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穎一：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越少

錢學森問：為什麽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但是，恐怕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傑出人才是“培養”出來的嗎？也許不是。傑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種有利的環境中“冒”出來的。所以創造環境，或者說“培育”，遠比“培養”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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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錢穎一所著《大學的改革 · 學校篇》，中信出版社2016年9月。

 

 

在我批評中國教育之前，首先要肯定中國教育的成績。因為中國過去35年經濟高速增長，如果教育完全失敗，這是不可能的。不過，肯定成績是容易的，但是肯定到點子上並不容易。

我並沒有受過教育學係統訓練，所以不熟悉教育學的方法和分析框架。我是一名教育實踐者，所以我就從直觀的觀察開始。今天講對中國教育問題的三個觀察。

中國教育“均值”高，普及程度好

第一個觀察

我對中國教育的第一個觀察是，中國教育在大規模的基礎知識和技能傳授上很有效，使得中國學生在這方麵的平均水平比較高。

用統計學的語言，叫作“均值”（mean）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較高。我是指在同一年齡段、同一學習階段橫向比較而言，包括小學、中學和大學。這是中國教育的重要優勢，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一些發達國家都望塵莫及的。

這從“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中上海學生的表現——在三個科目（閱讀、數學、自然科學）中都名列前茅——可以窺見一斑。當然這並不代表中國的平均水平，但是在這個測評中，中國農民工子女比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子女，中國藝術院校學生的數學比美國學生平均水平，都要強。這都說明了問題。

我們是如何做到的呢？政府和民間對教育的投入，中國傳統文化對教育的重視，中國學生在學業上花的時間多，都是原因。經濟學家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基礎教育，通常的度量是教師是否準時上課，學生是否有課本等十分初級的要求。雖然中國的基礎教育還存在很多問題，但教師的敬業程度是令人欽佩的。即便是高等教育，在基礎知識和技能的傳授方麵，按平均水平來看，都是可圈可點的。

這種教育優勢對推動中國經濟在低收入發展階段的增長非常重要，因為它適合“模仿和改進”的“追趕”階段，特別是在與開放相結合的時候。在低收入發展階段，經濟增長主要是靠資本積累、勞動力投入，當然還必須有改革、開放。在遠離技術前沿的情況下，“模仿和改進”就可以實現“追趕”。

中國在這一階段做得極為出色，得益於改革，特別得益於開放。開放讓我們看到了先進，加上我們的畢業生基礎知識紮實，模仿能力強，掙錢動機更強，員工隊伍整齊，就有了很強的執行力，就追趕上來了。這在製造業、服務業中體現得非常明顯。借助先進的信息技術和管理流程，在超級市場的收銀、銀行的櫃台服務、醫院的掛號和收費、出入關的檢查等重複性、規律性的大規模操作業務上，中國服務人員的速度和精準程度，甚至超過發達國家。我們每個人對此都有體驗。

 

中國教育“方差”小，傑出人才少

第二個觀察

我的第二個觀察是，與“均值”高同時出現的另一個現象是“方差”（variance）小。“方差”也是統計學的概念。“均值”是衡量一個隨機變量的平均數，而”方差”則是衡量一個隨機變量偏離平均值的分散程度。簡單地說，“方差”小就是兩端的人少，出眾的人少，“傑出人才”少，“拔尖創新人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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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傑出人才和人口數目是不匹配的

我們都知道，傑出人才的出現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說“天賦”的分布在不同人種之間沒有太大差別的話，那麽出現傑出天賦的概率就應該與人口正相關。中國有13億多人口，但是至今沒有中國學者在中國大陸的研究獲得諾貝爾科學獎，這表明了一種問題。還有其他證據說明問題。

我們不用去同發達國家比，與印度的比較更有說服力，因為兩國的人口基數差不多，而且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國還低。印度教育的平均水平肯定不如中國，但是它在出現突出人物方麵比中國顯著。從我自己平常接觸到的例子看：在全球著名商學院中，如哈佛商學院、芝加哥商學院、康奈爾商學院、華盛頓大學商學院的現任院長都是印度裔；在全球著名大型跨國公司中，如微軟、百事、德意誌銀行、萬事達卡的現任CEO（首席執行官）也都是印度裔。但是目前還沒有中國人擔任這類商學院的院長和跨國公司的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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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 “培養”傑出人才的問題，而是 “扼殺”傑出人才的問題

我們不否認中國人才中缺乏創造力，缺乏領導力，缺乏影響力。錢學森問：為什麽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我的直覺是，恐怕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

傑出人才是“培養”出來的嗎？也許不是。傑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種有利的環境中“冒”出來的。所以創造環境，或者說“培育”，遠比“培養”更重要。

這裏有深層次的原因。我在2010年8月清華大學本科生開學典禮上和2011年2月黑龍江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上，都強調了中國學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維的問題。這是中國教育的問題。

 

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來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這樣，但是後天會把它們磨滅。完全有可能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變得越少。由此來看，正是我們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給“扼殺”了。再加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得不到培養，那學生怎麽可能有創造性呢？因此，不是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的問題，而是我們的學校“扼殺”潛在傑出人才的問題。

3

中國的發展必將受到“方差”小的嚴重影響

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殺，在個性發展受壓抑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就減少了。結論是，我們培養出來的人的“方差”小，不是因為中國人先天“方差”小，而是後天被人為地壓縮小的。

“方差”小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在不同發展階段是不同的。

在低收入階段，經濟發展主要靠模仿和改進，人才“方差”小無關大局，甚至還是長處，隻要“均值”不低。在高收入發展階段，位於技術前沿，經濟增長主要是，也隻能是，靠通過創新而取得的技術進步。

中國現在是一個中等收入的大國，處於兩者之間：一方麵，資本積累和勞動力投入相比發達經濟還有空間；但是另一方麵，相比低收入階段，這個空間就沒有那麽大了，因此僅僅靠資本積累和勞動力投入以及“模仿和改進”已經不夠了，更需要以創新驅動發展。此時，“方差”小的後果就嚴重了，因為這影響創新，特別是顛覆性創新。

這樣，我對中國教育問題的第一個和第二個觀察，即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點，既能解釋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經濟發展的成就，又能預示未來經濟發展新常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中國教育的首要問題是輕視素養

第三個觀察

如果說在知識和技能上是高“均值”、低“方差”的話，那麽我的第三個觀察是，在人的素養、價值等方麵，我們的問題就是低“均值”、高“方差”了。

低“均值”是指人們經常批評的人的素養的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養的“方差”大，也就是說，太差的人不在少數。這在反腐中暴露出來的案件規模和程度中可領略一二，它們多麽讓人觸目驚心，不可思議。這其中很多都是那些高智商、低人格的人做的。知識水平高，做人很差的，就是錢理群講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中國教育的問題，絕不僅僅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的問題，更嚴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沒有人格底線的人。

這就要來審視我們的“人才”觀了。正因為我們對培養不出“傑出人才”有緊迫感，所以就特別重視“才”。這種急功近利的結果是什麽呢？不但“傑出人才”的培養仍是問題，而且輕視對人的素養的培養造成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我們講人的素養，是一個真正的“人”所應具備的基本做人準則，是人格底線。愛因斯坦早就說過：“學校的目標始終應當是：青年人在離開學校時，是作為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作為一個專家。”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對她的長子威廉說，“你在成為王子之前，先要成為一個人”。他們講的都是先做人，再成才。

我在2014年清華經管學院本科生開學典禮致辭中的主題，就是“人”重於“才”，這是因為人不僅是工具，更是目的。因此在我看來，中國教育的首要問題，還不是如何培養“傑出人才”的問題，而是如何培養真正的“人”的問題。

 

以上是我對當前中國教育問題及這些問題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影響的三個觀察，可以用“均值”和“方差”來概括：

 

我們的優勢是基礎知識和技能的“均值”較高，這對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增長起了推動作用。

我們的劣勢是基礎知識特別是能力的“方差”太小，傑出人物太少。這就導致創新不足，對未來中國經濟以創新驅動發展非常不利。

教育除了為發展經濟服務的功利作用之外，對人的素養培養和人的價值塑造以及對文明社會建設更為重要，而人的素養的“均值”低卻“方差”大，是中國實現人的現代化的重要掣肘。

 

▲ 錢穎一院長在新書《大學的改革》裏對中西方教育及改革進行深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