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關於北京大學1969年8月5日“寬嚴大會”的一個注解（錢鍾書楊絳馮友蘭馮宗璞蔡仲德）

王友琴：關於北京大學1969年8月5日“寬嚴大會”的一個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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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9和1970年，北京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召開了七次“寬嚴大會”(“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因為經常使用而縮寫為“寬嚴”)。北京大學的幾百名教職員在會上被定了各種罪名。北京大學軍宣隊把他們在北京大學如何“揪出”102名“階級敵人”寫成長達兩萬字的“經驗報告”，毛澤東批示“照辦”，轉發全國，各地以北京大學為“樣板”如法進行一輪新的迫害。在曆史上，“寬嚴大會”將和“牛棚”、“批鬥會”一樣，作為臭名昭著的文革迫害手段被記載。

本文是為第三次“寬嚴大會”寫的一個注解。這個大會在1969年8月5日召開，在文革結束後的幾十年裏還有一連串的後續事件。

2009年11月，我接到來自北京大學的電郵，第一句就是：“王友琴開罪了馮宗璞”。據告，馮宗璞給北大一位老領導打電話，說，楊絳已經說了，錢鍾書沒有說過馮友蘭揭發章廷謙，王友琴也不能再說章廷謙家人受害。

這需要從11年前說起。1998年，北京、上海、天津的報紙報道，北京大學哲學教授馮友蘭（1895-1990）的女兒馮宗璞指控著名學者錢鍾書在1979年訪問美國時造謠誣蔑馮友蘭在文革中揭發朋友“坑其妻小俱死”，錢鍾書的妻子楊絳（也是著名學者）出麵回答，錢鍾書從來沒有這樣說過馮友蘭。這些報道之一的題目是“為了大師的榮譽”。

我恰巧了解這件事情。這不但因為我研究文革曆史多年，做過大量的調查，受訪者中有很多文革時期的北京大學師生，而且因為我認識聽過錢鍾書先生這一談話的美國學者。我知道：1，錢鍾書是在美國批評了馮友蘭在文革中做的壞事。1979年他到斯坦福大學做了一個關於文學研究的Talk，用的是英文。講話後聽眾提問，問起文革。他說文革中知識分子普遍受到迫害，但是也有知識分子表現不好，有人揭發同事，造成同事家人死亡。2，錢鍾書說的事情是真的。3，在北大實際上發生的迫害和恐怖，其實比錢鍾書說的更嚴重。

馮友蘭“揭發”中文係教授章廷謙是西南聯大的國民黨區分部委員。章廷謙一直不承認。1969年8月15日，那時執掌北大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東操場召開“寬嚴大會”，在北大一萬師生麵前，宣布對章廷謙實行“抗拒從嚴”，“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當場把他銬上手銬，塞進了準備好的停在場邊的吉普車。在那期間，章廷謙的大學畢業不久的小兒子自殺了，妻子孫斐君突然腦溢血癱瘓，並從此神誌不清，再也沒有能起床。在這樣的高壓下，北京大學一大批教員職工被迫承認強加給他們的罪名。比如中文係音韻學教授林燾被逼迫承認要炸北大水塔（即未名湖邊的“博雅塔”），因為不承認就會像章廷謙一樣。

在文革中，北京大學有63人被害死，更多的人受到身體和心理的重大創傷。但是到1998年，在北大親自領導和實行了種種迫害的人沒有以個人的名義向被迫害者說“對不起”，而在美國用英文批評了馮友蘭幾句的錢鍾書先生卻被強要登報道歉認錯。關於文革，罪與恥，法律與道德，是與非，如此倒錯混亂，實在令人憂憤。

非常明顯，楊絳先生一定受到了很大的壓力，才做了這樣的聲明。那時，她的獨生女兒錢瑗去世不久，錢鍾書先生已經病重住院（他當年12月20日去世）。一個87歲的孤獨的女學者隻有用這樣的辦法來保護病人和她自己。

後來我了解到，實際發生的是，馮宗璞的丈夫蔡仲德，比楊絳年輕26歲，比錢鍾書年輕27歲，帶著預先寫好的字據，來到錢鍾書楊絳家中，一定要錢鍾書在死以前簽字，要麽聲明他沒有在美國講過關於馮友蘭的壞話，要麽承認他造了謠言。楊絳的朋友說，錢鍾書已經在醫院裏，楊絳不能讓蔡仲德吵到醫院去，隻有這樣說了，“息事寧人”。蔡仲德還去了章廷謙的長女章淹（北京氣象局退休工程師）家中，要求章淹在指控錢鍾書造謠的聲明上簽字。章淹堅決拒絕了。

我在2004年出版的《文革受難者》書中寫到了北京大學1969年“寬嚴大會”，以及章廷謙拒絕承認馮友蘭揭發的事情而被“從嚴處理”。那本書以各個受難者為中心而寫，對事件的描述不很詳細。2006年，告訴我此事的北大教授林燾先生去世。我應同學邀請寫了一篇紀念文章，其中提及此事。我讚揚林先生把他自已屈服強權說了假話的經曆告訴一個後輩學生，在道德方麵是非常負責任的態度。而最讓我震動的是，當九十年代末的報紙詳細探討錢鍾書是否在美國說了馮友蘭什麽，受害的章廷謙和更多的北大受難者的悲慘遭遇卻被忽略不計，不被提起。

看到“王友琴開罪了馮宗璞”的電郵，我明白，現在馮宗璞想要我來做“楊絳第三”了。說“第三”，是因為她曾聲稱，今年已經讓在自傳《上學記》裏批評了馮友蘭的清華退休教授何兆武先生認錯，出版了此書的三聯書店已經派人到她家中向她道歉了。

應該和馮宗璞辯論嗎？顯然，和她辯論是沒有意義的。1969年，章廷謙被“從嚴”的時候，馮宗璞已經40多歲，而且住在北大分配給她父親住的教工宿舍“燕南園”中（她父親在1990年去世後她也一直住在那裏）。她了解文革中“深挖階級敵人”的恐怖場景，包括校園監獄（即“牛棚”），“鬥爭會”，以及北大校園中發生的大量死亡。她向說出事實的人發難，不是因為她不了解事實，而是由於她對迫害、罪惡以及他人的生命持有不同的價值觀念及道德準則。她衡量事情的標準不一樣。

馮宗璞能在傳媒上掀起這樣的風浪，則在相當程度上是鑽了多年來文革的慘痛曆史不準和不能報告的空子。在文革後出生或者長大的人很少了解當時發生了什麽，所以會對馮宗璞——楊絳衝突發生誤解。一名1996年大學畢業的學者（也就是說在文革結束前夕才出生）告訴我說，她采訪過馮宗璞，卻根本不知道有過章廷謙被“從嚴處理”，不知道有過“寬嚴大會”，也不知道北京大學文革中有過63人被害死。馮宗璞告訴她的是“我父親是完人”。這名年輕學者給我寫來電郵，標題是“請告訴我真相”。

文革是一場大規模的群體性迫害，即被迫害的人，不是個別的，而是很大的群體，如“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現行反革命”、“曆史反革命”等等。另外一方麵，文革迫害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所謂“群眾專政”來施行的。大多數受害者們沒有被送進毒氣室或送往遙遠的“古拉格”，而是在本單位的“鬥爭會”上被“揭發”、侮辱甚至毒打致死，是被關在本地的“牛棚”裏遭到虐待和折磨。迫害人的人，往往是受難者的學生、同事、熟人，甚至朋友。也就是說，文革不但製造了無數受難者，還把很多人變成了施害者。這些人在文革後少有懺悔，也沒有受到多少公開的譴責。

馮友蘭不是“寬嚴大會”的發起者也不是主持者，但是確實人們對他有較多的私下的議論。其中至少有以下三個原因。

（1）文革鼓勵甚至強迫人“揭發”別人，那時候“揭發”是相當“普遍”的事情。但是揭發存在的事情還是揭發不存在的事情，有所不同。馮友蘭“揭發”了不存在的事情（章廷謙的“曆史問題”後來“平反”了），顯得突出。

（2）“揭發”是否會直接危害對方還是不會直接危害對方，也有區別。“鬥爭會”上每一個人都必須高喊“打倒XXX”，也有的人被迫寫些雞毛蒜皮的事情以交差，這些雖然對被“鬥爭”的人造成壓力，但不會給這個人造成實質性的危害。馮友蘭的“揭發”帶來的危害卻是直接的具體的。

（3）馮友蘭在文革後期進了“梁效”寫作班子，這個班子直接受毛澤東的機要員謝靜宜領導，在“批林批孔”中寫了很多指導性文章。他參加“梁效”可以說是上麵指派的，但是他在其中相當主動積極就是他的選擇了；他不但參與寫作上麵的命題文章，而且還“額外”寫了一些舊體詩讚美文革，寫詩不是上麵派給的任務。這一種自願的行為是馮友蘭在文革後遭到道德方麵的批評的重要原因。大家都懂，隻有在有了做出個人選擇的可能性的時候，我們才能從道德角度來進行評說。

“梁效”寫作了文章批判孔子和鼓吹秦始皇。例如，有一篇文章題為〈略論秦始皇暴力〉（《人民日報》1974年1月21日），不但對在中國曆史上一直受到譴責的殘暴的秦始皇大加讚美，並且直接把秦始皇“焚書坑儒”和文革“鎮壓反革命”等同，通過讚美“焚書坑儒”來讚美文革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從曆史的高度來肯定和合理化文革的群體性迫害與殺戮。馮友蘭當然明白那時候鼓吹“焚書坑儒”和“鎮壓反革命”意味著什麽。那不是“紙上談兵”。他自己被關過“牛棚”，遭到過“鬥爭會”的“鬥爭”。在北大燕南園他家旁邊的51號和64號，就有物理教授饒毓泰、曆史教授翦伯讚及其夫人戴淑宛被迫“自殺”。可是他還願意參與寫作這些歌頌與肯定迫害的文章。

北京知識分子批評馮友蘭，遠不止錢鍾書一個人。這種批評不能被理解成是文人相輕，因為其中含有嚴肅的道德思考。隻是這方麵的思考從來沒有機會被發表。實際上，馮友蘭“揭發”章廷謙的事情，最初是北大之外的一名老記者告訴筆者的。他還說，寫作文革曆史，應該把馮友蘭寫入“貳臣傳”中。

這位老記者不是在開玩笑。他說的《貳臣傳》是清代乾隆皇帝時編寫的一部書，寫的是從明朝投降清朝的官吏。但他不是在簡單地說從一個朝代投降了另一個朝代的事情。他的意思是，馮友蘭從他早年所受的教育（包括中國傳統教育和西方教育）投降了文革的迫害理論。此中的“變節”所指不是效忠哪一姓皇帝，而是指個人持守哪一種道德準則。

現今的文革曆史研究，說清事實都很艱難，在道德層麵上的討論則幾乎未曾有過。馮友蘭對章廷謙的“揭發”以及後續事件可以成為道德方麵的一個研究專案，不但對了解文革發生的機製，而且對當代知識分子建立個人道德，都會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