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與劉文彩
財富、善行與安全感之間有什麽關係嗎？讓我們來討論一下吧。
第一節：煤老板群體的興起與爭議
2008年，中國政府頒布了一項政策，要求大型國有煤礦企業對中小煤礦進行兼併和收購。政府指出，中小型煤礦普遍存在規模小、技術落後、生產成本高、環境汙染嚴重等問題，尤其是人身傷亡率較高，因此應予關停。在隨後的三、四年內，曾經遍地開花、數以萬計的中小型煤礦逐漸被大型國企整合，退出了曆史舞台。
這一過程催生了數量龐大的富豪群體，即媒體和社會所稱的「煤老板」。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中小企業主往往是社會上最勤奮、最具創新精神的一批人，這些煤老板多是勤奮、有膽識、敢於冒險和擔當、且具備卓越商業頭腦的實幹家。在經營煤礦時期，他們投入全部精力與資本，出售礦產發家後，他們不僅獲得了巨額財富，也獲得了可支配的自由時間和空間。
彼時，曾有媒體報導，一些山西煤老板在北京大手筆購置房產。部分協助購房的北京文人卻撰文貶損，批評他們「文化水平低、行為粗魯、語言粗俗，妄圖假扮紳士卻裝不像」。這種批評或許過於偏激。衡量一個人成就的標準，不應僅限於教育程度或文學才華。具備創造財富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種獨特的才華。各行各業各有專長，應相互尊重。
第二節：王老板：一個「王善人」的故事
本文介紹的這位王老板，其行為與上述進京購房者有所不同。王老板出生於1953年，山西省南部某縣籍貫，祖輩是當地大地主。在土改運動中，其家族財產盡失，後代則淪為“地主狗崽子”，成為新社會的賤民階層，這使得王老板自幼便備受欺淩。盡管如此，王老板仍表現出極高的聰慧，從小學業優異。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全中國的學校都被關閉，剛剛小學畢業的他被迫失學。
山西省素有「煤都」之稱，煤炭資源豐富。王老板年輕時在家鄉的小煤礦擔任卡車司機，駕駛著當時流行的解放牌卡車運送煤炭。憑藉過人的學習能力和商業敏銳度，他迅速掌握了煤礦經營的知識與技巧。
改革開放初期，公有企業實行「承包製」，鼓勵個體經營。王老板抓住時機，與兩位好友共同承包了家鄉一座常年虧損的小煤礦。受益於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電力需求的激增，以及王老板等人的努力經營，煤礦麵貌煥然一新，利潤節節攀升，為他掙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此後，王老板又單獨承包了另一家規模更大的煤礦。經過十多年的奮鬥，他的煤礦規模不斷擴大，引進了先進技術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加產量。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在他經營的十幾年間，該煤礦實現了零死亡的優異安全生產記錄。
2008年國家政策實施後，王老板的煤礦被國營大企業收購，他也因此暴富，提前退休，成為家鄉名副其實的首富。他曾戲稱，自己的財富「幾輩子都花不完」。
致富後的王老板沒有選擇在北京置產，而是回饋家鄉。他出資修建了廟宇、祠堂、橋梁、道路，讚助教育，並新建住宅區。除了分送給親屬住房外，他也經常接濟村裏的窮人。王老板的善舉贏得了鄉親們的尊重與愛戴，被稱為「王善人」。這種「富而反饋」的行為，契合了中國農村社會數千年來推崇的傳統美德。
第三節：當代「劉文彩」的歷史陰影
聽到王老板的故事，筆者的第一個反應是：這不正是當代的劉文彩[1]嗎？
圖1：劉文彩的正麵照
對於筆者的同齡人或年長者而言，提起劉文彩(1887年—1949年10月17日，四川省大邑縣大地主、富豪)，可謂無人不曉。劉文彩發財致富後，同樣慷慨回饋鄉梓，他修橋鋪路、建廟築祠，更斥巨資興辦了文彩中學，自己承擔全部費用，讓鄉裏子弟免費入學。他還經常接濟窮人，被當地人尊稱為「劉大善人」。
然而，共產黨掌權後，一切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中國有句俗語：「賊來如梳，匪來如篦，官來如剃」，這句俗語用人的頭發來形容人的財富，小偷來了，好像用梳子梳頭，梳掉了幾根頭發而已；山匪來了，好像用篦子梳頭，可能篦掉很多頭發，篦子是一種特殊的梳子，梳齒又小又密；然而要是官府來了，那就會用剃刀把人頭發剃個精光了。共產黨這個官府與眾不同，不僅將劉文彩一家幾代人積累起來的財富掠奪一空，還株連九族，將他的家人全數打為地主階級的狗崽子，使他們成為新社會的賤民階層，備受欺壓和侮辱。此外，政府將劉文彩塑造成舊社會富裕地主壓迫平民的典型惡霸、中國四大惡霸地主之一，並將編造的故事納入小學教材，藉此為其掠奪行為正名，使得那個時代的中國人盡人皆知劉文彩的“惡行”。
王老板作為筆者的同齡人，當然熟知劉文彩的故事，但他從未將自己與劉文彩在一起聯想過。當我提及他就像是現代的劉文彩，將在下一次均貧富運動裏，終難逃被洗劫一空、雞犬不留的黴運時，王老板頓時嚇得麵如土色、呆若木雞。
第四節：財富、安全感與體製的拷問
中國的富豪們在致富後追求什麽？有人追求物質享受，如在北京購房的煤老板們；有人追求名譽地位，如王老板和劉文彩[1]，回鄉施善以贏得「大善人」的美名。然而，他們內心深處最渴望、卻最難獲得的是什麽？是家人的生命與私有財產的根本安全。
自秦始皇以來，中國的帝製社會奉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這種體製下，所有財產的最終所有權都歸於執政者。隻要攀上皇位的人一聲令下，普通百姓的私人財產便可以轉瞬化為烏有。曆史長河中，在「打土豪、分田地、均貧富」之名義下，無數次出現過劉文彩式的悲劇。兩千多年來，這種均貧富的運動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隻不過是每一次運動的規模大小有所不同，使用的花樣名詞都不一樣。
麵對這種製度性和係統性的風險，富人們應該如何保衛自己的財富和家人的安全呢？近幾十年來，中國國內有一些聰明人選擇了最直接的方式：將家人和財產轉移至西方民主國家，讓子孫後代脫離中國的這種不保護私人財產的政治環境。這種做法在今日的中國富豪中真的是不乏見到。
當年的劉文彩[1]身處偏僻的四川省，或許缺乏這樣的眼界和格局。那麽，今日的煤老板們具備這種全球視野和決斷力嗎？
一千多年前，英國人就製定了他們的基本國策：“財產不可公有，權利不可私有”。英國逐步確立了其立國基石：「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世界上第一個現代民主體製。此後，民主製度的理念如燎原之火，傳播至全世界，成為當今世界的主導潮流。隻有這種現代化的民主國家，才能有效地保護每一位公民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
有人以物質積累為衡量「先進」的標準，而有人則認為，保障每一位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才是文明社會最重要的基石。讀者您認為呢？假如您不幸或有幸成為當代的劉文彩或煤老板，您會如何抉擇呢？
(張又普初稿於2025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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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鏈接：
[1] 劉文彩:https://zh.wikipedia.org/zh-hant/劉文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