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崗女神新年絮語：總有一種力量，使我們冷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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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崗女神新年絮語：總有一種力量，使我們冷笑不已

Original 下崗女神 下崗女工之魔鬼歌唱2024-01-01 06:47 聽全文

 

1

少時看過一個故事：一個島上的居民為了自由而起義然後被鎮壓，起義首領，一個當地望族，要被官府滅門。但出於對當地傳統的尊重，官府允許家族中一人免死，而免死者要由家族自己選出，這是這個故事的殘忍之處。

大家都認為最小的那個孩子應該活下來，因為他的生活才剛剛開始。但老父親最後選中的是長子。老父親顯然在下一盤大棋：生活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家族複仇。家族成員一一赴死，每個人都對長子留下重托：生兒子，快生，多生。

這個我大約在半世紀以前讀過的故事，最近突然在記憶中冒出來，像偶然發現的久已忘懷的戀人的禮物，似乎含義豐富，但記憶已支離破碎，令我抓耳撓腮。我分明記得它是梅裏美寫的，但找遍梅裏美的小說卻未找到。因此這個故事本身和我突然想起它的原因一樣顯得神秘。

以前我認為，梅裏美的所有故事都在講兩個字：自由。而這個故事不光講了自由，還講了生命的重負。

在恍惚的記憶中，當年我讀這個故事時，最為老父親的痛苦而感動，因為他在選擇讓哪個兒子活著的時候，其實是在選擇讓哪些孩子死去。而現在想到這個故事，我所有的同情都給了長子那些尚未出生的孩子：他們一出生就背負著幾十條人命，他們不是被生出來生活的，是被生出來進行家族 “偉大複興”的。

人本生而自由，但總有一些人需要為自由而戰，並因此喪失自由。人世間充滿悖論，而這是最殘酷的悖論之一。

在故事的最後部分，沉默寡言的長子“在不耐煩地等待第二個兒子降生”。如果說我找到了該故事被我想起的原因，那就是“不耐煩地等待”五個字。

支離破碎的記憶提示我老之將至，忍受著同樣支離破碎的時代生活，我也在“不耐煩地等待”，等待離去，等待死亡。

支離破碎是什麽感覺？老之將至是什麽感覺？答案是：如果說新年第一天和別的日子有什麽不同，那隻是因為更適合談論死亡。

我們的生活就是一個朱令，都知道她被毀了，也都知道是誰幹的，但就是沒辦法。能做的，無非是等待死亡，要麽我們，要麽那個誰。

我的繆斯是帕特裏克.亨利之周星星附體：不自由，毋寧死；如果要給死亡加一個前戲的話，那就是走先！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or Run,Run,Run Away.

2

十多年前，我偶然在一份叫《南方周末》的報紙讀到一篇“新年獻辭”，頗受感染，甚至也寫了一篇去投稿。那時我還年輕，完全沒有想到“獻辭”是人家編輯部的專利。但收稿的編輯倒也沒有一扔了之，而是全文發在報紙網站的“編讀往來”欄目。這篇史上最長“讀者來信”居然獲得了上百萬的閱讀量。後來有了自媒體，我就常在新年將至寫一篇“獻辭”，效果很明顯：它們無一例外見不到新年的陽光。

2022年底，我又偶然見到同一份報紙的“獻辭”，領教了什麽叫“奮不顧臉的相信”。2023年底，再次躲不開地見到了。想來在某次疫情之後，這份報紙已經和同類一樣，有了病毒的本事。

今年的大詞叫“守住不惑的底線”，似乎這份報紙已經辦了40年。當中國人說“不惑”的時候，通常就是說不要臉了，但這份報紙早就不要臉了，再不要隻能不要腎了。它使我想起錢玄同的話：人過40就該死。錢玄同並未在40歲時死去，當時被眾嘲一番，但他自己一定都沒想到，他隻是垂範後人，作了一次遙遙領先的預言。

被十月大折騰趕出俄羅斯的納博科夫，不讚同別人稱他為“流亡作家”。他表示：我不在乎祖國，隻可惜我的母語。作為老之將至的證據之一，我現在對這些年輕時大惑不解的表述大點其頭。

2023年不可謂不多事，但我過目即忘。不是心如止水，而是心如凝脂。這看上去像個好詞，其實翻譯一下，就是豬油蒙了心。我並非有意，隻是空氣中充滿了那個油脂豐厚的物種的氣息，和PM2.5相輔相成，隻要我在呼吸，它們就進入我的髒腑，使我心血凝固。有一種漸凍症，叫“心內漸凍”，症狀是對苦難和滑稽見慣不驚。患者如果不更換呼吸的空氣，早晚會無法呼吸。

所以這一年落在我們身上的鐵拳，到頭來隻歸於一點：對漢語的虐待。我隻對這一點還保留憤怒。“獻辭”二字已被侮辱了，我也不再獻辭，隻是絮叨一下。

而絮叨又可能見不到新年的陽光，如果那樣，我就笑笑。《南方周末》千錯萬錯，LOGO沒錯：在它身上確實能讀懂中國。用它曾經的句式來講：總有一種力量，使我們冷笑不已。

3

那位錢玄同先生，曾跟我的兄弟迅哥兒有一段著名的對話。迅哥兒說：已然被關在鐵屋子裏了，瞎JB嚷嚷有什麽用？錢先生說：叫醒幾個人，大家撬一撬，萬一呢？於是迅哥兒寫了《狂人日記》。於是我們知道“幾千年的曆史字裏行間歪歪扭扭寫著吃人”，可知道又怎樣？2023的答案是：“是有點搞笑，但你要服從。”

鐵屋子已是舊時代了，銅牆鐵壁不怕萬一。就憑哥倆那場聊天，就是抓間諜促生產的好案例。

迅哥兒是懂國學的，生辰八字決定一切。也就是說，一個中國人的一生命運在他出生那一刻就決定了。人如此，國亦然。所以迅哥兒說得對，嚷嚷有什麽用？幾千年了，變過嗎？但迅哥兒的好處，是沒用也要嚷嚷；而舊時代的好處，是居然讓他嚷嚷。如果迅哥兒現在寫《藤野先生》，結尾就隻能是“於是點上一支煙,再繼續發出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冷笑”。

迅哥兒曾說，在中國，不能說一個孩子終究會死，要想不撒謊，隻能說：這孩子，哈哈哈。但現在說哈哈哈都免不了精神內耗，最好說：這孩子，哼哼哼。

迅哥兒還說：“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又是舊時代的話了。誰說走的人多才成路？有時候就隻有一個人要走一條路，雖然他自己都不知道要去哪兒，但大家也就隻好跟著上路，浩浩蕩蕩，如夢似幻，走不動了也不能躺下。

所以，希望到底有沒有？即使迅哥兒醒來，麵對這個問題也隻好躺回去。如果非要回答，那麽答案是：至少有一個人覺得有。時代呼喚再來一個林彪元帥，來宣布“一有頂一萬有”。

革命烈士陳然說：“麵對著死亡我放聲大笑”，畢竟他蹲的是國民黨的監獄，居然允許他放聲。正確的說法是：“麵對著死亡我輕聲冷笑”。冷笑有冷笑的力量，用陳烈士的話來說：魔鬼的宮殿，也可以在冷笑中動搖。

大詩人拜倫的《昔日依依別》以這樣的句子結尾：“他日若相逢，何以相對，唯有沉默，與眼淚。”少年時讀到“沉默與眼淚”，以為悲絕。現在看來，拜倫畢竟也是舊時代的人，還少了偉大國學墊底。最悲哀的不是沉默與眼淚，而是不沉默，但隻冷笑。

麵對這世界的如此這般，我不沉默，我隻是冷笑。

4

絮叨也要守紀律，所以我不談經濟，不談大A，不談收入，不談就業，因為一談就可能唱衰。不能唱衰，但我又找不到唱衰的反義詞——總不能叫做負唱衰。

總之我不想叫疼，因為一位玩兒字母的朋友告訴過我，他們圈兒的規矩是，你越叫疼，人家越來勁。天下何處不字母，再看又在數字圈。八，四，兩，百分之五，一百，一百零六，四百零四，以至清零......生活在別人給我的數字中，我懶得叫，我隻冷笑。

我隻談談滇池邊的紅嘴鷗。它們從西伯利亞遠道而來，穿越霧霾和嚴寒，充滿路線自信，不管你是前三十年還是後三十年，抑或是後後三十年，它們隻認青天白日下一片蔚藍水域，如果你不藍，它們就不來。我說過，我已是“心內漸凍症”患者，但當我感到紅嘴鷗啄食我手中麵包帶來的真實的撞擊感時，我人雖未潤，眼卻潤了。幸運的鳥兒，讀不懂南方周末，聽不懂各種數字，有食即來，無食即去，上帝賦予他們翅膀能飛越任何高牆，它們在生活，而我隻是在活著。每一次紅嘴鷗高歌而去，我都覺得它們留給我一串冷笑。

經濟學家們為怎麽說出被許可的內容而絞盡腦汁，其實他們完全可以談“紅嘴鷗指數”：每年這個時候到滇池邊看看，紅嘴鷗還在？好吧，還可以再堅持；如果不在了，就報案說有鳥在唱衰。

滇池邊除了紅嘴鷗，還有年輕人。平安夜，寒潮籠罩，我在海埂大壩觀察長津湖如何打敗伯利恒。大壩上冷冷清清，但還是有兩三處有人圍坐，無一例外，都是年輕人。有人在彈吉他唱情歌，別的人在為他們鼓掌，認真地唱，認真地鼓掌。我不知道這些青年是相約而來還是邂逅而坐，但不管是哪種情況，在這種夜晚都很珍貴。一對錯判了形勢的情侶孤獨地守著一小推車掛上了小彩燈的花束，沒有人買，但閃爍的彩燈照著所有人。凜冬的月亮高掛，如果它有眼神，一定充滿憂傷。

我看著青年們，像看著我的兒子。2023年，兒子終於原諒了我們生下他這一無可挽回的錯誤，並決定在無望的生活中勇敢地享樂，像在摻沙的碗中挑出飯粒並咀嚼吞咽。作為把這個世界留給孩子們的罪人之一，我想起我們年輕時也唱歌，但隻會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我愛北京天安門》，所以我們的時代沒有歌聲，隻有大音量的囈語，而停留在那個時代的老頭子們終於還沒能完全扼殺新一代的享樂，沒能讓他們與美好隔絕。這是一條“青年歌唱指數”：隻要青年們還在唱，唱情歌、搖滾和rap，那事情就還不是那麽“衰”。

多年前聽一位著名美學教授的講座，他說“我本來是反對文學反映現實的，在有人無微不至的幫助下，我現在主張反映現實了，但有人又來幫助我，說不該反映現實了。”這位教授在幾年後倉皇西去，但這話使我印象深刻。

我本是不信上帝的，因為如果真有上帝，是誰生出了殺約翰的希律、賣耶穌的猶大？如果真有上帝，他怎能隻毀掉區區一個索多瑪，而讓更多罪惡之城遍地叢生？但是，在現實在無微不至的幫助下，我覺得應該信上帝了。一個希律接一個希律生生不息，除了叫聲“賣告的”，我還能怎樣？一批軟肋接一批軟肋如鯁在喉，我隻能說，上帝保佑。

願上帝保佑滇池邊的紅嘴鷗，和歌唱著的青年們。

5

一個女孩告訴了我另一件事。在熱帶的異域，聖誕之夜，女孩路過一個酒吧，被歌手的嗓音吸引駐足。酒吧老板注意到她，過來攀談，問她是哪裏人。以往的經驗使她猶豫是否應該說來自另外的東亞國家，但最終還是說了實話。老板說：“啊，來這裏的中國人越來越少了，I don’t know why.”女孩當然知道why，但卻感到很難跟一個沒有在《南方周末》“讀懂中國”的外國人解釋清楚。老板去跟歌手說了些什麽，然後歌手說：“下一首歌送給來自中國的朋友，一首中文歌：《至少還有你》。”

女孩說，那時她被全場的目光包圍，包括很多來自“第一世界”的老人們的善意的目光。她並未進場，也沒有消費，就站在門口聽完了整首歌。女孩說，那些充滿善意的人們不知道這對我們來講是多麽難得的光亮，他們認為生活本該如此。

我認為這是個溫暖的聖誕故事，它又一次和歌唱有關，溫暖得如同我的冷笑。生活本該如此，但卻“難得如此”；正如人生而自由，卻需要投奔自由。

這個故事的最動人之處，是它發生在這一個地方，那裏的人們都知道並懷念一個名字：鄧麗君——人類最美好的形象之一。講華語的不是隻有吳京，也有鄧麗君，這無疑是幸運、拯救和希望，值得一曲最真誠的“至少還有你”。

在布拉格之春，捷克人曾以音樂對抗坦克，他們說“子彈無法擊落我們的聲音”。而後來的人類實踐證明，聲音除了不會被子彈擊落，還不會被高牆阻擋。不管是柏林的牆，還是別處的牆；是混凝土的牆，還是別的什麽牆；是看得見的牆，還是看不見的牆。

新年是人類的懸念，用觀照死亡來盤點餘生，在冬天想念春天的花徑。如果春天會來，自有青年們的歌聲相迎；如果冬天不去，我以我的冷笑替它送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