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件是在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視中國為主要敵人的美國自然舉國上下受到震動：在朝鮮與美國兵戎相見的勁敵如今成為核對手了。約翰遜總統作了四分鍾的公開講話。他試圖降低這件事對美國社會的衝擊，在講話中說這是美國政府預料到的，暗示政府早有對策，以此安撫民眾。約翰遜總統並非十分誠實，根據最新解密的美國情報機構文件，1962年，中央情報局及其它情報機構聯合作了一個分析，預計中國可能在60年代結束之前擁有原子彈。這應該是約翰遜總統升級越南戰爭決策的依據之一，乘著中蘇分裂之際以及中國擁有原子彈之前搞定越南。這份情報分析出籠僅僅兩年，中國就掌握了原子彈技術，大大超前了美國的情報預計。曆史學家們或許會好奇地遐想，如果中國的原子彈是在8月之前爆炸，約翰遜總統還會大規模介入越戰嗎？有一點需要指出，作為朝鮮戰爭時期的參議員，約翰遜曾質疑並否決了麥克阿瑟把朝鮮戰爭擴大到中國的方案。此時在宣讀對中國爆炸原子彈的官方聲明時，已成為總統的約翰遜應該意識到越戰將命途多舛。
美國此時麵臨的安全局勢，已與挑起冷戰時截然不同。1946年，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空軍，能阻止任何敵對（蘇聯）勢力接近夾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間的美國本土。可以說美國享有絕對的安全。美國預料蘇聯需要20年左右的時間才能掌握原子彈，美國有信心在這之前搞垮蘇聯。這是美國敢於肆無忌憚挑起冷戰的底氣。1949年8月，蘇聯出乎意料地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美國沒有料到蘇聯憑借間諜獲取了美國的原子彈秘密。其時美國已擁有235顆核彈，但仍加快了製造核武器的速度。一年之後，美國的核彈便增加到369顆，蘇聯隻擁有5顆原子彈。美國享有絕對的核優勢。兩年之後的1953年，美國的核彈更是增加到了1436顆。相應地，蘇聯的原子彈也增加到了120顆。雖然不到美國擁有量的十分之一，卻也達到了可以摧毀美國的程度。美國雖然仍保有對蘇聯的絕對核優勢，卻失去了絕對安全感。
冷戰開始以前，也即在二次大戰剛剛結束，美國就擬定有向蘇聯投擲核武器的計劃。這個計劃很簡單，類似於向日本的投擲方式，就是把原子彈一個接一個地扔，直到蘇聯投降。但這個計劃並沒有執行。而當蘇聯獲得核武器以後，美國開始製定向蘇聯發動先發製核打擊的具體方案，並認真地考慮予以實施。50年製定的“Off-Tackle”是此類打擊中的第一個。這個方案將蘇聯人口密度最大的123個城市列入核打擊名單，由B29戰略轟炸機執行投彈任務。其中的60個城市將在最初幾天中遭受第一波核轟炸，剩下的城市將在此後的30天之內被摧毀。由於沒有把握在先發製打擊中盡數摧毀蘇聯的原子彈以避免核報複，這個計劃沒有執行。隨著蘇聯原子彈產量的增加，列入該計劃中的核打擊城市名單也在加長，包括中國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城市。美國在計劃準備采取先發製核攻擊時，也在擔心蘇聯會采取先發製核攻擊。出於恐懼，美國以更快的速度生產原子彈，並大規模投產新研製的B52戰略轟炸機。為了避免自己攜帶原子彈的戰略轟炸機被蘇聯可能發動的先發製核攻擊摧毀在機場，美國的B52戰略轟炸機一天二十四小時輪班沿美國邊界執行戰備巡航，一俟接到命令便立刻調整航向，直接飛往蘇聯執行投擲原子彈的任務。
從處於美國的核壟斷威脅之下，到雖擁有核武器但仍處於核劣勢的蘇聯，其恐懼猶甚美國。蘇聯從獲得原子彈的那天起，便奮力追趕美國的核武器數量，由此而挑起了與美國的核軍備競賽。然而，由於工業能力比美國差一大截，一直到60年代初，蘇聯的原子彈還隻能維持在美國的十分之一左右。蘇聯遂從原子彈的投擲手段上率先尋求突破。1957年8月27日，蘇聯先於美國發射了第一枚洲際彈道導彈（ICBM），擊中了6000公裏以外的目標。同年10月，蘇聯又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美國也在同年擁有了洲際導彈。不久之後，新的導彈又被安裝到了核潛艇上。
洲際導彈的出現把美蘇的核軍備競賽升級帶入到第二階段：美蘇兩國的洲際導彈隻需二十分鍾就可越過北極打到彼此的國土上。不僅如此，洲際導彈還帶來一個不同於戰略轟炸機投擲的新特點：導彈發射出去後就收不回來了，不像轟炸機起飛後，隻要還沒有投彈，就還可以命令中止投彈並撤回。為了防止己方的核導彈被對方先發製攻擊的核導彈摧毀在發射基地，就必須做到一旦發現對方的導彈來襲，己方的核導彈要搶在來襲導彈落地爆炸前全部發射出去。這就非常依賴探測對方導彈發射的預警係統，而這一係統能給與己方判斷和下命令發射的時間最多也隻有二十分鍾。而一旦下達發射命令，幾分鍾之後，世界便走到了末日。下達發射命令者與自殺者無異。於是產生了描述美蘇兩家相互核摧毀的術語：相互確保摧毀（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簡稱MAD）。
蘇聯還在單個核彈的威力上下功夫。1961年10月30日，蘇聯試爆了一顆當量為5000噸的氫彈。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核彈。這顆氫彈的最初設計當量為1億噸。經過專家計算，認為如此大的當量可能會損及蘇聯自身，於是改變設計，把當量減為一半。即便如此，減半的氫彈爆炸後，整個天地霎那間變得通體血紅，並且一直持續著，形同人間地獄。試驗的飛機在投彈後急速飛離現場，機尾居然被爆炸衝擊波追尾，以致燒焦變形。
62年蘇聯把核導彈運進古巴，把原先打到美國的導彈在空中飛行的二十分鍾時間縮短到6分鍾，使美國坐臥不安。其時美國擁有大約27,000顆核彈，蘇聯的核彈約為美國的十分之一。多數資料引用的美蘇實戰部署核彈的部分數目如下：洲際導彈美國有182枚，蘇聯隻有42枚。戰略轟炸機攜帶的核彈頭，美國有1600顆，蘇聯隻有160顆。此外，美國在歐洲部署了約500顆核彈，在世界其它地方（包括美國本土）還部署了數千顆核彈。美國總計實戰部署約3400顆核彈。蘇聯在古巴部署的核彈為158顆，其中大部分被認為是針對美國可能實施入侵的戰術核武器，隻有6到8枚SS-4中程彈道導彈裝備了百萬噸級的核彈，可以打到華盛頓特區。蘇聯其餘的實戰部署數目至今不詳。一般估計是美國實戰部署數目的十分之一。肯尼迪總統遂擺開不惜與蘇聯打核戰的架勢，迫使蘇聯把核導彈撤出古巴。對應地，美國也把近距離瞄準蘇聯的核彈從土耳其和意大利撤出。
對峙雙方都具備在頃刻間毀滅對方的能力，這在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處於對方核導彈瞄準下的恐懼無時不在。這種恐懼曾驅使迦太基向羅馬發起了坎寧之戰。同樣的恐懼亦曾驅使羅馬帝國滅掉了迦太基。美蘇雙方的和平隻是由於意識到誰也無法從首先發起的核攻擊中生存下來而得以暫時維持。核武器對峙下的雙方神經高度緊張，核按鈕處於一觸即發的狀態。雙方都曾把核武器發射權下放到實戰部署的發射部隊一層，以使在最高領導層被先發製核攻擊消滅後仍能實施報複攻擊。這無疑增加了由誤判和輕率引發核戰的危險性。
美國一直在考慮如何降低緊張狀態，但每次絞盡腦汁的結果都是無計可施，隻能繼續增加核彈數量。按照計算，200顆核彈就足以將對方從地球上抹掉，但是美國已經有了近3萬顆，仍然不能克服被對方核彈瞄準的恐懼，因為對方的核彈數量也在增加。蘇聯方麵也處於同樣的狀態。因為恐懼而增加核彈數量，更多的核彈數量引發更大的恐懼。美蘇兩家把世界帶到了自我毀滅的邊緣。如果把地球比作一個大院的話，院中的兩個大戶在家裏囤積了大量炸藥，一個閃失就足以把整個院子炸成齏粉。兩個大戶由於擔心對手家的炸藥比自家多，還在不斷增加炸藥量意圖壓倒對手。其他住戶嚇得目瞪口呆。人人知道長此以往，總有失手的一天、引發爆炸，卻都束手無策，隻能聽天由命。中國就在這一時刻加入了核俱樂部，成為這個精英集團的第五個成員。
按照常理，中國的核武器主要是針對美國的，因為此前隻有美國對中國發出過核威脅，而且不止一次。這也是為什麽美國曾多次規劃對中國的核研製基地實施轟炸甚至核轟炸——美國稱為“外科手術”——的緣故。蘇聯雖然最終撤回了對中國核武器項目的支持，但沒有像美國那樣如骨鯁在喉。十月十六日那天，多國都探測到了中國的核武器試驗，全世界都等著中國加入美蘇的核競賽，美國是最沮喪的一個：一個擁核的蘇聯已經窮於應付了，現在又要增加一個新的核對手。但是，出乎全世界的意料，中國在公布成功試爆原子彈的公告中同時聲明：中國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明確表明了不加入核競賽的立場。中國是核大國中唯一作出這一承諾的國家。這也同時表明，中國的原子彈僅僅是防禦手段。不針對任何人，也因此不針對美國。如何理解、解釋中國的這一立場？是毛澤東害怕核競賽嗎？顯然不是。如果害怕，就不會花血本研製原子彈了。是毛澤東害怕招來美國的核襲擊嗎？顯然也不是。如果害怕，就不會花血本研製原子彈，並公諸於世了。毛澤東在50年就頂著美國的核威脅出兵朝鮮。54年和58年兩次台海危機中又頂住了美國的核威脅。沒有核武器時，毛澤東沒有在核威脅麵前退讓。有了核武器之後，毛澤東仍舊全力支持越南的抗美戰爭，警告美國不可越過北緯十七度線進攻北越。毛澤東沒有被核武器的恐怖所支配。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立場與毛澤東對核武器的一貫立場相符：不屈服於核威脅，也不對人使用核威脅。這是中國傳統道德“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核武時代的新體現。當然，這一聲明不僅僅是用來做一種道德宣示。實際上這裏麵還包含了毛澤東的一個現實意圖，毛澤東是在回應美國掌握核武器之初在使用核武器上的謹慎態度。
美國向日本投擲了兩個原子彈之後，杜魯門總統發表了一份聲明，聲明中解釋了美國使用原子彈的理由：“我們把它（指原子彈）用之於那些偷襲珍珠港的人，那些用饑餓、毆打和處決對待美國戰俘的人，那些把國際戰爭法棄若敝屐的人。我們使用它是為了縮短戰爭，是為了保存成千上萬的美國年輕人的生命。”這就含蓄排除了將原子彈作為挑起戰爭的用途。杜魯門在另外一個場合明確提到不把核武器用作為“進攻性武器”。前麵第三章提到在1945年到1949年的美國核壟斷期間，美國沒有對蘇聯投擲原子彈。盡管杜魯門後來在使用核武器上有過搖擺，但最終他沒有再次使用核武器。因此可以說，美國作為世界上第一個掌握核武器的國家，在核武器的使用上是謹慎的，負責任的。中國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聲明包含了一個信號，意在提醒美國回到掌握原子彈之初的謹慎，不能把原子彈用作為解決人類分歧的手段。1967年，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尼克鬆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文章，間接回應了毛澤東發出的信號。
本來，當蘇聯擁有原子彈之後，美國可以和蘇聯達成互相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諒解。美國由於此前未對蘇聯使用核武器，因而能與之建立不使用核武器的信任關係。但由於用原子彈威懾蘇聯布置在歐洲方向的常規武裝力量，並且組建北約圍堵蘇聯，冀望用核優勢繼續威懾蘇聯，這一基於維護霸權政策所產生的敵意破壞了與蘇聯建立信任的基礎，導致了冷戰失控。用核彈瞄準別人並不能免除甚至減少被核彈瞄準的恐懼。美國此時一定非常後悔：若是預料到會與蘇聯發生可能毀滅世界的核競賽，當初就不會如此輕易挑起冷戰。畢竟沒有人願意挑起一場雙方會同歸於盡的對峙。美國能挑起冷戰，卻因恐懼而聽任核競賽如脫韁野馬，凸顯了戰後美國外交政策的失算，見證了美國領導力的失敗。
打破美國的核壟斷極大地改善了蘇聯的戰略地位，與中國的結盟又極大地改善了蘇聯的安全環境，致使蘇聯不尋求與美國達成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諒解[1]，而是不遺餘力地追趕美國的核優勢。美蘇的核競賽展示了雙方意圖毀滅對方的意圖和能力，就像兩人拔刀相見，目露必欲置對方於死地的凶光，此後再難建立互信。
美國還有另一個更大的後悔：如果能預料到日後蘇聯咄咄逼人的核競賽，在擁有核壟斷時就應該用原子彈解決掉蘇聯。美國認為它失去主宰世界的帝國隻是源於一個偶然的失誤，堅信一個分成等級的世界才是曆史的必然結果，期待這個偶然的失誤將會被糾正。而糾正這一失誤的將是下一個帝國。美國不想讓這一機會落到其它國家手中。
這為世界留下了一個巨大的隱患：如果今後發展出比現有核彈威力更大的大規模殺人武器，譬如說一個能不被現有預警係統發現的核炸彈，且隻需幾個甚至一個就能置對手於死地，第一個擁有的國家勢必有一個不可防禦的窗口期，就像美國在1945年到1949年期間的壟斷地位，那麽，不管是誰掌握了這一武器，都存在斷然使用的極大可能性，免得再次失誤，反受其害，就像本來享有絕對安全感的美國日後被蘇聯剝奪了這一安全感一樣。當蘇聯試爆世界上最大的氫彈時，很令人懷疑它是不是就在尋求這樣一種可以一擊殺之的強大武器。當蘇聯的第一顆衛星飛躍美國上空時，美國人害怕蘇聯的衛星會掉下來，變成一個無比巨大的核彈，在美國人作出任何反應之前爆炸……人類如果不能消除核武器的威脅，那麽今後幾十年，一百年，乃至一千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這個隱患就將始終陪伴著人類，猶如懸在人類文明之上的達摩克利斯劍。人類的一場規模空前的大屠殺是不可避免的嗎？這樣的大屠殺一旦發生，迄今為止人類所取得的曆史進步就將被逆轉。天穹開了一個口子，隨時會發生崩塌。
在世界所有的政治領袖們（包括美蘇領導人）麵對美蘇核競賽的危機束手無策時，毛澤東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聲明引導世界邁出了去除核威脅的第一步。
但這僅僅是第一步，隻是緩解危機，而非根除。在毛澤東眼裏，美式資本主義體製和蘇式社會主義體製——被毛澤東貼上社會帝國主義的標簽——都不能解決核對峙這一關乎人類生存的重大危機，所以都不可能是人類的最終政治體製。人類現有的政治製度沒有跟上技術發展的進度，當前的核危機便是這種政治體製跟不上技術發展而造成的混亂。毛澤東是第一個知道冷戰將從武力對決轉向意識形態對決的人，因為是他引導了這一轉向。他決心要加快新的政治製度的建立，至少是這一新製度的原則的確立，以使核武器的相互威脅在這一政治體製下變得完全沒有必要，唯其如此才能顯示出曆史進步的必然性。1965年秋，為防止美國將越南戰爭擴大到中國，毛澤東力推完成了三線建設的部署。之後，他在一首詩裏寫下了豪邁的詩句：“試看天地翻覆。” 於是，緊接著美國的政治體製改革，毛澤東拉開了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帷幕。
從那之後不到十年的時間裏，中美實現了和解。四十年之後，基辛格說出了美國與中國和解的真實意圖：尼克鬆“和他的屬下們竭力爭取與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重新建立聯係，以減輕從東南亞黯然撤軍的痛苦。”（《論中國》）。和解能夠實現是因為在美國方麵，雖然曾多次威脅對華使用核武、但終究沒有付諸實施，而在中國方麵，則是沒有加入針對美國的核競賽。一向自認道德高尚的美國人意識到，在使用核武器一事上，有人比他們更加高尚。
尼克鬆與毛澤東握手時表達敬意
必須認識到，中美和解是在美國仍保持對中國的絕對核優勢，中國則保有對美國的核報複手段下實現的，緩解了、但並未最終解決人類麵對的核危機。
尼克鬆訪華三個月之後又訪問蘇聯，由於中美和解對蘇聯造成的壓力，使得蘇聯讓步，與美國簽署了美蘇間第一個限製核軍備協議：《限製反彈道導彈條約》，還簽署了一個為期五年的《限製進攻性戰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臨時協定》，給美蘇的核競賽踩了第一下刹車。
當這一切塵埃落定，英國的著名曆史學家湯因比指出：未來世界的統一要靠中國文明的智慧。
法國前總統德斯坦評價毛澤東說：他是人類思想的一座燈塔。
參與中美和解的破冰之旅四十年之後，基辛格在他的《論中國》一書中寫道：
“毛澤東為強權政治添加了一個據我所知是前所未有的新層麵。按照傳統的均勢理論，他該尋求其中一個超級大國的保護，但他卻特立獨行，利用蘇美彼此的戒懼來同時反抗它們兩國。”
耄耋之年的基辛格摒棄了以前用共同對付蘇聯作為尼克鬆北京之行目的的幌子，誠實地承認了毛澤東與美和解不是為了對付蘇聯，也暗示了毛澤東是當時世界上唯一不對美蘇感到恐懼的領導人。毛澤東不是因為害怕蘇聯才與美國和解的。如果害怕蘇聯，則應該與蘇聯形成類似美蘇間的核對峙，而不是在1969年主動升級與蘇聯的邊界衝突。毛澤東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是針對所有國家的，包括蘇聯。毛澤東著眼的是讓世界擺脫核武器的威脅。其結果是所有人都從中得益，包括中國自己。
艾森豪威爾曾說，躺在發射架上的原子彈最具有威懾力。毛澤東則把核武器的威懾力提升到還沒有生產的原子彈才最有威懾力。毛澤東以中國潛在的核武器生產能力作為威懾力，以不加入核競賽作為建立信任的基礎，與美國達成和解。原子彈一旦躺在發射架上，就顯示出毀滅對手的敵意。為了維護已經建立的核平衡，也難以撤回躺在發射架上的原子彈。 亦即敵意一經顯示，則極難消除。蘇聯解體之後，采用西方民主製度的俄羅斯仍未能與美國達成真正和解，彼此依然用躺在發射架上的大規模核武器保持著對峙狀態。這證明了毛澤東對美國的政治製度無法解決人類麵臨的核危機的判斷依然正確。
毛澤東製定了獨立的、不同於美蘇的核政策。他利用美國急於退出越南戰爭和對蘇恐懼的心理，促成了中美和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以比美蘇相差極為懸殊的弱小實力，居然能夠迫使美國開啟承認一個中國、台灣屬於中國的對華政策，並為中國後來麵向西方的改革開放鋪墊了必要前提，收獲了巨大的戰略利益。中國的核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獨立研製出原子彈給了毛澤東製定獨立核政策的充分自由。如果中國的原子彈完全是在蘇聯的幫助下研製成的，則中國的核政策將多多少少要受蘇聯核政策的綁架，必須以某種程度加入針對美國的核競賽以回報蘇聯。用毛澤東的話，就是欠蘇聯的這份人情是很難還的。中美和解還給美蘇間的核競賽降了溫。中國獨立的核政策為緩解威脅人類生存的核威脅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中美和解標誌著人類在核武器時代不尋求用核武器解決國家間分歧的願望和努力，關乎地球人類能否超越不同種族、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社會製度的差別，保有和平共存的未來。中美能夠和解還包含了關乎人類社會本質的一種哲學精神，即人類必須支配自己創造出來的存在[2]，而不被這種存在所支配。中美關係之所以不可撼動，道理就在於此。中美和解之後，福特政府開始了美國自行裁減核武器的進程。這表明美國開始擺脫恐懼，恢複理智。蘇聯則繼續快速生產核彈，在70年代末趕上並超過美國的核彈擁有數目，最終在80年代末達到了核彈擁有量的巔峰，計40000顆。美國的巔峰是在70年代中期的尼克鬆政府時期，計30195顆（根據不同的資料來源，這些數據可能會有一點誤差）。蘇聯解體之後，美俄開始大規模裁減核武器。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SIPRI)的報告，至2016年1月，俄羅斯仍擁有7290顆核彈，美國則有7000顆。報告並指出，裁減下來的核彈頭並未銷毀，而是被儲存起來。兩國繼續裁減的前景黯淡。這再次顯示了當前的政治體製在核威脅麵前的無能為力，徹底消除核武器的日子依然遙遠。
毛澤東和尼克鬆締造的中美和解得到兩國後任曆屆政府的遵循。需要指出的是蘇聯解體之後，中美和解依然維持住了。這有力證明了中美和解有著比共同對付蘇聯更為廣泛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人類不尋求用核武器解決彼此間分歧的願望。中國和美國不想重演美蘇間用大規模核彈互相瞄準的冷戰一幕。沒有人願意回到冷戰。用核彈瞄準對手並不能免除或者減少被核彈瞄準的恐懼。如果中美不曾和解，或者和解遭到破壞，人類就隻剩下一條路：用不斷增加的核武器互相瞄準，走在被不斷增加的敵意、憎恨和恐懼籠罩的險路上而看不到盡頭。
美國前總統尼克鬆自命為和平締造者，為打開中美關係大門、與蘇聯簽署《限製反彈道導彈條約》的成就而自豪。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總統圖書館裏，他專門開辟了一個展示世界領袖塑像群的房間。在房間的中央和一群站著的世界領袖塑像之前，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坐像。尼克鬆以當事人的身份為未來的曆史學家預定這一段世界曆史的主人翁：在當時所有的政治領袖手足無措之時，隻有毛澤東未受恐懼感的支配，不加入核競賽，實現中美和解，從而為美蘇核競賽降了溫，為走出冷戰提供了初始的、不可替代的領導力。尼克鬆尊奉毛澤東為世界領袖中的領袖。周恩來以其忠誠無私的輔佐而同享殊榮。
尼克鬆總統圖書館領袖塑像群
四位卸任美國總統與尼克鬆總統圖書館領袖塑像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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