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美國人——或者就此而言，地球上很少有人——能夠記得海洋自由受到質疑的時代。但在人類曆史的大部分時間裏，並沒有這樣的保證。海盜、掠奪性國家和大國艦隊為所欲為。當前的現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使得商業運輸成為可能，其處理的全球貿易量占全球貿易量的 80% 以上——石油和天然氣、穀物和原礦石、各種製成品。因為在我們有生之年，海洋自由似乎是一種默認條件，所以很容易將其（如果我們真的考慮過的話）視為類似於地球自轉或重力：就像事物本來的樣子一樣，而不是作為需要維護和執行的人造構造。
但是，如果不再假設船舶安全通行怎麽辦？如果海洋不再自由怎麽辦？
時不時地，美國人會突然想起他們的生活方式、生計甚至生命是多麽依賴於世界各地不間斷的船舶航行。2021年，集裝箱船“長賜號”擱淺，堵塞了蘇伊士運河，迫使穿梭於亞洲和歐洲之間的船隻改道繞過非洲，延誤了通行時間並推高了成本。幾個月後，主要由於冠狀病毒大流行造成的幹擾，100 多艘集裝箱船堆積在加州長灘和洛杉磯港口外，導致全國供應鏈陷入混亂。
這些活動雖然代價高昂，但都是暫時的。然而，想象一下更持久的崩潰。受到羞辱的俄羅斯可以宣布北冰洋的一大部分為自己的領海，扭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來支持其主張。然後，俄羅斯將允許其盟友進入這條路線，同時拒絕那些敢於反對其意願的國家。自 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就沒有建造過北極級水麵戰艦的美國海軍和任何其他北約國家目前都沒有能力抵製這種策略。
或者，第一個采取行動的可能是習近平，他試圖奪取台灣，並使用中國的反艦彈道導彈和其他武器來遏製西方海軍，從而鞏固自己的國內地位。勇敢的中國可能會尋求鞏固其對東海大部分地區和整個南海的領海主張。它可能會對過境該地區的散貨船征收高額關稅和轉讓費。地方官員可能會索要賄賂以加快他們的通行速度。
一旦一個國家決定以這種方式采取行動，其他國家就會效仿，聲稱擁有自己的擴大領海，並從流經這些水域的商業中攫取盡可能多的資源。這種相互競爭的主張拚湊而成的邊緣和縫隙將為盜版和無法無天的行為提供機會。
今天的大型集裝箱船和油輪將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小、更快的貨船，這些貨船能夠運送稀有和有價值的貨物，繞過海盜和腐敗官員。推動許多旅遊經濟的遊輪業務將在潛在的劫持麵前動搖。單一的此類事件可能會在整個行業造成一連串的失敗。曾經繁忙的海上航線將失去交通。由於缺乏活動和維護，巴拿馬運河和蘇伊士運河等通道可能會淤塞。直布羅陀海峽、霍爾木茲海峽、馬六甲海峽和巽他海峽等天然咽喉要道可能會恢複其作為掠食者避難所的曆史角色。現在我們周圍的自由海洋，就像我們呼吸的空氣一樣重要，將不複存在。
如果海洋貿易下降，市場就會向內轉向，或許會引發第二次大蕭條。各國將隻能依靠自己的自然資源，或者可以從近鄰那裏購買或奪取的自然資源來生活。70年來，世界海洋一直被認為是全球公域，但現在卻變成了無人區。這就是我們不假思索地造成的情況。
隨處可見，海上力量在美國人的生活中顯現出來，但並未得到承認。當我開車經過沃爾瑪、BJ's 批發俱樂部、Lowe's 或家得寶時，我腦海中會看到集裝箱船將產品從可以低價批量生產的地方運到可以銷售的市場以更高的價格提供給消費者。我們的經濟和安全依賴於海洋——這一事實是如此基本，以至於它應該成為我們對待世界的核心。
現在是美國再次像海權國家一樣思考和行動的時候了。正如海軍曆史學家安德魯·蘭伯特（Andrew Lambert）所解釋的那樣，海權國家明白其財富及其力量主要來自海上貿易，並利用海權工具來促進和保護其利益。海權國家盡可能避免直接參與無論大小的陸地戰爭。曆史上隻有少數幾個真正的海上強國——特別是英國、荷蘭共和國、威尼斯和迦太基。
我在印第安納州的一個奶牛場長大，在海軍現役 26 年，部署在中東和南斯拉夫的海上和空中支援作戰行動。我在幾所大學攻讀研究生，並擔任五角大樓高級官員的戰略家和顧問。然而，就興趣和觀點而言，我始終是一個中西部之子。在我的著作中，我試圖強調海上力量的重要性以及我們經濟對海洋的依賴。
盡管我有經驗，但我始終無法說服我的母親。她在我家鄉的沃爾瑪度過了她工作生涯的最後幾年，先是在收銀台工作，然後在會計部門工作。母親看到這個消息後，對這個世界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我們關係很親密，經常說話。她很高興我在海軍服役，但這並不是因為她認為我的工作對她自己的生活至關重要。“如果你喜歡沃爾瑪，”我經常告訴她，“那麽你應該喜歡美國海軍。正是海軍使沃爾瑪成為可能。” 但對她來說，作為一名母親，我的海軍服役主要意味著，與隨陸軍或海軍陸戰隊部署到伊拉克或阿富汗的朋友和表兄弟不同，我可能不會遭到槍擊。她的觀點與戰略家賽斯·克羅普西（Seth Cropsey）所說的“海盲”現象是一致的。
今天，我們很難理解二戰後所發生的轉變的規模和速度。這場戰爭摧毀了世界上所有反對“mare liberum”（即“自由海洋”）概念的國家，或者使它們陷入貧困。荷蘭哲學家雨果·格勞秀斯 (Hugo Grotius) 於 1609 年首次提出了這一概念。美國和英國是“自由海洋”的兩個傳統支持者。自由海洋不僅取得了勝利，而且還取得了壓倒性的海軍優勢。他們的海軍加起來比世界上所有其他海軍的總和還要大。自由的海洋不再是一個想法。現在這已成為現實。
在這種安全的環境下，貿易蓬勃發展。全球化經濟使得人們能夠更容易、更便宜地獲得食品、能源、勞動力和各種商品，經通貨膨脹調整後，經濟從 1940 年的近 8 萬億美元增長到 75 年後的超過 100 萬億美元。隨著繁榮，其他方麵的進步也隨之而來。大約在同一時期，從戰爭至今，世界上每天生活費不足 1.90 美元的極端貧困人口比例從 60% 以上下降到 10% 左右。全球識字率翻了一番，達到 85% 以上。1950 年全球預期壽命為 46 歲。到2019年，已經上升到73歲。
所有這一切都取決於海洋自由，而海洋自由又取決於以美國為首的相信這種自由的國家所掌握的海上力量。
但這個項目的成功現在威脅到了它的未來。海盲症已成為一種流行病。
美國不再像以前那樣投資於海上力量工具。美國商業造船業在 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將其全球市場份額流失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以及戰後重建工業能力的國家。1981 年羅納德·裏根 (Ronald Reagan) 總統上任後，美國造船業的下滑加速。出於對自由市場原則的認可，政府開始削減支持該行業的政府補貼。這是一個選擇；事情可能會走向相反的方向。美國的飛機製造商以國家安全為由，成功地遊說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繼續甚至增加了對其行業的補貼，並得到了補貼。
在供應鏈的關鍵環節上依賴其他國家絕不會給一個國家帶來好處。但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情況。1977年，美國造船商生產了超過100萬總噸的商船。到 2005 年，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 30 萬。如今，根據 1920 年《瓊斯法案》的規定，大多數在美國建造的商船都是為海事管理局等政府客戶或需要使用懸掛美國國旗的船隻在美國港口之間運輸貨物的私人實體建造的。
美國海軍也一直在萎縮。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海軍報廢了許多艦艇，並將更多艦艇編入預備役“後備”艦隊。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裏，現役海軍艦隊的數量徘徊在1000艘左右。但從 1969 年開始，總數開始下降。到1971年，船隊數量已減少到750艘。十年後，這個數字下降到了 521 艘。裏根在 1980 年競選時承諾將海軍重建為 600 艘艦艇，在他的海軍部長約翰·雷曼 (John Lehman) 的幹練領導下，裏根幾乎實現了這一目標。在裏根執政的八年裏，海軍艦隊的規模攀升至 590 多艘。
然後冷戰結束了。喬治·H·W·布什和比爾·克林頓總統的政府削減了軍隊、船隻、飛機和岸基基礎設施。奧巴馬執政期間，海軍戰鬥力最低點為271艘。與此同時，中國和俄羅斯都以不同的方式開始製定挑戰美國領導的全球公海自由貿易體製的體係。
俄羅斯開始投資高度先進的核動力潛艇，目的是能夠破壞歐洲和北美北約國家之間的海洋聯係。中國一度享有兩位數的GDP增長，擴大了其商業和海軍造船能力。中國將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的規模擴大了兩倍，並投資了遠程傳感器和導彈，使其能夠攔截距其海岸1000多英裏的商船和軍艦。俄羅斯和中國還試圖將領土主張擴展到國際水域，目的是控製其海岸附近和其認為的勢力範圍內的航運自由通行。簡而言之：獨裁國家正試圖關閉全球公域。
如今，美國在財政上受到債務的限製，在心理上也因最近的軍事衝突而承受沉重負擔——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陸上行動主要是由遠離本土的大型常備軍進行的——這些衝突變成了代價高昂的泥潭。我們不能再同時成為大陸強國和海洋強國。但我們仍然可以施加影響，同時避免卷入其他國家的事務。我們的戰略未來在海上。
美國人過去就知道這一點。美國一開始就有目的地成為一個海上強國：憲法明確指示國會“提供和維持一支海軍”。相比之下，憲法的同一篇文章指示立法機關“籌集和支持軍隊”，但規定對軍隊的撥款“任期不得超過兩年”。開國元勳們厭惡龐大的常備軍。
喬治·華盛頓推動通過了 1794 年《海軍法案》，為海軍最初的六艘護衛艦提供資金。（其中之一是著名的美國憲法號“老鐵甲”號，至今仍在服役。）華盛頓在對美國人民的最後一次講話中提倡海軍主義外交政策，警告不要與美國“依戀和糾纏”。外國勢力可能會將這個年輕的國家拖入歐洲大陸戰爭。相反，他建議的戰略是保護美國在公海的貿易，並通過臨時協議而不是永久聯盟來促進美國的利益。這種以海上力量應對世界的方式成為美國早期外交政策的必要條件。
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發生了變化。美國全神貫注於局部衝突和征服非洲大陸。它轉向內部，成為一個大陸強國。但到了19世紀末，那個時代已經結束了。
1890年，美國海軍上尉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向外看》的文章。馬漢認為，隨著邊境的關閉，美國實質上已經成為一個跨洋向東、向西看的島國。因此，國家的精力應該集中在外部：海洋、海上貿易以及在世界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最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不是靠子彈或魚雷，而是靠美國的海上工業基礎。
馬漢試圖結束美國工業長期存在的保護主義政策，因為它們已經足夠強大，可以在全球市場上競爭。除此之外，馬漢還尋求建立一支規模更大的商船隊，將貨物從美國工廠運往外國，並尋求一支規模更大的海軍來保護商船隊。馬漢用幾千字提出了一個連貫的戰略論點，即美國應該再次成為真正的海上強國。
馬漢的願景具有深遠的影響。西奧多·羅斯福和亨利·卡伯特·洛奇等政治家主張建立更大的商船隊和海軍艦隊（以及穿越中美洲的運河）。馬漢、羅斯福和洛奇相信海權是國家實力的催化劑，他們希望美國成為20世紀的卓越國家。海軍的迅速擴張，特別是戰列艦和巡洋艦的擴張，與其他全球大國的艦隊規模的增長同步。英國、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的領導人也讀過馬漢的著作，他們希望保護進入其海外帝國的商業準入。由此產生的海上軍備競賽破壞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年的力量平衡。
這裏並不是講述美國海軍能力發展的每一個發展，更不用說其他國家的海軍能力的發展了。可以說，到 20 世紀 30 年代，新技術正在改變海洋。飛機、航空母艦、兩棲攻擊艦、潛艇都被發展成為更有效的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海洋再次成為戰場。戰鬥以馬漢本人從未想象過的方式進行，艦隊與他們甚至看不到的船隻對峙，互相發射一波又一波的飛機。最終，戰爭的勝利不是靠子彈或魚雷，而是靠美國的海上工業基地。美國在戰爭開始時擁有 790 艘艦艇；戰爭結束時，人數已超過 6,700 人。
戰後，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在公海上挑戰美國的商業艦隊或海軍艦隊。它的優勢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幾十年來，沒有人試圖與之匹敵。美國與盟友合作，創建了一個基於自由和不受阻礙的貿易的國際體係。這是馬漢主義時代的頂峰。
曆史上第一次，人們假設開放出海通道，因此人們自然很少考慮它的重要性和挑戰。
新的海權戰略不僅僅涉及向海軍增加艦艇。新戰略必須從經濟入手。
40 年來，我們目睹國內工業和藍領工作崗位離開該國。現在，我們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場新的大國競爭，主要是與崛起的中國競爭，但也與衰落且不穩定的俄羅斯競爭。我們需要重工業才能取得勝利。美國不能簡單地依賴其他國家（甚至是友好國家）的製造基地來滿足其國家安全需求。
1993 年，國防部副部長威廉·佩裏 (William Perry) 邀請主要國防承包商的高管在華盛頓參加晚宴——這頓飯後來進入了國家安全傳說作為“最後的晚餐”。佩裏詳細闡述了國防開支的預計削減。他的信息很明確：如果美國國防工業基礎要生存，就需要合並。不久之後，諾斯羅普公司收購了格魯曼公司，成立了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洛克希德公司和馬丁·瑪麗埃塔成為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幾年後，波音公司與麥道公司合並，而麥道公司本身就是之前合並的產物。在造船商中，通過其子公司電船製造潛艇的通用動力公司收購了海軍造船廠巴斯鋼鐵廠和國家鋼鐵造船公司。
這些合並保留了國防工業，但付出了代價：我們整體工業能力的急劇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擁有超過 50 個長度超過 150 米的船塢（船舶組裝的重工業場所），每個船塢都能夠建造商船和海軍戰艦。如今，美國擁有 23 個雕刻碼頭，其中隻有十幾個獲得了在海軍艦艇上工作的認證。
美國需要實施滿足其國家安全需求的海權產業政策：建設鋼鐵廠和微芯片鑄造廠，開發高超音速滑翔體和自主無人水下航行器。我們需要利用有針對性的稅法、《國防生產法》，甚至可能是類似於最近的《芯片法案》的“船舶法案”來培育新的初創企業，該法案旨在複興至關重要的半導體行業。
我們還需要告訴我們曾經鼓勵合並的公司，現在是他們剝離關鍵工業子公司的時候了，以鼓勵競爭和恢複力——我們需要獎勵他們的堅持。例如，2011年，航空航天巨頭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剝離了其造船業務，在弗吉尼亞州紐波特紐斯和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成立了亨廷頓英格爾斯公司。增加更多此類衍生企業不僅會增加國家的工業深度，還會鼓勵重工業零部件供應商的發展，這些公司已經經曆了三十年的整合或消亡。
尤其是造船業，可以增加就業機會。造船廠每創造一個就業崗位，下遊供應商平均就會創造五個就業崗位——采礦、製造和能源領域的高薪藍領工作崗位。
停靠在美國港口的民用商船、集裝箱船、礦砂船和超級油輪大多是在海外建造並懸掛外國國旗的。我們忽視了建造商船的能力和建造海軍艦艇的能力之間的聯係——這也是後者的成本是 1989 年的兩倍的原因。我們自己旗幟下缺乏民用船隻使我們變得脆弱。今天，我們記得最近洛杉磯和長灘港的集裝箱船積壓情況，但明天，如果中國禁止其大型船隊訪問美國港口，我們可能會麵臨根本沒有集裝箱船抵達的衝擊。今天，我們很自豪能夠向歐洲的盟友運送液化天然氣，但明天我們可能無法向我們的朋友出口這些能源，因為我們不擁有運輸液化天然氣的船隻。
為了重振我們的商船建造基礎，我們需要提供與歐洲和亞洲造船廠同等的政府補貼。自20世紀20年代商業航空公司成立以來，補貼就一直流向商業航空；如果沒有美國政府的大力支持，埃隆·馬斯克 (Elon Musk) 的 SpaceX 不會取得目前的成功。造船業同樣重要。
再工業化，特別是恢複商船建造能力和出口導向型工業，將支持一支技術更先進的新海軍的出現。通過增加競爭、擴大下遊供應商的數量以及招募新的造船廠工人，可以降低海軍艦艇的建造成本。
傳統上，無論美國貿易走到哪裏，旗幟都會跟隨——通常是海軍的形式。但新海軍一定不能像老海軍那樣。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就犯了戰略錯誤。隨著競爭對手開發針對我們的航空母艦和其他大型水麵艦艇的艦艇和導彈，我們應該加大對配備最新遠程機動高超音速導彈的先進潛艇的投資。我們應該追求一個我們的潛艇無法被發現、我們的高超音速導彈無法被擊敗的未來。
然而，海軍不僅僅是一支戰時部隊。它在和平時期的使命在各軍種中是獨一無二的：展示旗幟並通過持續可靠的前沿存在捍衛美國的利益。指揮官們已經確定了世界上 18 個需要美國艦艇近乎持續部署的海域，以展示我們的決心。冷戰期間，海軍每天都有大約 150 艘艦艇在海上航行。隨著艦隊規模下降（目前為 293 艘），海軍甚至很難讓 100 艘艦艇始終保持在海上。該軍種的海軍上將最近提出了擁有 75 艘艦艇的目標在任何特定時刻都具有“任務能力”。目前，該艦隊約有20艘艦艇正在接受訓練，隻有約40艘艦艇在地區作戰指揮官的指揮下積極部署。這在北冰洋和黑海等重要地區造成了真空，我們的敵人一直渴望填補這些真空。
海軍作戰部長最近呼籲組建一支由約 500 艘艦艇組成的艦隊。他很快指出，這將包括約 50 艘新型導彈護衛艦（能夠與盟國和夥伴密切合作的小型水麵艦艇）以及 150 個無人水麵和水下平台，這些平台將徹底改變戰時海軍行動的方式。這些護衛艦正在密歇根湖畔組裝。由於其非傳統設計和較小的尺寸，無人船的建造可以分散到較小的造船廠，包括墨西哥灣沿岸、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沿岸以及五大湖的造船廠，在那裏建造船舶和潛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海軍。這些類型的艦艇與先進潛艇相結合，將使我們能夠以同樣的力度施加影響和投送力量。
在我人生的 50 年裏，我目睹了海洋的重要性和海洋自由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從國民意識中消失。我們麵臨的下一個重大軍事挑戰很可能來自海上對抗。大國，尤其是擁核大國，不敢直接相互攻擊。相反，他們將在公共空間中相互對抗：網絡空間、外太空，以及最重要的海上。海洋將再次成為戰場，而我們和世界還沒有為此做好準備。
我們的經濟和安全依賴於海洋——這一事實是如此基本，以至於它應該成為我們對待世界的核心。
當然，有些聲音會認為，美國的分散性和全球性利益最好通過將地麵部隊的承諾擴大到東歐、中東和韓國等地來實現，以此展示美國的決心，而空中和應該削減海軍力量來支付這些承諾。其他人——那些“撤資投資”學派的人——相信未來技術的前景，認為應該逐步淘汰更傳統的戰爭平台和任務，以資助更新、更高效的導彈或網絡係統。第一種方法延續了不必要的糾纏之路。第二個是沿著沒有證據的承諾之路前進。
以海權為中心的國家安全戰略將為美國帶來新的優勢。它不會過於巧妙地鼓勵歐亞大陸的盟友和夥伴增加對地麵部隊的投資並更緊密地合作。如果他們建造更多的坦克並為軍隊配備充足的人員，美國就可以保證來自西半球的跨洋補給線。70年來在盟國駐紮陸軍、利用美國人作為絆腳石並為盟國提供不花在自己防禦上的便利借口的做法應該結束。
精心推行的海權戰略將使美國重回全球領導地位。我們必須避免卷入其他國家的陸地戰爭——克製住解決所有問題的衝動——而尋求從海上施加影響力。我們必須重建一個工業化的中產階級美國，生產並出口可以用美國製造的船舶運往全球市場的製成品。
我們在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時代就知道了這一切。中國人向我們表明，他們現在知道了。美國需要重新吸取戰略、地理和曆史的教訓。我們必須跨越海洋向外看，並再次在海洋上找到我們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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