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30年代末開始，日本陸軍的欲望急速擴張。在發動了侵華戰爭之後，又蓄謀發動太平洋戰爭。出於更大規模的情報戰的需要，日軍成立了陸軍中野學校。
精選程度異常嚴格
1937年底，日本陸軍省決定在兵務局內成立“情報勤務要員培養所創建籌備事務所”，任命秋草俊、福本龜治、岩畔豪雄為籌備委員。陸軍大臣發布命令：陸軍所屬各部隊、各單位，必須推薦一名或數名最優秀分子參加該所的學員選拔考試。當時“情報”這個詞，在日本還沒有普及，除了參謀本部的人，許多人講不清楚情報人員的培養是怎麽回事，被推薦的人大部分也不知道情報人員是幹什麽的。1938年1月，由秋草俊主持了選拔考試。這些主考軍官將考生一個個地叫了進來。沒有統一的考題，由委員們從各方麵隨便地提出問題，比如會問學員是否敢當場剖腹。問題可謂上到社會、經濟、文化、宗教，下至地理、天文、私生活與判斷力，幾乎無所不包。每名考生得在四五十分鍾的時間裏，回答監考委員們的問題。
盡管被選拔者都是由各部隊、各單位推薦來的優秀分子，而且兵務局事前又委托憲兵隊對他們的家屬關係、思想情況以及性格都進行了徹底調查，先做出了“適”或“不適”的鑒定，才把合適的人集中到東京進行考試，但第一期考生中，也隻錄取了20名。
學習生活充滿自由
培養所的專職教官有3人，其中，秋草俊任所長，福本龜治任幹事，伊藤佐又任訓導。培養所的學習生活，並沒有學員們來前想象的那樣緊張、刻板。起床是早晨7點，但在床上多貓一會兒也並不犯大忌。起床後，也不像軍隊生活那樣強製進行體操或長跑，可以直接去地下食堂憑票就餐。早餐後，有些學員在附近散步，有的則到附近憲兵隊的訓練場去練習柔、劍道。10點才開始上課。
整個上午的課程，主要是情報、謀略、防諜、曆史、時事等，教材中大量使用本國的實例，外國的例子也不少。授課者除秋草俊、福本龜治、伊藤佐又3名專職教官外，還經常聘請參謀本部或陸軍省的專家來講課。因為出入培養所絕對禁止穿軍裝，來講課的人都穿的是西裝，學員們也分辨不出誰是軍人，誰是學者，隻能看做派。軍隊方麵的人來講課時，給學員們發油印的參考資料，而軍外的學者幾乎全憑口述，由學員自己做筆記。
聽課到中午結束。午飯後到下午5點半以前，一般為學習情報謀略與手段的實習課。其中有秘密照相機、特種炸藥、竊聽器、郵件的開啟等課程，後者是指僅憑薄薄的刀片，就能把信封的紙與糨糊分開。有時，學員們從宿舍步行到汽車學校、通訊學校、工兵學校、飛行學校，學習無線電操作與爆破知識，並練習駕駛汽車、飛機。
5點半以後，則是自由活動時間，可以到任何地方去玩。培養所沒有定時關大門的限製，隻要次日上午10點以前能回來上課，學員即便在外麵留宿也沒有人過問。
高度保密學員猛增
1938年秋，“後方勤務要員培養所”遷移到東京中野，改名為“陸軍中野學校”，並成為陸軍大臣直轄的學校。但“陸軍中野學校”這個名字，不但對外界，就是在陸軍內部也是保密的。校門口隻掛一個不顯眼的“陸軍通信研究所”的小牌子。在內部，則稱它為“軍事調查部”或“東部第三十三部隊”。學員、職員一律佩戴藍色徽章，其背麵有編號，出門時將它交給門衛，回來時按編號取回。在校內若有不佩戴徽章者，按潛入者論處。
從第二期學生開始，中野學校的考生多了起來，在東京、大阪、仙台的旅行社和千葉的步兵學校等處，分別舉行入學考試。從第三期學生開始，更廣泛地在劄幌、盛岡、東京、大阪、久留米、熊本等地所有的軍官學校預科所在地進行入學考試。可以說，這時陸軍最高素質的人才，幾乎都被網羅到了中野學校。
中野學校的畢業生離校前，都會接到一份校方的“禮物”——這是一種德國產的慢性毒藥，將它放在咖啡或茶水裏服用，一周左右會致人死亡。畢業生們，必須隨身帶著這“禮物”，他們的去向是保密的，隻有在戰後，一些人的命運才在坊間流傳。
有些人去了中國、歐洲，如會作曲的福田稔，在中國東北被蘇軍俘虜，拘押期間死去;有些人潛入美軍占領的東南亞各島。還有所謂“生死不明者”，戰敗後恥於歸國，留在了當地。少數人則留在日本本土執行特殊使命。
陸軍中野學校畢業生的去向，戰後從無官方公布，其中一個原因，可能與幸存者們現在的社會地位有關。當時中野學校集中了來自日本陸軍係統內各部隊、單位的優秀人才，戰後，憑著這些人的高素質，他們當中大多數都當上了公司經理、董事、團體的幹部、一流公司的課長，還有大學教授、報社社長，乃至成為國會議員。這些人都處於社會的中上層地位，如今完全沒有必要顯擺中野學校的那段曆史。對於一些已持有反思目光的人而言，他們更希望盡可能不去翻檢青年時代那段很是複雜、苦澀的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