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科學的誕生（中）
為什麽在西歐，不在中國？
三 現代科學的要素
這一節討論現代科學的三個特點，其中兩個是科學的思想特點，另外一個是科學家需要的言行和決策方式。這三點對於現代科學都非常重要。如果任何一個缺失，現代科學就不可能健康發展。
- 現代科學不但探索現象背後的規律，而且探求規律背後的規律。這種對理論完美性的無限追求，就是形而上思維。
- 現代科學重視真實，包括所有的真實、全麵的真實，不留盲點。
- 現代科學需要科學家們在思想上的緊密互動，包括協作，更包括觀點上的針鋒相對，相互檢查、批評，評論。科學的健康發展，要求在表達意見時，科學家們心中把科學精神放在最高地位、對科學精神的尊重超過對任何人的尊重，不論他是前輩、名人、還是權威，當然更不計他的職務、權力、財產、社會地位，等等。科學精神包括真實、誠實、理性等。
然後，本節對比基督教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怎樣對待現代科學的這三個特點。全麵審視基督教，不難發現它不但包容這三點，而且曆史上催生和培育了現代科學的這些基本要素。
1. “形而上” 思維
i. 現代科學的形而上學
現代科學與中國傳統科技的最明顯區別，就是前者有非常完整的理論體係。這個體係的內部邏輯嚴謹，理論統一，層次分明。對外適用範圍廣泛。比如牛頓的物體運動學就很好地體現了現代科學的這四個特點。它把世間萬物的運動，都歸納成簡單的三個基本定律。其他領域的專家又可以根據這三個定律，發展出在土木建設、槍炮彈道研究、天體運轉，等等各個分支領域的理論，形成專業體係。而在中國傳統科技的文獻裏，卻找不到這樣的理論體係。比如作為中國古代科技高峰的典型代表，北宋李誡編寫的《營造法式》，實際更像一本建築實用手冊。書中規範了多種建築做法，卻基本沒有涉及抽象的概念、定律、理論體係等。中國古代科技，一直沒有發展出嚴密而抽象的理論框架。
現代科學的精深理論，從來不是輕易得來的。比如物體運動學，亞裏士多德認為“力保持物體運動”，似乎解釋了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現象。十四世紀時，人們開始知道空氣阻力和摩擦力的存在，亞裏士多德的理論不再讓人滿意。於是法國神職學者布裏丹發明了“衝力理論”。他認為，物後被推動後，“衝力”傳到物體中，所以物體運動，但阻力會慢慢抵消衝力，所以物體最終停止。衝力理論還是認為，力是物體保持運動的原因，但可以解釋各種阻力的作用，比亞裏士多德更進一步。在17世紀初，伽利略意識到，力改變物體運動的速度，但保持速度並不需要力。笛卡爾提出，“如果沒有力，物體保持運動”，和“如果沒有力，物體沿直線運動”兩個結論。這是人類第一次懂得，力不是運動的原因。在17世紀末，牛頓陸續提出了他的三大運動定理。從布裏丹到牛頓，曆時近400年。這期間，很多學者提出過各種各樣的相關理論和想法，這裏隻列出其中最出名的幾個。那麽多極端聰明的人，耗盡一生的精力，跨時空相互深入交流，專研非常抽象的物體運動理論，才使它越來越嚴密，適用範圍越來越廣。
但科學並沒有停留在牛頓定律。二十世紀，人們發現牛頓理論不適用於接近光速運動的物體，於是愛因斯坦發現了狹義與廣義相對論，超越了牛頓。但不久後，人們又發現，在極端微小的原子內，相對論不適用，於是普朗克和玻爾等人又提出全新的量子理論。但量子場論和廣義相對論不相容，於是物理學家們正在努力研究”萬有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希望兼容相對論與量子場論。現代科學不懈地追求邏輯最基本、涵蓋最廣、表述最簡潔的極致理論。這種追求永無盡頭。
中國當代科技史研究，討論中國與西方科學發展的差別時，經常強調現代科學與實踐的緊密聯係，卻嚴重忽視現代科學對理論精深的追求。但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的古代哲學家，早就懂得，人要理解世界，就必需追求極致的理論或思想框架。最著名的是古希臘的亞裏士多德的名著《形而上學》（Metaphysics）。簡單地講，他在書中論述了思想理論的體係與層次。“形而上”就是指在研究世界時，追求最根本、最基礎的理論。有意思的是，亞裏士多德把他的這種“哲學的哲學(First Philosophy)”也叫做“神學”(Theology)。他也覺得，理性地深究世界，到了極致，人就會需要神、發現神。
中國遠古的哲人也有類似的思考。《周易》說，“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就是說，思想抽象程度有高低之分。人的思考由抽象到現實，就會想到具體的事，這種思維方式叫“形而下”。人的思考由具體到抽象，就會想到道理和規律，就是“形而上”思維。《周易》把世上萬物都歸結成陰陽，就是一種“形而上”的思維，雖然這種歸納比較粗淺，思想水平遠低於現代科學。近代的中國學者，把亞裏士多德的Metaphysics翻譯成”形而上學“，真是神來之筆。
ii. 中國科技缺乏 “形而上”的思維
既然中國古人那麽早就懂得“形而上”思維，為什麽中國後來的科技發展會在這方麵如此落後？根本原因是，儒家思想從最開始就是這樣設計的。漢朝以降的2000多年裏，儒家是唯一的官方學說。其明確規定，“忠”是個人思想上的最高原則，“治”是社會理想的最高目標。通俗講，忠，就是人把自己的一切獻給皇帝；治，就是天下的老百姓服帖，讓皇帝省心。為了這種意識形態不被威脅挑戰，就要斬斷國人的“形而上”思維，因為形而上思維的本質，就是個人自主探尋最高目標與原則。儒家懂得，如果人們自主思維，得到的結論很可能不是“忠”與“治”。
早在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期，儒家還沒有成為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時，孔子的傳人荀子在《天論》中寫到，“大智在所不慮。…所誌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誌於陰陽者，已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大意是，聰明的人懂得什麽不應該想…懂得大地，目的就是安排農事，（不要想得比這更多更深了）…懂得大道理，就是為了“治”，大事留給政府管，個人隻要守住自己的本分。《天論》還說， “唯聖人為不求知天”，意思就是“最聰明人懂得不尋求知道天道”。這樣的指導思想，要求個人不要想得多、不要想得深，自然阻礙任何思想探索，尤其是形而上的思維。儒家哲人阻止人們深入思考的根本原因，其實說出來也很簡單。“忠”與“治”，都是從一人一姓的角度看世界，是為了一人一姓權力和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人們沒有限製地深入思考，誰又會自然想到把自己和民族的全部所有，去貢獻給那個指定的一人一姓呢？
思想控製，當然不會隻有勸說，還要有嚴厲的刑罰。儒家大師們很早就懂得這點。戰國時期成文的儒家經典《禮記 王製》中說，“析言破律，… 執左道以亂政，殺… 言偽而辯，殺… 假於鬼神…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大意是，深入分析、違反規矩的人，… 思想不服帖的人，… 言論違規又要辯解的人，談論鬼神以號召大眾的人，…要殺掉。… 對上述這些人，一律正法，不允許他們申辯。這個嚴酷的策略，不隻是說說而已。後來的曆代政府，都付諸實施。漢代決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漢律》中就規定了“執左道”、“造畜蠱毒”、“造厭魅”、“妖言妖書”等有關言論和思想的罪名，並以“左道”之名殺過很多違背儒家經典的人。隋唐時期，就把“不道”罪列為“十惡”之一。《大明律》中又規定了“師巫邪術”罪名，滅殺了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左道異端。清朝《大清律例》中也規定“邪教惑眾，照律治罪”。現代中國又有了林昭、遇羅克等人因思想言論被殺。
試想，假如布裏丹、笛卡爾、牛頓等人，當年生活在中國。他們都否定了古代聖賢亞裏士多德，當然也不會遵循什麽儒家經典，所以就是“析言破律“。他們要畢生專研，提出各種學術假說，其中絕大部分是不對的，也沒有實際用處，當然就是“左道”和“言偽而辯”。這幾位又都是虔誠的基督徒，研究科學的最高目的是接近神。為了科學，他們形成了跨國界、跨世紀的“物體運動學界”，隔時空深入交流，並把新見解發布給社會，所以也是”假於鬼神…以疑眾“。如果在中國，他們早就被殺了。
過去2000多年裏，中國朝代更迭，但儒家意識形態一脈相承，所以敢於思維的中國人被殘酷淘汰。沒有被社會拋棄的人，早就習慣了自我限製思想，主動砍斷自己的形而上思維。比如，明朝時基督教傳教士利瑪竇與徐光啟聯合翻譯了古希臘歐幾裏得的名著《幾何原本》，但這部人類曆史上的數學經典，並沒有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引起多大反響。當時的讀書人，都被訓練成了口中念著“忠”與“治”、心裏想著科舉和做官的儒生，早就喪失了獨立思維能力。無論《幾何原本》裏麵的思想多麽偉大、多麽充滿智慧，都沒有辦法勾起他們的興趣。現在有一些人認為，科學在西歐發生，是因為他們得到了古希臘與羅馬的古典科學與哲學知識。科學沒有在同時代的中國誕生，是因為中國人沒有得到這些古典知識。這種觀點試圖為中國傳統思想的局限開脫責任，明顯不對。
圖8：中文版《幾何原本》中的插圖，原書由歐幾裏寫於公元前300年，翻譯於1607年，自拉丁文本，圖中是利瑪竇和徐光啟。
i.基督教鼓勵“形而上“思維
（1）基督教本身就是“形而上“
為什麽基督教文化圈裏，現代科學在”形而上”方麵做得這麽好？因為基督教不但允許，而且強烈鼓勵、要求教徒們有“形而上”思維。基督教思想體係，本身就具有強烈的“形而上“模式。《舊約》把神的要求化作詳細可操作的律法條文。而之後幾千年裏，信徒們在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要運用律法應對。經曆過繼承等民事法律程序的朋友們應該有體會，利用法律條款，就是把具體的情況與行為概念化、抽象化，然後與條文鍥合，這就是”形而上“思維。《舊約》的信徒們也一樣，他們相信律法，就必須進行“形而上”思維。千百年裏，他們大量運用律法，於是全民練習、實踐了”形而上“思維方式。另外，幾千年來，傳統猶太人對孩子的教育，主要內容就是律法。孩子們從小在課堂上學習什麽樣的具體行為適用於哪一條律法、以及背後的道理和原因，也就訓練和培養了“形而上”的思維能力。
在耶穌之前，摩西律法已經成長和成熟，發展出規模宏大、體係完整的《猶太法典》。通過一千多年的實踐和信徒的思想發展，人們更深刻地理解了律法和律法背後的神。於是耶穌在律法的基礎上創新，提出了革命性的觀點。他歸納了律法背後的公平，正義，真理，希望等原則，又在這些原則之後，看到了更深的精神，就是愛。耶穌認為，這些原則和精神，比律法本身更重要。隨著時間的流逝和環境的變化，具體的律法會失效，但這些原則和精神不會。於是基督教就誕生了。在基督教裏，“神就是愛”。從《舊約》到《新約》，神，從律法背後的擬人形象，變成了徹底的“精神”。從而，基督教比猶太教更進一步，完成了徹底的“形而上”思維過程。
關於耶穌代表的思想和信仰革命，一個通俗易懂的解讀，就是首演於文藝複興時期的1597年、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創作的《威尼斯商人》。其中的高利貸商人夏洛克，代表不接受耶穌《新約》、死守法律條文的猶太人。而劇中其他主要角色都是基督徒，每個人心中都有愛，包括愛情、友愛、仁愛等。男主角巴薩尼奧愛著女主角波西亞。第二男主角安東尼奧出於友愛，為了幫助男主角追求女主角，向夏洛克借高利貸，簽了合同，如果違約，願意陪一磅自己的肉。後來安東尼奧違約，夏洛克堅持按照合同，要割安東尼奧身上的一磅肉。生硬地按條文行為，雖然合法，卻是何等野蠻！劇中的基督徒們像耶穌一樣，並沒有拋棄合同，因為合同有正當性，但也沒有簡單地順從合同的文字，因為那樣太殘忍。於是在愛的驅使下，他們運用智慧，提出合同沒有寫安東尼奧需要流血，所以夏洛克割安東尼奧肉時，不許流血。夏洛克做不到，隻能放棄。最後，好人皆大歡喜。夏洛克羞愧難當，內心折服，拋棄猶太教信仰，皈依基督教。
（2） 基督教選擇擁抱理性主義
曆史上，基督教比較順利地接受了古典理性主義，包括形而上學。公元四世紀末，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後不久，中國人熟悉的《懺悔錄》作者，古羅馬的偉大哲學家，基督徒聖.奧古斯丁（354－430年），就明確反對教條主義地理解《聖經》，尤其反對完全按字麵理解《創世記》。他的思想對後來的神學有很大影響。大約一千年以後，到了中世紀後期，西歐重新發現古典知識體係，尤其是亞裏士多德的著作，於是古希臘理性哲學回歸。信仰和理性，看起來將有矛盾，於是偉大的基督教神學家和哲學家，聖多瑪斯·阿奎那（1225 – 1274年），登上了曆史舞台。他的著作對哲學和神學的貢獻都很多。通俗講，他在神學的高度，把理性納入了基督教正統思想。他認為“神有理性”（Reason is found in God），“任何能使人類認清真理的智慧都是神給的”[1]。也就是說，基督徒可以盡情地擁抱理性、探索科學，而不用擔心因此違逆神。羅馬教廷接受了阿奎那的理論，意味著教廷將接受符合真實與理性的新觀點，隨時準備修改舊教義。
普通教徒或教會，不用操心深奧的哲學問題，所以不需要阿奎那的理論，隻跟隨《聖經》的直白表述，就接受了理性思維。比如《舊約 以賽亞書》裏就有“神說，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2]。神要人們思考、組織觀點和語言，與他辯論，就如同一位睿智的父親，激發孩子有自己的觀點，然後鼓勵他表達出來。因為通過這樣的交流，孩子可能成長，理解更多的道理，更好地理解父親。基督教會的主流認為，人思考，理性探索，就是在與神辯論，可以更好地接近神。教廷在阿奎那之前也包容和資助過理性知識的傳播與探索，比如在卡洛林文藝複興時期，教會建立學校，支持學術探討。自阿奎那以後，教廷的思路就更清晰，努力就更大。實際上，中世紀及以後，西歐神職知識分子們，以及一般的大眾，都認為人要讀好兩本“書”，一本是《聖經》、另一本是真實的“自然”。當時的主流思想是，兩本書都是神給人的，它們不可能有矛盾[3]。
文藝複興時期，西歐社會從教皇到普通教徒，早已全麵接受理性主義。亞裏士多德被教廷和社會大眾同時尊為哲學和科學權威。基督教中的思想精英們，早已經懂得要向耶穌學習，用智慧和奮不顧身的勇氣探索世界，跳出《聖經》狹隘的字麵意義，全力追求和理解文字背後更深更廣的精神。如此思想自由的氛圍，造就了一大批革命性的科學巨匠，包括哥白尼、伽利略、維薩裏、達芬奇、哈維等。伽利略在1615年寫給美第奇大公夫人的信，深入地解釋了自己的科學研究背後的思想，後來成為科學史上的重要文獻。他在信中說，聖經的閱讀者經常犯的一個嚴重錯誤就是“停留在聖經文字的字麵意思，而不深入理解。”[4]
在中世紀後期的西歐，理性主義與基督教合流，強烈地推動了基督徒科學家們的“形而上”思維。以牛頓為例。他一輩子都是狂熱的基督徒，研究科學的最高目的就是理解神。他堅信宇宙萬象的背後隱藏著神的智慧和完美。就像一個睿智和追求完美的人，做事情一定有大原則，不會雜亂無章，神造天地就更應該如此[5]。當看到蘋果落地，牛頓不會隻研究了“蘋果怎樣下落”就停止，因為這對理解神的幫助太小。如同孩子熱愛遠方的父親，得到父親的一封信後，孩子不會隻注意信的一部分、或字麵意思，而一定會通讀全信，再努力從字裏行間揣摩父親的目的、心情、狀況等。牛頓就是這樣的孩子，他愛的父親就是神。他要以理性主義為手段，在具體的科學規律中找到背後統一的規律。規律背後統一的規律，在牛頓心裏意義重大，體現神的智慧和美，是他科學研究的目的。
《新約 羅馬書》說，“（對神的）盼望不會讓我們失望”[6]。對神的信念沒有讓牛頓失望。他從蘋果落地的狹隘現象開始，“形而上”地追溯，確實發現了適用於宇宙所有物體的“萬有引力”理論。當時西歐幾乎所有的科學家們，比如笛卡爾、伽利略、布裏丹等，都和牛頓類似，都自視首先是基督徒，然後才是科學家。對耶穌的追隨也沒有讓他們失望。如耶穌所說，“我就是道路、真理…”[7]，這些科學家的信仰讓他們的科學探索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最終獲得了新發現。文藝複興時期，革命性的科學發展層出不窮，人的思想和社會本身都因此發生著劇烈的變化。但所有這些科學新知識，都沒有否定宇宙的萬物背後有一位智能的造物主。所以教廷認為，“在基督教信仰與理性之間，不會有真正的衝突…每項科學研究，如果真的遵循科學方法和倫理，就不會與基督教信仰有矛盾”[8]。
對比中國科技，比如北宋的《營造法式》，它的編製人員的目的就是“造房子”。從他們的角度看，探究建築方法背後的物理或幾何理論，沒有什麽意義。再比如中國古代的數學高峰，漢代的《九章算術》，目的也隻是服務實際生產生活中的應用算術問題。它采用問答形式，直接明了。而更深的抽象數學概念、定理、或理論框架，對於它的目的，完全是多餘和累贅。曆朝曆代、各個領域的中國科技人員都類似。他們沒有神的概念，思想隻有外在的“用途”而沒有內在的“意義”，所以沒有什麽理由尋找規律背後的規律，沒有動力做“形而上”思考。他們就沒有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造成中國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科技水平徘徊不前上千年。
2. 事實與真理
對於現代人，尤其是科技學人，真實的重要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人們一般覺得，日常說話都應該符合事實，思想和理論就更應該了。但很多人沒有意識到，把真實作為判斷言語和思想的標準，遠不是人的天性。比如偉大的古希臘哲學家亞裏士多德就認為，男人比女人有更多的牙齒。難道這麽偉大的哲人，在作此定論前，就不能請太太張開嘴，數一數她有幾顆牙？中華傳統文化，也一直沒有這個觀念。比如在的商朝，人們用甲骨占卜。在周朝，人們用蓍草筮卦。試想，兩個商朝將軍，大敵當前而有不同意見時，他們就用火燒龜甲骨，然後看甲骨裂紋的形狀，來決定采取誰的意見，真實何在？邏輯何在？再比如，在中華文明成熟的晚清，在最高政治殿堂上，談論關於國家最重要的國防問題，中國最懂洋務的重臣之一，林則徐，於1839年聯合兩廣總督鄧廷楨聯名給道光帝寫的一道奏折。原文如下，“夷兵除槍炮外，擊刺俱非所嫻，而其腿足裹纏，結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製也”。他認為英國士兵的腿腳伸屈不便！而更讓人驚訝的是，一年之後，鴉片戰爭進行期間，他再次上奏，“一至岸上，則該夷無他技能，且其渾身裹纏，腰腿僵硬，一仆不能複起，不獨一兵可手刃數夷，即鄉井平民，亦盡足以製其死命”[9]。他繼續認為英國士兵腿不能彎，摔倒後，不能自行站起。他難道從來沒有想到親自去戰場看看真的英國士兵？區區40年前的1978年，中國國家政治裏最大的事，就是全國討論“什麽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當時不同意見之間的矛盾非常尖銳。從最高層到普通老百姓，主流想法是，毛澤東思想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最後，鄧小平用自己的政治權力改變了辯論的大方向。至少到那時，中國還沒有樹立起“真實比任何人都重要”的觀念。
i.真實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
大多數中年以上的中國知識分子，其實心裏都很懂得為什麽真話、真實、真理，在中國社會裏不重要，在現實裏經常行不通。比如在單位裏，大領導一手遮天，沒有人或規矩能管得了他。他有他的企圖心、利益、和盤算。所以單位裏的其他人就不得不順著他，什麽事都要揣度他的想法，以他的視角為標準，而不能從客觀的、或大家的角度看，於是真實就被權力壓製了。從秦漢以降到今天，整個中國的大形勢就和這樣的單位類似。區別是，單位裏的“權力壓製真實”經常屬於潛規則，大家心裏懂，但平時都不說出來。而在國家、民族、和文化層次，這樣的規則被定為原則、立國之本、憲法等，堂而皇之地要求所有人遵守。在兩千多年曆史的中國王朝時代，天下是皇帝一家的。國家對所有人的最重要要求，就是要忠於皇帝一人一姓。現在，名義上的皇帝沒有了，但社會本質還是類似。在這樣的社會裏，真實與真理自然被壓製，經常被視為體製的敵人，不容於社會。比如，唐太宗逼父殺兄而得到皇位，但大力推行儒學。唐朝儒生為他隱諱，後來儒家也感激他，奉他為賢明君王。儒家號稱忠、孝、悌為最高操守，又要推崇唐太宗，自然為他遮醜，暴露了儒家理論的矛盾、以及現實中的虛偽。中國以維護君王權力為最高原則，所以真話、真實、真理就沒有地位了。
絕對的權力不能容忍真實。權力越霸道，真實就越不重要。這樣的價值體係蔓延到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當然也進入了科學領域。比如，讓現代中國人非常驕傲的古代發明，指南針，最早被東漢的王充在《論衡》中提到，“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原文語焉不詳，缺少技術、製作、和應用的很多關鍵點。後世也沒有證據表明這種指南針被廣泛應用過。可能因為馬克思曾經提到它[10]，1950年代郭沫若訪蘇，希望用這種指南針做國禮，“長中國人的臉”。但組織全國之力，還是沒有複製成功。當時的結論是，即使用最好的天然磁石，磁矩也還是太弱，不可能用來指方向[11]。雖然發現做不出來，後來的幾十年裏，全國每一個學齡孩子還是繼續在教科書中學到它，為的是增加民族自豪感。所有這些現象，2000年前文獻記錄的粗略、2000年中少人問經、以及現代人發現不可行後還繼續宣傳，都代表民族心理對科技本身的漠視、和對真實的不在乎。
為了維護權力、忽視真實、忽視科技，在中國曆史上是常態，例子比比皆是，遠不局限於指南針。比如，清朝康熙帝嚴格限製了火器的研製，造成兩百年後中國被蒂爾小國英國打敗，根本原因就是清朝害怕漢人掌握火器，改變滿漢勢力對比，造成皇位不穩。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是從西方傳回來的概念。文藝複興時期的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首先提出，中國古代有三大發明[12]。近代英國人李約瑟（1900-1995）對四大發明的讚美和強調，才引起了中國社會的廣泛認同。在此之前，中國社會從來沒有重視過這些古代科技。西方人讚美它們後，中國人集體性地覺得長了臉麵，大肆宣揚，但是繼續不在乎這些“中國古代科技成就”是不是真實的。比如活字印刷術，史料僅見於沈括所著《夢溪筆談》，中國曆史上沒有被廣泛采用。近代中國的活字印刷技術來自日本[11]。類似的被追捧、但真實性可疑的古代發明還包括地震儀等。
孔子編寫曆史的原則是，“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13]，就是為地位高的人、自己喜歡的好人，遮掩事實。比如孔子談“狄入衛”，一筆帶過，語焉不詳。左丘明的《左傳》記載，北狄滅掉衛國，衛懿公戰死，全國隻剩730人[14]。孔子避談這段慘烈的曆史，因為他推崇那時的華夏霸主齊桓公。霸主的最大責任就是保護列國抵禦外敵。為國被滅，是齊桓公的重大失職。孔子宣揚“王道”，希望樹立“王者無敵”的觀念，就是“真正實行王道的好君主戰無不勝”。他把齊桓公看成這樣的好君主，但後者沒有能保護為國，所以孔子就掩蓋這段曆史。後代儒家尊孔，認同他為了“王道”和“天理”而遮掩事實，不但繼承，還發揚光大了他的避諱原則，造成中國幾千年來的正史裏假話連篇。儒家之前，中國也有尊重真實的知識分子，比如春秋時代被崔杼連殺三人的齊國史官家族[15]。“獨尊儒術”後，這樣的人就基本沒有了。
儒家的“道”與“天理”經常和事實相矛盾。處理這種矛盾，儒家從來不像中世紀時的西歐基督徒那樣“以事實和邏輯為武器，公開辯論，讓真理自然湧現”，而是“諱事、殺人”。在孔子和曆代儒家的著作裏，掩蓋事實的例子很多。大家都知道，這裏不詳述。關於“殺人”，儒家經典《禮記 王製》明確建議君王以思想言論為由殺人[16]。《荀子·宥坐篇》記載，孔子當官幾天後，就殺了魯國知識分子少正卯，原因就是後者的言論、思想、和號召力。東西方的先賢們都非常有遠見。耶穌和門徒們知道，自己傳播的信仰可與真理共存，“在真理中歡愉”[17]，所以要求追隨者追求真理。孔子和弟子們也懂，自己的道與天理不能與真實和平共處，所以要後人“諱”和“殺”。近代以前，中文裏甚至沒有與今天的“真理”相對應的詞。現在的“真理”，主要含義是“符合真實”。而儒家的“道”、“天理”，強調它們的重要和神聖，並沒有“符合真實”的含義。漢語裏“真理”一詞，最早來自佛教，意思是“最純真、最正確的道理”，沒有包括“符合真實”的含義[18]。
ii.基督教推崇真實
對真實的推崇，是現代科學產生和發展的關鍵之一。這個原則來自基督教。在商朝人用甲骨占卜來決定國家和個人的大事時，摩西就在《十誡》裏告訴猶太人， “不許做偽證”[19]。就是在嚴肅問題上，不允許說假話。這適用於所有場合，包括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在法庭上、教堂裏、和工作中，當然也包括著書立說、發表自己的科學理論、表達自己的意見、評論別人的觀點，等等。猶太人相信，摩西律法來自神，所有人都要遵守，包括摩西自己和以後的曆代猶太君王。所以，“不許做偽證”，在猶太人心裏和社會裏，非常重要。
大約在儒學成為中國官方思想時，身在羅馬帝國的耶穌繼承和改革了摩西的信仰。耶穌認為，神與人簽訂的合約背後，有更深層的精神。這些精神比律法更重要，而“真理”就是耶穌推崇的精神之一。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7]。《新約》又重申，人們“不要相互撒謊”[20]。“你們每一個人都必須放棄虛假，並且對你們的鄰居說真實的話”[21]。所以幾千年來，說真話，是對每個基督徒的基本要求。哥白尼、伽利略等在現代科學誕生中起關鍵作用的科學家，都是非常虔誠的基督徒。他們明知自己的理論和發現會引起與教廷的矛盾，給自己帶來不便，但還是選擇公之於眾。基督信仰是他們這樣做的根本原因。
因為耶穌教導大家崇尚真實，所以有幾千年曆史的基督教社會，自然發展出了一整套容忍和鼓勵人們說真話的機製。基督教把精神作為最高原則，與中華文化崇拜皇權的情況有根本不同，所以他們麵對很多我們中國人不熟悉的問題。比如，基督徒們發現，即使誠心追求真相和事實，得到它們的過程也經常充滿困難， 昂貴、費時，並且結果可能模糊不清。所以他們很早就懂得，追求真相需要程序。於是他們就有了“正當程序”或“程序正義”的初步概念。比如摩西律法裏就已經有多處隱含“律法麵前，人人平等”的現代原則，並規定相應的程序保障。《舊約 申命記》裏要求國王也在律法之下，要嚴格按律法辦事[22]；要求要公正地對待弱勢人群，比如外地人、寡婦和孤兒[23]；要求法官要對雙方都不偏袒，隻追求公正[24]；要求每個案件有多名證人，要對質，對作假證人要嚴懲[25]，等等。
《舊約》表明，猶太人很早就理解，正確判斷一件事，要讓不同的親曆者，以相互平等的地位，說出從自己角度的觀察，然後由立場中立的局外人整合與評判。這個基本的程序設計，幾千年來被不斷完善，並被廣泛應用到社會的多個領域。在現代西方法庭上，它被稱作“對抗式訴訟製度”(Adversarial System)，就是對抗的雙方都有各自的代理人和證人，他們每個人都平等地說出自己認為的真相，再由立場中立的陪審團裁決。在政治領域，多黨競爭製的基本原理也是它。不同政黨代表不同視角，而公民整體就是中立的評判人。中世紀時，這個程序在西歐學術界發揚光大，發展成一種多觀點理性辯論的模式，叫做“辯證法”(Dialectic)。它促進了現代科學的誕生和發展。
卡洛林複興時，西歐學術再起。同期，穆斯林多次入侵歐洲，占領了意大利南部、以及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一些基督教學者，在穆斯林占領的地區、或偏僻的愛爾蘭，學到了古希臘和羅馬的古典知識、以及伊斯蘭的文明成就。這些被稱為“經院派”的學者，輾轉歐洲內地，與當地的修士和貴族交流、辯論。後者的知識來自《聖經》，而前者帶來新思想，所以觀點碰撞在所難免。這樣的活動延續了幾百年。那個時期，西歐戰事不斷，人們推崇騎士精神，學術辯論也類似。他們激烈辯論，儀式感強烈，如同騎士交戰，隻是武器從刀劍換成了邏輯。這種學術辯論方式，外力不介入、崇尚邏輯和證據、拒絕情感因素、不留情麵、直至勝者自然地在傍觀者的頭腦裏湧現出來，就是“辨證法”。現代西方學術界的爭論，還是鼓勵各派發表文章，借助證據與邏輯，不帶人身攻擊，外力不介入，就是這種古老辯證法的變種。而一般中國人頭腦裏的“辯證法”與此不同，是黑格爾初創的哲學分支，隨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黑格爾用“觀點的交鋒”代替了“學者的交鋒”。
這個《聖經》提及的議事程序---就是立場不同的每一個人，以平等的身份把自己的觀點講出來，然後在沒有外力幹預的情況下，由中立的裁判做結論---被廣泛應用於基督教社會，卻一直不能進入中國或中國人的思想。比如中國的法院，從古到今，雙方都會用各種外力方法，比如找同情自己的高官，去影響法官。在學術評審時，總有請評委吃飯、拉關係、送禮等。媒體上的討論，永遠有高層在背後定調…。對比西方，中國人，無論是權力者還是弱勢，都對“程序正義”的觀念淡薄，因為程序正義的基礎是“原則的權威高於任何人”，而無論是儒家還是現代中國，社會的最高原則都是“一個人或一夥人的權力高於一切”。這樣想法的曆代中國人都發現，“真實”威脅權力者的地位和利益，所以權力者總是把真實和真理踩在腳下。
3. 學術原則高過任何人
i. 西方學術界的特點
一次與在國內做教授的朋友討論學術界的現狀，他激憤地說，“學術界應該是最民主的…”。其實這種說法不對，學術界的組織模式不是民主體製。哪個學術觀點對、哪個錯，不應該看支持者人數多寡。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以為學術界應該民主，可能因為他們覺得學術是好的，民主也是好的，所以兩者應該關聯。學術界當然也不應該是獨裁製。比如在國際物理學界，並沒有一個“物理學總書記”或“世界物理中心”這樣的人或組織做最終學術評判。
現代西方學術界采用的是一套崇尚原則的權威體製。這個體製裏的每個人，被要求心裏崇拜同一套學術原則，包括理性、真實、誠實等，而不是任何人或人的組織。假如某個25歲、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推導出一套公式，證明偉大的牛頓“錯了”、以前的所有理論都“錯了”。學術界裏的其他人，被期待以理性、真實、和誠實為原則，嚴格閱讀和理解他的公式。如果發現他的理論有錯誤，就應該誠實地指出。如果他的邏輯和證據都正確，也應該誠實地指出。不應該因為他年輕沒有名聲、或他批評的先哲名聲很大，而忽視、埋沒他。這個例子裏的年輕人就是1905年時的愛因斯坦。他在那年發表了多篇文章，包括狹義相對論，一舉成名。
在發表意見時，學術界裏每個人的權威大小不同，意見的重要性也不同。比如一個在《自然》雜誌上發表過多篇文章的人，比一個沒有在頂級雜誌上發表過文章的人，擁有更高的權威。所以，學術界內，不是人人平等的，也不應該人人平等。學術權威也不是固定不變的，比如一個人發表過很多頂級文章，但最近幾年的發表量變少，他的權威也會下降。但是，無論一個人的學術權威有多高，也不如“理性、真實、誠實”等這套學術原則重要。換句話說，非人的學術原則地位最高，任何人的權威次之。這套原則的權威，不依賴某個人或組織，而是來自於人們對它的堅信(faith)。比如在1940年代，量子力學問世不久，當時世界上最著名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就是堅定的反對者之一。他的名聲當然影響了很多其他學者，但物理學界並沒有因此就摒棄了量子力學，而是對這個新理論的每個結論，都更小心地審評。最後，量子力學還是憑借自己的理性、邏輯與實驗結果而被物理學界接受。愛因斯坦的學術權威非常高，但沒有學術原則的權威高。
ii. 西方學術界脫胎於基督教
現代學術界的這套“崇尚真實、誠實、和理性，原則的權威高於任何人”的體製，與基督教非常相似。基督教的神就是一種精神或一套原則。基督徒隻崇拜心中的神。神高於所有人，所以基督徒永遠把“現實中的權威”與“我心中的權威”分開。前者是人，後者是神。基督徒也尊重握有權柄的人，因為《聖經》要求基督徒“做一個好公民”[26]。但基督徒不崇拜自己的領導、領導的領導、直至皇帝。比如哥白尼、伽利略、達爾文等，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們都非常尊重羅馬教廷，但知道教皇也隻是一個人。所以他們不懼與教廷意見不合，狂熱地追求真理，因為真理是神的精神[7]。
曆史上，西方學術體製的源頭就是基督教。西歐最初的學校和大學，比如著名的牛津大學、巴黎大學、羅馬大學等，都是基督教會設置的。最開始，這些學校主要講授神學，順帶講授哲學。科學在當時被稱為“自然哲學”，屬於哲學。那時的學術界是神學界，就是資深基督徒討論神的圈子，當然依照“神是最高權威，高過任何人”的原則運行。後來科學在學術界內部不斷壯大，其所遵循的組織運行方式，繼承了神學研究的方式，繼續崇拜神對人的指教，比如“真實、誠實、理性”等，隻不過不再提“神”的名字而已。比如在科學的幼兒期，科學還是神學的一部分，伽利略在天文學的新發現，就是由神學家貝拉明做學術把關的。現在，科學徹底從神學與教會中獨立出來，但未來科學的健康發展，毫無疑問地，繼續依賴從基督教裏帶來的這套體製和原則。
- 中國人心中的王權，阻礙科學發展
a.權力幹擾學術
1955年，毛澤東在一次會議後向物理學家錢三強詢問原子物理的問題。毛說，“從哲學的觀點來看，物質是無限可分的。質子、中子、電子，還應該是可分的，…”[27] 之後，中國的一些政治嗅覺敏感的科學家，把毛的這段講話稱作“物質無限可分”理論，並利用它在學術界展開政治鬥爭，口號是“批評科學領域的唯心主義”之類，實際是借政治領袖的力量，讓自己在學術界晉身、奪權。在這個過程中，幾位中國物理學家引用毛的思想，把當時世界物理學界已經發現的幾個次原子粒子重新命名為“層子”。然後中國物理學界聲稱，“層子理論”是中國對世界物理發展的巨大貢獻。當然，這個理論隻在中國時髦，對世界物理沒有什麽影響。毛死後，它在中國也銷聲匿跡了。
很多人以為，權力幹擾科研，隻發生敏感的文科、或重大工程領域，比如三峽大壩是否修建等，而沒有意識到權力早已滲入中國學術領域的每一個角落，即使與政治毫不沾邊的原子物理也不例外。這種情況不隻發生在現代、也不隻在最高層，而是從古到今、在所有層次。“幹擾”這個詞早已不適用了，因為它隱含著幹擾者是外界因素，主體還擁有不受幹擾的時候。在中國的學界，幾千年來，權力是常駐的主宰，學術本身倒一直是奴婢。其實，焚書坑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科舉製等，本質都是權力尋根拔樹式地滅絕學術獨立[28]。絕大部分中國學者，早就習慣了為權力做下人。比如在任何學術會議上，主席台上的人、最重要的講話人，都不是真正做研究的人。任何學術出版物、討論、評審、評比等，如果接到上級領導的一個指示，相應的決策、內容、人事等就會改變。現實如此，一些讀書人就借勢取巧，主動邀請權力介入，給自己製造晉升的機會。比如，1952年，年輕的科學家何祚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長篇文章《蘇聯科學界批判量子力學中的唯心主義觀點》[29]，就是借蘇聯的例子，催促中國的政治新權力介入學術。得手後，他名利雙收，青雲直上。
b. 學術原則不彰
春秋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歐基督徒學者有一些類似。前者內心追隨不管事的周王和“禮、樂”製度，現實中尊重本國的王侯。後者崇拜神，尊重教廷。二者“心中的權威”和“現實中的權威”都是分開的。這也許就是為什麽春秋時還有百家爭鳴，還有史官誠實寫史，寧死不屈，像基督徒殉道士一樣勇敢。秦漢以後，社會結構變成金字塔型。每個人都有一個領導，除了皇帝。收入、權力、地位、和內心的忠誠，都指向領導、或領導的領導。中國人“心中的權威”與“現實中的權威”重合，都是王權。於是，沒有人再崇尚看不見、摸不著、也不會給自己帶來好處的思想或原則。學者們也是這樣，即使智商很高、留過洋、有過很好的成就，心裏也不存在高過權力的原則。
這樣的社會框架和人心狀態，使得不懂學術的權力常態化地幹預學術，而學術人也認同權力的幹預、沒有抵抗的能力或願望，造成沒有人堅守“真實、理性、誠實”等學術原則，當然科學在中國的發展與傳播就遇到困難。身處社會各個角落的中國人早就發現了這個問題，比如學生說，“賽先生進不來中國”；專家說，“國家決策缺乏科學精神”；海歸說，“中國在劣幣驅趕良幣”；教授說，“要當院士、就要先做院長或書記”；哲人說，“中國的學術界徹底官場化了”；等等。所有這些現象的本質都是一回事，就是中國社會和學術人，把人的權威看得高於原則，使得真實不能在學術界彰顯，好的科研不能脫穎而出，壞的科研不能被及時淘汰。比如屠呦呦的成就得到了諾貝爾獎，卻一直在國內被忽視。“層子理論”沒有實質內容，卻占據中國物理界幾十年。這樣的例子很多、很多。
中國人把權力當信仰、內心缺乏原則的特點，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可能大家都遇到過。比如，一位在國內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曾經問過我，“基督教新教裏，到底誰是權威？我應該聽誰的？”我說沒有統一的權威。他很驚訝，不敢相信，說，“那不就亂了嗎？”我說，“不會，就像世界物理學界裏也沒有統一的權威，不是也沒有亂？”他半信半疑。大多數中國人覺得，如果權力不是金字塔型，人們的信仰不再是皇帝或國家，天下就會大亂。即使上過大學，甚至就在學術界工作，大多數人也沒有意識到，學術界應該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威分離，學術原則高於人的權威。西方學術界這樣運行了近千年，支持了文明的大發展，也沒有“亂”，不是很好嗎！
注釋：
- 阿奎那，《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 First Part of the Second Part, Question 109. 1265-1274, Retrieved 26 August 2006.
- 《舊約 以賽亞書》1:18 (KJV) Come now, and let us reason together, says the Lord...
拉丁語經文Latin Vulgate: et venite et arguite me dicit Dominus…
拉丁字arguite: Latin, to prove, to argue, to allege - Edited by Ronald L. Numbers, “Galileo Goes to Jail and Other Myths about Science and Religion”, Academic Trade 2010, ISBN 9780674057418
- Galileo Galilei: Letter to the Grand Duchess Christina of Tuscany, 1615
- 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 1687年 This most beautiful system of the sun, planets, and comets, could only proceed from the counsel and dominion of an intelligent and powerful Being ... All variety of created objects which represent order and life in the universe could happen only by the willful reasoning of its original Creator, whom I call the 'Lord God'...
牛頓，Optics, or, a Treatise of the Reflections, Refractions, Inflexions and Colours of Light, 1704, London, " For it became him who created them to set them in order. And if he did so, it's unphilosophical to seek for any other origin of the world, or to pretend that it might arise out of a chaos by the mere laws of nature” - 《新約 羅馬書》5:2-5 “the hope of the glory of God…And hope does not disappoint us…”
- 新約 John 14:6 Jesus answered,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Part One Section One Chapter Three Verse 159: Faith and science: "Though faith is above reason, there can never be any real discrepancy between faith and reason. Since the same God who reveals mysteries and infuses faith has bestowed the light of reason on the human mind, God cannot deny himself, nor can truth ever contradict truth. Consequently, methodical research in all branches of knowledge, provided it is carried out in a truly scientific manner and does not override moral laws, can never conflict with the faith, because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and the things of faith derive from the same God. The humble and persevering investigator of the secrets of nature is being led, as it were, by the hand of God in spite of himself, for it is God, the conserver of all things, who made them what they are."
- http://www.vatican.va/archive/ccc_css/archive/catechism/p1s1c3a1.htm
- 盛文強，“洋人的膝蓋不會彎？”北京晚報 2018年05月18日
- Marx, Karl. "Division of Labour and Mechanical Workshop. Tool and Machinery".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61-63.
- 楊津濤，“教科書談中國古代科技發明，常回避一些東西 ” 2017，
- Francis Bacon, Novum Organum, 1620
- 《春秋公羊傳·閔公元年》
- 《左傳 狄人伐衛》
-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 《禮記 王製》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 《新約 哥林多前書》13:6 Love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 《詞源》：真理，佛教指宗教教義，卽所謂最純真的道理。後泛指最正確的道理。
- 《舊約 出埃及記》20:16 You shall not give false testimony against your neighbor.
- 新約Colossians 3:9 Do not lie to each other
- 新約 Ephesians 4:25 Therefore each of you must put off falsehood and speak truthfully to your neighbor, for we are all members of one body.
- 舊約 Deuteronomy 17:14-20
- 舊約 Deuteronomy 16:18
- 舊約 Deuteronomy 19:15-21
- 舊約 Deuteronomy 24:17-18
- 新約 Romans 13:1 (MSG) Be a good citizen….
- 葛能全：《錢三強年譜》，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第115—116頁
- 廖燕《二十七鬆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論》 “明太祖以製義取士，與秦焚書之術無異，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則一也”
- 關洪，“層子模型前後－關於聲稱以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物理學研究的案例分析”，中山大學物理係 http://www1.ihns.ac.cn/readers/0604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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