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國經濟的明天
2017-03-13 錢穎一 中華讀書報
(2011年2月15日)
我講三個與教育有關的故事。第一個故事是關於中國和美國的。大家是否知道今年以來《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有關中美問題最熱門的文章是什麽？是一篇有關教育的文章，題為“中國母親為何更勝一籌”(Why Chinese Mothers Are Superior?）。作者是美籍華人、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蔡美兒（Amy Chua）。文章講述她如何用中國式教育方法在美國教育她的兩個女兒。她剛出版了一本《虎媽的戰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就在這篇文章的同一版上，是另一篇關於“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的評估結果報告。這個國際項目每三年對世界各地15歲的中學生就閱讀、數學和自然科學三個項目進行考試評估。在2010年的評估中，上海市的中學生在三項中均名列全球第一。而美國中學生呢？閱讀排第17名，數學排第31名，自然科學排第23名。可想而知，這兩篇文章放在一起給美國人帶來的衝擊，有點像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時的情形。
這篇文章和這本書迅速成為美國主流媒體最受關注和最具爭議的話題。“中國虎媽”立刻成為一個流行詞。其實她所講述的內容，都是我們中國家長教育子女的一般方法：要用功讀書，不要看電視，不要玩電腦遊戲，苦練鋼琴和小提琴，不要碰其他樂器，等等。但它們都與美國式的教育方式背道而馳。不過，她的大女兒獲得了在紐約卡耐基音樂廳演奏鋼琴的殊榮。這說明中國式教育在一些方麵確有長處。中國教育部長說中國教育不必“妄自菲薄”，也許其中有一些道理。
第二個故事是關於印度的。2009年印度最火爆的電影是《三傻大鬧寶萊塢》(Three Idiots）。這部電影打破了印度電影的票房紀錄。它是一部諷刺印度大學教育製度的喜劇片，講的是印度皇家工學院同寢室的三個大學同學，在以嚴格著稱的印度皇家工學院中，如何挑戰傳統的教學方法，與死記硬背的學習方式唱對台戲。印度的教育體製中存在類似於中國的填鴨式教育的問題。但是這部影片大肆抨擊這種教育體製，公開讚揚不循規蹈矩的學生，它既是娛樂片，又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我們不要小看印度的高等教育。去年有三所世界級的商學院院長更換。在前後三四個月的時間內，哈佛商學院、芝加哥商學院和位於法國的INSEAD（英士國際商學院，又譯歐洲工商管理學院），都通過全球遴選先後任命了新的院長。毋庸置疑，這三所都是世界頂級的商學院。有趣的是，這三所商學院新任命的院長全都是印度裔，而且都在印度讀完了本科。據說在哈佛商學院，最後三位院長候選人當中有兩位是印度裔。在哈佛商學院的近200名教授中，有二十多位印度裔教授。但隻有一位中國裔教授，還不是終身教授。所以在哈佛商學院，未來十年中都不大可能出中國裔院長。
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首任亞洲院長、印度出生的Nitin Nohria
第三個故事是關於猶太人的。猶太人在全世界隻有1000多萬人口，還沒有上海市的人口多。而猶太人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人數超過100人。猶太人不僅在科學上成就非凡，在創業上也非常突出。在美國NASDAQ（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中，除了美國以外上市最多的國家，就是以色列。
猶太文化與中國文化有兩點相似：一是注重家庭，二是注重教育。我們中國人對教育很重視，投入也很大。但是，我們的教育方法與同樣重視教育的猶太人有所不同。中國學生回到家裏，家長都問：“你今天學到了什麽新知識？”據說猶太學生回到家裏，家長卻問：“你今天問了什麽好問題？”前者的落腳點是“學知識”，而後者的側重點是“提問題”。如此不同。
這三個故事都是關於教育的，對我們應該有所啟發。我們的教育特點與我們目前的競爭優勢有直接關係。我們的學習能力強，對已有知識掌握快。不僅如此，我們還善於模仿並加以改進，而且有執行力。正因為如此，我們成為從開放中受益最大的國家：正是開放把新的知識傳播過來，而我們則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快的速度學會別人的發明和技術，再加上我們的改進，創造了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跡”。
但是，我們在某些方麵的優勢並不能抵消我們在另一些方麵的劣勢。我們的弱點也十分明顯。在我們的教育方法中，靠認真刻苦，靠時間投入，靠死記硬背，靠大量做題，靠反複練習，可以讓考試成績優異，讓鋼琴演奏熟練，讓生產成本降低，但這些都不能替代創新和創造。
我們承認我們仍然大而不強。強從哪裏來？從創造性中來。人的創造性，就與教育有直接關係。有人會說，創造性不是教出來的。也許是這樣，但是不應忘記，錯誤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卻可以扼殺或毀滅原始的創造性。我們一直認為到學校就是學知識，教育者的職責就是傳授知識。這種理念本身可能就是問題。
創造性從哪裏來？我認為有三個基本元素，那就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維。它們都不是“知識”本身，都是超越“知識”本身的。
首先是好奇心。幾年前，有幾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來到清華大學與學生座談。當問及什麽是科學家發明最重要的要素時，他們沒有選擇勤奮、努力、數學基礎，而是不約而同地說到了“好奇心”。正是牛頓對蘋果從樹上掉到地上感到好奇，才激發他後來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好奇心”是驅動人類發現和發明的原始動力。
其次是想象力。愛因斯坦說過，“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局限於我們已經知道和理解的，而想象力覆蓋整個世界，包括那些將會知道和理解的”。正是愛因斯坦本人的想象力，也正是喬布斯的想象力，不僅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也改變了我們的商業模式、我們的生活方式。
最後是批判性思維。批判性思維的英語是“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維就是善於對被廣泛接受的結論提出疑問和挑戰，而不是無條件地接受專家和權威的意見。同時，批判性思維又不是對一切命題都否定，而是用分析性、創造性、建設性的方式對疑問和挑戰提出新解釋，做出新判斷。據說去年有幾位來訪的美國大學校長與我國教育界高層領導會見，當被問及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大學中表現的優缺點時，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了“基礎知識紮實，但缺乏批判性思維”。
這三個元素是相互關聯的。好奇心是驅動力，推動我們去探尋；依靠想象力，我們拓展思維空間，使探尋超越現實的局限；而批判性思維讓我們挑戰已有的知識，永遠去尋找新的、更好的答案。
客觀地說，我們的傳統教育文化是考試文化。在這個文化中，這三條不僅是缺乏的，而且被視為有害。本來，人的本性中有這三方麵的潛能。但是，我們的教育文化把它們扼殺了。需要說明的是，這一問題與具體學科無關，無論是文科還是理科，無論是工科還是醫科，無論是理論還是應用，都是一樣的。
創新源於好奇心，創新源於想象力，創新源於批判性思維。如果一個人學會了人類的全部知識，但若沒有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維，他也隻能是一個有知識的人，而不可能是一個有創造力的人。同樣，如果一個國家，教育隻是致力於灌輸知識，而不注重培養能力，特別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維，那麽，這個國家可以在經濟發展的追趕階段表現出色，但很難獲得引領世界的地位。
最後，我要說的是：經濟的競爭最終是創新的競爭，創新的競爭最終是人才的競爭，而人才的競爭最終是教育的競爭。
中國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國經濟的明天。
(2015年5月22日)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我一直在大學學習和任教。我的學習經曆從清華大學開始，之後到美國留學。畢業後我在美國的大學執教，後來又回到清華大學。自2006年起，我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說到教育的問題，我想從多數人認可的教育觀念開始。中國的家長或教師，對子女或學生的要求，大致都認同如下教育觀念：子女或學生要學好知識，要學有用的知識，最終要成才。今天，我想對這個多數人讚同的、聽上去理所當然的教育觀念，提出一些不同的思考。
本文作者、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
教育觀念中包含了教育的三個基本問題，即“學什麽”，“怎樣學”，“為什麽學”，也就是關於教育的“What”、“How”、“Why”的三個問題。我對這三個基本問題的不同思考，要從下麵這三組詞說起，分別是：“有用”與“無用”、“學好”與“好學”、“人”與“才”。
這個命題並不是我最先想出來的。1939年，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首任院長弗萊克斯納（AbrahamFlexner）在《哈潑斯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就是“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即“‘無用’知識的有用性”（AbrahamFlexner, “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 ” Harper"s Magazine, October 1939）。在這篇文章中，弗萊克斯納對柯達公司創始人柯達先生認為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發明的無線電收音機是最有用的發明提出疑問，認為麥克斯韋（James Clark Maxwell）和赫茲（Heinrich Hertz）的理論貢獻更加有用。他寫道：雖然麥克斯韋在1873年發表的電磁理論完全是抽象的數學，赫茲在1887年對他做的電磁波實驗的實用價值也毫不關心，但是這些看上去“無用”的研究卻為後來有用的發明奠定了基礎，沒有他們的工作根本就不可能有後來馬可尼的發明。弗萊克斯納寫這篇文章是有原因的，因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使命，就是研究那些“無用”的知識。
舉一個經濟學的例子。我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導師馬斯金（Eric Maskin）教授因機製設計理論獲得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個理論的起源，是研究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在利用信息上的效率問題，是抽象的理論問題，當時完全看不出在市場經濟中的有用性。但是後來，機製設計理論被應用於市場中的拍賣問題，因為拍賣不僅應用於傳統的藝術品，也應用於諸如無線頻譜等產權的拍賣，所以它可以解決移動通信行業中非常實際的問題。
再舉一個工程中的例子。這是喬布斯十年前在斯坦福大學畢業典禮上自己講的故事。他在當年大學一年級輟學後並沒有離開學校，而是聽了一些自己感興趣的課，其中一門是美術字課。這在當時看來完全無用的課，在十年後他設計電腦上的可變字體時發揮了作用。喬布斯這樣說：“如果我當年沒有去上這門美術字課，蘋果電腦就不會發明這麽漂亮的字體；又由於微軟視窗是照抄蘋果的，所以很可能所有個人電腦上就都沒有這樣的字體了。”
喬布斯與蘋果產品
以上三個例子告訴我們，對知識有用性的認識不能過於短視。當然，短視在全球都是一個問題，不過在我們中國人中尤其突出。我們心目中的“有用”，往往是指立竿見影式的馬上有用。我把這種急功近利式的功利主義叫作“短期功利主義”。短期功利主義使得我們把知識的“有用性”局限在極其小的範圍內。
短期功利主義在教育中很嚴重。比如，大學中人文類的專業和課程不受青睞。又比如，學生在選課前總要先考慮這門課對找實習或找工作有什麽用。可是另一方麵，畢業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校友們，對他們在大學時期所上的課的評價，卻與在校生很不一樣：他們感到遺憾的是，當時學的所謂有用的課在後來變得如此無用；同時又後悔，當時沒有更多地去學那些看上去“無用”但日後很有用的課，比如一些人文、藝術、社會科學類的課。有趣的是，不少美國商界的成功人士，在大學本科讀的是“無用”的人文類專業，比如投資銀行高盛的CEO勞埃德·布蘭克費恩（ Lloyd Blankfein）在哈佛大學的本科專業是曆史，私募基金黑石的CEO蘇世民（Steve Schwarzman）在耶魯大學的本科專業是文化與行為，網上支付公司PayPal聯合創始人和前CEO、《從0到1》的作者彼得·蒂爾（Peter Thiel）在斯坦福大學的本科專業是哲學。
有許多原因，使得畢業時間較長的人對知識“有用”的看法會基於更加長遠的考量。首先，知識發展得快，過時得也快。許多在大學裏學的知識雖然一時有用，但是沒有多長時間就變得過時了；其次，多數人在一生中要更換多次工作和專業，他們後來從事的工作與他們早年在大學選擇的專業不一樣，甚至相距甚遠；再次，人們預測未來的能力很有限，隻有在事後才能看清。喬布斯這樣反思：“在我念大學時，是不可能把未來的很多點連接起來的。但是在十年之後，當我回頭看時，是如此的清晰可見。”英文原文為：“It was impossible to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when I was incollege. But it was very, very clear looking backwards ten years later.”
因此，所謂“無用”與“有用”之分，大多是短期與長期之別。在學什麽知識這個問題上，我們要著眼於長期，不要急功近利。我們要理解，一些看似短期“無用”的知識可能是長期非常有用的知識。要知道，大學教育不僅是為畢業後找工作，更是為一生做準備。
以上用長期觀點來理解知識的有用性，仍然是把知識作為實現某種目的，諸如工作成效的一種工具。知識除了工具價值之外，還有內在價值。知識的有用性，不僅體現在能夠提高工作成效（不管是短期還是長期）的工具性方麵，還體現在塑造人的價值、提高人的素養、提升人的品位等豐富人生的目的性方麵。這就與下麵要講的“育人”相關。
在中學階段，“好學生”就是“學得好的學生”，而學得好就是學習成績好、考試成績好。中國的應試教育，使得學生磨煉出一套怎樣學好的方法，可以概括為：文科靠死記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題。
進入大學後，“好學生”就不應該是這種類型的“學得好”的學生了，而應該是“好學”的學生。“學好”與“好學”有很大區別，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學的境界：“學好”是學習中被動地接受，而“好學”則是學習中主動地探索；“學好”是今天學習的一個結果，而“好學”則是今後學習的一種習慣；“學好”隻是對學習已有知識的一種度量，而“好學”則是對學習未來知識的一種態度；“學好”是為了掌握知識，而“好學”是為了探索問題；“學好”得到的是答案，而“好學”追求的是真理。“好學”遠比“學好”更重要。
“好學”是懂得怎樣學的一種能力。這種能力中有若幹要素，我特別要強調好奇、好問、好思這三點。
我把好奇放在首位。好奇是科技創新和人類文明進步的原始推動力。多年前，四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到清華理學院與學生座談。當被問及什麽是科學發明最重要的要素時，他們沒有選擇基礎紮實、數學好、勤奮、努力這些學生們提出來的選項，而是不約而同地說到了好奇心。連愛因斯坦這樣的天才都說：“我沒有特殊的才能，我隻是激情般地好奇。”英文原文為：“I have no special talents, I am only passionately curious.”
好奇是好學的第一要素，好學源於好奇。然而，我們發現，中國學生普遍缺乏好奇心。我進一步的猜測是，人生來都是有好奇心的，是後天的教育把原始的好奇心磨滅了。
好奇往往導致好問，而好問是質疑既有知識、探求未知的起點。但是，我們麵臨的情況是，學生不好問，也不會問。我們不僅不鼓勵學生質疑老師，還往往對那些喜歡質疑的學生產生負麵印象。我們的應試教育製度是不鼓勵提問的：獲得標準答案就能取得好成績，而提出問題不僅對獲得好成績沒有幫助，而且還有害，因為它讓你不相信標準答案。
中國學生回到家裏，家長會問：“你今天學到了什麽新知識？”據說，猶太學生回到家裏，家長問的是：“你今天提出了什麽好問題？”甚至還接著問，“你提出的問題有沒有老師回答不出來的？”以色列著名作家阿莫斯·奧茲（Amos Oz）說：“懷疑和爭辯是猶太文明的特征。這是一種懷疑和爭辯的文化，一種解釋、反解釋、重新解釋、反對性解釋的開放式自由問答遊戲。這是一種善辯的充滿爭論的文明。”全球猶太人總數隻有1000多萬，還沒有北京市人口多，而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猶太人以百計。這或許與他們的好問有關。
好思則是好學的核心。17世紀的數學家、哲學家笛卡爾——就是發明坐標係的那位法國人——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思故我在”，他把“思”作為人存在的根本價值。愛因斯坦把思考作為大學本科教育的根本，他說：“大學本科教育的價值，不在於了解多少事實，而是訓練大腦去思考。”英文原文為：“The value of a college education is not the learning of many factsbut the training of the mind to think.”
如何思考？不是人雲亦雲，而是獨立思考。隻有獨立思考，才會有創造性思考，才會有批判性思考，才會有“Think Different”，即不同的思考。彼得·蒂爾在《從0到1》這本書的一開頭，就舉出他在麵試候選人時經常提出的一個問題：“哪些重要的真理，是很少有人同意你的？”英文原文為：“What important truth do very few people agree with you on?”他的這個問題不好回答，因為絕大多數真理是大家都同意的，而要說明那些與“共識”相反的你的看法是真理，非獨立思考是不能回答的。
我希望在大學教育中能夠改變“好學生”的定義，並改變學習的方式。真正的好學生，是“好學”的學生，是具有強烈好奇心的、好問且能問出有意思問題的、還能夠獨立思考的學生。這種“好學”是一種可以伴隨學生一生的有關“怎樣學”的能力。
在中文裏，“人才”是一個詞，而且我們經常都把“人才”簡單地落腳為“才”。所謂“拔尖創新人才”、“傑出人才”，都是指“才”。但是，人才是由“人”與“才”兩個漢字組成的。“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person”或“human being”。“才”關注的是“三力”：創造力、分析力、領導力，而“人”有“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度量“才”的詞是成績、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詞則是自由、快樂、幸福。“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是因為學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
中華文化的傳統、中國教育的傳統，從來都是重視“人”的傳統。“四書”中《大學》開頭便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是幾乎每一個中國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話，講的是大學的目的是“育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中國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這是與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處。
梁啟超1914年到清華演講，題目是“論君子”，對應的英文是“gentlemen”。梁啟超以“君子”寄語清華學子，強調的是做人：清華學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後才是做才子。在演講中，他引用了《易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說明的是做君子的條件。他還引用王陽明的話：“治山中賊易，治心中賊難”，說明“做人”比“做事”更難。正是由於此篇演講，“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才成了清華大學的校訓。
但是，這個重“人”的傳統後來發生了變化，使得重“才”逐漸壓倒重“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落後於西方了，落後就要挨打。因為西方有槍炮，西方有科學技術，所以我們要科學救國、技術救國、實業救國。因此，教育就轉向科學知識、技術知識、專業知識的傳授，轉向對“才”的培養。不僅在中國，在所有落後國家實現追趕的過程中，都是一樣的。
不過，這種由“人”向“才”的轉向近年來在中國走向了極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經濟迅速崛起的同時，經濟增長似乎變成了唯一的價值和目標。即使當下討論的轉變發展方式和創新驅動，也仍然是把經濟發展作為目的。在這種思維中，“人”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人才”就成為加速經濟發展的動力，“育才”也隨之變成了教育的最終目的。
在經濟學中，人有兩個作用：一是作為勞動力，其中包括“才”的貢獻，在這個意義上，人是經濟活動的投入品，是工具；二是作為消費者，在這個意義上，人是經濟活動的目的。所以在經濟學中，人不僅是工具，也是目的。而在康德看來，人隻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康德的哲學使得“人是目的”這一價值更加清晰和突顯。無論如何，隻要人是目的，不僅是工具，在教育的目的中，“育人”就比“育才”更根本。
教育如何體現“育人”？在我看來，作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個方麵，所以，關於“人”的教育，應該包括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養成的教育和人生發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對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而言的。人類文明的進步從來都是科學進步與人文進步並舉的。如果說科學是為了做事，那麽人文是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科學告訴你什麽是真理，人文告訴你說真話的價值。
以人文為基礎的人格是做人的準則。人格養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礎，正直誠實是對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對人格的起碼要求就是人格底線。說話有底線，就是說話講真話；做事有底線，就是做事有原則；做人有底線，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線就是文明人的底線。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曾經批評我們的一些精英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批評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義者，而是那些學過很多知識、善於利用製度的缺陷和傳統的弊端，同時又沒有人格底線的利己主義者。
人生既有對人生發展的夢想，更有對人生意義的探索。蘇格拉底的這句名言：“未經反省的人生不值得過”英文原文為：“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應該成為每一個學生用以經常提醒自己和檢討自己的格言。大學是反省人生的開始，思考人生的起步。反省人生是發現自己、認識世界的過程。
在我們當前的教育中，相對而言，我們更缺乏對人文精神、人格養成、人生發展的教育。理解人文價值，堅守人格底線，反省人生意義，應該成為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的必修課。
這是我對學什麽、怎樣學、為什麽學這三個教育基本問題的回答，是我這些年來從教育改革實踐中悟出的教育理念。
學什麽、怎樣學、為什麽學，是從學生視角提出的問題。相對應的，從學校和教師視角提出的問題就是教什麽、怎樣教、為什麽教。過去這些年中，我們對清華經管學院各個教學項目，包括本科、博士、碩士、MBA、EMBA都進行了深入的改革。雖然各項目的學生群體不同，學習階段和學習目標不同，但是這些改革有一條一致的主線，就是把傳統的、以知識為核心的教育方式，改變為“三位一體”的教學方式，即價值塑造、能力培養、知識獲取。在這個“三位一體”之中，我們首先強調價值塑造，之後是能力培養，最後才是知識獲取，並且在實施中更加側重長期有用的，以及有助於“育人”的知識。這正是對應著上述教育理念的具體行動。
（本文摘自《大學的改革·學校篇》，錢穎一著，中信出版社 2016年9月第一版，定價：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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