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華僑參加抗日戰爭的影響
【作者】張世均.
【刊名】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3年01期
【機構】重慶教育學院曆史係 重慶 400067.?
【關鍵詞】菲律賓華僑. 抗日戰爭. 影響.?
【中圖分類號】K341.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5—9245(2003)0l—0108—05
【摘要】菲律賓華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積極參加中國和菲律賓的抗日戰爭,在中國和菲律賓的曆史上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菲律賓華僑加強了團結與合作,增強了凝聚力,增進了兩國人民的友誼,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提高了社會地位,推動了菲律賓人民反法西斯運動的開展,促進了戰後菲律賓華僑經濟實力的增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菲律賓華僑積極支援祖國人民抗擊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奮起保衛第二故鄉——菲律賓，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中國和菲律賓的曆史上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一、加強了團結與合作，增強了華僑之間的凝聚力
??? 由於曆史原因，菲律賓的僑界存在著地域幫派觀念，行動不一致，因而影響了菲律賓華僑的團結，分散了華僑的鬥爭力量。隨著菲律賓華僑抗日救亡運動的展開，在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目標下，菲律賓華僑中加強團結的願望日益強烈。
???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在菲律賓的首都馬尼拉，成立了以李清泉為主席的“菲律賓援助抗敵委員會”，團結了菲律賓各華僑團體，全菲律賓華僑有了一個統一的組織，在此基礎上結成了菲律賓華僑的統一戰線，菲律賓華僑加強了團結和聯係，在奮起保衛第二故鄉——菲律賓的戰鬥中，菲律賓華僑抗日隊伍也實現了進一步的團結和合作。在菲律賓抗日戰爭期間，“華僑抗日支隊”和“華僑抗日反奸大同盟”(簡稱:“抗反”)相互支援，協同作戰，體現了菲律賓華僑團結抗日的合作精神。“華僑抗日反奸大同盟”是在戰前的“菲律賓華僑各勞工團體聯合會”(簡稱“勞聯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主要活動中心在馬尼拉，其下有“工抗”、“青抗”、“婦抗”、“店抗”等抗日組織。此外，在怡郎、宿務等地展開抗日地下活動，散發地下刊物—《華僑導報》，宣傳華僑的抗日事跡，並配合“華僑抗日支隊”的馬尼拉大隊進行鋤奸、募捐財物、藥品等活動。1944年夏天，“華僑抗日反奸大同盟”聯合“華僑抗日支隊”在馬尼拉展開了以“反對勞役、爭取米糧”為鬥爭內容的群眾示威[1](P.595)，打擊了日本法西斯搶奪糧食的計劃。
??? 在菲律賓的抗日隊伍中，除了“華僑抗日支隊”外，還有一支比較特殊的華僑抗日隊伍，總稱為“四抗”，即由四支屬於國民黨係統領導和指揮的地下抗日隊伍。一是“菲律賓民主戰地血幹團”，由一部分從戰前回國從軍的青年發起並組織;二是“菲律賓華僑義勇軍”，是由國民黨馬尼拉總部人士所組織，在布拉幹一帶有一支遊擊隊從事抗日鬥爭;三是“戰時華僑青年特別工作總隊”，以三民主主義青年團為基本隊員;四是“迫擊399團”，原來是“菲律賓民主戰地血幹團”的一個大隊，後來脫離該組織而單獨活動，同“華僑抗日支隊”密切合作，團長和一部分成員參加“華僑抗日支隊”作戰，在戰鬥中英勇犧牲[2] (P.81)。這一切，對於促進菲律賓華僑的團結和合作起了積極的作用，增強了菲律賓華僑的凝聚力。
二、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提高了社會地位
??? 1935年12月，中國共產黨倡導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得到了菲律賓華僑的積極響應。《八一宣言》傳播到菲律賓馬尼拉，“大得僑眾擁護”。馬尼拉中華商會、怡郎中華商會、宿務中華商會等華僑團體都通電主張停止內戰，不分黨派團結抗日。1936年2月，菲律賓華僑工人召開代表大會，會議認為:“要挽救中國危機，必須建立民族革命戰爭的聯合戰線，不但一切工人都要加入這條戰線，所有工商學界亦應該熱烈的踏進這一戰線。”菲律賓致公堂的華僑也發表譴責國民政府“爭權奪利，備內戰則不惜黷武窮兵，失地失城，遇外寇則徒知俯首降敵……革命黨之精神節烈，蕩然無存”[3](P.30)。為了進一步促使國民黨政府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組織全國軍民一致抗日，菲律賓華僑還多次致電國民黨的一些重要會議，懇切地陳述自己的抗日主張。1936年7月10日至14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召開，菲律賓華僑馬尼拉中華商會等十多個華僑團體向會議致電指出:“國事艱難，外侮急迫……國人希望於諸公者，惟有排除成見，開誠相見，本精誠團結之初衷，定抗日救亡之方策。”[4](P.433)菲律賓華僑積極響應和擁護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有力地聲援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成為推動國共合作的一股強大的海外潮流。菲律賓華僑廣泛宣傳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使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產生了重大的國際影響，得到了更多國際友人的支持和讚同。抗日戰爭時期，華僑為推動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主要形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立下了汗馬功勞，獲得了中國和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高度讚揚，華僑被譽為“中國抗戰四大支柱之一”。
??? 菲律賓華僑的募捐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直到1942年菲律賓淪陷才結束。募捐采取了多種形式，有常月捐、特別捐、獻金、義賣等形式，他們提出的口號是“逃避義捐，非我族類，捐而不力，不算愛國”。”[5](P.128)菲島僑胞對祖國經濟之援助，盡過最大的力量，他們的捐款是長期性質的，各機關社團學校工廠商店的職員都樂意拿出20%的薪金貢獻給國家。雖然後來由於生活費用高漲，減為10%，但整個捐款之數量有增無減，因為募款方法雖沒有限製，但並不是沒有組織。例如一般資本家的捐款，較過去就又增加了一倍。[6]1937年到1940年2月，菲律賓華僑匯回國內的捐款可購買飛機50架，接近抗戰時期華僑獻機總數的1/4。菲律賓華僑爭先恐後的獻機活動，得到了國民政府的嘉獎。菲律賓華僑秦望山、葉鬆生等人在四川省的長壽縣創辦了電化廠，用電解方法生產電石等產品，支援祖國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華僑為祖國抗戰捐款獻物，是祖國長期抗戰的重要物資補充，部分地奠定了祖國抗戰勝利的物質基礎，也為國內受難同胞帶來了溫飽，為前線抗日將士增添了抗日力量，受到了各階層民眾的讚揚，提高了他們的社會影響。
???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節節勝利，菲律賓“華僑抗日支隊”為迎接英美盟軍反攻菲律賓，又在中呂宋地區成立了新的抗日隊伍。1944年12月，“華僑抗日支隊”有力地配合了英美盟軍在菲律賓的反攻。1945年初，“華僑抗日支隊”配合盟軍作戰時，勇敢地衝進集中營，解救被囚禁的2100名美國僑民，美軍司令部讚揚“華支”“實屬偉舉”。“華支”還為美軍充當反攻的先頭部隊，最先攻入馬尼拉市區，美軍軍官荷爾曼感謝“華支”“給美軍甚大的幫助”，說“華支”“表現了全菲律賓華僑的抗日民族精神”。史迪威也讚揚說:“你們華僑健兒的英勇戰績，已經傳遍了美國。”[3](P.30)這是對“華僑抗日支隊”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貢獻的中肯評價。菲律賓華僑奮起保衛第二故鄉的英勇事跡以及積極配合英美盟軍反攻菲律賓的行動贏得了英美盟軍和菲律賓人民的尊敬和稱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菲律賓人民還為“華僑抗日支隊”建立了紀念碑，以紀念他們抗日殺敵的豐功偉績[8]。
三、喚醒了菲律賓民眾的覺悟，推動了菲律賓人民反法西斯運動的開展
??? 在30年代中期，菲律賓國人的主要目光注視著反美獨立問題，對國內法西斯的威脅卻缺乏認識。菲律賓的法西斯組織—長槍黨氣焰十分囂張，其頭目索裏亞諾為西班牙法西斯賣力有功，獲得了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獎賞的一枚勳章。菲律賓的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也募捐資助西班牙法西斯匪徒[1](P.553)。日本法西斯加緊了在菲律賓的擴張和滲透。在日本政府的鼓勵下，三井、三菱、住友等財團相繼投資菲律賓的木材和采礦業，日菲貿易又迅速發展起來。1934年，日本取代美國成為菲律賓棉紡織品的最大進口國，迫使美國政府和日本政府達成平分菲律賓市場的協議。菲律賓的一部分大資產階級也樂意和日本合作，他們不僅企圖通過和日本合作向美國施加壓力，希望從美國獲得新的經濟讓步，而且可以廣開財路，為日本公司效力直接獲取利益。日本法西斯在菲律賓建立了“國際文化關係協會”、“黑龍會”等法西斯機構和組織，對菲律賓人民進行欺騙宣傳，並向菲律賓知識分子提供免費旅日，因而部分菲律賓人幻想依靠日本的幫助獲得國家的獨立。1937年2月，菲律賓自治政府的總統奎鬆在訪問日本時受到了一個主權國家總統的禮遇，他立即公開聲明:日本沒有構成對菲律賓的威脅。1938年6月29日至7月10日，奎鬆出訪日本期間，多次表示願意和日本建立良好的關係，為加強日本和菲律賓的友好關係而盡力[9](P.216)。1938年11月17日，奎鬆再次表示“假如菲律賓人和日本人發生麻煩，那是自己的過錯”，“假如我們很好地對待他們，我不相信日本會進攻菲律賓”〔[10]( P.136)。這一切說明，教育和動員民眾，組織民主力量，建立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已經刻不容緩了。
??? 1937年，“七·七”事變後，菲律賓華僑利用劇團、報刊等各種形式宣傳抗日，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種種侵略罪行，歌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英雄事跡，介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成就，激發了菲律賓人民的反日情緒，促進了菲律賓人民的覺醒和民主進步力量的團結，推動了菲律賓人民反法西斯運動的發展。1938年，菲律賓人民警告政府，菲律賓南部的達沃實際上已經成了菲律賓的“滿洲”[11](PP.86-87)。10月，菲律賓共產黨在舉行的第三次黨代會上明確指出:日本法西斯是當前菲律賓的主要敵人，號召組織一個統一戰線來反對國內外的法西斯主義。大會要求取締菲律賓國內的法西斯組織—長槍黨和在菲律賓的日本法西斯第五縱隊[l](P.556)。從此，菲律賓人民的反法西斯運動在華僑抗日鬥爭的影響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四、密切了中國與菲律賓的關係，增進了兩國人民的友誼
???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菲律賓華僑組織華僑青年回國從軍，組織了“菲律賓華僑救國義勇隊”，這些華僑回到祖國與祖國人民並肩戰鬥，共同抗擊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菲律賓華僑戰地服務團”22人在火線搶救傷員，犧牲20人。“菲律賓華僑回國隨軍團服務團”團長沈爾七，1938年初率團回國參加了新四軍，他經受了戰火考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被評為“模範軍人”，成長為優秀的軍政幹部，三次奉命回到菲律賓組織華僑青年回國參戰。1941年在廣東東江縱隊與敵人的一次血戰中壯烈犧牲，實踐了他“為祖國甘願獻身”的豪邁誓言。1937年“七·七事變”後，黃登保毅然從菲律賓回到延安，成為八路軍總部炮兵團的一名排長。1941年，身為連長的黃登保率先進駐南泥灣，開展“大生產運動”，獲得“生產模範”的稱號。在八路軍開展的大練兵運動中，獲得“賀龍炮手”的光榮稱號。後來，黃登保在延安炮兵學校擔任隊長，從事人民炮兵的軍事教育工作，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炮兵射擊和指揮人才，被人們譽為“華僑炮兵”[12](P.80)。無數菲律賓華僑拋棄了優越的生活條件，離開了父母，告別了妻兒，回到祖國的抗日戰場，殺敵報國，甚至血灑抗日疆場，為祖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 1942年5月，菲律賓全境淪陷後，四支屬國民黨係統的抗日隊伍，深入菲律賓各地，從事抗日、鋤奸、募捐等活動，到處打擊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菲律賓民主戰地血幹團”的抗日隊伍，就是由一部分從中國抗日前線回到菲律賓的青年所發起的組織。“迫擊399團”原係“菲律賓民主戰地血幹團”的一支隊伍，獨立組建遊擊隊後，實行與“華僑抗日支隊”密切合作的政策。這些菲律賓華僑把在中國抗日戰爭中學習到的抗日鬥爭經驗運用於菲律賓的抗日鬥爭中，為爭取菲律賓的民族解放鬥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這些事實密切了菲律賓華僑與祖國人民、中國與菲律賓之間的關係，增進了中國人民與菲律賓人民的友誼，豐富了源遠流長的中國和菲律賓交往曆史的新內容。
五、促進了戰後菲律賓華僑經濟實力的增長
??? 菲律賓華僑在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艱苦鬥爭中，吃苦耐勞、團結合作、頑強拚搏、勇於向上、不怕犧牲的優秀品質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和升華。戰後，菲律賓華僑把這些優秀品質用於經濟建設中，促進了菲律賓華僑經濟的增長。
??? 戰後初期，菲律賓華僑占外僑總數的90%以上。根據1948年菲律賓官方的調查，菲律賓華僑為12.1萬人，到1955年估計約為30萬人，占菲律賓總人口的1.4%[13](P.75)。華僑大多數經營零售商業，在日常生活中與菲律賓民眾接觸較多。由於華僑特別能夠吃苦耐勞，而且經營有方，菲律賓華僑戰後在經濟上取得了較大的成就，經濟實力有較大的增長。據一些學者的考察和研究，推測在菲律賓實行“經濟菲律賓化”之前，華僑和華人掌握了菲律賓零售商業的70%到97%[13](P.75)。盡管這些數字和依據並不一定可靠，但它說明戰後初期華僑和菲律賓籍華人資本在零售商業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是毫無疑問的。米麥業曆來為菲律賓華僑所經營，每當收獲季節，華僑不辭辛勞，深入山區鄉村收購糧食，然後碾出米麥，售予批發商人和零售商人。在馬尼拉和其它糧食生產地或糧食集散地區的糧食批發業務，基本上由華僑經營，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菲律賓政府中的一些狹隘民族主義者大肆製造輿論，說華僑社會控製米麥業80%的購銷[1](P.720)。由於華僑在戰後的辛勤勞動，菲律賓華僑在50年代中期，每人年平均收入約1700比索，超出了菲律賓人的平均生活水平[14]，菲律賓華僑的經濟實力在戰後初期進一步增強，生活水平得到了進一步提高。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菲律賓一些政治家利用戰後菲律賓華僑經濟實力的增長對華僑經濟進行限製，把菲律賓經濟發展受到挫折的原因歸咎於菲律賓華僑，借攻擊華僑來轉移菲律賓公眾對經濟根本問題的注意。1954年，菲律賓政府實行零售業菲律賓化的政策，規定隻有原來的零售商可以繼續營業，新開辦的必須有菲律賓人75%以上的資本才能開業，其打擊的對象就是菲律賓華僑的經濟實力。戰後，盡管菲律賓國會年年都在討論經濟菲律賓化提案，但並沒有給經營零售業的華僑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1960年8月l日，菲律賓加西亞政府又實行米麥業菲律賓化，規定:如果不是菲律賓公民，或資本不完全是菲律賓公民所有的股份公司，不得直接或間接經營米麥業;違背者，判處5～10年徒刑，罰款5000～10000比索;刑滿後，將被遣送出境[15]。但是，米麥業菲律賓化法案的實施並沒有改變菲律賓糧食缺乏的狀況。由於華僑資本大量撤出米麥業，菲律賓商人雖然有菲律賓政府的貸款支持，卻無力迅速接替該行業，造成運轉不靈，米價騰貴，廣大民眾叫苦連天，對政府失去信心，結果成為了加西亞總統在1 961年大選中失敗的重要原因。在大選中獲得勝利的馬卡帕加爾總統也不得不宣布，執政的自由黨將不歧視和排斥外僑，說外僑是構成菲律賓的一分子，歡迎他們參與菲律賓的經濟建設[16]。菲律賓政府的兩次經濟菲律賓化政策的實施結果正說明了戰後華僑經濟實力的增長，成為了戰後菲律賓政府不得不重視的力量。
總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菲律賓華僑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在中國和菲律賓的曆史上都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是中國和菲律賓現代史上的一個重要的篇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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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麵對菲化新高潮的華僑社會[J].南洋文摘，1961，(6).
The Roles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Philippines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Zhang Shijun
[Abstract]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roles of the patricipa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Philippines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believes that their participation had a great and far deep influenc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Philippine .
[Key? Words]overseas chinese in Philippine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Japan influences.
[收稿日期]2002-04-10
[作者簡介]張世均,男,重慶教育學院史地係副教授,主要從事世界現代史和現代國際關係史研究.
【作者】張世均.
【刊名】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3年01期
【機構】重慶教育學院曆史係 重慶 400067.?
【關鍵詞】菲律賓華僑. 抗日戰爭. 影響.?
【中圖分類號】K341.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5—9245(2003)0l—0108—05
【摘要】菲律賓華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積極參加中國和菲律賓的抗日戰爭,在中國和菲律賓的曆史上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菲律賓華僑加強了團結與合作,增強了凝聚力,增進了兩國人民的友誼,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提高了社會地位,推動了菲律賓人民反法西斯運動的開展,促進了戰後菲律賓華僑經濟實力的增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菲律賓華僑積極支援祖國人民抗擊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奮起保衛第二故鄉——菲律賓，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中國和菲律賓的曆史上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一、加強了團結與合作，增強了華僑之間的凝聚力
??? 由於曆史原因，菲律賓的僑界存在著地域幫派觀念，行動不一致，因而影響了菲律賓華僑的團結，分散了華僑的鬥爭力量。隨著菲律賓華僑抗日救亡運動的展開，在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目標下，菲律賓華僑中加強團結的願望日益強烈。
???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在菲律賓的首都馬尼拉，成立了以李清泉為主席的“菲律賓援助抗敵委員會”，團結了菲律賓各華僑團體，全菲律賓華僑有了一個統一的組織，在此基礎上結成了菲律賓華僑的統一戰線，菲律賓華僑加強了團結和聯係，在奮起保衛第二故鄉——菲律賓的戰鬥中，菲律賓華僑抗日隊伍也實現了進一步的團結和合作。在菲律賓抗日戰爭期間，“華僑抗日支隊”和“華僑抗日反奸大同盟”(簡稱:“抗反”)相互支援，協同作戰，體現了菲律賓華僑團結抗日的合作精神。“華僑抗日反奸大同盟”是在戰前的“菲律賓華僑各勞工團體聯合會”(簡稱“勞聯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主要活動中心在馬尼拉，其下有“工抗”、“青抗”、“婦抗”、“店抗”等抗日組織。此外，在怡郎、宿務等地展開抗日地下活動，散發地下刊物—《華僑導報》，宣傳華僑的抗日事跡，並配合“華僑抗日支隊”的馬尼拉大隊進行鋤奸、募捐財物、藥品等活動。1944年夏天，“華僑抗日反奸大同盟”聯合“華僑抗日支隊”在馬尼拉展開了以“反對勞役、爭取米糧”為鬥爭內容的群眾示威[1](P.595)，打擊了日本法西斯搶奪糧食的計劃。
??? 在菲律賓的抗日隊伍中，除了“華僑抗日支隊”外，還有一支比較特殊的華僑抗日隊伍，總稱為“四抗”，即由四支屬於國民黨係統領導和指揮的地下抗日隊伍。一是“菲律賓民主戰地血幹團”，由一部分從戰前回國從軍的青年發起並組織;二是“菲律賓華僑義勇軍”，是由國民黨馬尼拉總部人士所組織，在布拉幹一帶有一支遊擊隊從事抗日鬥爭;三是“戰時華僑青年特別工作總隊”，以三民主主義青年團為基本隊員;四是“迫擊399團”，原來是“菲律賓民主戰地血幹團”的一個大隊，後來脫離該組織而單獨活動，同“華僑抗日支隊”密切合作，團長和一部分成員參加“華僑抗日支隊”作戰，在戰鬥中英勇犧牲[2] (P.81)。這一切，對於促進菲律賓華僑的團結和合作起了積極的作用，增強了菲律賓華僑的凝聚力。
二、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提高了社會地位
??? 1935年12月，中國共產黨倡導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得到了菲律賓華僑的積極響應。《八一宣言》傳播到菲律賓馬尼拉，“大得僑眾擁護”。馬尼拉中華商會、怡郎中華商會、宿務中華商會等華僑團體都通電主張停止內戰，不分黨派團結抗日。1936年2月，菲律賓華僑工人召開代表大會，會議認為:“要挽救中國危機，必須建立民族革命戰爭的聯合戰線，不但一切工人都要加入這條戰線，所有工商學界亦應該熱烈的踏進這一戰線。”菲律賓致公堂的華僑也發表譴責國民政府“爭權奪利，備內戰則不惜黷武窮兵，失地失城，遇外寇則徒知俯首降敵……革命黨之精神節烈，蕩然無存”[3](P.30)。為了進一步促使國民黨政府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組織全國軍民一致抗日，菲律賓華僑還多次致電國民黨的一些重要會議，懇切地陳述自己的抗日主張。1936年7月10日至14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召開，菲律賓華僑馬尼拉中華商會等十多個華僑團體向會議致電指出:“國事艱難，外侮急迫……國人希望於諸公者，惟有排除成見，開誠相見，本精誠團結之初衷，定抗日救亡之方策。”[4](P.433)菲律賓華僑積極響應和擁護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有力地聲援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成為推動國共合作的一股強大的海外潮流。菲律賓華僑廣泛宣傳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使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產生了重大的國際影響，得到了更多國際友人的支持和讚同。抗日戰爭時期，華僑為推動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主要形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立下了汗馬功勞，獲得了中國和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高度讚揚，華僑被譽為“中國抗戰四大支柱之一”。
??? 菲律賓華僑的募捐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直到1942年菲律賓淪陷才結束。募捐采取了多種形式，有常月捐、特別捐、獻金、義賣等形式，他們提出的口號是“逃避義捐，非我族類，捐而不力，不算愛國”。”[5](P.128)菲島僑胞對祖國經濟之援助，盡過最大的力量，他們的捐款是長期性質的，各機關社團學校工廠商店的職員都樂意拿出20%的薪金貢獻給國家。雖然後來由於生活費用高漲，減為10%，但整個捐款之數量有增無減，因為募款方法雖沒有限製，但並不是沒有組織。例如一般資本家的捐款，較過去就又增加了一倍。[6]1937年到1940年2月，菲律賓華僑匯回國內的捐款可購買飛機50架，接近抗戰時期華僑獻機總數的1/4。菲律賓華僑爭先恐後的獻機活動，得到了國民政府的嘉獎。菲律賓華僑秦望山、葉鬆生等人在四川省的長壽縣創辦了電化廠，用電解方法生產電石等產品，支援祖國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華僑為祖國抗戰捐款獻物，是祖國長期抗戰的重要物資補充，部分地奠定了祖國抗戰勝利的物質基礎，也為國內受難同胞帶來了溫飽，為前線抗日將士增添了抗日力量，受到了各階層民眾的讚揚，提高了他們的社會影響。
???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節節勝利，菲律賓“華僑抗日支隊”為迎接英美盟軍反攻菲律賓，又在中呂宋地區成立了新的抗日隊伍。1944年12月，“華僑抗日支隊”有力地配合了英美盟軍在菲律賓的反攻。1945年初，“華僑抗日支隊”配合盟軍作戰時，勇敢地衝進集中營，解救被囚禁的2100名美國僑民，美軍司令部讚揚“華支”“實屬偉舉”。“華支”還為美軍充當反攻的先頭部隊，最先攻入馬尼拉市區，美軍軍官荷爾曼感謝“華支”“給美軍甚大的幫助”，說“華支”“表現了全菲律賓華僑的抗日民族精神”。史迪威也讚揚說:“你們華僑健兒的英勇戰績，已經傳遍了美國。”[3](P.30)這是對“華僑抗日支隊”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貢獻的中肯評價。菲律賓華僑奮起保衛第二故鄉的英勇事跡以及積極配合英美盟軍反攻菲律賓的行動贏得了英美盟軍和菲律賓人民的尊敬和稱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菲律賓人民還為“華僑抗日支隊”建立了紀念碑，以紀念他們抗日殺敵的豐功偉績[8]。
三、喚醒了菲律賓民眾的覺悟，推動了菲律賓人民反法西斯運動的開展
??? 在30年代中期，菲律賓國人的主要目光注視著反美獨立問題，對國內法西斯的威脅卻缺乏認識。菲律賓的法西斯組織—長槍黨氣焰十分囂張，其頭目索裏亞諾為西班牙法西斯賣力有功，獲得了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獎賞的一枚勳章。菲律賓的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也募捐資助西班牙法西斯匪徒[1](P.553)。日本法西斯加緊了在菲律賓的擴張和滲透。在日本政府的鼓勵下，三井、三菱、住友等財團相繼投資菲律賓的木材和采礦業，日菲貿易又迅速發展起來。1934年，日本取代美國成為菲律賓棉紡織品的最大進口國，迫使美國政府和日本政府達成平分菲律賓市場的協議。菲律賓的一部分大資產階級也樂意和日本合作，他們不僅企圖通過和日本合作向美國施加壓力，希望從美國獲得新的經濟讓步，而且可以廣開財路，為日本公司效力直接獲取利益。日本法西斯在菲律賓建立了“國際文化關係協會”、“黑龍會”等法西斯機構和組織，對菲律賓人民進行欺騙宣傳，並向菲律賓知識分子提供免費旅日，因而部分菲律賓人幻想依靠日本的幫助獲得國家的獨立。1937年2月，菲律賓自治政府的總統奎鬆在訪問日本時受到了一個主權國家總統的禮遇，他立即公開聲明:日本沒有構成對菲律賓的威脅。1938年6月29日至7月10日，奎鬆出訪日本期間，多次表示願意和日本建立良好的關係，為加強日本和菲律賓的友好關係而盡力[9](P.216)。1938年11月17日，奎鬆再次表示“假如菲律賓人和日本人發生麻煩，那是自己的過錯”，“假如我們很好地對待他們，我不相信日本會進攻菲律賓”〔[10]( P.136)。這一切說明，教育和動員民眾，組織民主力量，建立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已經刻不容緩了。
??? 1937年，“七·七”事變後，菲律賓華僑利用劇團、報刊等各種形式宣傳抗日，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種種侵略罪行，歌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英雄事跡，介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成就，激發了菲律賓人民的反日情緒，促進了菲律賓人民的覺醒和民主進步力量的團結，推動了菲律賓人民反法西斯運動的發展。1938年，菲律賓人民警告政府，菲律賓南部的達沃實際上已經成了菲律賓的“滿洲”[11](PP.86-87)。10月，菲律賓共產黨在舉行的第三次黨代會上明確指出:日本法西斯是當前菲律賓的主要敵人，號召組織一個統一戰線來反對國內外的法西斯主義。大會要求取締菲律賓國內的法西斯組織—長槍黨和在菲律賓的日本法西斯第五縱隊[l](P.556)。從此，菲律賓人民的反法西斯運動在華僑抗日鬥爭的影響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四、密切了中國與菲律賓的關係，增進了兩國人民的友誼
???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菲律賓華僑組織華僑青年回國從軍，組織了“菲律賓華僑救國義勇隊”，這些華僑回到祖國與祖國人民並肩戰鬥，共同抗擊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菲律賓華僑戰地服務團”22人在火線搶救傷員，犧牲20人。“菲律賓華僑回國隨軍團服務團”團長沈爾七，1938年初率團回國參加了新四軍，他經受了戰火考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被評為“模範軍人”，成長為優秀的軍政幹部，三次奉命回到菲律賓組織華僑青年回國參戰。1941年在廣東東江縱隊與敵人的一次血戰中壯烈犧牲，實踐了他“為祖國甘願獻身”的豪邁誓言。1937年“七·七事變”後，黃登保毅然從菲律賓回到延安，成為八路軍總部炮兵團的一名排長。1941年，身為連長的黃登保率先進駐南泥灣，開展“大生產運動”，獲得“生產模範”的稱號。在八路軍開展的大練兵運動中，獲得“賀龍炮手”的光榮稱號。後來，黃登保在延安炮兵學校擔任隊長，從事人民炮兵的軍事教育工作，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炮兵射擊和指揮人才，被人們譽為“華僑炮兵”[12](P.80)。無數菲律賓華僑拋棄了優越的生活條件，離開了父母，告別了妻兒，回到祖國的抗日戰場，殺敵報國，甚至血灑抗日疆場，為祖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 1942年5月，菲律賓全境淪陷後，四支屬國民黨係統的抗日隊伍，深入菲律賓各地，從事抗日、鋤奸、募捐等活動，到處打擊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菲律賓民主戰地血幹團”的抗日隊伍，就是由一部分從中國抗日前線回到菲律賓的青年所發起的組織。“迫擊399團”原係“菲律賓民主戰地血幹團”的一支隊伍，獨立組建遊擊隊後，實行與“華僑抗日支隊”密切合作的政策。這些菲律賓華僑把在中國抗日戰爭中學習到的抗日鬥爭經驗運用於菲律賓的抗日鬥爭中，為爭取菲律賓的民族解放鬥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這些事實密切了菲律賓華僑與祖國人民、中國與菲律賓之間的關係，增進了中國人民與菲律賓人民的友誼，豐富了源遠流長的中國和菲律賓交往曆史的新內容。
五、促進了戰後菲律賓華僑經濟實力的增長
??? 菲律賓華僑在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艱苦鬥爭中，吃苦耐勞、團結合作、頑強拚搏、勇於向上、不怕犧牲的優秀品質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和升華。戰後，菲律賓華僑把這些優秀品質用於經濟建設中，促進了菲律賓華僑經濟的增長。
??? 戰後初期，菲律賓華僑占外僑總數的90%以上。根據1948年菲律賓官方的調查，菲律賓華僑為12.1萬人，到1955年估計約為30萬人，占菲律賓總人口的1.4%[13](P.75)。華僑大多數經營零售商業，在日常生活中與菲律賓民眾接觸較多。由於華僑特別能夠吃苦耐勞，而且經營有方，菲律賓華僑戰後在經濟上取得了較大的成就，經濟實力有較大的增長。據一些學者的考察和研究，推測在菲律賓實行“經濟菲律賓化”之前，華僑和華人掌握了菲律賓零售商業的70%到97%[13](P.75)。盡管這些數字和依據並不一定可靠，但它說明戰後初期華僑和菲律賓籍華人資本在零售商業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是毫無疑問的。米麥業曆來為菲律賓華僑所經營，每當收獲季節，華僑不辭辛勞，深入山區鄉村收購糧食，然後碾出米麥，售予批發商人和零售商人。在馬尼拉和其它糧食生產地或糧食集散地區的糧食批發業務，基本上由華僑經營，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菲律賓政府中的一些狹隘民族主義者大肆製造輿論，說華僑社會控製米麥業80%的購銷[1](P.720)。由於華僑在戰後的辛勤勞動，菲律賓華僑在50年代中期，每人年平均收入約1700比索，超出了菲律賓人的平均生活水平[14]，菲律賓華僑的經濟實力在戰後初期進一步增強，生活水平得到了進一步提高。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菲律賓一些政治家利用戰後菲律賓華僑經濟實力的增長對華僑經濟進行限製，把菲律賓經濟發展受到挫折的原因歸咎於菲律賓華僑，借攻擊華僑來轉移菲律賓公眾對經濟根本問題的注意。1954年，菲律賓政府實行零售業菲律賓化的政策，規定隻有原來的零售商可以繼續營業，新開辦的必須有菲律賓人75%以上的資本才能開業，其打擊的對象就是菲律賓華僑的經濟實力。戰後，盡管菲律賓國會年年都在討論經濟菲律賓化提案，但並沒有給經營零售業的華僑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1960年8月l日，菲律賓加西亞政府又實行米麥業菲律賓化，規定:如果不是菲律賓公民，或資本不完全是菲律賓公民所有的股份公司，不得直接或間接經營米麥業;違背者，判處5～10年徒刑，罰款5000～10000比索;刑滿後，將被遣送出境[15]。但是，米麥業菲律賓化法案的實施並沒有改變菲律賓糧食缺乏的狀況。由於華僑資本大量撤出米麥業，菲律賓商人雖然有菲律賓政府的貸款支持，卻無力迅速接替該行業，造成運轉不靈，米價騰貴，廣大民眾叫苦連天，對政府失去信心，結果成為了加西亞總統在1 961年大選中失敗的重要原因。在大選中獲得勝利的馬卡帕加爾總統也不得不宣布，執政的自由黨將不歧視和排斥外僑，說外僑是構成菲律賓的一分子，歡迎他們參與菲律賓的經濟建設[16]。菲律賓政府的兩次經濟菲律賓化政策的實施結果正說明了戰後華僑經濟實力的增長，成為了戰後菲律賓政府不得不重視的力量。
總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菲律賓華僑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在中國和菲律賓的曆史上都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是中國和菲律賓現代史上的一個重要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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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s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Philippines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Zhang Shijun
[Abstract]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roles of the patricipa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Philippines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believes that their participation had a great and far deep influenc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Philippine .
[Key? Words]overseas chinese in Philippine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Japan influences.
[收稿日期]2002-04-10
[作者簡介]張世均,男,重慶教育學院史地係副教授,主要從事世界現代史和現代國際關係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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