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竹談今論古之一
2024/10/1
先講一個小故事：當年讀書的時候，需要用一個小錄音機錄教授的課，供自己複習時使用，為了愛國，用實際行動買了一台國產貨，用了一年左右，壞了，搖起來叮當響，之後再買東西，在大我和小我之間，毫不猶豫地買了對我最有利的產品，不管它姓社還是姓資。這個故事的核心是人性中的原動力就是自利。自私自利在中文語境下是貶義詞，以致於英文中的self-interest, self-preservation, privacy難以恰如其分地翻譯成中文，因為在中國文化中並不存在這樣的概念。比如隱私在中文的語境中是有見不得人的醜事的貶義含義，而比較接近的翻譯“個人空間”又在中文語境中不存在。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本質區別就在於對這一原動力的駕馭上，駕馭得好，就是威力強大的原子彈、核電站，駕馭得不好，就讓這種原動力互相衝突、抵消，讓一個社會千年不變地原地踏步，分分和和，周而複始地在貧窮落後中循環。
為了進一步闡述這兩種製度的區別，再講一個筆者兒童時代讀的一則故事：有一天一位智者看到兩個年輕人騎著馬慢悠悠地趕路，他不解，於是問他們緣故，年輕人回答他們在比誰的馬更慢，智者聽了哈哈大笑，將二人招至身邊，暗授機宜，隻見二人迅速翻身上馬，快馬加鞭地結束了比賽，勝負立等分明。智者所授是何錦囊妙計?不過是讓他們交換馬匹繼續比賽而已！前麵的慢與後麵的快，騎手都是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然而他們的行動卻截然不同。試想如果一個製度盡量避免將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放在互相衝突、抵消的位置上，那麽這種合力是不是非常強大?
中國就有一個現存的例子：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糧食總產量從1978年的6095億斤，增至1984年的8146億斤。”[1]，增長了34%，對比毛時代政策：“農業學大寨”的號召、農村三級幹部會議、知青下鄉雖然變相提高了農民的文化水平，出現了《我們村裏的年輕人》那樣的取悅於領導人的虛假結果（真實的結果不是農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而是知青農民化，後期零星的有關被迫留在農村的知青的報道中就可以看到，大多數是嫁給農民而家中沒有背景的女知青，從外表上看已與當地農民無異。）由此可見，口號、輸入有知識、有體力的知青都無法改變農村產出極低的現狀，原因很簡單：付出和收益不共線：幹得多記工分，秋收之後由隊長分配錢糧。這樣的製度，要求隊長和上級們公平和睿智，公平能調動個人的積極性，睿智要求他們能決定種什麽，出了問題還能及時處理。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人就不存在，隻好在報紙上、廣播上空談“不以權謀私，學習焦玉祿”等等空話維穩，讓人認為是幹部素質問題，而不是製度問題，以致於幾十年溫飽問題得不到解決，農民在春天青黃不接的季節挖厥根、野草充饑。責任製隻是給予了農民土地的使用權，讓農民能擁有更多的決定權：比如種什麽、收入如何分配等等，結果立竿見影。
如果將鏡頭再拉近一點，進一步分析，又有什麽有趣的發現呢?
[1]http://paper.people.com.cn/zgjjzk/html/2009-09/28/content_3557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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