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至今，德國聯邦國防軍已進行了幾輪軍事改革，在編製結構、行動原則、指揮方式和對外軍事合作等諸多領域，均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如， 戰時打破三軍界限，將全軍混編為幹預、維穩和支援三支部隊；要求指揮官接受上兩級軍官的教育訓練，戰時同時充任指揮官、外交官和城鎮治理者等多種角色；與 法國、荷蘭和波蘭3國實現雙邊高度軍事一體化，德法混成旅實現輪換指揮和連一級官兵的混合編成，成為歐洲防務一體化的樣板，等等。然而，在向“能力更強、 行動更高效、可持續發展、具備全譜軍事能力的新型武裝力量”的目標邁進時，德軍的改革進程並非一帆風順，其中的一些教訓也值得反思。
就總體風格而言，德軍改革堪稱穩中求進，但有時也過於持重甚至略顯拖遝。國內強大的“反戰”民意基礎，刻板而缺乏變通的民族特性，特別是在 北約機製下長期坐享“和平紅利”，都降低了德軍對軍事威脅的敏感性。事實上，冷戰後的德軍改革，更多的是麵對現實問題的被動調整，遠不能與其昔日在近現代 曆史上那些引領火藥化、機械化軍事革命的“大手筆”相媲美。德軍因應對波黑和科索沃危機不力而背上的“笨拙的恐龍”惡名，從伊拉克戰爭中發現的與美軍的巨 大能力差距，以及在阿富汗戰場的欠佳表現，都是其軍事變革的主要誘因，同時也反映出此前改革“得過且過”的一麵。
在具體操作層麵，出於精兵考慮而實施的軍力及開支裁減有矯枉過正之嫌。德軍現役兵員從兩德統一後的約70萬一路跌落到近年不足20萬人的規 模。陸軍最引以為傲的主戰坦克，有九成“非拆即賣”。軍費總額2005年之前一直在縮水，此後也一直在GDP占比1.3%至1.4%的低位徘徊。如此20 多年下來，“自廢武功”的消極後果已然顯現。德軍的行動不時受製於軍費緊張，人力資源也經常捉襟見肘。經專家論證，德軍眼下至少要擴充1萬人，才能解海外 行動人手短缺的燃眉之急。更為嚴重的是裝備問題，采購的新型裝備如A400M“空客”運輸機、戰略支援艦、特戰直升機等，紛紛陷入“拖”（推遲供貨時間） —“漲”（采購費用上升）—“降”（縮水預定性能）的死循環，許多現役裝備則因老化和維護保養不善而故障不斷，2014年和2015年，德軍都曾發生 “豹”II坦克拋錨造成高速公路大堵車事件。2014年夏，德軍方仔細盤點後發現，空軍戰機、海陸軍直升機和陸軍裝甲車的可用率僅為約40%。這些都嚴重 製約著德軍的戰備水平。
觀念、軍費、人才等多重掣肘之下，德國國防部長一職也成為德國政壇的一個“燙手職位”：無論是任經濟部長時曾為德國經濟注入活力的古滕貝 格，還是曾任內政部長、以善於解決麻煩而著稱的德梅齊埃，都在“壯誌難酬”的慨歎中掛冠而去。被稱為“女強人”的現任國防部長馮德萊恩2013年底上任 時，改革起點並不樂觀，對改革路徑的認識也並未統一。在這個意義上，德國重振國防，固然是要為其國際抱負提供堅實支撐，某種意義上也是為解決軍隊深層次問 題的紓困之舉。（倪海寧）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6-08/12/c_12922395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