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注：赫塔·米勒（德語：Herta Müller；生於1953），原籍羅馬尼亞，德國作家，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本文由米勒女士在五月二十五日斯德哥爾摩的十月七日論壇“猶太文化在瑞典”上朗讀。】
他們變成了怪物
在大多數關於加沙戰爭的敘述中，戰爭並不是從它開始的地方開始的。戰爭不是從加沙開始的。戰爭始於 10 月 7 日，恰好是埃及和敘利亞入侵以色列 50 周年【即文末的贖罪日戰爭】。巴勒斯坦哈馬斯恐怖分子在以色列進行了一場常人難以想象的大屠殺。他們為自己拍視頻、自以為是英雄。他們慶祝自己的血腥屠殺。慶祝的活動在加沙繼續進行：恐怖分子拖著被嚴酷虐待的人質，把他們作為戰利品送給歡呼雀躍的巴勒斯坦民眾。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歡呼一直蔓延到柏林。在 Neukölln 【柏林市一區：新克爾恩】區，人們在街上跳舞，巴勒斯坦人的組織 Samidoun 【一挺哈組織】在派發甜食。互聯網上充斥著歡快的評論。
1200 多人死於10月7日的大屠殺。在遭受酷刑、傷殘和強奸後，239 人被綁架。哈馬斯的這場大屠殺完全脫離了人類文明的常軌。這一血腥屠殺中蘊含著一種古老的恐怖，那種我曾以為在當今時代已不可能再出現的恐怖。10月7日的大屠殺有著通過有組織的屠殺來滅絕猶太人的模式，這是猶太民族已經熟知了幾個世紀的模式。這就是為什麽整個國家都經受了創傷，因為以色列建國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這種屠殺。直到 10 月 7 日，人們都以為猶太民族受到了以色列國的保護。然而哈馬斯自 1987 年以來就一直騎在以色列的脖子上。哈馬斯的創立章程中明確指出：消滅猶太人是目標，“為神而死是我們最崇高的願望”。
盡管此後該章程有所修改，但顯然什麽都沒有改變：消滅猶太人和消滅以色列仍然是哈馬斯的目標和願望。這與伊朗的情況完全一樣。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消滅猶太人也是自其成立以來，即1979 年以來的國家信條。
在談論哈馬斯的恐怖行為時，伊朗應該始終被納入討論範圍。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分析伊朗。這就是為什麽老大哥伊朗資助、武裝小弟哈馬斯，並讓哈馬斯成為其幫凶。兩者都是無情的獨裁政權。我們知道：一切獨裁政權，其統治時間越長就越激進。今天，伊朗政府完全由強硬派組成。毛拉【穆斯林學者】及其革命衛隊組成的國家是一個肆無忌憚、不斷擴張的軍事獨裁政權。宗教不過是偽裝。政治化的伊斯蘭意味著蔑視人類、公開的鞭刑、死刑和以神的名義處決。伊朗熱衷於戰爭，但同時又假裝自己不在製造任何核武器。所謂的神權政治的創始人——阿亞圖拉·霍梅尼曾經頒布過一項宗教法令，即教令，稱核武器是非伊斯蘭教的。
2002 年，國際核查人員已經發現了伊朗秘密核武器計劃的證據。一名俄羅斯人被雇來開發核彈。這名蘇聯核武研究專家在伊朗工作了許多年。看來伊朗正在效仿朝鮮，想要獲得核威懾能力。這是一個可怕的想法，特別是對於以色列來說，對於全世界也是如此。
毛拉和哈馬斯對戰爭的執念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在滅絕猶太人方麵——它甚至超越了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教派分歧。其它一切都服從於他們對戰爭的執念。巴勒斯坦民眾被有意地控製在貧困狀態下，而與此同時，哈馬斯領導層的財富卻在無限增長——伊斯梅爾·哈尼亞【哈馬斯首腦之一】據說在卡塔爾擁有數十億美元。他們對人的蔑視是毫無底線的。對於巴勒斯坦人來說，除了做烈士，幾乎沒有別的選擇。軍事加上宗教，形成了對巴勒斯坦人的完全的監視。在加沙的巴勒斯坦政治中，幾乎沒有任何容納異議的空間。哈馬斯以令人難以置信的殘酷手段將所有其他政治勢力都趕出了 加沙地帶。2007 年在以色列撤出加沙地帶後，他們將一些法塔赫【即巴解組織】成員從15 層樓上扔下，以示威懾。
我們的感受是他們最強大的武器
哈馬斯就這樣奪取了整個加沙地帶的控製權並建立了一個不受挑戰的獨裁政權。不受挑戰是因為質疑它的人都活不長。不僅不為巴勒斯坦民眾建立社交網絡，相反，哈馬斯在他們的腳下建造了一個地道網絡。他們甚至把地道建在國際社會資助的醫院、學校和幼兒園的下麵。加沙是一個軍營、一個地下的深層反猶政府，完整、卻看不見。在伊朗，有一句諺語：以色列需要武器來保護其民眾，而哈馬斯需要民眾來保護其武器。
這句話最簡短地說明了：在加沙，你無法將巴勒斯坦平民與哈馬斯武裝分子區分開的困境。這不僅適用於建築物，也適用於建築物中的人員。以色列軍隊在對 10 月 7 日大屠殺的反擊中被迫落入這個陷阱。以色列不是被引誘的，而是被逼的。以色列被迫自衛、被迫承擔罪責，因為其軍隊雖然摧毀了基礎設施但也傷害了平民。而哈馬斯想要的、且加以利用的正是這種不可避免性【即以軍傷害平民之不可避免】。從那時起，它一直在操弄著從加沙向世界傳播的新聞。苦難的景象每天都讓我們感到不安。然而沒有一個戰地記者可以在加沙獨立工作。哈馬斯控製著圖片的選擇並操弄我們的感受。我們的感受是他們反對以色列最強大的武器。通過挑選那些圖片，哈馬斯甚至將自己塑造成了巴勒斯坦人的唯一捍衛者。這一自私自利的算計獲得了回報。
《相當正常的男人》
自 10 月 7 日起，我一直在反複思考一本關於納粹時代的書——克裏斯托弗·布朗寧 【Christopher R. Browning，美國曆史學家)】的《相當正常的男人》。該書描述了波蘭第110預備警察營對一些猶太村莊的滅絕行動，當時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大型毒氣室和焚屍爐尚未出現。那些行動就像哈馬斯恐怖分子在以色列音樂節和基布茲【以色列集體社區】裏的嗜血行為。1942 年 7 月的某一天，約瑟夫村的 1,500 名猶太居民被屠殺殆盡。兒童和嬰兒在他們家門前的街道上被槍殺，老人、病人則被射殺在床上。所有其他人都被趕進森林裏：他們被剝光衣服、被迫在地上爬行。他們被嘲笑、被折磨，然後被槍殺並留在血腥的森林裏。謀殺變成了喪心病狂。
這本書的名字叫《相當正常的男人》，因為那個預備警察營人員不是由黨衛軍或德國國防軍士兵組成，而是由那些因年紀太大而不再適合服兵役的平民組成。他們原本從事完全正常的職業，卻變成了怪物。直到 1962 年，這起戰爭罪案件才開庭審理。審判記錄顯示，其中一些人“對整個事件感到非常興奮”。那種虐待狂的行為過分到一位新婚的上尉帶著妻子到屠殺現場去慶祝蜜月。因為其他村莊的嗜血仍在繼續。那位女士穿著她帶來的白色婚紗在集市廣場上那些被趕到一起的猶太人中間閑逛。並且，她不是唯一被允許去參觀的妻子。在審判文件中，一位中尉的妻子說：“一天早上，我和丈夫坐在他住處的花園裏吃早餐，他排裏一個淳樸的男人走近我們，立正，大聲說道：“中尉先生，我還沒吃早餐！”當我丈夫疑惑地看著他時，他進一步解釋說：“我還沒殺死一個猶太人。”
他們意識不到自己的自由
把哈馬斯10 月 7 日的屠殺想成納粹大屠殺對嗎？我認為對。因為哈馬斯本身就想喚起人們對反猶大屠殺【特指納粹德國對猶太人在二戰中的大屠殺】的記憶。哈馬斯想證明：以色列國不再是猶太人能生存下去的保障；以色列國是海市蜃樓，救不了他們。邏輯禁止我們接近反猶大屠殺這個詞。但為什麽邏輯必須禁止它呢？因為你的感受無法躲開這種脈動的接近。
然後，另一件事讓我想起了納粹：巴勒斯坦旗上的紅色三角形。在納粹集中營裏，那是共產黨囚犯的象征。今天呢？今天，它再次出現在哈馬斯的視頻和柏林建築物的外牆上。在視頻中，它被用來發出殺戮的號召。在那些外牆上，它標記著要攻擊的目標。一個巨大的紅色三角形聳立在“About Blank【英語：意思是“關於空白”】”鐵科諾樂【西方流行的一種電子舞曲】俱樂部的入口處。多年來，敘利亞難民和以色列同性戀者理所當然地在這裏跳舞。但現在一切都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了。現在，那紅色三角形在入口處尖叫。今天，一位來自利比亞和摩洛哥的猶太家庭的銳舞者說：“政治氣候喚醒了所有的惡魔。對於右翼來說，我們猶太人不夠白；對於左翼來說，我們又太白了。”對猶太人的仇恨在柏林的夜生活中已經根深蒂固。10 月 7 日之後，柏林俱樂部的氛圍變得十分低落。盡管 364 名年輕人（和他們一樣的銳舞者）在一個鐵科諾音樂節上慘遭殺害，但俱樂部協會直到幾天後才對此發表評論。而且，他們僅僅是敷衍了事，因為反猶主義和哈馬斯根本沒被提及。
我在獨裁統治下生活了三十多年【作者在羅馬尼亞生活了三十二年】。當年來到西歐時，我想象不到民主會受到這樣的質疑。我曾以為在獨裁統治下，人們會被係統性地洗腦。而在民主國家，人們學會獨立思考，因為每個人都很重要。不像在獨裁統治下，獨立思考被禁止，人們被迫參加集體培訓。當你不是集體的一部分時，你就是敵人。今天令我震驚的是，西方的年輕人、學生們如此困惑，以至於他們意識不到自己的自由；他們似乎已經失去了區分民主與獨裁的能力。
例如，同性戀者和酷兒人士舉行支持哈馬斯的示威，就像他們11 月 4 日在柏林所做的那樣。這真是太荒謬了。眾所周知，不僅哈馬斯，整個巴勒斯坦文化都鄙視和懲罰 LGBTQ 【拉拉、男同、雙性戀、變性人、酷兒的英文單詞首字母】人群。僅僅在加沙地帶掛一麵彩虹旗就是難以想象的。哈馬斯對同性戀者的製裁範圍起於至少一百下鞭刑，一直到死刑。在 2014 年巴勒斯坦地區的一項調查中，99% 的受訪者表示同性戀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你也可以采取諷刺的方式，就像博主大衛·萊瑟伍德在“X”【即推特】上所貼的：酷兒為巴勒斯坦示威就像雞為肯德基示威一樣。
我還想知道：美國大學的學生們在示威遊行中高呼“我們是哈馬斯”，甚至“親愛的哈馬斯，轟炸特拉維夫！”或“回到 1948 年”時，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麽。這些口號是否仍然無辜，還是已經愚蠢至極？然而，這些示威遊行都不提 10 月 7 日的大屠殺。更令人憤慨的是：有人甚至把10 月 7 日的大屠殺說成是以色列自導自演的事件；示威遊行者中沒有人要求釋放人質；相反，以色列在加沙的戰爭被描繪成一個殖民大國任意征服和毀滅的戰爭。
年輕人隻在抖音上刷視頻嗎？同時，粉絲、網紅、活動家這些詞在我看來也不再是無害的了。這些時髦的網絡詞匯是嚴肅的。它們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就存在了。我把它們翻譯回互聯網之前的時代。突然間，它們變得僵硬如鐵、極端清晰。因為在互聯網之外，它們意味著信徒、影響力間諜、積極分子。就好像它們是從法西斯或共產主義獨裁政權的訓練場接收過來的。它們的靈活性無論如何都是一種假象。因為我知道這些詞的作用是它們所說的。它們在集體中提倡機會主義和服從，讓人們免於為集體的行為承擔責任。
如果示威者中有人是幾個月前用“婦女、生命、自由”的口號抗議伊朗政府的壓迫的學生，我一點都不會感到驚訝。但今天，同樣的示威者卻與哈馬斯站在一起，這讓我感到震驚。在我看來，他們不再理解口號內容之間的深刻矛盾。我很好奇：為什麽他們不在乎哈馬斯甚至不允許任何最小規模的爭取婦女權利的示威活動？為什麽他們不在乎 10 月 7 日，被侵犯的婦女被當作戰利品遊街？
在華盛頓大學的校園裏，抗議者們玩“人民法庭”集體遊戲以自娛自樂。為了好玩，大學的代表們被審判。判決結果出來後，大家齊聲高呼：“上絞刑架”或“上斷頭台”。現場掌聲雷動、充滿歡笑。他們將營地命名為“烈士之地”。他們以偶發活動的形式，心安理得地慶祝他們的集體愚蠢行為。人們不禁想知道，如今的大學到底在教些什麽。
在我看來，自 10 月 7 日以來，反猶太主義就像集體打響指般蔓延開來，仿佛哈馬斯是網紅，而學生是粉絲。在網紅和粉絲的媒體世界中，隻有快速點擊視頻才算數。睫毛的顫動、生動情緒的點擊。同樣的伎倆在這裏就像在廣告中一樣有效。
大眾的易感性【即容易被影響或洗腦】，那二十世紀大災難的原因是否正在出現新的發展？複雜的內容、細微的差別、背景信息與矛盾、妥協，這些對媒體世界中人來說似乎很陌生。
這也體現在一些互聯網活動人士抵製奧伯豪森短片電影節的愚蠢呼籲中。奧伯豪森短片電影節是世界上曆史最悠久的短片電影節，今年是其成立七十周年。許多偉大的電影製作人都是從這裏開始他們的職業生涯的，他們早期的作品也都出現在這個電影節上：米洛什·福爾曼、羅曼·波蘭斯基、馬丁·斯科塞斯、伊什特萬·薩博和阿涅斯·瓦爾達。在柏林街頭舉行慶祝哈馬斯屠殺活動兩周後，該電影節導演拉爾斯·亨裏克·加斯寫道：“2022 年 3 月，50 萬人走上街頭抗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那是個重大事件。讓我們現在發出同樣強烈的信號！讓我們向世界展示：新克爾恩的哈馬斯朋友和仇視猶太人的人是少數。大家都來吧！拜托了！”
這在互聯網上引起了充滿敵意的回應。一個匿名組織指責他妖魔化了對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聲援。該組織向他保證，他們將“鼓勵”國際電影社區重新考慮是否參加電影節。這是一個戴了麵紗的抵製該電影節的呼籲。於是：許多電影製片人也紛紛效仿，取消了參加電影節的承諾。拉爾斯·亨裏克·加斯正確地指出：我們正在經曆政治辯論上的退化。在人們本應該進行政治思考的地方，某一種深奧難懂的對政治的理解占了上風。這背後是人們從眾的渴望和遵從某種規範的壓力。在藝術界，人們已經無法區分捍衛以色列國生存權和批評以色列政府之間的區別。
這就是為什麽人們甚至沒有考慮過：全世界對加沙大量民眾死亡與苦難的憤怒也許並非哈馬斯計策的一部分？哈馬斯對自己民眾的苦難充耳不聞、視而不見。否則，它為什麽要向大多數援助物資抵達的凱雷姆沙洛姆邊境開火？或者，為什麽它會向援助物資即將抵達的臨時港口施工現場開火？我們從辛瓦爾先生【哈馬斯首腦之一】和哈尼耶先生【哈馬斯首腦之一】嘴裏沒有聽到一句對加沙民眾的同情。他們沒有對和平的渴望，隻有他們心知肚明的以色列無法滿足的最高要求。哈馬斯押寶在與以色列永久交戰上。那將是其持續存在下去的最好保證。哈馬斯還希望不惜一切代價在國際上孤立以色列。
托馬斯·曼的小說《浮士德博士》中說，國家社會主義【即納粹主義】“讓世界無法忍受德國的一切”。我的印象是：哈馬斯及其支持者的策略是讓世界無法忍受以色列的一切，從而讓世界無法忍受猶太人的一切。哈馬斯希望將反猶主義變成一種持久的全球性情緒。這就是為什麽它還想重新解釋反猶大屠殺。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前往巴勒斯坦的救援行動也受到質疑。最終，以色列的生存權也受到了質疑。這一操弄伎倆過分到甚至揚言說：德國大屠殺紀念隻是一種文化武器，被用來使西方白人對以色列的“定居計劃”合法化。這種對施暴者與受害者關係進行的反曆史的與自私自利的逆轉，旨在模糊反猶大屠殺和殖民主義之間的一切區別。有了這些堆積如山的構造，以色列不再被視為中東唯一的民主國家，而被視為殖民主義的一個模範國家。於是，以色列被視為一個永遠的侵略者，人們對其盲目的仇恨就合理的了，甚至人們要毀滅以色列的欲望也是正當的了。
猶太詩人耶胡達·阿米亥【Yehuda Amichai，1924-2000】說，希伯來語的愛情詩往往是關於戰爭的詩，往往是一首關於戰爭中的戰爭的詩。他的詩《耶路撒冷 1973》讓人想起了贖罪日戰爭【發生於1973年10月，又稱第四次中東戰爭】：
“悲傷的人們把對親人的回憶放
在背包裏、在側袋裏、
在彈藥帶上、在靈魂的袋子裏，
在雙眼下沉重的夢想泡泡裏。”
1969 年，保羅·策蘭【Paul Celan, 1920-1970】訪問以色列時，阿米亥將策蘭的一些詩譯成希伯來語且朗讀它們。兩位反猶大屠殺的幸存者在這裏相遇。當耶胡達·阿米亥的父母從維爾茨堡【德國一城市】逃出時，他名叫路德維希·普菲弗【德語名】。
以色列之行讓策蘭心生觸動。他遇到了一些來自羅馬尼亞切爾諾維茨【策蘭的出生地】的校友，與他被謀殺的父母不同，他們逃到了巴勒斯坦。保羅·策蘭在訪問結束後，在他死於塞納河前不久，寫信給耶胡達·阿米亥：“親愛的耶胡達·阿米亥，請允許我重複一下我們談話時我脫口而出的話：我無法想象沒有以色列的世界；我也不願想象沒有以色列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