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成為古典音樂的拯救者
古典音樂在中國，是一個很特殊，甚至奇怪的存在。一方麵，中國琴童數以千萬計，大城市裏邊誰家孩子不學個樂器簡直不好意思跟同學打招呼；另一方麵，中國成年人認識五線譜的又極少。一方麵，中國業已成為世界古典音樂的消費大國，乃至拯救者；另一方麵，真正懂得音樂會禮儀，起碼知道什麽時候該鼓掌的人，卻少之又少。
這種種現象，恰恰反映了古典音樂在中國的一個狀態：底子很薄，以至上了歲數的人都不太了解；與此同時，多數人又都覺得這是個好東西，所以都讓孩子去學。古典音樂在中國四十年來的發展，幾乎與改革開放的進程同步。
1970年代以前，音樂家在中國是個“高危”行業
一般我們說的古典音樂，指的是根植於西方音樂傳統的藝術音樂，通俗地講，彈鋼琴，拉小提琴，吹單簧管，貝多芬、莫紮特、巴赫、海頓，這叫古典音樂；彈琵琶，拉二胡，吹嗩呐，一般叫民樂，不算在傳統意義上的古典音樂之中。
有了這個定義後再回看1970年代之前的中國，會發現古典音樂從業者與那個時代幾乎格格不入，知名音樂家在那個時代的故事，幾乎都是悲劇性的，而且往往是一人牽連一家。顧聖嬰一家，馬思聰一家，都曾遭受劫難。
這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傅聰一家。傅聰是我國第一個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鋼琴家，1955年肖邦鋼琴大賽（世界最權威的鋼琴比賽，沒有之一）上獲得第三名，這個成績直到45年後的李雲迪才打破。
青年傅聰在練琴
傅聰的父親比他更有名，是著名翻譯家傅雷，他翻譯的巴爾紮克、羅曼·羅蘭等人的作品，至今仍是最權威版本。從1980年代開始暢銷了三十多年的經典圖書——《傅雷家書》，就是傅雷與當時在歐洲學習鋼琴的兒子傅聰之間的通信集結。
傅聰在獲得肖邦大賽第三名後，成為了世界知名鋼琴家，但他當時屬於公派出國（那時幾乎所有出國都是公派），按約定是要學成歸國的，但傅聰選擇了留在歐洲，定居英國。這一行為在當時看來形同叛逃，也為他們家庭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1966年，傅雷夫婦自殺，遺書中如此自白：“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麵前已經死有餘辜了！”
傅雷傅聰一家，可看作那個年代音樂家的縮影。
1970年代，作為“耍猴的”一般存在的西方交響樂團
雖然古典音樂在我國1970年代前，是洪水猛獸一般的存在，但它畢竟是最有代表性的西方藝術品類之一，在某些特定時段，是可以發揮特殊作用的，比如……中美建交。
在1970年代的前三年，發生了三件在中美關係史上值得一書的事件。1971年是著名的“小球轉動了大球”的“乒乓外交”，1972年是更著名的尼克鬆訪華。1973年這次相對來說沒那麽出名，但故事性並不遜色，這就是費城交響樂團訪華事件。
費城交響樂團訪華
費城交響樂團（以下簡稱“費交”）是第一家訪問中國的西方音樂團體，1973年他們來華演出六場，交通費自理，中國方麵負責他們在華的食宿。顯然，這不是奔著掙錢的商業演出，而是帶有明顯交流性質的外事活動。
既然是交流，那除了聽人家演奏以外，人家也要指導一下我國的樂團。當時的中國樂團的水平，用百廢待興形容都可能不夠格。據上海音樂學院作曲係副教授田藝苗介紹，當時中央樂團的樂手們使用的樂器很多都是殘破的，用膠布粘起來的，樂譜是自己抄寫的。
除了樂器不靈，更重要的是樂手也不靈。當時中央樂團的樂手很多都是剛從農村務農回來，很久沒摸樂器了。“費交”音樂總監尤金·奧曼迪去拜訪中央樂團，結果咱們的樂團演奏完一曲貝多芬的交響曲，人家愣沒聽出來奏的是哪首……
“費交”在華演出時，坐在底下的觀眾都是經過嚴格選拔的音樂專業人士。據“費交”樂手後來回憶，他感覺到“上千人的炯炯目光，就像是來自同一個人，你完全猜不出他們在想什麽”。
“費交”整個在華旅程，基本就是“耍猴的”一般的存在。他們所到之處，都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但人們都跟他們保持距離，遠遠地觀摩，無論他們是在演奏，還是在街頭溜達。
改革開放後，1979年，柏林愛樂樂團成了較早來華訪問的西方樂團。如果說“費交”是世界一流樂團，那柏林愛樂則是世界頂級樂團，甚至說是第一樂團都不為過。當時的樂團總監卡拉揚號稱“指揮皇帝”，據說他訪華期間受到的接待是正部級待遇——一輛紅旗轎車始終隨行。
但是這趟訪華之旅給卡拉揚留下了極差的印象，以至於此後他終生未再來中國。
右二白發者為卡拉揚。首都體育館的場地作為音樂廳，過於寬敞了
因為當時北京還沒有純粹用於音樂演奏的場所，於是柏林愛樂選擇了首都體育館作為演出場地。1979年10月28日上午，柏林愛樂樂團在首都體育館排練，現場有百餘名中國音樂愛好者觀看。排練開始後，觀眾咳聲不斷，起立、坐下此起彼伏，這讓卡拉揚很不爽，於是他轉過身來，麵朝旁聽者，不動聲色地將拿著指揮棒的手交叉放在肚前。這一招很靈，聽眾終於安靜下來。可是當他轉過身去指揮排練，在樂章間停頓那片刻，他又聽到從背後觀眾席傳來的一陣陣咳嗽聲，他高舉著指揮棒，不肯將它揮下去！
排練中間休息時，卡拉揚對排練場地有這麽多聽眾相當不滿，問道：“誰讓這些人來看排練的？有的人還來回走動，這裏又不是咖啡廳！”
其實，當時的觀眾也不是隨便來的，而是經過挑選的音樂、外交人士。但其中很多人對於西方音樂會禮儀基本是無知的，認為聽音樂會跟看戲差不多，台下喝茶嗑瓜子都沒事，高興了還能喊個好，這與音樂會要求的安靜、秩序、鼓掌講究分寸等禮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說中國觀眾沒禮貌，隻能說，古典音樂對於那時的中國人來講，還太過陌生。我們看待交響樂團，跟看“耍猴的”真的沒太大區別。
1980-90年代，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稍稍打開了國人欣賞古典音樂的大門
很多中國人第一次見到交響樂團，聽到現場版的音樂會，大概都是通過收看央視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直播。這個音樂會對國人最大的意義，是教會了我們，古典音樂會有哪些觀（zhuang）摩（bi）禮儀。
央視第一次轉播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以下簡稱“維新”）是在1987年，當時還是錄播的剪輯，1月1日舉行的音樂會，觀眾看到時已經是春天了。即便如此，還是給了國人很大的震撼。那一年的樂隊指揮還是我們的老朋友卡拉揚先生。
在新年第一天舉辦音樂會，是西方的傳統，每年這一天都有無數場音樂會舉行，其中水平最高，觀眾檔次最高的，就要數維也納這個了。
水平最高，因其有最好的樂團和最好的指揮。演奏的樂團是維也納愛樂樂團，與1979年訪華的柏林愛樂樂團並稱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樂團；指揮是輪換製，每年挑選一名世界頂尖指揮來與樂團合作，能指揮“維新”，等於業界給你蓋戳：你是世界最牛的指揮家之一了。
觀眾檔次最高，是因那一天的票不是想買就能買的，受邀前來，尤其是前排就坐的，都是世界各國的皇室貴胄，各種顯赫人物。筆者小時候看電視，曾在音樂廳二樓某角落，看到了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當時我幼小的心靈受到了強烈的震撼：這麽牛的人物都坐在那麽犄角旮旯的地方，前排坐的都得是什麽人啊！
“維新”對國人的另一大普及，是見識到了這種古典音樂會有多麽事兒媽/龜毛。每年倒數兩首曲子都是固定的，倒數第二首是《藍色多瑙河》，倒數第一首是《拉德茨基進行曲》，但這兩首曲子並不在曲目單裏。演奏完曲目單裏的曲子後，指揮假麽假式招呼樂手起立，向觀眾致意，然後就走了。這時候觀眾要“懂事兒”，使勁鼓掌，直到把指揮再給召喚回來，指揮回來後跟觀眾鞠個躬，然後再走。觀眾再鼓掌，指揮再出來，循環往複幾次。直到指揮覺得差不多了，於是回頭跟樂手們使個眼色，意思是“你看看，大家盛情難卻啊，要不咱受累再來一首？”樂手們也識趣，於是就開始演奏加演曲目了。
一！切！都！是！套！路！
然而，這就是傳說中的古典音樂會禮儀，傳承幾百年了。指揮、樂手、觀眾，互相都知道對方是怎麽想的，一起合力營造一個略顯虛假的場麵。無論其是否合理，反正人家就是這麽過來的。或者換一個角度，欣賞音樂會時各種繁瑣、事兒媽、龜毛的禮儀，恰恰是這種文化的一部分。
在普及這種觀摩禮儀方麵，“維新”對國人起到了極大的作用。當然，另一個作用是把“維新”舉辦地——維也納金色大廳炒成了中國人心中第一音樂聖殿，音樂家都以能去那開一場音樂會為至高榮譽。
2000年代，中國大批量湧現世界級演奏家
有句話，叫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其實，一切基礎都決定一切建築。總有人說中國13億人，竟挑不出11個踢足球的人！其實，中國的注冊足球運動員數量是要少於日本、韓國的，國家人口不等於足球人口，中國足球上不去，根兒上說還是足球在中國不夠普及，很多學校都限於操場麵積太小等原因，禁止學生在校內踢球。相反，中國從城市到鄉村，街頭巷尾都有無數乒乓球案子、台球桌子，這也造就了我國乒乓球人才層出不窮，以及出現丁俊暉這樣的台球天才。歸根到底，人口基數的大小決定了這個項目能有多高的成就。
上文說過，中國有數以千萬計的琴童——也就是學琴的孩子。筆者看到的數字有2000萬—4000萬不等，無論哪個數字拿出來，都媲美一個歐洲中型國家。這其中，學鋼琴的孩子又占了琴童的多數。有了這個基礎，中國湧現出世界級的鋼琴家，就是早晚的事了。
這一情況，在2000年這一年集中到來。
2000年，18歲的李雲迪獲得了肖邦鋼琴大賽冠軍。這項比賽每五年才舉行一次，間隔比奧運會、世界杯都長，而且冠軍動不動就空缺，李雲迪之前的兩屆比賽冠軍都空缺，也就是說，他是15年來第一位冠軍得主。他的師姐陳薩與他同場競技，獲得了第四名，也是1955年傅聰獲第三名以來，中國人最好的成績了。
李雲迪（左）、陳薩（右）和他們的老師但昭義
與李雲迪同歲的郎朗，則比前者更早出名。1999年8月，剛滿17歲的郎朗參加美國芝加哥“拉維尼亞音樂節”世紀慶典明星音樂會，並演奏了《柴科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從而開始了他的音樂演奏生涯。而在李雲迪、陳薩獲獎的2000年，郎朗臨時頂替鋼琴家理查德·古德，在芝加哥進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演出。用前輩傅聰的話講，此時的郎朗已經不用參賽來證明自己，他已經是一名出色的鋼琴家了。
郎朗、李雲迪、陳薩，以及比他們略小，如今也已成為世界一線鋼琴家的王羽佳，他們有一些共同點：都是80後，都是在中國接受的完整鋼琴教育，成名時幾乎沒有留學經曆，是徹頭徹尾的“土鱉”派，而非“海歸”派。
中國式“虎貓狼爸”教育法，一直以來都有頗多爭議，而郎朗在某種程度上扭轉了這種爭議。郎朗的父親在教育上一直是嚴厲，乃至打罵的，他為了陪郎朗學琴，不惜辭職；郎朗彈琴引起鄰居不快，他懟那些鄰居“以後你們聽我兒子彈琴要花錢！”（人家真做到了）；在北京找中央音樂學院地址時，推著破自行車迷路等故事，至今為很多人津津樂道。
郎朗學琴的故事，如今已成為很多琴童家長激勵孩子的寶典
而郎朗也確實爭氣。他30歲那年，被權威雜誌《留聲機》評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11位鋼琴家，這些人如果按年齡排序，排第10位的人是1947年出生的，而排第11位的郎朗，是1982年出生的。
他們的出現，證明了古典音樂雖然是西方舶來品，但中國人完全可以自己學好，並成為這個領域的佼佼者。雖然很多人讓孩子學琴，是為了多一門“特長”，升學的時候有加分等等，說到底還是高考指揮棒的壓力，但客觀上，這對古典音樂在中國的普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2010年代，中國開始“救濟”世界古典音樂圈
有句俗話叫“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有時你不得不感歎老祖宗智慧的發達和用語的簡潔，以及對事物客觀規律的歸納。古典音樂在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差不多就在三四十年間。
還記得上文那個來中國“技術扶貧”的“費交”嗎？這家創立於1900年的百年老號，在風光了一個世紀後，終於在2011年——破產了。
不要誤會，不是他們做得不好，直到破產時，他們依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十支交響樂團之一。就像如今很多做得很好的媒體倒閉一樣，“費交”破產隻是大勢的一個縮影。古典音樂在世界範圍內麵臨著觀眾和票房的減少，入不敷出是普遍存在的事。“費交”已經竭盡所能地拉讚助、接活兒（給電影配樂什麽的），但財政赤字還是超過了500萬美元，最終經營不下去了。它也成為美國曆史上有案可查的首支申請破產的一線樂團。
此時，當年他們技術扶貧過的中國人伸來了援手，對他們施以了經濟扶貧。
在“費交”走完破產程序三天後，中國的國家大劇院就邀請他們來到北京，並與他們簽訂了為期五年的戰略合作協議。從2012年開始，國家大劇院每年將邀請“費交”來華演出三周。對於樂團來講，演出即意味著收入，這份合作協議，無異於雪中送炭。
此時距離“費交”首次訪華，過去了38年。從看人家“耍猴”到幫人家渡過難關，38年間，已是滄海桑田，鬥轉星移。
國家大劇院與費城交響樂團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甘源／攝
如今，“費交”已經償清了債務，順利渡過了危機，而他們從中國得到的機會，在關鍵時刻拯救了樂團。
而拯救“費交”的國家大劇院，內設歌劇院、戲劇場、音樂廳和小劇場，一共四個專業劇場，其中歌劇院和音樂廳是完全為演奏音樂，演出歌劇、舞劇等準備的，小劇場的一半演出也是室內樂、獨奏會等音樂演出。可能在同一個晚上，多明戈正在歌劇院演出歌劇，紐約愛樂樂團在隔壁的音樂廳演奏交響樂，另一個四重奏樂團則在小劇場演奏室內樂。更重要的是，這幾個廳往往都坐得滿滿當當，自掏腰包買票的人占了大多數。
保守估算，僅國家大劇院一家，每年與古典音樂相關的音樂會、歌劇、舞劇、室內樂等演出共計超過365場，樂迷很多時候要為今晚聽哪場，放棄哪場而苦惱。而在北京，經常演出古典音樂會的場所還有北京音樂廳、中山公園音樂堂、保利劇院等幾家。而這，還僅僅是北京一地，上海、廣州等地的古典音樂市場也是一派繁榮景象。
“中國將成為古典音樂的拯救者”，這個話題在當下的環境中，越來越成為現實。而四十年前，這裏還是古典音樂的荒漠。
結語
過去四十年來，中國的發展體現在方方麵麵，古典音樂是其中一個很有意思的代表，真正做到了從一窮二白到世界前茅。當然，我國當前古典音樂市場還是問題多多，一場音樂會聽下來，聊天、咳嗽、手機鈴聲、不合時宜的鼓掌聲乃至呼嚕聲，依然此起彼伏，觀眾素質顯著落後於演出規模和水準。換個角度想，這其實也是發展太過迅速的結果：硬件上去了，軟件還沒來得及跟上。
原標題：《從一窮二白到拯救世界，古典音樂在中國的變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