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曆來重視“公道自在人心”，對於曆史人物的評判尤為審慎。“盡量不冤枉一個好人”，是我們文化傳統中重要的道德底線。近年來，關於南宋末期丞相陳宜中的研究日趨深入，越來越多學者開始從早期的貶斥與誤解中還原其本來麵目，給予更加客觀、理性的再認識。然而，已有研究在部分史實層麵仍存在偏差，亟需從史料出發進行進一步辨析與澄清。
徐洪迪先生在《異日北歸須記取——記宋末丞相陳宜中》一文中，對陳宜中一生的政治軌跡與抗元行為進行了係統梳理，然文中部分敘述尚存商榷之處，筆者試就其中若幹要點提出補正。
一、“調整政治立場”說法與史實不符
原文稱：“德祐元年（1275年）賈似道兵敗丁家洲後，陳宜中迅速調整政治立場，聯合謝太後彈劾賈似道，逐步掌握朝政實權。”
然而，據相關史料記載，在賈似道丁家洲戰敗前後，臨安政務已由陳宜中主理，其受命執政應係太皇太後與賈似道共同決策的結果，並非其“轉向”或“政治投機”的結果。此為體製內的政務更替，而非權力鬥爭中的個人操作。因此，將其解讀為“調整立場以自保”，於史無據，於理不通。
二、“由主戰轉向議和”的邏輯值得反思
文章又謂：“常州陷落後，陳宜中轉為主和，先後遣使議和未果。”
此說亦需商榷。常州(包括溧陽)失守後，元軍壓境，宋廷危在旦夕，陳宜中提出議和實為“緩兵之計”，旨在拖延敵軍進攻，為守軍撤退與南撤溫州爭取時間。這種“虛與委蛇、實拒於內”的策略，在中國曆史上屢見不鮮，亦不失為一時之智。
太皇太後遲遲不願離開臨安，以自身牽製元軍的推進速度，恰是高層已有共識：以假意議和爭取主動機動空間，“求和”本非屈降，而是戰略延宕。
三、“政治投機者”之標簽未免失之偏頗
《宋史》及部分現代著作曾以“優柔寡斷”“左右搖擺”評陳宜中，甚至冠以“政治投機者”之名。但若細觀其在南宋小朝廷中的角色，實則是協調矛盾、維係團結的重要樞紐人物。
流亡政權內，張世傑與文天祥矛盾日深。陳宜中采取分權策略：安撫張世傑，同時授權文天祥獨立開府組織抗元。這種處理方式背後體現的是儒家“不願兄弟相殘”的政治倫理，絕非趨利避害之投機行徑。
至於對陸秀夫的“召回”問題，亦非《宋史》所述之“張世傑一斥，陳即驚恐而改令”。史料表明，陸秀夫在遭貶於廣東”自我反省”達半年之久，直至井澳大戰時方重歸政壇，過程合於時局，並非權勢鬥爭之結果。
四、撤退海外戰略實為遠慮深思
井澳大戰後, (崖山海戰前)，南宋已山河殘破、兵力凋零。陳宜中提出轉進占城、重整旗鼓的設想，雖最終未果，但其思路切合當時實際情勢，後為王曾瑜等學者所肯定。
此舉意在保存殘餘國力，以圖再起，確較“背水一戰”更具可持續性。張世傑與陸秀夫雖堅持死戰，終使政權分裂、全軍覆沒，其悲壯固然可敬，但從戰略層麵看，陳宜中的判斷更具現實主義眼光。
五、“未歸參戰”之說實不足據
有觀點稱：“陳宜中試圖自占城返國參戰，因元軍封鎖未果。”
這一說法源於《文獻通考》、福建地方誌及《陳宜中傳補遺》。但據《心史》與《漳浦積美趙氏譜序》所載，陳宜中確曾率部自占城返國，經粵東沿海，意圖參與崖山之戰。惟戰事提前爆發，宋軍已全軍覆沒，陳未能趕上戰場。其後他仍協助搜救宋軍，並與趙若和（閩衝王趙若和）等人會合，繼續組織沿海抗元。
歸仁港出土之“景炎三年”銅權等實物佐證亦印證其當時尚活躍於南方抗元前線。故所謂“苟且偷生”“未歸戰陣”之說，實與史實相悖。
(據鄭思肖《心史》與趙家堡《趙氏族譜序》所載，陳宜中於宋末奉命出使占城後，確曾率部返國，並試圖參與崖山海戰。相關記載明確指出其未能參戰的原因並非個人逃避，而係因戰事提前爆發，軍情突變所致。此說已為當代多數南宋研究學者所采信，並得到包括《文獻通考》等史籍的佐證，構成對《宋史》中“未歸”說法的重要修正。)
結語：重評陳宜中，應以史實為基礎
陳宜中的一生，雖不是陸秀夫般以死殉國，卻以其堅韌、務實、溫和、周旋於裂變政局之間的風格，在極端困境中維係了南宋政權最後的秩序。他既非苟安之徒，亦非偏執之士，而是以現實主義姿態在萬難中謀求延續抗元希望的政治家。
今日，溫州學界率先推動其正麵形象的重建; 浙江大學亦已舉行相關學術研討,
且大多學者肯定陳宜中的堅韌和貢獻。筆者呼籲，應盡快在全國範圍內組織專題會議，係統梳理陳宜中的曆史軌跡與戰略抉擇，基於可靠史料與多元視角，給予其曆史地位更為公允、客觀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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