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1933年江西蘇區政府的通令反映：“江西全省動員到前方配合紅軍作戰的赤衛軍模範營、模範少隊在幾天內開小差已達全數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過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僅是隊員，尤其是主要的領導幹部也同樣逃跑，如勝利、博生之送去一團十二個連， 而逃跑了十一個團營連長，帶去少隊拐公家夥食逃跑。
永豐的營長政委也跑了，興國的連長跑了幾個，特別是那些司務長拐帶公家的夥食大批的逃跑。”
（《江西革命曆史文件匯集（1933-1934年）》，中央檔案館、江西省檔案館編印，1992，第107頁）
1934年“（於都）大部分模範赤少隊逃跑上山，羅凹區十分之八隊員逃跑上山，羅江區有300餘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區亦發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親朋家中”、“（新陂區密坑鄉）精壯男子完全跑光了”
（《於都發生大批隊員逃跑》，《青年實話》第111期，1934年9月20日）
而據李一氓回憶，“四十歲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陸續地跑出蘇區，到國民黨區投靠親友。有時搞到一點什麽東西，也偷著回來一兩次接濟家裏。因為他在家裏實在是難以活下去。……這種逃跑現象各縣都有，特別是那些偏僻的山區裏麵，跑起來人不知鬼不覺。”
（《李一氓回憶錄》，人民出版社，2001，第156頁）
而且逃跑的規模越來越大，“十餘天來，各區群眾向白區逃跑現象日益發展，從一鄉一區蔓延到很多區鄉，從數十一批增加到幾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從夜晚‘偷走’變而為明刀明槍的打出去，殺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秘書走。”
（《關於資城事變問題省委對資溪縣委的指示信》，石叟檔案008222/3745/0247）
到後來甚至有的人發展到裝病、自殘自殺以逃避兵役的地步，“有一個農民，怕當紅軍，故意將自己的生殖器弄壞，或者幹脆投塘跳河自傷自殺了”
（1934年9月21日《紅色中華》第236期，第6版，轉引自王連花《動員與反動員：中央蘇區“擴紅”運動》）。
可見人們對當紅軍的恐懼已經到了何種地步。
對於蘇區群眾從積極參軍到逃跑甚至自殘的這種在轉變，曾經在興國負責擴紅的劉守仁回憶說：“擴紅初期人們自願報名參軍，然後是要動員報名參軍，最後被強製報名參軍；而有的人則躲起來或幹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殺，有的人被擴進了紅軍，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槍斃，也仍有人開小差。”
（劉守仁口述，田惠整理：《興國“擴紅”》，《黨史縱橫》2006年第6期）
打發財人的結果，是越打越窮。最後打到自己身上。
中共偽政權是到一個地方，糟蹋一個地方，糟蹋完了，再換一個地方繼續。
延安之所以中共偽政權呆的下去？ 是因為西安事變讓國共合作，毛澤東拿到了國民政府給的糧餉，還有蘇聯給的美元支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