”。
9月17日，作家龍應台在銀川當代美術館做了一場有關音樂的演講《一首歌一個時代》，講述她記憶中的台灣“流行歌曲”。這場講座也是銀川豐收（音樂）狂歡節的項目之一。
首次抵達銀川的龍應台，在飛機上就被感動了。“很多現實的事情會遮蔽了原來的感覺。但我所有對中國大陸內心的樸素情感，都在飛機降落前從窗口看到大西北這片土地的那一瞬間蘇醒了。這就是土地的力量。”
《四郎探母》的“政治不正確”，正是它藝術成就的核心原因。凡有戰爭，就會有壓迫性的忠君愛國大規範，《四郎探母》卻哀傷地唱愛情、親情，談寂寞和思鄉，在最殘酷的時代裏撫慰人心最柔軟的部分。
創作者寫一首歌，並不知道那首歌是否會成為“流行”，甚至長期流行，成為“經典”。一旦“流行”，代表歌裏有種東西，能夠打動當時社會很多人的心。如果長期流行，代表著那首歌裏有種東西能夠跨越時空，觸動不同時代的人心。
所以，一首流行歌曲，能夠透露出非常豐富的時代訊息。
1人生第一支流行曲是《四郎探母》
我是住著日式的房子長大的。榻榻米地板是讓你盤腿而坐的，但是剛剛倉皇渡海而來的人，怎麽會盤腿坐呢？榻榻米上就放一張藤椅，七歲的我看那張藤椅，怎麽看都是一張破爛——體重下沉的地方藤條斷裂，破了個洞，但父親坐在那裏，非常怡然自得。
他穿著白色的短袖棉布汗衫。七歲的我所看見的汗衫，怎麽看都像一條破抹布，因為不斷搓洗，薄到幾乎要破，腋下還有一點肥皂怎麽洗也洗不掉的汗跡。
我的七歲，1959年，是父親因為戰爭離鄉背井，到一個海島上重新求存的第十年。十年中，藤椅斷了破了，汗衫穿到稀薄了，原以為馬上就會回家的希望，逐漸變成了絕對回不了家的痛苦覺悟。
他坐在那個鋪著榻榻米的房間裏，背對著光，光從他後麵一格一格的木頭窗子照進來，把他的輪廓變成一個黑色的剪影。窗台上有一個留聲機，黑膠唱片在轉，他在打拍子，跟著唱。他大概已經唱了十年，而我一定已經聽了七年，所以知道他在唱什麽——有不少動物，鳥啊、龍啊、老虎啊：
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歎；想起了當年／好不慘然；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南來雁／失群飛散；我好比淺水龍／困在沙灘；想當年沙灘會一場血戰，隻殺得眾兒郎滾下馬鞍……思老母思得我把肝腸痛斷……
▼《四郎探母》
中間有好大一段，我完全不知道、也沒興趣知道在唱什麽。但我知道叮叮咚咚過一會兒，要唱到“母親！千拜萬拜折不過兒的罪來”。這時，父親就會從口袋裏掏出那折成整齊方塊的手帕，低頭擦眼淚。
京劇雖然稱為“劇”，卻主要不是拿來看的；懂戲的人“聽戲”，不是“看戲”。《四郎探母》是音樂，是歌曲。而且，對於從大陸撤退到台灣的失根的兩百萬人而言，它是讓你疼痛、每聽必哭的“流行歌曲”。《四郎探母》的“自思自歎”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支流行歌曲。
任何一支可以讓你一聽就崩潰的歌曲，一定是危險的。會“瓦解軍心”的《四郎探母》當然要禁。而編戲、唱戲的人，為了讓戲存活，也有對應的辦法，於是《新四郎探母》就幽默地上場了。編劇加了91個字，就變成一個可以演的戲。
作家蔣勳在《新四郎探母》公演時趕過去看：“我趕去看，看到探母見娘一段，照樣痛哭，照樣磕頭，照樣千拜萬拜，但是，拜完之後，忽然看到楊四郎麵孔冷漠，從袖中拿出一卷什麽東西遞給母親，然後告訴母親：‘這是敵營的地圖，母親可率領大軍，一舉殲滅遼邦。’”
“叛徒”楊延輝突然變成了“間諜”楊延輝，“想家”固然會瓦解軍心，但是隻要你“身在北國，心在南朝”，哭一哭也還好啦。
楊延輝戰敗，沒有自殺謝國成為英烈，竟然投降而且被敵人招贅，當然就是漢奸、叛徒。台灣使出了“九十一字訣”，大陸幹脆重寫劇本。
吳祖光的《三關宴》，就是依據上黨梆子《三關排宴》改編而成。戰敗的遼國國君蕭太後率眾到三關求和，佘太君當場要求遼國駙馬，也就是自己的兒子楊延輝，當作“戰俘”送回宋朝。已經與駙馬生了一個孩子的遼國公主當場拔劍自刎。楊延輝被母親押著回國後，佘太君大義凜然地斥責他“不忠不孝”，楊延輝最終跳下城樓自殺。
可是1980年代，如此剛烈正確的《三關宴》不知為什麽又不能公演了。
在台灣戒嚴時期，禁忌是很多的。《春閨夢》要禁，因為“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這句話“充滿反戰思想”；《大劈棺》要禁，因為它“淫蕩、殘忍、有害善良風俗”。有一出戲叫《讓徐州》，在徐蚌會戰（淮海戰役）以後就不能唱了。《昭君出塞》禁唱，因為其中的唱詞：
文官濟濟俱無用，武將森森也枉然，偏教俺紅粉去和番，臣僚嗬，於心怎安？於心怎安？
這不是在指桑罵槐嗎？禁。於是劇團就將唱詞改了幾個字，又可以唱了：
文官濟濟全大用，武將森森列兩班，隻為俺紅粉甘願去和番，臣僚送，於心怎安？於心怎安？
父親坐在破藤椅裏聽《四郎探母》泫然涕下的光景，七歲的我懵懂不知，幾十年之後才明白，原來那每一個流轉的音符、每一句唱詞，對他，都是最真實的戰火記憶，都是最切身的流離失所；那一個“自思自歎”的孤獨光景，更是一整代人的定格剪影。
《四郎探母》這一組“流行歌曲”可以流行好幾百年，是因為幾乎每一代都經曆戰爭和流離，而《四郎探母》的“政治不正確”，正是它藝術成就的核心原因。凡有戰爭，就會有壓迫性的忠君愛國大規範，《四郎探母》卻哀傷地唱愛情、親情，談寂寞和思鄉，在最殘酷的時代裏撫慰人心最柔軟的部分。
年輕一代人很少聽傳統戲曲了，我認為那是年輕一代巨大的文化損失。在西方，“傳統戲曲”是活在當下的。希臘的悲劇譬如《伊底帕斯王》、意大利的歌劇譬如《俄耳甫斯與歐律狄刻》，德國的音樂劇譬如《尼伯龍根的指環》，被全世界當作高級藝術、人類遺產，請問哪一個不是歐洲人的“傳統戲曲”呢？為什麽我們自己的傳統戲曲就被認為是屬於老年人的、過去的、陳舊的、屬於博物館的不時髦的品味？
2哪裏隻是一首天真的情歌！
1995年在上海第一次見到陳鋼、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的作者之一，我告訴他我自己認識這首協奏曲的經過——1970年，我考進台南成功大學，加入了古典音樂社團。有一天，樂友很神秘地約我去聽一個秘密的音樂會：“絕對不可以說出去。”當晚到了一個地下室，非但是個地下室，房間裏所有的窗戶都用厚毛毯遮住，讓光線進不來，讓聲音出不去。氣氛很怪異，既是期待，又是緊張。大家席地而坐。
就在那裏，我和一群不到二十歲的大學生一起，第一次聆聽了大陸的音樂。那一晚的感覺很奇怪：我們長期被灌輸大陸是如何恐怖的地方，但那個恐怖的地方怎麽會有這麽充滿民族美感的音樂？
1950年代的台灣是一個相當緊張的年代。
可回到家，在安全的世界裏，轉動的是另一種旋律，另一個時代的感覺:《五月的風》《鳳凰於飛》《薔薇處處開》《桃李爭春》《莫忘今宵》《蘇州河邊》《夜上海》《花樣的年華》……
你可以想像這樣的鏡頭：在一個日本殖民統治留下來的榻榻米木頭房子裏，那一邊是父親在哼西皮慢板“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歎，想起了當年事好不慘然”；這一邊是母親嘩啦啦炒菜，唱著《五月的風》：
五月的風，吹在花上，朵朵的花兒吐露芬芳，
假如呀花兒你確有知，懂得人海的滄桑。
他該低下頭來哭斷了肝腸。
五月的風，吹在天上，朵朵的雲兒顏色金黃，
假如呀雲兒你確有知，懂得人間的興亡。
他該掉過頭去離開這地方。
▼《五月的風》
我一直以為母親喜愛的是陳歌辛歌曲的甜美婉約，在準備這次演講時，我細看歌詞，才驚異地發現，《五月的風》唱的其實是“人海的滄桑、人間的興亡”，訴說的心情其實是“哭斷了肝腸、掉過頭去離開這地方”的痛。
也就是說，後知後覺的我，要等到父親過世了、母親失憶了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四郎探母》那蒼老的“自思自歎”說“思老母思得我把肝腸痛斷”跟那無比溫柔又天真無邪的《五月的風》，竟是同樣一種“哭斷了肝腸”對時代的傾訴。
這些在1930、1940年代的上海所寫成的歌，跟著兩百萬人在戰火中“輾轉於溝壑”，顛簸流離到台灣，成為一代人最溫暖的安慰。不可思議的是，一整代人所唱的歌，十之七八竟然都來自一個天才作者。
我跟陳鋼說，《永遠的微笑》是我母親最愛的歌，我大概三歲就會唱了。他從屋裏拿出他父母親年輕時的合影，跟我說，那首歌是他父親寫給他母親的“情歌”，然後就在鋼琴前坐下來，彈《永遠的微笑》。
我也才第一次知道，那個撫慰了一整代人的作者自己卻“死於溝壑”。陳歌辛這不世之材在1961年餓死於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的時候，隻有四十六歲，陳歌辛一定不知道自己的歌，在一個遙遠的海島上被當作瑰寶，戶戶傳唱。
我也曾經在羅大佑家裏，晚餐後，看他抱起吉他，說：“來，我們來唱《永遠的微笑》！”因為知道了陳歌辛的悲涼命運，我閉著眼特別細聽，突然發現，《永遠的微笑》哪裏隻是一支天真的情歌！
心上的人兒有笑的臉龐
他曾在深秋給我春光
心上的人兒有多少寶藏
他能在黑夜給我太陽
我不能夠給誰奪走僅有的春光
我不能夠讓誰吹熄胸中的太陽
心上的人兒你不要悲傷
願你的笑容永遠那樣
▼《永遠的微笑》1940 周璿
陳歌辛在1940年亂世中寫的這首情歌，藏著多麽深的不安和恐懼，而且預言了他未來的命運——心上的人兒沉入悲傷。我那穿著粗布旗袍、在廚房邊做飯邊唱歌的母親，是不是也曾經停下來被歌詞的“悲傷”嚇到過？
▲ 龍應台在銀川美術館演講，談論流行歌曲與時代的關係。（作者供圖/圖）
3因為時代的饑渴，歌曲被賦予超重的任務
在學校裏跟老師唱慷慨激昂的“反共”歌曲，在家裏跟父親母親哼《四郎探母》和《五月的風》，在朋友家，發現朋友的爸媽聽的是不一樣的歌，譬如用閩南語唱的《雨夜花》：
雨夜花，雨夜花，受風雨吹落地，
無人看見，每日怨嗟，花謝落土不再回。
《雨夜花》是1934年推出的，作詞者周添旺用這首歌表達酒家女的悲涼命運，像風吹雨打的花瓣一樣，落土飄零。1930年代，這首歌就在日本人統治的台灣傳唱。到了我小時候，已經是1950、1960年代，連我這個“外省小孩”也會唱，可見它多麽地深入巷弄。
但《雨夜花》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有一個全新的版本，日本人把它改作《榮譽的軍夫》——一首鼓勵台灣人參軍打仗的進行曲。日本戰敗以後，《榮譽的軍夫》被徹底遺忘。
《榮譽的軍夫》的片段
歌，是曆史的見證，更是時代的鏡子。一首歌怎麽變，折射出來的其實就是時代怎麽變。譬如台灣很少人知道，但是大陸人很熟的這首歌：
啊，朋友再見；啊，朋友再見；
啊朋友再見吧再見吧再見吧
一天早晨，從夢中醒來，侵略者闖進我家鄉
啊遊擊隊啊，快帶我走吧，
啊朋友再見吧再見吧再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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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看到的反納粹二戰電影，全是美國的。南斯拉夫的電影台灣當然看不到。但這個影片在大陸如此深入人心，恐怕大多數人都會以為《啊朋友再見》就是南斯拉夫歌曲，不知道它其實是源自意大利民謠的反納粹遊擊隊歌。在1970年代文化資源非常貧乏的時代裏，這種為國壯烈犧牲又似乎很“人性化”的英雄電影，讓人熱血沸騰。
四十年後的今天，人們對於“犧牲”和“英雄”的概念，有了非常不同的體會，也許人們還是會喜歡這首歌，但想要表達的思想與態度就很不一樣，唱法也不同了。民謠歌手蔣明的《啊朋友再見》更多的是懷疑和淡淡的虛無。
啊朋友 我們以為老去是件漫長的事 有時候它是一夜之間
在清晨的鏡子看見蒼白的自己 像一顆正在消失的流星
啊朋友 聖賢說那堅持一定成功的事 頭懸梁錐刺股三顧茅廬
相信它的人就像相信一個漫長玩笑 不信它的人已沒了靈魂
啊朋友 告訴我 相遇是件宿命的事 告訴我忠貞與背叛之間……
蔣明《啊朋友再見》
“懷疑和淡淡的虛無”作為一種態度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時代已經走到了這裏。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安息歌》。1950年代是台灣整肅高峰期，很多共產主義信仰者被逮捕、槍斃。在牢房裏，當一個政治犯被叫出去送往刑場時，同監的犯人就唱《安息歌》相送。政治受難者蔡焜霖這樣描述那個場景：
“軍法處（現台北喜來登飯店）的淩晨四五點是恐怖的時刻。沉睡的寂靜中響起獄卒的腳步聲和打開鐵門的咿軋之聲。每位難友夢中驚醒，在關著幾千人的大牢內大家屏氣靜息，靜聽著獄卒一一念起被判死刑、將被押出去執行槍決的名單。被叫到名字的牢裏前輩，常是從容起身換上早就備好的雪白襯衫或幹淨衣服，與牢友一一握手後，走出去，被五花大綁送往刑場。這時留下來的人，唱著《安息歌》送行。
安息吧 死難的同誌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 照亮著路
我們會繼續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榮 你為愛國而犧牲
冬天有淒涼的風
卻是春天的搖籃
安息吧 死難的同誌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 照亮著路
我們會繼續前走
《安息歌》
這首歌究竟是哪裏來的呢？
我來不及查證，但一般的說法是，1945年11月25日，昆明西南聯大舉行反內戰集會，與警方衝突，逐漸擴大成大規模示威，到了12月1日爆發流血衝突，四名學生死亡，重傷很多人，就是曆史上的“一二·一慘案”，成為全國反內戰運動的開端。
當時，聖約翰大學學生，也是中共地下黨員的成幼殊，寫下這樣一首歌詞，獻給昆明犧牲的學生，由另一個同學作曲，在上海的紀念大會發表。這首歌，在原來的出發地，不論是昆明或上海，早就被遺忘了，卻隨著信仰輾轉渡海，到了最絕望的死角，成為人生最後的歎息。
歌，往往因為時代的饑渴，被賦予超重的任務。譬如《綠島小夜曲》，一直有傳說，是綠島的政治犯寫的——綠島，曾經是台灣政府專門關政治犯的地方，這首歌裏藏著多少政治的暗示與影射。多年之後，真正的作者終於出來聲明，這首歌的“綠島”指的就是台灣，而歌，就是在歌頌台灣寶島的美麗，如此而已。
歌如曆史，自己有腳。歌，是有獨立生命的。你希望它流行，它不見得流行。你認為它隻有一種意義，它鑽入地底，出現時是一種全新的宣示。你希望它演滅，消失，它卻四處流轉，如星火燎原。一首歌，其實就是一個時代。（文/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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