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四大用人秘訣

曾國藩任兩江總督後，掌握三省市的人事大權，而人事又關係到江南四省的吏治民生，因此他用較長時間，通過比較和探索，找出一條特有的“曾氏”用人法。他把主持理財的文職官員的標準概括為四項。

第一 有操守

過去有一句話說：“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得太平。”還有一句話：“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這兩句話所講的道理都是一樣的，即能力的重要。操守是一個人的為人，特別是做官員，做領導的一條底線，是一條永遠不可逾越的紅線。中國從很早的時候就形成了約束官員的三條標準，也就是“清”、“慎”、“勤”這三個字。所以，曾國藩把文官的第一條標準定位為“有操守”。

操守含有兩個意思，第一個含義是“要清廉”，為官不清廉，老百姓怎麽能服氣？第二個含義是有節操，有節氣，有一種臨事不懼、臨難不苟的胸懷和修養。曾國藩說，下屬獲得上司偶然青睞，但操守有問題，還是不能持久，手下的人也不會真心佩服你。即使你的權勢可以壓他一級，但他心中不會服你，所以曾國藩特別強調，做領導要有操守。

第二 多條理

曾國藩“相人口訣”當中就有“若要看條理，全在語言中”。他打了一個比喻說，庖丁解牛在外行人看來，這樣複雜的一頭牛，庖丁很快就能解得很清楚、很伶俐、很利索，因為庖丁找到了訣竅。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是這樣，每天用得著的不能太繁多，兩句話就夠了。一本書也好，古人流轉下來的典籍也好，概括起來，可能就是幾句話，你千萬不要把它變複雜。總之，把很多複雜的事情變為簡單，就是曾國藩所說的“有條理”。

“多條理”，不但是工作方法，而且也是一種能力。他將“剖析”列為第一方法或工作步驟。實際是指如何下手，如何抓住主要問題，找到解決問題的症結所在，曾國藩提出“庖丁解牛”這一日常生活中的成語典故等方法。概括說來，是說條分縷析，要把各種事務集中起來，分清主次、輕重、難易、緩急。

曾國藩說：大凡辦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匯之處，如果一個地方不通，那麽處處都會受到牽製。

第三 沒官氣

曾國藩提出：一個人無論發展到什麽程度，如果官氣很重，這個人的發展就已經受到局限，不會再有大的發展了。所有的講話都是由秘書寫出，講官話，說官氣，這種人一個都不能用。“官氣”也就是今天所講的“打官腔、說官話”，做事情總是瞻首顧尾，首先考慮自己的烏紗帽。他說，官氣就是“圓滑取巧、心竅太多、敷衍塞責、不能負巨艱、擔大難”。艱難的事情來了，經受考驗的時候到了，但是你經受不住這樣的考驗，這樣的人怎麽能夠擔當大任呢？

沒有官氣，用曾國藩自己的話說，就是用人以質樸為尚，不應專取才華。雖說用人隻是用他的才能而已，其他根源的東西無須深究，但也必須足以駕馭，這樣才能為我所用，而不致受牽累。人的才品，雖然多有不同，然而隻有質樸才能長久。探究起來，以質樸為主而用人的過失不過十之二三，單以才華而用人的過失則常十之八九。

第四 少大言

大言就是放空話、說大話。曾國藩說這是文人習氣，或者是書生本色。書讀得多了，胸中自有些墨水的人，往往認為天下事情容易，所以經常放言高論，不著邊際，說話沒譜。他說，這種人絕對不能用，少大言，就是要講實話，講真話。

曾國藩還把人才概括為高明、卑瑣兩大類。對待這兩類人，辦法也不同：

高明的人進取心強，不想被別人超過。所以，對這種人，曾國藩提出要正麵引導，積極引之向上。可以歸納為積極的用人方法，有三條：第一，薪水要高出一般人員；第二，對他的提拔和誇獎，要比平常人多一些；第三，對他應該多放一些權力，不能按照一般人那樣來做。

對待卑瑣的人，就不一樣了。在曾國藩看來，卑瑣的人沒有遠大的誌向，看到的隻是目前，錙銖必較，一分一毫也不能少他的。對這種人要求嚴一點兒的時候，就會忌憚；防範稍微寬一點兒的時候，這些人會一天比一天放肆，最後做出出格的事情。對這種人應該怎麽辦呢？曾國藩說，要讓他循規蹈矩，每天用規矩和準繩來約束他們，給他們畫條條，畫框框，不能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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