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怎麽被捧紅的？
權力的油鍋熱騰騰
坊間流傳的曆史傳記，曾國藩是大熱的主題。這個來自於湖南鄉下 的大胡子老漢，似乎成了中國文化的代言人，他身上既有儒家士大夫的光明，又有官場不倒翁的《冰鑒》護體，還有組建創業團隊從0到1的光輝曆程，再加上毛澤 東、蔣介石兩位江湖大佬為他抬轎，曾國藩“內聖外王”，簡直成了360度無死角的偉人。
實際上，曾國藩熱並非從最近幾十年才出現，早在民國時期就曾刮起過一陣曾國藩旋風。這股旋風的背後波譎雲詭，牽扯到國民革命前後諸多的政治博弈。曾國藩生前是玩弄政治的高手，死後也要被卷進政治的漩渦。
曾 國藩一生最大的功績就是為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對曾國藩的評價也就與對太平天國的認識息息相關。當以革命的視角來看太平天國運動時，曾國藩就站在了革 命的對立麵，成為不折不扣的反動人物；當太平天國被當做動亂割據勢力時，曾國藩又站在了統一與再造的前線，成為維護國家穩固的柱石。
時間回到20世紀初，推翻滿清統治成為時人的共識。積極維護清朝統治的曾國藩自 然成了知識界口誅筆伐的對象，“清末人士，倡言革命，詈曾、左如盜賊，以神聖頌洪、楊”。1911年，滿清覆滅，革命誌士完成了推翻滿清統治的願望。新生 的國民黨政權身份從“造反”轉為”安邦“，對於統一的意識逐漸加深，曾國藩的形象也悄然發生改變。在國民黨政要的口中，曾國藩成為治軍、訓政的模範，以曾 國藩來寄托對於現實政治的期待。
有著濃厚士大夫情節的蔣介石對曾國藩一直比較推崇。1924年，蔣介石就將《曾 胡治兵語錄》一書作為黃埔軍校教材。在第四次圍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蔣介的戰術是步步為營、穩打穩紮，和曾國藩當年進攻太平天國所在的天京一樣。在此階 段，蔣介石對於曾國藩的推崇主要表現在軍事領域。
到了1934年，蔣介石有感於社會綱常倫理崩塌，國民素質有待提高，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希望借助儒家文化的“四維八德”進行社會價值與道德的重構。於是，曾國藩的形象又獲得了一次鳳凰涅槃式的轉變。
這 個轉變的關節依然與太平天國密切相關。太平天國運動混雜著中國傳統的農民起義、西方宗教革命兩種因素，天平天國既是對封建王朝統治的挑戰，又是對整個傳統 中國儒家意識形態的全盤否定。因此，在曾國藩著名的《討逆匪檄》中，就特別強調太平天國運動的宗教革命、文化革命意義，將鎮壓太平天國視為捍衛中國傳統綱 常倫理的生死之戰。
自唐虞三代以來，曆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曾國藩《討粵匪檄》
由此，曾國藩領導的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不僅具有王朝政權維護穩定反對格局的意義，還有中國文化抵抗外國文化入侵的意義。
蔣介石對於西方向來無甚好感，對於身邊一幫留美派人物也是貌合神離。作為一個深受傳統文化浸潤的人，他更願意像曾國藩一樣，重新以中國式價值觀來抗擊西方文化的入侵，用傳統的威權政治來對抗西方式的民主。簡而言之，他希望完成一場“曾國藩式”的中興。
從這個視角來看，曾國藩在傳統文化上的突出地位來自於太平天國的反作用力，那麽，在蔣介石時代，他麵對的反作用力是誰呢？
這 個“反作用力”自然也是推崇西方文化的人士。在黨內有以宋子文、宋美齡、孔祥熙為代表的親美派，當然這屬於黨內的糾葛，蔣介石對於親美派也多有倚重，尚且 不至於公開決裂。在國民黨外，蔣介石的矛頭所指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引的共產黨人士。在蔣介石看來，當時的共產黨人以來自域外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引，又建立了 地方政權，正與曾國藩時代的太平天國相似。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消除異族文化主導的割據勢力，與蔣介石希望達到的現實目標異曲同工。
蔣介石的心思很快就被文人墨客猜到，開始了一股“曾國藩熱”。他們大規模為曾國藩著書立說，曾國藩主題的書達到40多種之多，而這些書的傾向，多部分都為迎合蔣介石的心思，將曾國藩美化為“聖人”、“完人”、中華文化的“代言人”，挽救民族危亡的關鍵人。
1935 年，在國民黨官方勢力的暗中參與下，文化界掀起了中西文化大論戰，王新命、何炳鬆、陶希聖等十教授聯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從文化保守主義的 立場出發，重申中國文化的特殊性、持續性，而被全盤西化派譏諷為“中體西用”的翻版。而“中體西用”論，正是晚清時代曾國藩、張之洞等人主導的洋務運動的 立足點。
在國民黨係的知識分子眼中，隻有源自於中國傳統的“三民主義”才是符合 中國國情的理論，源自於西方的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有些人把話說得十分露骨，“曾國藩時代可以捧出孔子號召群倫，征討‘發逆’，我們要如法炮製，對 付共匪”。國民黨人為何祭出曾國藩大旗，在文化上抬高曾國藩的身價，其指向意義就再明顯不過了。
所以，民國時代一大波的研究著作在為曾國藩塑造“正統文化捍衛者”的形象，將曾國藩視為對抗太平天國宗教戰爭的英雄。
1936年，胡哲敷出版的《曾國藩》一書，在談到《討粵匪檄》時說道：“這是曾 氏與太平軍根本抵觸的所在，簡直可以說是一種宗教戰爭。所以他始終不懈，為的就是要保持名教，恐怕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這是曾氏 的心跡。”著名清史學家蕭一山在抗戰期間寫《曾國藩傳》時也說，“洪秀全雖不是純粹的宗教革命，而曾國藩卻是為宗教而戰爭，好像歐洲的十字軍。”
大家都知道，一個人要想出名，除了要有人捧之外，還要有人罵才好，越罵才會越火。民國時期，國民黨方麵樹立曾國藩的大旗來打擊共產黨，共產黨方麵自然要反唇相譏，給曾國藩熱潑點冷水。
共 產黨方麵的史學家範文瀾就操起筆杆子，針鋒相對與國民黨係史學家筆戰。1944年7月，激情澎湃地撰文《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稱曾國藩“是鴉片戰爭 後百年來，一切對外投降、對內屠殺的反革命的漢奸劊子手們的‘安內攘外’路線的第一個大師”，這個話明著是在罵曾國藩，但話外之意、弦外之音，明眼人一看 便知。這篇文章登在延安《解放日報》上，在新華書店推出單行本，再版不下十次，在當時影響力巨大。
於是，在國民政府時期，曾國藩赫然成了國共在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靶子，捧得越厲害，罵得也就越厲害；國共之間的鬥爭越激烈，曾國藩遭受的爭議也就越大。無論在朝在野，曾國藩都成了紅極一時的人物。
90年代以後曾國藩熱再次興起，這波浪潮中曾國藩的政治符號意義大為削弱，轉而被商界炒作成為“成功學”的典範，“從政要讀曾國藩，經商要讀胡雪岩”，從傳統曆史中尋找成功的經驗與典範，曾國藩是當仁不讓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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