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文革受難者——潘光旦和他的4S一生：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 SUCCUMB滅亡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潘光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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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1899生，中央民族學院教授。1913年入清華學校，因運動受傷截去一腿。1922年留學美國取得碩士學位。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文革中又成為“批判鬥爭”對象，從1966年夏天開始，一直在該校“專政隊”中“勞改”，1967年6月10日病重去世。 

潘光旦先生在去世前，用四個S開頭的英文詞，即“投降”、“屈服”、“活命”和“滅亡”，來描述自己的一生。 

 

1，四個S：SURRENDER，SUBMIT，SURVIVE, SUCCUMB
 

1967年，潘光旦教授病危。那時正是文革仍然在轟轟烈烈進行的第二年。他從1966年文革開始後，一直就是中央民族學院的“批判鬥爭”對象，被編入學校的“牛鬼蛇神勞改隊”裏，不斷受到侮辱以至毆打。他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在文革中成為“反動學術權威”。除了在精神上思想上遭到攻擊之外，他本來腿有殘疾，加上年事已高，遭受長期“鬥爭”，對他來說在體力上也分外難以承受。 

去世之前，在最後的日子裏，潘光旦的一位老友葉篤義來看望他。早年他們都曾經留學外國，取得學位，然後回到中國工作。潘光旦告訴老友，他自己的生活，從前一直實行三個S的政策，這三個S是指三個以S開頭的英文詞，SURRENDER，SUBMIT，SURVIVE，意思是：投降、屈服與活命。葉篤義說，那就繼續實行吧，繼續投降，繼續屈服，繼續活命。潘光旦說，現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會有第四個S。我的三個S政策要變成四個S了。這第四個S是SUCCUMB。 

SUCCUMB這個詞的意思是滅亡。 

潘光旦在1967年6月10去世。 

在文革時代，這樣的臨終談話不可能流傳出來讓人知道，因為這肯定會被當作“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動言論”被追究，連他的老友也會被牽連進去，陷入牢獄之災甚至死刑。隻是在文革以後，他的老友才把這段對話說了出來。後來筆者從潘的家人處得到證實，其時潘光旦已經去世近三十年了。 

屈服，投降、活命、滅亡，這四個S的說法，相當震動人。 

這是潘光旦這樣的學者才可能有的獨特的表述方式。他曾經留學國外，精通英文。他才會用一組英文詞語來描述他的生活。這樣的表述絕不是一個懂英文的中國人的文字遊戲，而是來自一個他這樣身份和經曆的人的內心深處的思考。他這樣的人，曾經被冠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反動學術權威”，文革後得到“平反”，他們又被稱為“熱愛黨熱愛毛主席熱愛社會主義”的“愛國知識份子”。中國報紙上的這些稱號，是權力當局出於不同的需要對他們作的不同說法，但是他們的內心想法，其實我們知之甚少。而不被了解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表達或者沒有表達渠道，而是因為他們不敢說出來，更不能公開發表。潘光旦的遺言在他死亡多年後，文革結束了才由他人來說出。而即使是在文革後，活著的人自己仍然不能直接說出有關的想法，而要借死者的言辭來表達他們那一代人的痛苦和辛酸。

這種震動更來自這個說法和曆史事實的高度吻合。潘光旦和他同代人的經曆，就是這樣的。這不是俏皮話，也不是刻薄的牢騷，而是對一大批學者的人生經曆的非常現實主義的描述。這四個S，不但是潘光旦教授一個人，而且是一群與他身份相似的同代學者的生平概括。僅僅由於在權力的高壓下，這樣的說法在公眾生活中長期不被準許，所以流行於人們口頭的是另外一些不同的東西。一些真實的說法長久地被淹沒和掩蓋，一旦說出來也就顯得特別。 

關於潘光旦，在他死亡23年之後，在文革結束14年之後，1990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是這樣說的： 

潘光旦：（1899－1967）1899年8月13日生於江蘇寶山羅店鎮。1913－1922年在北京清華留美預備班學習。1922－1926年留學美國，先在約漢普夏州哈諾浮鎮達茂大學學生物學，獲博士學位，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學動物學，古生物學，遺傳學，獲碩士學位。1926年回國，在上海任大廈大學教授，複旦大學教授，光華大學教授。 1934年起，任清華大學教授，教務長，社會學係主任，西南聯大社會學係主任，教授。1952年－1967年在中央民族學院工作，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967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 

這一詞條，至少遺漏了兩項重要的事情。一項是他在1957年被定為“右派份子”，被當作社會的“敵人”。一項是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和虐待，他拖著殘腿，長期在校園“勞改隊” 中被強迫勞動，到他病重身死的時候，他的身份也還是“牛鬼蛇神”。另外，也沒有說出他在1952年離開清華大學到了中央民族學院，是因為他所從事的社會學研究已經被政府取消，他的離開是強製性質的，而不是學者們通常會有的更換學校和研究機構。 

這樣的簡曆能告訴讀者的，好象是一個一生平安的正常典型的學者，沒有什麽異常，和其他年代其他國度的學者生涯沒有太大不同。讀了這樣的小傳，人們決不會想象傳主潘光旦本人，是想要用四個S來描述他的生活和死亡的。 

在百科全書這個詞條中的每一項，都不假。沒有什麽是編造出來的。但是也不能說這樣的描述是真實的。盡管這個條目沒有捏造什麽，但是缺了很多事實。由於隱瞞和刪除了他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的東西，於是他的整個人生也顯得很不一樣了。這是一種特別的謊話，特點是，好象不假，可是也不真。這是一種特別的說謊話的方式。 

在文革時代，謊話到處可見。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明明當時物質供應匱乏，人民生活困難，報紙卻總是說“形勢大好”“市場繁榮”。另一類典型的例子是，很多人根本沒有敢反對毛澤東，也被定罪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說假話是文革的最大特色之一。文革時代說謊的特色之一是說一些不存在的東西，從不存在的“市場繁榮”到捏造出來的個人的各種罪狀，幾乎俯拾皆是。在文革之後，關於文革曆史本身，出版方麵受到嚴格控製，依然不能說真話。不過，文革後的官方媒體較少編造沒有發生過的事情，這也許得算一種進步。但是不告訴人們發生過的壞事情，顯然也是掩蓋劣跡和拒絕真正修正的表現。抹去和消除曆史事實，這是一種新的謊言形式 。 

本文回顧潘光旦和他的同代學者，是怎麽從1950年代的投降屈服活命，來到了在文革中的全麵滅亡。 

文中所用的材料，如果是二手的，都一一寫明出處。其他未注明的故事則來自筆者的調查。筆者的調查，包括閱讀大量的文字記錄材料以及和上千名文革的經曆者談話。 

 

2，“檢討”和“交代”的年代：“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忠誠老實運動”和“肅反運動” 

 

回看1949年以後在中國的大學裏發生了一連串事情，我們會對四個S的說法有具體的理解和同情。 

1951 年下半年，由毛澤東發動、周恩來指導，在全國的大學裏展開了一個叫做“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運動”。周恩來在1951年9月29日作的這場運動的指導性報告，標題就叫“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毛澤東在1951年10月23日的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用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這一說法。 

確實，作為一個第三人稱的詞，在描述社會的時候，人們會把受過較高程度教育的人，把學校裏的教授這樣的人，叫做“知識分子”。但是在實際生活中，一個社會集團的人不會把自己這個集團稱作“知識份子”。把一個社會集團稱作“知識分子”，意思上就有把別人排斥為“沒有知識”的樣子，當大多數社會都把“知識”當成好東西的時候，這個說法卻是個很不友好的說法。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一個人可以說，我是一個教師，我是一個工人，但是不會也不能說，我是一個知識分子。在社會中，正常使用的和“工人”“農民”相對應的詞應該是“教師”“工程師”“醫生”等等。對於從事人文學科研究的人，稱為 “學者”也比“知識分子”要合適。 

在1952年出版的一本《新名詞辭典》（上海春明出版社）說明了“知識份子”一詞在當時怎麽被使用。這部辭典介紹了當時的“新名詞”。而這些新名詞無疑能說明一個建立一個與前不同的社會的時候使用的一套新觀念。在這部辭典的“社會部”中有“社會成分”一類。這些“社會成分”是： 

勞動人民，體力勞動者，腦力勞動者，工人，產業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舊知識分子，工農知識分子，幹部，職員，人民勤務員，群眾，領袖，社會活動家，積極分子，愛國民主分子，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英雄人物，革命軍人，革命家，職業革命家，革命烈士，革命烈士家屬，革命軍人家屬，手工工人，小手工業者，中農，富裕中農，貧農，雇農，平民，小土地出租者，開明士紳，自由職業者，宗教職業者，手工業資本家，小商和小販，商業資本家和商人，富農，半地主式的富農，反動富農，地主，二地主，破產地主，地主成分的改變，高利貸者，管公堂，反動人物，反革命分子，叛徒，蛻化分子，坐探，工頭、工賊，工人貴族，遊民，二流子，狗腿子，惡霸。 

這就是新當權者對社會組成的劃分，也是進行“階級鬥爭”的依據。通過這部《新名詞辭典》可以了解到“知識份子”在1949年以後被用來指一種“社會成分”，而且，從一開始“知識分子”就被當作一個需要通過“運動”來“改造”的社會成分。把他們劃為一個階級成分，理由就是他們擁有“知識”。這和把擁有土地和工廠來劃分地主和資產階級有類似之處。 

後來，在最高當權者們的講話中，還出現了“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這樣的說法。“成堆”這樣的說法剛出現的時候，聽的人一定是很不習慣的，因為這裏已經含有蔑視的成分在內。知識分子被強迫接受批判並且檢討，稱作“洗澡”，明顯的意思是說他們在精神上肮髒不幹淨。不過還有更難聽的說法是“知識分子”要“脫了褲子割尾巴”。直到現在，人們也好象裝作不知道這種說法的侮辱性和下流。在中國出版的書籍中，從來沒有人哪怕從語文的角度來批評這種說法。在一個有漫長文學傳統和講究文字的國家，這種麻木令人驚訝。 

1952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和準備進行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說：“根據北京和上海兩地的經驗，在這次運動中，可以而且應該讓60－70％的教師，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檢討以後迅速過關；12－25％的教師，是要經過適當批評以後再行過關；13％左右的教師，是要經過反複的批評檢討以後始予過關，隻有2％左右是不能過關，需要作適當處理。這樣的比例大體上是合適的。” 

這個文件明確體現了定好比例數字來整人的做法。應該注意到，這種做法，在人類曆史上，在別的地方和別的時間，都是不曾有過的。往前追溯，在1950年進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毛澤東製訂了農村殺1％的人，在城市殺0。5％的人的比例（關於這一點，在“顧文選”中有比較詳細的說明）。按比例殺人的做法，顯然足以值得“思想改造運動”的按比例檢討過關變得相對份量輕了。而殺人的威懾力，也足以使得無人敢於反抗後起的 “思想改造運動”。 

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全國的知識份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人人必須“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學校停課搞“運動”。教師們必須在群眾大會上逐個進行“自我檢討”，把過去的思想和學術徹底否定。有的人還得多次檢討，才能 “過關”。除了檢討自己，還須“揭發批判”別人。同時，按照地位高低和是否運動的重點對象，各種人在不同大小的範圍和場合當眾檢討。 

潘光旦的長篇檢討《為什麽仇美仇不起來》，曾經發表在報紙上。這份檢討有近萬字長，把他的父母、師長、同學、早年所受的學校教育以及他自己從事的學術研究工作，統統都陳列出來並且逐個加以否定。 “檢討”到了這樣糟塌一切的程度。據說潘光旦一共“自我檢討”了十二次才獲通過。一次一次檢討，不被通過，檢討了十二次以後，才予過關。 

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哲學教授金嶽霖也是清華大學的重點對象之一。金嶽霖的長篇檢討題為《批判我的唯心論的資產階級教學思想》，也發表在報紙上。這份“檢討” 比潘光旦的更進一步，在批判父母師長和自己之外，把他教過的學生也在其中批判了。除了在學校裏由教研室到係到全校範圍層層作檢討，一批教授的長篇“自我檢討”被發表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各省市的報紙上，內容都類似。這些“檢討”中形容詞也達到了很高的級度，有“腐敗”“反動”“醜陋”等等。通過這樣的做法，把“知識分子”向全體人民示了眾。 

這樣的“自我檢討”是怎麽寫出來的呢？他們是心甘情願地寫了這些嗎？筆者已經不可能采訪潘光本人，也不能獲準查閱當時清華大學的檔案紀錄。２００１年出版的《清華大學誌》（方惠堅，張思敬主編，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4月）對“思想改造運動”的記載及其簡略，隻有一個句子。相比而言，《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對這個“運動”的過程還作了一些記載，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樣的檢討是如何作出來的。 

像潘光旦和金嶽霖是清華大學的重點對象一樣，朱光潛和周炳琳是北京大學的重點對象。朱光潛是西語係教授，在香港大學畢業後，到英美留學，1993年開始在北京大學教書，他寫的美學著作在青年中有很大影響。據《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頁447－448）記載，朱光潛教授1952年3月7日在該係師生大會上檢討，“檢討後，與會者一致表示不滿，有5位西語係的教師和學生在會上發言，對朱的資產階級思想進行揭發和分析批判。”3月29日，北大文學院召開全體師生大會，“對朱光潛教授的檢討進行分析批判”。4月9日，朱光潛在全校大會上作了第三次檢討。4月１０日，“全校師生大會對朱光潛教授的檢討提意見，先後有14位教授、講師、助教和同學發了言。最後，馬寅初校長作總結發言。他說朱先生的檢討有進步，但還需要繼續反省，加緊改造，根據群眾意見，根本改變反動立場，站到人民的一邊來”。 

顯然，朱光潛在此之後，還必須繼續檢討，才能過關。這樣，運動主持者步步緊逼，檢討者隻能步步後退。 

周炳琳是北大法學院教授。他在1920年7月和其他４名同學，由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用公費派送到美國留學。周炳琳一再檢討不被通過以後，向馬寅初校長表示，他拒絕再作檢討，“願承擔一切後果”。但是他這樣說也沒有用。他無處可以逃遁。他也不被允許逃遁。馬寅初帶人到他家裏找他談話，又召開20多人參加的會議“幫助”周炳琳，直到周炳琳表示願意“清算自己的反動思想”。馬寅初也主持北大高層領導人會議商議如何解決周炳琳的問題。（《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頁449）當時馬寅初氣勢洶洶，全然沒有想到有一天他自己的位置會倒轉。 

1952年4月21日，毛澤東寫信給北京市市長彭真：“送來關於學校思想檢討的文件都看了。看來除了張東蓀那樣個別的人及嚴重的敵對份子以外，像周炳琳這樣的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時間可以放寬些。北京大學最近對周炳琳的做法很好，望推廣至各校，這是有關爭取許多反動的或中間派的教授們的必要的做法。” （《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頁449）從毛澤東的信可以看出，毛是如何詳細具體指導下麵的行動的。毛澤東對“政治運動”給予這一類細節性的指導，到他晚年在文革中也仍然如此。

毛說到的張東蓀是燕京大學政治學教授。張東蓀他在文革中被逮捕並且死在專門關押特種犯人的北京“秦城”監獄中。 

結果，周炳琳教授在4月22日又在全校大會上檢討。 “周檢查後，有14位教授、助教和同學發言，對他進行幫助。” （上引《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頁449）非常清楚，除了徹底投降和屈服，他別無選擇。 

在經曆過文革的人看來，這樣的開大會批判的方式，已經開始了文革的一套。所不同的是，那時還聲稱是為了“幫助”這些人，而不是和文革一樣公然聲稱要把人“批倒批臭”。在方法上，那時候對這些“知識分子”，沒有動手打，也沒有使用肉體刑罰。他們被要求的是用各種難聽的詞語徹底否定和咒罵他們自己。 

1952年5月6日，北大校長馬寅初召開會議，稱“思想改造運動”已基本完成，於是，“會議決定，5月14日全校恢複上課，今後要做到運動和上課兩不誤。” （上引《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頁450） 

原來，文革中學校停課搞運動這一套，也是在1952年就開始了。隻是文革中大學停了5到6年的課，遠比1952年停課的時間長，實際上也是長得大大超過世界紀錄和曆史紀錄。 

除了無休止的檢討，還發生了相當數量的死亡。據《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記載，在1952年3月到5月，北京大學有7個人自殺身亡。在“運動”中被整肅而自殺也不是文革才有的，隻是在文革中，自殺的人數更多—－北京大學文革的“非正常死亡”有71人。 

“思想改造運動”結束兩個星期之後，一個新的運動，名叫“忠誠老實運動”，又開始了。這個“運動”要求每個人都必須詳細“交代”自己曆史上作過的事情。被認為“態度惡劣”的人，還被“隔離反省”。 

據記載，5月24日，在北大高層領導人的會議上“傳達了北京市節委會對開展忠誠老實運動的意見”，上麵決定的運動方式是：“運動分準備階段和開展階段。準備階段主要是幹部學習，放下包袱。開展階段共分四步：大會動員，小組會上交代問題（也可斟酌用其他更合適的方式），各級領導對所交代的問題進行審查和向本人作結論，總結收獲，號召檢舉。組織形式為按不同類型人員分若幹基層，基層下設小組，每個小組約20人左右。” （上引《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頁451） 

“節委會”是一個很奇特的名字和機構，其全名是“節約管理委員會”，從記載來看，當時有“中央節委會”“北京市節委會”和“北大節委會”。但是這個“節委會”的功能卻不是僅僅關於一般意義上的“節約管理”的。這個委員會甚至可以舉行“公判大會”判人死刑，也設計和領導重大“政治運動”。以上麵所說的方式進行“忠誠老實運動”，既然是北京市“節委會”的決定，潘光旦所在的清華大學地屬北京，也一定如法炮製，不會有大的區別。 

北京大學從1952年5月31日開始全校再次停課進行“忠誠老實運動”。清華大學的中共黨委書記袁永熙到北大當工作組長，領導運動。6月2日，袁永熙報告全校忠誠老實運動開展情況：運動發展正常，一天半的時間內有2865人交代問題。6月 3日，召開全校典型報告大會。（上引《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頁451） 

這裏的所謂“典型大會”，是指讓那些被認為 “交代”得“好”的人到大會上講話，這樣作不但鼓勵了人們“交代問題”，也還可以同時針對那些被認為“交代”得“不好”的人施加壓力。這是一種推行“運動”的做法。1952年3月21日，在北京大學的“教師思想改造學習全校典型報告大會”上，作了“典型報告”的人中，有傅鷹教授，他是化學教授，曾經在國外留學。這種“典型大會”的方式，在文革中，進而演變為所謂“寬嚴典型大會”，對所謂“交代”得“好”的人“從寬處理”，對“交代”得“不好”的人“從嚴處理”。關於文革中的“典型大會”，下文將要說及。 

1952年6月8日，袁永熙報告說，全校參加學習的人數是3387人（一部分華僑未參加學習），交代一般問題的758人，交代反動社會關係的1239人，交代一般性政治曆史問題的940人，交代重大政治問題的91人，共計3028人交代了各類問題，占參加學習總人數的89。4％；2448人已作結論，占交代問題人數的77。5％；尚有580人未作結論。此外，還交出槍支三件，軍刀3 把。會議討論後宣布全校“忠誠老實運動”基本勝利完成。6月11日，袁永熙又報告在這個運動中有41個有“重大問題”的人，其中有教員25人，學生9人，職工7人。（上引《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頁451－452） 

這就是北大停課一周搞“運動”的“成果”！在那時人們“交代”了的問題，個人曆史，家庭背景，社會關係等等，以及上級作的“結論”，都被放進了個人“檔案袋”。這是新建立起來的社會控製係統：每個人有“檔案”，而檔案袋子裏有什麽本人不能看。 

這種普遍命令人“交代問題”的做法，從此就形成了一個理所當然人人必須執行的東西，變成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長牢了的部分，再不脫落，並且在文革中越加發展。 “XXX不老實交代，就叫他滅亡”是文革中常常喊的口號之一。以致聽眾最多隻會想想是否那個人真有“問題”，而不知道這樣命令人“交代”本身的不合法性。有被訪者說，如果不是看到美國法律有讓人保持沉默以避免“自陷於罪”的規定，從來沒有想到過這一點。在毛澤東時代長大的中國人把“交代”當作了生活中像天氣一樣固有的一部分。 

現在我們也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搞運動的方式，一個是每個教師都必須檢討交代的做法，一個是編成小組互相揭發的做法，使得這種運動十分嚴密。在這樣的運動中，沒有一個人可以逃避，另外，每個人除了“交代”自己的“問題”，還需要揭發別人，使得每個人必須和別的同事結下怨恨。從發動和領導“運動”的人的角度來看，這確實是非常有力的設計和安排。同時，運動領導者也從來不考慮任何時間和人力方麵的成本。他們派專門的“工作組”，讓學校停課，來進行這一套。如此不惜人力物力，如此設計嚴密，當然這些“運動”能取得相當大的“成果”。這樣一套方式，在文革中也都再次運用，隻是規模更大，時間更長，造成的災難也更大。 

特別應該注意的是，上麵所引述的，還隻是領導“思想改造運動”和“忠誠老實運動”的當權的一方所留下的部分記錄。盡管這些記錄本身，已經是夠荒謬夠凶狠了，這些記錄仍然隻是單方麵的說法。當時發生的許多事實，並沒有被記載和報告，就象如果閱讀官方寫下的文革曆史，我們會找不到在《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上記載的關於受難者的大量事實一樣。 

當筆者調查文革曆史的時候，有數位被訪者說到，早在“思想改造運動”和“忠誠老實運動”中，一些人被逼得自殺。在上海，複旦大學中國文學史教授劉大傑多次檢討不能通過，跳黃埔江自殺。由於偶然的原因，他被從江水裏撈起來沒有死，但是他還得繼續檢討。除了老賬，還要檢討自己投江自殺的“錯誤”。還有更可怕的事情。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李平心，生於1907年，江西南昌人，他用斧子砍自己的頭自殺。他沒有死。但是，雖然他在1952年自殺未死，文革開始不久，1966年6 月15日，李平心教授在家中開煤氣自殺身亡。自殺的直接原因，顯然是1966年6月10日中共上海市委召開萬人動員大會，李平心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點名攻擊。 

需要說明，劉大傑和李平心，在1950年代初都已經不是相對來說情緒脆弱容易波動的年輕人，他們是中年人，是發表了相當多著作的冷靜的學者，本來是很難會采取自殺的方式來對待自己的。他們並沒有反對這兩個政治運動。他們是檢討了的，但是檢討通不過。他們已經投降，但是因屈服程度不夠而不被準許過關。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才采取了自殺的方式。 

還需要說明的是，上文提到的工作組長袁永熙和其妻子陳璉，都曾是大學生運動的領導人物，他們在1930年代後期加入共產黨，1949年後成為高級幹部。1950年代初是他們這樣的人最為意氣風發鬥誌昂揚的年代。他們自以為有要人臣服的權力，也不在乎別人的痛苦,一心運用剛剛到手的巨大權力。袁永熙生於1917年，1952年他35歲。他命令和指揮北京大學三千多教授和學生“交代問題”（他的報告中說是3028人）。想象一下當時校園裏的場景，可以知道他當時儼然是一員指揮“政治運動”的驍勇大將。但是，到了 1957年，他自己也在“反右派運動”中被劃成“右派份子”。他被送到北京郊區昌平縣的一個勞改農場五年。1962年5月“摘帽”後，被派到河北省南宮中學，成為教語文和英語的老師。文革開始後，這所中學有5個老師和幹部被活活打死或者在被毒打後自殺，他自己曾經被紅衛兵打得昏死過去後丟在野地裏，僥幸遇救才得以活命。

袁永熙被劃成“右派份子”後，他的妻子陳璉和他“劃清界限”，與其離婚，得以繼續在共產黨內擔任高級幹部。文革中陳璉也因為她的“曆史問題”被指控為“叛徒”，遭到批鬥。她在1967年11月19日在上海跳樓自殺，死時46歲。 

有被訪者說，袁永熙和陳璉後來也落入悲慘遭遇，是因為在共產黨內，像他們這樣的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在“政治運動”中總是容易成為打擊對象。他們的下場令人同情。也有被訪者說，袁永熙這樣的“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整起“知識分子”來可能比別的出身的幹部更狠。他們在1950年代初扮演了在學校中迫害人的重要角色。他們迫害人的嚴重程度其實不因為他們本人的較高的教育程度而減少，甚至還可能因此增加。工人農民沒有受過很多教育，卻有普通人的常識和對知識的尊敬，而且也沒有得到權力整人。這樣的人卻是一些高度自以為是而又道德虛無行為冷酷的人。關於動機的探討不是本文的任務。本文的目的是陳述事實。在事實方麵看，袁永熙的命運沉浮－－從整人者變成被整者－－確實令人注意。參與設立迫害人的機器的人，不論那人多麽聰明能幹，仍然可能也被這架機器反身所吞吃。　 

“忠誠老實運動”一結束，開始了“院係調整”。大學全麵改組。教會大學和私立大學取消。清華大學取消了文理科，變成單純的工科學校。而且，在所有的大學裏，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和政治學作為獨立的科係也都被取消。潘光旦是社會學教授。在1949年以前，全國大學中有社會學係的有二十個，在校學生975人。（《中國社會學史》，韓明漢，天津人民出版社，頁172。）1952年社會學係被取消，取消的理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說明人類社會和曆史的真理，不需要其他的社會科學。蘇聯的大學裏不設置這些科係，中國也照此辦理。社會學係直到文革後才逐恢複。 

從那時開始中國的教授不再能自己選擇學校任職。使得教授必須接受分配的原因之一，是教育界人事製度的改變。學校全部收歸政府所有，都在共產黨黨委的領導之下，教授不可能再自己找工作，既不能去別的學校，也不能改行作別的，而隻能“服從國家分配”。也是在1952年，大學畢業生也開始由“國家”“分配”工作。 

在這種情況下，從幾個方麵來說潘光旦都不可能再繼續他在清華大學的職位和專業了。潘光旦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學院。 

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忠誠老實運動”加上“院係調整”之後，對“知識分子”的馴製工程就已經基本實現了。現在回顧曆史，可以發現，從當權者的角度來看問題，這三個“運動”設計得嚴絲合縫，緊緊銜接，互相補充，一環扣一環，所以成效顯著。 

在一個社會中，控製人的方式主要通過三種途徑：1，文化和道德；2，經濟和利益；3，強力和恐怖。“思想改造運動”要人人檢討的結果，是在學校裏從思想方麵徹底否定了這些人。“忠誠老實運動”已經把個人曆史上和舊政權的關係牢牢掌握，隨時可以找出罪名拿出來整治。“院係調整”則把原來的學校管理體製打碎了，把“（共產）黨委負責製”建立起來，同時，把教師們的職業選擇也就是從經濟方麵一把卡住了。 

在那時候，還沒有像文革那樣直接對學校的大批教師施用暴力。但是，與這些“運動”同時或者在較早時進行的別的“運動”，大量對於不設防的人們使用恐怖手段。“思想改造運動”開始於1951年9 月，就在1951年這一年，“鎮壓反革命運動”槍斃了71萬人，把127萬人關進監獄，還有23萬人被“管製”（《中國的昨天和今天》，解放軍出版社，199９年）。那時的人們，目睹了不經司法程序的大批殺人，見到了橫七豎八堆在卡車上運走的屍體。這類屠殺行為無疑產生極大的威懾力度。 

1955年，又進行了“肅清反革命運動”，簡稱“肅反”。每個單位都有“五人小組”，領導“運動”。所有的教師在1955年的暑假期間，集中住宿一個多月，“交代”自己，“揭發”別人。有一位被訪的老教師說，他有時候會夜裏說夢話，除了家裏人，單位裏的同事不會知道這個情況。“肅反”時全體教師集中住宿，很多人睡在一個房間，被別人聽到了他的夢話。領導運動的人懷疑他有沒有交代的問題，居然叫人晚上不睡覺，悄悄守候在他的床旁邊，記錄他的夢話，以圖收集到他的罪證。 

沒有經曆過這種“政治運動”的人，很難想象這種事情是怎麽發生的－－每個人不是變成可憐的被整者，就是充當無情的整人者，不但要聲勢洶洶“鬥爭”他人，還要半夜守在同事的床前聽夢話，以求發現罪證來整人。這是怎樣的一個鬼魅世界。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李季穀教授，曾經留學日本和英國，長期在大學任教，在“肅反”中被定為“曆史反革命不戴帽子”。他原是教研室主任，被撤了職。關於李季穀教授在文革中的遭遇和死亡，下文還將介紹。 

北京大學生物係教授趙一炳，193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在抗戰時期曾經為在中國幫助抗戰的美國人作過翻譯，戰後又曾經在聯合國在上海的辦公室作過短暫工作。在“肅反”中他被定為“曆史反革命不予處理”。即使作為一個遠離政治的生物學學者，他在文革中又遭到“鬥爭”和關押。 

就在1955年１１月，北京大學建立了“糧食定量供應評議委員會” ，布置全校糧食定量評定（上引《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頁197）。這是全國性的政策，其他大學也在同時建立這樣的機構。開始實行糧食定量供應，一方麵是因為糧食缺乏，另一方麵，國家對每一個人的控製，隨著糧食定量供應也達到新的高度。不僅在職業方麵高度控製，而且在食品方麵高度控製。本來，在社會中，一個人還可能有餘錢付另一個人的生活費，支持那個人的生活，但是實行糧食定量供應之後，即使有錢，卻不能有糧票來喂食別人。通過糧票發放，個人更多被束縛於他的單位和居住地戶籍管理。想要離開這種束縛，隻有餓死。要想生存，必須緊緊靠攏和服從這個製度和權力中心。 

托洛茨基曾經說，在一個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國家裏，“不勞者不得食”這個古老的原則已由“不服從者不得食”這個新的原則所代替（哈耶克在《走向奴役之路》第九章引用了托洛茨基的這段話）。在1952年的大學裏也是一樣，或者，更具體地說，是“不檢討者不得食”、“不交代者不得食”、“不服從分配者不得食”。在對個人的控製方麵，1950年代初已經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嚴密程度。 

1956年一直被當作對“知識分子”最好的一年，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的會議上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提出了對知識分子“要改善對於他們的使用和安排”。改善了對知識分子的物質待遇，當然，物質待遇的提高也會引起相應的其他方麵待遇的提高。不過，在5月的北京大學的“五四科學討論會”上，馬寅初校長致開幕辭後，發表的兩篇論文，一篇是馮友蘭的《對過去哲學史工作的自我批判》，另一篇題為《批判馮友蘭先生過去的哲學思想》。馮友蘭是北京大學哲學係的教授。從論文題目可以看出，沒有發生建設性的學術發展，依然是延續了數年之久的調子，“自我批判”和“批判”。 

通過上述的個人遭遇，以及在集中領導下“運動”以同一規範在各學校進行的情況，就能理解為什麽潘光旦會用兩個S，“屈服”和“投降”，來形容他的經曆。第三個S是活命，這三個S之間的這種聯係，是事實，也更令人震動：隻有“屈服”和“投降”，才可能“活命”。要想活命，就必須投降和屈服。實際上，如果一個政權掌握了所有的資源，包括經濟和職業的資源，如果由政權來決定什麽是對什麽是錯，普通人就隻有“屈服”和“投降”，沒有別的活路，並非隻有“知識分子”才如此。 

 

3，“戴帽子”的年代：“反右派運動”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潘光旦被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以前，就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說，遭受的是被迫“交代”和“檢討”。“反右派運動”在社會懲戒機製方麵造成的一個創造性的變化，是權力當局以言論為罪名，把社會中的一大批人“戴上帽子”，並進行各種懲罰。 

文革後中共中央宣布的數字，有55萬人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學者丁抒先生在《陽謀》一書中認為有100萬人。中共中央當時的政策明確規定，工人農民中間不劃“右派份子”，對工人中間有“右派言論”的人，劃為“反社會主義份子”。懲罰是同樣無理而殘酷的，但是使用了不同的名稱。因為這樣，所以，被劃成“右派份子”的這上百萬人，基本上就是專業技術人員和受過教育的人，所謂“知識分子”。 

“右派份子”中，半數以上失去了公職，還有相當部分被送去“勞教”和“勞改”。中國是一個不發達國家，缺乏專業技術人員。把已經缺乏的專業技術人員和教育工作者抓出很大的一個比例來作為“右派份子”進行迫害，這樣作，不但是對這些人和他們的家庭的迫害，也是對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的極大損害。這樣的做法是十足的害國主義。 

5月15日，毛澤東就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這篇文章。這篇文章在共產黨高級幹部中間傳閱。毛澤東在這篇文章裏，提出要抓“右派”，人數比例可以達百分之十。７月９日，毛在上海幹部會議上講話再次講到教授副教授中有百分之十的左右的右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４２４，４４１）後來，他果然這樣做了，按照這樣的比例劃定“右派份子”。在強權壓迫之下，沒有人能質疑這種把上百萬人戴上 “右派份子”的“帽子”並且加以嚴厲懲罰的做法的非法性。 

在北京大學，有714人被劃為“右派分子”。在清華大學，有571人被劃為“右派分子”。 

據說潘光旦在“反右派運動”中沒有說什麽，也沒有“響應號召”“提意見”。當時甚至有人說他是“揭了蓋子都不跳”的人。顯然，潘光旦經曆了這以前的一係列 “運動”，已經非常謹慎小心。但是潘光旦在中央民族學院仍然被劃為“右派份子”。他的同事吳文藻教授和費孝通教授也被劃成“右派份子”。吳和費都是在西方受過訓練的社會學學者，由於“院係調整”而來到民族學院。他們先是專業被取消，然後又被一網打盡變成“右派份子”，“人民的敵人”。 

《人民日報》1957年8月19日發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費孝通反動活動的麵麵觀》提到潘光旦。在“圖謀複辟資產階級社會學”的小標題下，文中說：“整風前夕，社會學界那班舊人馬已在費孝通、潘光旦、吳景超、吳文藻等人四出串連之下，在北京碰了頭，開了會。６月９日，費孝通、吳景超、吳文藻等人又開了一次關於恢複‘社會學’的會議，決定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四個地方的大學恢複社會學係，先從北京上海做起。北京方麵，在北京大學設係，由吳文藻擔任係主任，另在人民大學設社會學研究室，由吳景超主持。此外，決定在北京、上海兩地設立社會學會，先進行社會學人員的登記。他們就這樣劃定了地盤，安排了位置，隻等被篡改的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公布’以後，便要袍笏登場。” 

看來“圖謀複辟資產階級社會學”是潘光旦的主要罪狀。實際上，社會學係是在文革結束後才在大學裏恢複的。 

吳文藻的妻子是在“五四時期”出現的著名作家冰心。她進燕京大學讀書，後來到美國留學。吳文藻與她在去美國的輪船上相識。冰心在美國留學時寫了《給小讀者》。她的真誠清麗的文字打動過無數大小讀者的心。1957年，冰心的丈夫被劃成“右派份子”，她的兒子被劃成“右派份子”，她的弟弟也被劃成“右派份子”。 

筆者訪問過一位老教師，她在文革中和冰心一起到過中央民族學院在湖北潛江的“五七幹校”，她們曾經在一起收過麥子，相當接近。冰心曾經非常難過地告訴她說，他們家人除了她，都被劃成‘右派份子’”。冰心的文章，終其一生，總是保持她早年的清雅風格，內容也幾乎不觸及生活或人性的陰暗麵。但這隻是她心裏的傷痛和煩惱被深深掩飾起來罷了。如果她生前有機會開口談論，也會說出真實感受如潘光旦的吧。 

“右派份子”被分成六類，受到不同等級的懲罰。這種不同等級的懲罰保證懲罰順利推行，因為人們隻好接受處罰，以免被送到地獄的更低一層。為了保自己，一些“右派份子”也揭發別人。《人民日報》刊登了一批知名的“右派份子”的認罪書，還刊載了他們的互相揭發。這種做法有力地分解了“右派份子”，也從道德上徹底摧垮了他們。他們不但遭到降職降薪以至“勞教”“勞改”的處罰，而且失去了體麵和榮譽。本來，在社會中，體麵和榮譽，是維護道德的方式。 

“反右派運動”以被劃成“右派份子”的人的檢討認罪結束，沒有人抗議把人劃成“右派份子”這件事本身，更沒有人指出這一行動的非法性。這是“知識分子”的又一次屈服和投降。比起前麵的“政治運動”，“反右”在迫害人的規模和程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嚴重的。但是，比起文革，這一次不算最可悲。因為這一次，就算是上了“陽謀”的當，多多少少，他們還說出了自己的一點點看法。以後，連這樣的機會也沒有了。文革中被迫害的人們，都不是因為他們對“革命”有所非議，而是革命主動出擊收拾了他們。 

“反右”以後，“知識分子”的地位變壞了一大步。北京大學的化學教授傅鷹，上文提及，在1952年曾經被當作“思想改造”的模，還在北大的大會上作為先進典型發言。在1957年，他被定為“中右”份子。意思是以他為標準，比他“右”的人就都劃為“右派份子”。到了文革，他遭到“鬥爭”並且在北大被關押監禁及“勞改”。傅鷹教授的例子很是典型。從他的例子可以看到，因為一批一批的人被一個一個“運動”打垮，存活者的位置也一步步滑向右邊的“階級敵人”位置，離滅亡不遠了。 

“反右派運動”之後，1958年開始了“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那些沒有被劃成“右派份子”的知識分子作了什麽呢？曾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取得博士學位的導彈專家錢學森，發表文章說：“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 30％作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麽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1958年6月16日《中國青年報》）錢學森後來在《知識就是力量》雜誌上再次以“中國力學學會會長”名義發表同樣的意見，說糧食畝產可以達到3.9萬斤，作物生長密集，可由流體力學解決通風問題。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報道廣西環江縣中稻畝產13萬斤，比錢學森的設想又加了兩倍多，不過倒也還遵循了錢學森的計算，沒有高出一畝地上能得到的太陽能的總數。

錢學森的文章今天讀來像是個笑話。但是放在曆史的背景上看，沒有人能笑得出來。多年以來，錢學森因為參與軍事工業，他受到的待遇一直比其他知識分子要好得多。但是在這樣的文章裏，能看到的也就是科學向強權投降，常識向邪說屈服。

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主張在中國節製人口的主張，也在那時遭到激烈攻擊。馬寅初，1882－1982，1906年到美國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經濟學， 1914年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曾經任大學教授和國民政府立法委員等。馬在1940年代在公開演講中嚴厲攻擊過蔣介石政府，遭短期監禁，因此被稱讚為反蔣英雄，他在1950年被新政權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科學教育出版社，北京， 1983，頁48）說，1951年9月開始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是由馬寅初在北大教員中發起的。由毛澤東周恩來發起的運動，恐怕不能歸給馬寅初。但是他在那時候確實表現非常配合也非常積極。上文寫到了1952年他如何給朱光潛和周炳琳教授施加壓力，迫使他們多番檢討。1955年7月，他主持召開行政工作會議，討論在北大進行“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份子的問題”，即那一年全國性“肅反運動”。從1950年以來，馬一直是一係列“運動”的“動力”而非 “對象”。但是，很快他也墮入了他組織批判過的教授們的處境。 

1958年，他遭到中共高層領導人組織的圍攻。中共黨報發表文章攻擊馬寅初的理論，北京大學也貼出了大量大字報攻擊馬寅初，連他的住宅北京大學“燕南園”36號也貼滿了大字報。馬曾經說過中國人教育程度低，缺乏文藝生活，生孩子太多。這樣的事實描述被挑撥性地指控為“誣蔑勞動人民”。1960年3月31日，教育部長楊秀峰到北大傳達了國務院3月28日會議決定：接受馬寅初校長辭職的要求，同時任命當時的北大中共黨委書記陸平為北大校長。在馬去職之後，中國的大學校長由教授學者來當的時代就結束了。 

馬寅初搬出北大，政府給了他北京東城區的東總布胡同的一座住宅。那個胡同裏有一些舊時代留下的大住宅。馬寅初的房子很大。曾經有進入馬寅初家的人說，“馬家大極了，房間一個接一個，走來走去，好象進了迷宮。”（《世界日報》2001年8月1日，D15，“二伯也住東總布胡同”，作者沈寧）。“迷宮”一說，可能隻是這位當時全家隻有兩間小屋住的目擊者的主觀感覺。馬寅初的房子也許沒有大到這種程度，但是和當時其他北京學者和普通百姓的擁擠簡陋的住房條件的巨大差異，應該是事實。 

馬寅初活到了文革之後，並且看到他的人口理論的勝利。在他得到平反之前，他沒有作過四十年代他作過的對那時的當政者的那樣言辭激烈的抗議。文革中他遭到紅衛兵的抄家和毒打，據說他以氣功調節身體，忍耐了紅衛兵的折磨而活下來。他的性格大概不會和從前有太大不同，但是他忍耐而沒有抗議，應該是由於他了解時代和他從前在國民黨政府時代被捕的那次不一樣了。現實的情況是，如果他說什麽抗議的話，沒有一家媒體會加以報道；如果他被捕進監獄，他會像1955年被捕的胡風那樣，被判處長期徒刑，從社會中完全失蹤，或者甚至被紅衛兵當眾打死。不會有別人站出來替他說話，更不可能被大眾認為是“英雄”。 

和趨炎附勢投機轉向的人相比，馬寅初的忍耐和沉默可以被看作一種反抗，但是，他畢竟閉上了嘴巴，沒有繼續再說任何批評的話。閉嘴也是一種屈服。有人說，他反對過國民黨政府，那未必是因為他勇敢，而主要是因為那個政府不那麽殘忍或者當時不可能作到那麽殘忍。沒有人反抗的時代，是比有人反抗的時代殘酷的。 

這個說法看似嚴厲批評了馬寅初這樣的人，但是其實也可以當作為他的辯護，因為不然就反倒令人懷疑他的貫穿一生的原則是什麽以及有無原則的問題。是空前的殘忍阻擋了他作第二次反對強權的行動，而不是他因為得以住進了一所大住宅就輕易放棄了反抗的權利和力量。 

糧食畝產量，人口增長數字，從“知識”的角度說，這些都是能算得清清楚楚的東西。之所以畝產可以萬斤，節製生育不準實行，這不但是“知識分子”的投降和屈服，也是“知識”走上了“滅亡”的道路。 

當用數字可以算清的“硬碰硬”的真理都被斷然否決，其他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就更無立足之地了。潘光旦是著述豐富的人。1922年，他寫了關於中國女性的自戀的心理分析的書《馮小青》。這本書是中國學者用弗洛伊德理論來研究中國人心理和傳統文學的開始。這本書很薄，但是相當富於創意。後來他研究“優生學”，翻譯注釋過《性心理學》。他的這些研究全部被否定。其實，這些研究雖然不能馬上給中國人帶來巨大的物質利益，但是顯然能幫助中國人提高心理健康和生活質量。 

成為“右派份子”，潘光旦不能再寫作和發表。當時有明確“規定”，“戴帽子”的“右派份子”的名字不能出現在出版物的作者名字中，連數學書都如此，更不要說人文和社會科學方麵的出版物了。北京建築材料工業學院的數學教授馬明強，被劃成“右派分子”後，他用別人的名字，發表了他寫的數學書。潘光旦不能發表自己的學術研究文章，於是開始作翻譯。他的英文和中文修養都非常好。他開始翻譯達爾文的一部經典巨著，“THE DESCENT OF MAN”。他的女婿胡壽文幫助他一起翻譯。這部大型譯作在文革開始前，已經基本完工。 

1958年之後，發生了大饑餓。那些被送去“勞動教養”的“右派份子”們，高強度勞動加上饑寒交迫，相當多的人在勞改營裏失去了健康甚至生命。潘光旦算是幸運，還留在學院裏，沒有被送到北大荒勞動。他的兩個女兒在北京大學工作，也算是有些特權的人物。潘光旦的一個女兒在1958年生頭胎孩子。產婦需要吃雞蛋，國營商店沒有雞蛋。他的女婿在海澱從一個農民手裏買到一小籃雞蛋，還沒有回到家，雞蛋就被“執法人員”沒收了，因為北京不允許有“自由市場”，不許農民出售他們自己生產的農產品。這樣，產婦要吃雞蛋成為非法。 

到1960年，饑餓越來越嚴重。大學裏很多人因為營養不良而得了浮腫病，學校不得不停止體育課，讓學生下課以後就到宿舍躺下以節省熱量。農民是糧食的生產者，在那時卻成批餓死。年年增長的中國人口，這時候出現了負增長。數千萬人被餓死了。當馬寅初被批判的時候，曾經被指責為反對馬克思主義，和馬爾薩斯一樣。馬爾薩斯是英國學者。在他的時代，避孕藥物和器具還未得到發展。馬爾薩斯的書裏寫到，人類的人口增長總是超過生產增長，無法控製，隻是有時候饑荒和戰爭，減少了人口。當時為了批判馬寅初節製人口的主張，也批判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就把他對曆史的這一描述，歪曲成了他主張用戰爭和饑荒來減少人口。實際上，非常諷刺性的也是非常悲劇性的是，在中國，在1950年代的人口增長之後，就發生了饑荒帶來的大量的人口減少，像馬爾薩斯描述的一樣。 

食物分配成為大的問題。“上麵”定出了政策，級別高的教師，可以享受每月特別供應黃豆若幹等等。在廣東，1961年10月，中共中南局領導人陶鑄指示製定一個副教授以上級別的2000人名單，每月補助食油一斤，糧食100斤；從2000人中再選出200人，與廳局級幹部同等待遇。（轉引自《陳寅恪的最後20年》，頁342，北京三聯書店，1995）那時候“知識分子”似乎又得到了“尊重”。他們沒有抱怨這種“尊重”。也許饑餓使人不再去想，為什麽吃一點黃豆或者一斤油也要成為一種特別的恩賜。饑餓以及對於食品的這種控製，造成了對人的越來越嚴密的控製，也進一步窒息了學術思想的敏銳和活動性。 

潘光旦的“右派份子帽子”在1959年12月被“摘”去。“摘帽”有規定的流程。領導先通知本人，說你認錯改造有進步，考慮給你摘帽。然後這個人要寫一份詳細的思想總結，再次詳細檢討認錯，並且對“黨和人民”的“寬大”表示感激，然後，當局準予“摘帽”。這是必須的流程，否則不能從那張整人機器的巨口中被暫時吐出。這是不得已的事情。潘光旦一定得如是作。他的難能可貴之處是他一直清醒地知道自己是在投降和屈服，而且最後有勇氣承認和說出。他沒有自欺欺人。 

 

４，文革和第四個Ｓ滅亡 

 

文革開始，毛澤東明確指定的文革的打擊目標之一，就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其中就包括潘光旦這樣的學者。 

在文革中，大學裏的教授副教授，或者類似級別的工程師和科學家，幾乎百分之百地被“鬥爭”。他們被貼大字報，被“揪出來”，被戴高帽子，被掛黑牌，被遊街，被罰跪，被關押，被毆打。他們被強迫“認罪”和“輕罪”，寫檢討和交待，唱“牛鬼蛇神嚎歌”，最後還得“感謝”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寬大”與“挽救”。這種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暴力迫害，從1966年延續到1970年。 

文革中常常呼喊的一個口號是：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據說，這個說法是蘇聯作家高爾基在1930年代斯大林的大恐怖時代發明的。（見《讓曆史來審判》599頁，麥德維捷夫，1989年增訂本英譯，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紐約1989。）但是文革的實際做法是，不管他們怎麽“投降”，他們還是得“滅亡”。

在文革前，知識分子在高壓下投降屈服。在文革中，被允許屈服和投降，都成為一種隻有極少數人才能得到的特別“優待”。得到這項“特權”的有郭沫若。1966年4月28日的《光明日報》在頭版發表了郭沫若的檢討，1966年5月5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的發言。郭沫若說：“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麽曆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杆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據說是毛澤東為郭沫若作了這樣的安排。其中經過，至今還沒有人說出。郭沫若發表這個講話後，成了文革中可能唯一沒有在“鬥爭會”上挨過“鬥爭”的高等文人。雖然他也遭到大字報的批評，受到壓力，他的上大學的兒子被抓走並死在關押中，但是每逢節日和大會，他總是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名字總還印在報紙上，他也還住在原來的寬大豪華的住宅裏。那座在北京後海附近的大宅院，有描梁畫棟，很大的花園和假山。這所大宅院原來是北京有三百年曆史的中藥店“同仁堂”的財產，政府收走後給了郭沫若。 

除了郭沫若和其他極個別的少數人之外，別的從前寫作和發表過書的人，文革中幾乎沒有一人能免於被“鬥爭”。即使他們再說一千遍一萬遍他們也願意把他們寫的書一把火燒掉，他們也仍然不可能逃脫遭受長達多年的殘酷的“鬥爭”的命運。 

1966 年6月，潘光旦同係的同事、中央民族學院曆史係副主任傅洛煥在陶然亭公園投湖自殺。筆者訪問了當時學校“文革委員會”的一名學生成員，當時他去陶然亭公園收了屍。他說，傅洛煥的屍體是麵朝下浮在水麵上的，後來跳水自殺的越來越多，就傳出了投水自殺者死後浮在水麵上，男人麵朝下，女人麵朝上的說法，那是在相當數量的自殺案例上歸納出來的。 

1966年8月，大規模的校園暴力開始了。控製各個學校的是學生紅衛兵。各校都建立了“牛鬼蛇神隊”，又稱“勞改隊”或者“專政隊”。據筆者調查的結果，至今沒有發現全國有任何一個學校例外。有百分之十以上的教員進過校園“勞改隊”。一隊一隊的教育工作者，在校園裏被展覽侮辱和受到肉體折磨與刑罰。這是文革最邪惡的景觀之一。 

潘光旦是“摘帽右派份子”，又是“反動學術權威”，是必入“勞改隊”的人物。 

潘光旦是個殘疾人，他的一條腿早年因為受傷而截去，平時走路要撐雙拐。而且，當時潘光旦已經是67歲的老人。1966年夏天，校園“勞改隊”的“牛鬼蛇神” 們常常被命令在校園裏拔草。這是為了對他們作體力懲罰，因為拔草雖然不是重活，但是在夏天的毒日頭下暴曬就很難忍受，更主要的是，這是為了把他們示眾，讓來來往往進行“革命串連”的人可以恣意侮辱他們。“勞改隊”由學生紅衛兵負責看管。拔草需要蹲下，潘光旦隻有一條腿不能蹲。他要求用一個小板凳，看管他們的紅衛兵不準許。他隻能坐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幹活。一個曾經目睹此情景的人告訴筆者這樣一個殘腿老人被折磨的畫麵。 

另一位被訪者告訴筆者，1966年他15歲的時候，在中央民族學院校園看到“揪鬥”世界史教授周達甫。“鬥爭”周的人要周說：“我向群眾低頭認罪”，周按照命令說了。但是他接著就被毒打，因為“鬥爭”他的那些人－－在一個15歲的人眼睛裏，都是大人－－硬說周說的是“我向蠢豬低頭認罪”。這位被訪者一直不清楚是周有口音，把“群眾”說成了“蠢豬”，還是他在憤怒之時，真的這樣說了,指責那些“鬥爭”他的人是“蠢豬”。當時的恐怖氣氛和殘忍景象，給這位被訪者留下了終身難忘的記憶。周達甫教授曾經在1940年代到印度留學，1967年以“特務嫌疑”被逮捕，抓進監獄，關押到1973年。他的妻子楊菊淑是北京大學俄語係的職員，也被抓進監獄關了六年。 

1995年，筆者和潘光旦的女婿、北京大學生物係退休教師胡壽文談話。他說了一段非親身經曆絕對說不出來的小故事。 

他說，文革開始時他30多歲，是講師。1966年6月18日，北大校園裏第一次大規模暴力“鬥爭”“黑幫”。他被學生用一根繩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著就走。胡幾乎窒息昏死過去。他用雙手使勁拉住繩子套，才沒有被勒死。後來，他又遭學生用銅頭皮帶毒打，襯衫的布絲被打進肉裏，脫不下來。被打耳光成了家常便飯。他也不斷地被拉到“鬥爭會”上被“鬥爭”。“鬥爭會”常常延續幾個小時。在“鬥爭會”上，鬥人的人，都坐著，對被鬥的人，最客氣的做法，也要長時間低頭站立，聽取“批判”，常常還有“坐噴氣式”，即90度彎腰雙臂後舉形狀如噴氣式飛機，如果倒下，會遭毆打，被拳打腳踢。 

北大生物係老一點的教師，百分之九十都挨過“鬥”。有一天，上文提到的生物老教授趙一炳悄悄問胡壽文，有沒有什麽經驗在“鬥爭會”上能站得住，因為他自己站不住。胡壽文告訴趙，應該多換腳，先站在一隻腳上，再換到另一隻腳上。 

後來胡壽文自己老了，才想到，趙一炳先生怎麽會連換腳都不知道呢，這是人的本能就會知道的，站久了，就倒換雙腳。趙當時60多歲。他30多歲，不體會老年人被“鬥爭”時體力上遭受的苦楚。 

潘光旦沒有留下他所遭受的肉體折磨的記錄，但是我們可以想見，他作為一個腿有殘疾的老人，在1966和1967年的“勞改隊”和“鬥爭會”上，他受到的痛苦，僅僅身體上的，比趙一炳，比胡壽文，都更為深重。 

文革後，那些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人們，很少願意講出他們的遭遇。因為他們所遭遇的，實在是太痛苦太難堪太恥辱了。而且，不管個人怎麽“認罪”怎麽“檢討”，還是不能免於遭受種種肉體的折磨和侮辱。一位被訪者告訴筆者，他把中國的古話“士可殺不可辱”改為了“士可辱不可殺＂，每天向自己複述這句他杜撰的格言。不管受到什麽樣的侮辱，他都忍耐和服從，叫跪就跪，叫爬就爬，叫罵自己就罵自己。他就這樣忍受了下來。 

“士可殺不可辱”的意思是鼓勵人拒絕侮辱，以身成仁，所以采用了極端的說法，把拒辱和生命作為對比的選擇。在文革時代，這樣的情況變成了現實：一方麵，文革當局就是在把人往死裏整，另一方麵，受害者無法反抗，隻有通過死才可能逃避侮辱。在這樣的情況下，這樣的話已經無法再起激勵人的作用。這位教師把它顛倒過來。他忍受了種種侮辱，活了下來。他的活著，隻有用這樣透著玩世不恭的口氣的說法來支撐。他沒有死，但是這樣的道德格言死了。 

盡管忍耐，盡管順從，還是有很多人被害死了。在《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中可以看到，1966年8月3日，在北京大學校園裏，西語係教授吳興華，在“勞改”的時候，被強迫喝了溝裏的汙水，吳興華很快昏倒，當夜死亡。吳興華生於1921年，死時45歲。他也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他比潘光旦年輕22歲。 

1966年9月3日，考古學家陳夢家自縊。陳是潘光旦在清華大學的同事，生於1911年，比潘光旦年輕12歲。“思想改造運動”中，陳夢家也受到猛烈攻擊。“院係調整”，陳夢家被“分配”到了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57年，陳夢家也被劃成“右派份子”“下放勞動”。1966年8月，陳夢家在考古所被“批判”“鬥爭”。烈日當頭，陳夢家被強迫長時間跪在考古研究所的院子裏。有人往他身上吐吐沫，有人往他身上扔髒東西。８月２４日，他被關押在所裏。那天晚上，考古所西側的東廠胡同有至少６個居民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慘叫聲在胡同裏久久回蕩。那天夜裏陳夢家服毒自殺未死，１０天後第二次自殺身亡。 

這就是潘光旦說的最後一個S，滅亡。這不是比喻，也不是誇張，而是實實在在發生的事情。世界上沒有比死亡更為無情更為不可逆轉的了。 

其實，更為悲慘的是，在1966年夏天，潘光旦這樣的教授的遭遇，相比來說還不是最壞的。作為大學教師，他們沒有像中學老師那樣，被紅衛兵學生公然大張旗鼓地活活打死。大學生和研究所的“革命群眾”還不敢公開和直接地殺人。然而，折磨和侮辱，在大學和國家的最高學術機關“中國科學院”裏，同樣肆無忌憚地進行。 

不僅僅人文和社會科學學者受到嚴重迫害，自然科學家也如此，而且死亡密度也一樣很大。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張宗燧 1969年自殺。他有兩個弟弟。小弟弟張宗穎學社會學，1966年和妻子呂乃樸一起自殺，大弟弟張宗炳是北京大學的生物教授，被抓進秦城監獄關了7年多，在監獄中精神失常。（請看關於他們的條目。） 

潘光旦的家被學生紅衛兵抄了，房間都被封了，隻準他睡在廚房外麵的小間地上。他腿有殘疾，仍然得每天去“勞改隊”中“勞改”，得不到任何寬待。坐在地上勞動受寒，膀胱發炎。病重之後，得不到應有的醫療。在1967年6月，在中央民族學院的 “勞改隊”中“勞改”十個月後，潘光旦去世。 

潘光旦有三個女兒。一個在美國，中美兩國隔絕多年，父女無法見麵。他的一個女婿程賢策，在北京大學工作，遭受三個月的“鬥爭”後，在1966年9月2日自殺身亡。另一個女兒和丈夫都因所謂“現行反革命”問題而被長期關押。他們的所謂“現行反革命活動”，僅僅是他們夫婦間的談話。這種談話在文革中也能變成治罪的“根據”。 

潘光旦去世後，他的住房要被收走。他的女兒得到允許去收拾遺物，在啟封的房間裏，看到了文革前完工的達爾文著作《人類的由來》的翻譯稿。稿子已經被水浸，部分紙張破爛。她悄悄帶走了這部譯稿，保存起來。文革結束後又過了六年，這部譯稿印成了書。在中譯名著中，論翻譯質量，這部書是最好的之一。

在他去世前，潘光旦向老朋友吐露心言，用投降、屈服、活命和滅亡來概括他的後半生，說出了四個Ｓ的說法。從1951年開始，他的三個S的對策，一再一再地使用。他不斷地屈服與投降，最後，是徹底的毀滅。對他來說，是最後一個S結束了其他三個S。潘光旦死於文革的第二年。在潘光旦死後，文革的大規模迫害繼續進行。在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文革中曆時最長規模最大害死人最多的一段。 

在各個工作單位設置監獄關押工作人員，是在1966年就開始的。到了1968年，全國每一個單位都正式建立了關押人的場所，當時的正式名稱是“隔離審查”，民眾口語裏稱為“牛棚”，因為其中關押的人都不再被當人，而被叫做“牛鬼蛇神”。 

上文寫到的在1955年“肅反運動”中被定為“曆史反革命不戴帽子”的李季穀教授，進了“牛棚”。那時李季穀已經73歲，眼睛患有白內障。筆者在1990年代訪問過數位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老師。他們說，1968年夏天，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設有大小“牛棚”三個。曆史係一個係有四十多人被整，而整個係隻有96個人。 

在“牛棚”裏，毒打和侮辱時常發生。1968年7月25日，紅衛兵學生“提審”李季穀。李季穀從早上一直跪到晚上。“審訊”中，有學生拿燃燒的香煙燙他的脖子和後背，燒了十幾處。“審訊”在晚上十一二點鍾的時候才結束。李季穀當天夜裏在校園裏投麗娃河自殺。 

紅衛兵召開了“批鬥會”，“批鬥”已經自殺的李季穀。他們用紙畫了一個李季穀的漫畫像，在像上打了大紅的叉子，叫係裏的兩個“牛鬼蛇神”拿著紙頭，其他“牛鬼蛇神”站在李季穀像的旁邊，一起被“批鬥”。死後還要被“鬥爭”，李季穀不是唯一的例子。 

筆者也訪問過多位北京大學的教師。1968年5月，在北京大學，西校門附近建立了一個“牛鬼蛇神監改大院”。有二百多名教師、幹部和學生被關在裏麵。這個 “監改大院”存在了十個月，裏麵發生了大量的暴力虐待和心理折磨。但是抗議的聲音在那裏從未有過。“清理階級隊伍”是毛澤東一步一步具體指揮的運動。被關者唯一能作的努力，隻是拚命否認他們被指控的“曆史問題”或者其他“反革命罪名。 

1968年6月18日，被關在“監改大院”裏的人被命令排隊外出。他們從校園裏走過的時候，甬道兩麵站滿了人。那些人手裏拿著棍子和鞭子，毆打排隊走過的“牛鬼蛇神”。過了這道“夾鞭刑”，這些人又被分到各係，遭到各種體罰和毆打。整個北大校園沉浸在一片血腥和瘋狂的氣氛中。這個活動是為了“慶祝”兩年前的6月18日，那是北京大學文革中第一次大規模的暴力打人事件，被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稱為“革命事件”。 

上文寫到的化學教授傅鷹，也被關在“監改大院”裏。1952年，他是“教師思想改造”的模範。1957年，他是“中右分子”。到了文革，像他這樣背景和經曆的教授，都被一網打盡。在文革中，北京大學的教授和副教授，都被“立案審查”，無一例外。 

在“監改大院”裏，有一個當看守的女大學生，有個棒子，自稱專打壞人。“監改大院”每天有“晚點名”。每天“晚點名”以後，這個女學生就在院子中間，用棒子打東方語言係的副主任岑殿華，逼其承認曾經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岑殿華堅決不承認。傅鷹看到這個情景，說，按照劃定“曆史反革命”的“標準”，即使參加過“三青團”也隻是“一般曆史問題”，現在她天天被打也不承認，大概不會是。傅鷹教授的邏輯推理很是清晰，也非常符合他這樣的人的思想訓練。但是他說的這些話被報告上去。結果，傅鷹教授為此也挨打。 

上文寫到的1952年作為北京大學“思想改造運動”重點的朱光潛教授，文革中又受攻擊，而且遠遠比14年前厲害。1966年夏天，他也在“勞改隊”中，他被剃了頭發，在學生宿舍附近的小商店前麵提個破筐揀西瓜皮，不斷遭到來北京大學“串連”和學習 “革命經驗”的紅衛兵的侮辱和毆打。一位被訪者，北京大學一位教授的妻子，告訴筆者說，有一天她在校園裏看到牆根下有一團東西，像隻死豬，走近一看，是朱先生被打得昏了過去，倒在那裏。1968年朱光潛被關在“監改大院”裏，有兩位被訪者說看到他在那裏挨打。 

上文曾經說到，在“忠誠老實運動” 中，怎樣用“典型大會”來推進“運動”。文革中這種手法被用到了極致，更加粗暴，也更加殘酷。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章廷謙被指控為曾經擔任過國民黨區黨部委員。按照當時的劃定“曆史反革命”的“標準”，國民黨區黨部委員是在“曆史反革命”的線上。章廷謙拒不承認。由於他不承認，他就被定為“從嚴處理”的“典型”，在北京大學東操場舉行的 “寬嚴大會”上，在北大全校師生員工麵前，章廷謙被戴上手銬拖進警車帶走。 

章廷謙，1901－1981，紹興人，1922年在北京大學畢業，筆名川島，是魯迅的同鄉、學生和朋友，曾經參與創辦和編輯《語絲》雜誌。文革中他本人受到這樣的迫害，而且株連家人，以致他的妻子瘋了，兒子自殺了。他的兒子名叫“小農”，年僅20歲。

中文係林燾教授告訴筆者，在章廷謙被手銬銬走的那個大會前的某一天，當時他們都集中在北大19樓“搞運動”，那時還準許回家。有一天回家的路上，章廷謙告訴林燾說：我很苦惱，他們非說我是聯大（指抗戰時期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國民黨支部委員。沒有啊，就是吃了頓飯，就算參加了國民黨了。是馮友蘭記錯了，以為我是支委。 

林燾先生描述，後來在北大東操場召開的“寬嚴大會”，場麵故意搞得非常戲劇化非常恐怖。主持大會者先領導一萬與會者一起高聲朗讀毛澤東的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好象掃帚不到，灰塵就不會自己跑掉。然後，軍宣隊負責人在台上的擴音器前大聲問：“我們的隊伍裏，有沒有反革命？”停頓片刻，大喊一個“有”字，然後，高聲宣布：“現在，把章廷謙揪上來。”話音一落，埋伏在人群中的打手一下子就把章廷謙揪上了台。軍宣隊的人宣讀材料後，章廷謙被戴上手銬塞進一輛汽車帶走。 

直到文革後，林燾教授也不知道那些拿著手銬來把章廷謙教授銬走的人是從公安局還是別的“專政機關”來的，也不知道章廷謙教授被塞進汽車後帶去了哪裏，是監獄還是拘留所。不過有一點是很清楚的，這種“不知道”其實帶來了更大的恐怖。如果人們知道他們能得到一個正常的通過法律程序的審判，他們會鎮靜一些。在一種神秘不清的權力麵前，人們感受到更大的威脅。領導文革的人深知這一點，所以在文革中，廣泛使用這種手法，造成恐怖和威脅。 

在這種情況下，林燾先生被逼承認他曾經參加國民黨特務組織、參與炸掉北大未名湖邊的水塔的陰謀，因為他被告知他的大學同學先已承認了，他必須承認，否則就要“從嚴”。實際上根本沒有這樣的事情。甚至，作為音韻學教授，他根本不知道怎麽能炸掉水塔。這座水塔如今還在未名湖邊，依然是北京大學校園裏的最美麗的景點。炸水塔的事情已經無人知曉，但是當時這個偽造的故事卻把一批人整得死去活來。他的老同學之所以承認了要炸水塔，也是因為被打被逼得實在沒有辦法，他想承認了這件最離奇的事情，可以混過了眼前的折磨，以後可以說清楚那是屈打成招的結果。可是實際上不但後來無法辯白，連他的同學朋友也隻好在高壓和恐怖的逼迫下承認要炸水塔。 

在中國傳統的道德教育中，尊嚴、誠實和友誼是最被強調的內容。這一代“知識份子”的道德水準當然因人而異，但是他們長大的時候，都受過這樣的教育吧。然而，文革逼迫人們互相“揭發”。在這種輪流互相揭發的過程中，不但每個人的安全受到威脅，而且必須把自己的關於尊嚴、誠實和友誼道德觀念統統拋棄和摧毀，從而在道德上也徹底投降。隻是在起碼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這些人格的道德方麵的傷害和扭曲可能被忽略了，被遺忘了。 

這些“互相揭發”，在今天看來，確實是讓人覺得遺憾的，但是，如果因為重新看的時候會讓人覺得不光彩而拒絕重新檢察曆史，這是會造成第二次遺憾。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既不是文革中被說成的“狗屎堆”一樣的人物，也不是文革後有些小說裏描寫的堅強不屈的英雄。人的身體會在銅頭皮帶和拳頭棍棒下受傷，在精神和道德方麵也是一樣，會在強權下被擊敗和扭曲。人都是有弱點的，“知識分子”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文革這樣的由國家機器組織的迫害和虐待中，“知識分子”的脆弱已經表現得非常清楚。把人鍛煉成刀槍不入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行的是通過曆史學習真理，建立起一個不需要人用肉身來抵禦專製刀槍的製度。 

在經過了死去活來的近一年的“審查”之後，1968年11月，毛澤東指示要對“知識分子”“給出路”。“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一部分，不是罪犯也不是病人，當然應該有“出路”。這樣的說法隱含了本來他們應該是“死路一條”的，現在讓你存在是一種開恩。毛澤東特別指示要把北京大學的哲學教授馮友蘭和曆史教授翦伯讚當作“反麵教員”“養起來”。那時候，把毛澤東的話叫做“最高指示”。於是北京大學的“宣傳隊”指揮部負責人立刻到“監改大院”宣布，解除對馮友蘭教授的監改，叫他從“牛棚”回家居住。同時，將翦伯讚釋放回家，並宣布給馮友蘭每月125元生活費，給翦伯讚夫婦每月120元生活費。至於被關在“監改大院”裏的別的人，照舊被關。 

在因毛澤東指示受到“優待“一個月以後，在1968年12月18日夜，翦伯讚和妻子戴淑宛一起，服安眠藥自殺於北京大學燕南園６４號。翦伯讚和妻子戴淑宛搬到燕南園後自殺，表現了他們不願意受辱不願意被當作玩弄的對象和不願意被收買的骨氣。當然，這還是因為翦伯讚是大人物。別的人，普通的小人物，根本就沒有這種機會來顯示他們的個人意誌。 

現在令人會想到的是，不知道是否有人把翦伯讚的自殺報告給毛澤東。現在沒有關於毛澤東對翦伯讚之死的反應的報告。很可能沒有人敢把此事報告給毛澤東，因為這會觸怒毛澤東。據說，翦伯讚留下的遺書裏還寫了“毛主席萬歲“。但是他和妻子的自殺，顯然是在拒絕接受毛澤東分配給他們的充當“反麵教員”的角色。翦伯讚夫婦的自殺，在文革中是非常特別的：他們不是在遭受“鬥爭”和折磨最嚴重的時候自殺，而是在得到所謂“落實政策”之後自殺。在獲得某種“恩賜”或“寬大”的時候自殺，在文革中還未聽說別的案例。翦伯讚夫婦的這種行為，應該得到曆史的注意。不但是為了注意他們的行為，也為了注意為什麽這樣的行為如此稀少。 

筆者找到一份《首都工人解放軍駐清華大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胡建忠同誌介紹經驗講話》打字稿，注明是“根據錄音整理”，講話日期是1969年3月12日。當時這個講話在各單位傳達。從“介紹經驗講話”這個標題，也可以知道這個講話不但是清華大學所作的，也是要全國照此奉行的。在這一個講話裏，有一部分照錄如下： 

“對於反動學術權威的問題，是關係到黨對高級知識分子方麵的政策問題。梁思成是清華的一級教授，搞大屋頂出了名，文化大革命中被觸了，靠邊站，從他的小樓裏趕了出來；劉仙洲是研究機械學的，他寫了本書，竟是些木頭、石頭，也是個權威；錢偉長是很臭的人物，57年劃為右派，後來摘了帽子，57年以前他身兼7項職務，又是人大代表，又是清華副校長、教授，後來全撤，從一級教授降為三級教授。過去有人稱“三錢”（即錢三強、錢學森、錢偉長），在美國搞火箭炮研究的。對這些人首先是“批”字當頭，就是八個字“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但是批臭他不是唯一的目的，而更重要的是教育群眾，肅清流毒的問題。”

“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這不但是典型的文革語言風格，而且是文革實際上進行的。而且，“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並不隻是通過口頭的和筆頭的方式來進行的。除了精神的心理的攻擊之外，還有體力的。清華建築係的教師陶德堅在1990年代寫的自傳（陶德堅的自傳《風雨人生》載於她的丈夫陶世隆先生所辦的網站“五柳村”）中，寫到梁思成怎麽被“批判鬥爭”。 

記得有一次是批鬥梁思成先生，梁先生久患肺氣腫這個難治的病，現在越來越重了，根本無法起床，是用平板三輪車拉來的。批鬥會上，他卷曲著身子扒在平板車上，我作為陪鬥就站在他的旁邊，我清楚地聽見他的喘息聲，每喘一下，他全身都要顫抖一陣；聽到他那嘶嘶的哮喘聲越來越沉重，我的肺好象也要爆炸了。但沒有人管這些，發言批判他的人，照樣若無其事地在那裏揭發批判，隻有陣陣口號聲蓋過了梁先生的氣喘聲。我跟著他難受，時間好象過得特別慢，好容易挨到散會，梁先生又被原車拉走了。 

更可悲的是，梁思成的這種悲慘境遇，與其他一些學者教授相比，並不算是最嚴重的。而且，這還隻是公開場合人們看到的情景，在關起來的門背後發生的虐待和侮辱，如果受難者死亡而沒有機會說出，人們永遠都不會知道了。至於對看到這些迫害場景的人們來說，這樣的“批深批透，批倒批臭”的威懾力，是不難想象的。最直接的一個效果，就是沒有人敢於同情被批鬥者，更沒有人敢於公開批評這種迫害。 

當“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作這個 “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報告的時候，文革已經進行了三年了。大學停課也已經停了三年了。學校的教師已經被迫害死了一大批了。然後，就在那年10月，幾乎全國所有的大學都被逐出城市中原來的校址，搬到鄉村，然後，在那裏繼續進行“一打三反”和“清除516”兩個新“運動”。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的教員們被驅趕到江西鯉魚洲，要他們自己在沼澤地上開荒和蓋房子。此外，那是一個血吸蟲病的傳染區。 

非常清楚，梁思成、劉仙洲、錢偉長這樣的工程科學教授，潘光旦這樣的人文和社會學科的教授，作為個人，當然各有經曆也各有優點缺點，但是作為一個整體，他們代表了中國的現代學術。這個現代學術和西方學術有非常緊密地關係。這些學者也都曾經到西方留學。文革的目的之一，是通過“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這些個人，從而也“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這一套從西方傳來的現代學術。 

和翦伯讚在同一天被毛澤東“給出路”的馮友蘭，後來被拉入文革領導人的寫作班子“梁效”。（“梁效”的意思是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個學校。）在1973年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梁效”發表了很多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讚揚法家。以後的人們恐怕很難明白這些講兩千年前的儒家法家的文章到底在說些什麽。即使在文革後，“梁效”由於和“四人幫”的關係而遭到否定，這些文章的罪名也僅僅被解釋成是執行“四人幫”的旨意影射攻擊周恩來。但是，當時的人們實際上都明白，這些文章的真正的主要意思是，要肯定文革，肯定文革的殘忍，要建立起迫害和殘忍的理論。因此，他們才連篇累牘地否定孔子的 “仁”的思想，最特別的是他們宣傳孔子也曾經殺了少正卯，他們不是以此證明孔子學說的虛偽，而是以此證明孔子的“仁”是根本不可能實行的，這個世界隻可能充滿“鬥爭”和“專政”。

1976年毛澤東死亡，毛的妻子江青等四人被稱為“四人幫”的很快被逮捕。“四人幫”被逮捕後，在北京和外省都傳過一個說法：馮友蘭的妻子怪他：“天都要亮了，還在炕上尿了一泡。”這話的意思相當明白，是說黑夜快要過去文革已經快要結束的時候，馮友蘭卻在最後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這個說法相當生動，但是個傳說。如果馮的妻子沒有說過，該是一些有如是想法的人編出來的故事。在當時這個故事博得很多人的一笑，因而也流傳甚廣。但是，當時的反應還不隻是笑。有人指出，如果“四人幫”比較懂得“團結”的道理，他們其實是可以網羅到更多的馮友蘭這樣的人的，不會有困難。有不少人是想要他這樣的位置而不得罷了。這樣的說法相當真實而又苦澀，無法使人發笑。 

毛澤東的死亡終於導致了文革的結束。然後，是大量的人的“平反”和落實政策。然後，一些關於文革的神話開始出現和建立。各種角色，忠臣，奸臣，英雄，壞女人，悲歡離合，以及大團圓的結局，都製造出來了，然而，那些屈服投降的人們卻依然在記憶和敘述中缺席。在文革之後，對“知識分子”來說，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之一是，他們在虛構作品中，往往被描寫成新的反抗“英雄”，至少也是文革時代的純潔的好人。實際上，對1980年代在中國發表的關於文革的描述，我們不但應該注意到文革怎麽被簡化為“和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黨集團的鬥爭”，也應該注意到文革的受害者們又被如何簡化了。 

關於文革，事實方麵不能被清楚地記載，法律方麵沒有得到公正的審判，道德方麵的檢察也沒有能夠深入進行。 

知識分子的屈服和投降是身不由己所作。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我們置身在那樣的情況裏，能作得怎麽樣？能作得比他們好一點嗎？實際的回答應該是很難很難。經受那樣的精神和物質的剝奪，經受那樣的侮辱和毆打，並不是容易的事情。他們的遭遇實在是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悲慘。 

但是，作為一代人，他們還是有可責備的。他們是在五四科學和民主精神哺育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不像1949年以後長大的一代人，那一代人從未有機會接觸現代思想資源。那一代人中有的人誤以為“自由主義”隻是毛澤東在《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中批評的“當麵不說背後亂說”的行為，那一代人用過糧票、油票、布票、芝麻醬票，但是從來沒有機會用過“選票”，很多人甚至從來不知道在世界上有別的一些國家，領導人是由人民投票選出來的。但是，潘光旦這一代人知道，他們知道有另一些選擇，有另一些社會理論和實踐。 

然而，即使在文革之後，在“知識分子”的地位得到相當程度的恢複之後，他們中間，幾乎沒有人來對他們的一生，作比較有深度的反思。在馮友蘭出版的《三鬆堂自敘》中，他引用了《易經》中的“修辭立其誠”，說他在文革中參與“批孔”是違反的 “誠”。雖然這已經是比較難得的一種反思，但是他的敘述相當含糊，後人不易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麽和是怎麽發生的。在這一方麵，年輕一代對他們相當失望。相比之下，潘光旦反倒有幾分悲劇英雄的色彩。在生命的最後，他有機會向老友說出了他對自己生活的看法。他沒有能力改變這種生活，但是他說出了部分真實，也表述了自己的看法。這體現了他追求真理的精神。 

 

結語：胡適的預言 

 

回顧一代學人的經曆，他們的悲慘遭遇，使得對他們的命運的寫作變得非常沉重而壓抑。 

當寫作此文的時候，筆者回想起曾經讀到過的胡適的一篇英文文章，是他為一本書（Out of Red China, by Liu Shaw-tong.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53)寫的導言。這本書的作者在1950年離開中國大陸。書裏描寫了他怎麽在林彪的部隊裏經曆了“割尾巴運動”，這個“運動”要割的“尾巴”有“家庭尾巴”、“舊社會尾巴”和“舊思想尾巴”，他不願承受，設法離開大陸逃到了香港。在書裏，這個作者說，“一張紅色的網正在向我們收緊。” 

胡適在導言中引用了這個正在“收緊”的“紅色的網”的說法。另外，胡適也引用了1952年4月17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金嶽霖先生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檢討。 

“經過兩年的學習，特別是集中學習了《實踐論》（毛澤東的文章），使我認識到辯證唯物主義是科學的哲學，是真理。…我已經認識到，大學哲學係的主要任務，是培養馬列主義宣傳工作者。” 

上文已經寫到，金嶽霖這篇檢討的題目叫做《批判我的唯心論的資產階級教學思想》，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時一批教授的檢討之一。 

胡適在導言結尾處為金嶽霖教授的命運深深擔心。在看到報紙發表的金嶽霖的檢討之後，胡適說：一個黑暗的迫害時代開始了。 

胡適在1962年去世，他沒有能活到文革發生，沒有看到那張紅色的網最後如何徹底收緊，也沒有看到他預言的黑暗的迫害時代如何在文革中發展到了頂峰。但是，胡適的觀察和預言不幸都非常準確。再沒有比此更不幸的準確預言了。 

作為後來者，見到胡適的這一說法，筆者曾經感到詫異：他是怎麽知道的？ 

胡適知道這一點，也許是因為他想到中國在兩千年前，就有過“焚書坑儒”，以及秦始皇的“以吏為師”。1949年後在學校裏發生的，相當類似。不同的隻是，文革發生的迫害，在規模和人數上要比秦始皇所作的大得多。 

胡適知道這一點，也許是因為他想到俄國已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在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島”上，受害者中有大量受過教育的人，所謂“知識分子”。不同的隻是，毛澤東方式的折磨往往更為漫長和邪惡。 

胡適知道這一點，最主要的，應該是他了解了這個製度的基本結構和知道支持這個製度的意識形態的實質，在這樣的製度和意識形態下，後來的事情是有其發生的必然性的。在毛澤東的社會改造藍圖裏，沒有自由思想的位置，沒有學術的位置，也沒有學者的位置。這不是在中國偶然發生的災難，災難的根源早已存在了，隻是要大多數人清醒認識到需要時日。 

胡適的預言說明，這樣的黑暗和災難是可以預測的，也不是必然在每個地方或每個時代都會發生的。這是回顧這段充滿恐怖和羞辱的曆史時我們也許還可以有的一點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