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03 總第023期 作者：蘭台
一直以來有這樣一種說法，稱蔣介石發動淞滬戰役，具有引敵南下，誘使日軍作戰方向從“由北向南”改變為“由東向西”的作用，從而避免了中國快速淪陷。也與之前蔣介石以西南為未來抗日後方基地的戰略構想一脈相承。事實果真如此嗎？本期《重讀抗戰》我們來看一看“血肉磨盤”淞滬會戰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誤判七七：蔣介石錯估日本底線華北局麵嚴峻
日本迅速反應，決策恰好與蔣介石的推測相反，不是不會出兵，恰好是要大打出手。
日軍在七七事變中的應對與蔣介石的預測完全相反。
七七事變蔣介石看錯日本
正如我們之前的《重讀抗戰》中揭示的那樣，七七事變爆發後，駐守平津的29軍集團上層因為舍不得獨立王國的毀滅，始終抱著談和的目的一再退讓，導致整個29軍在七七事變後到退出平津表現不佳。
那麽，一再命令宋哲元強硬的蔣介石又是怎麽想的呢？
七七事變的爆發也出乎他的預料。
他在當天的日記中推測道:“彼將乘我準備未完時,逼我屈服乎?抑將與宋哲元之為難乎?迫使華北獨立乎?”
在蔣介石看來,日本整個30年代一直推動“華北獨立運動”，此一事變最為嚴重的後果,就是日本可能乘機割占華北,或以武力促成華北特殊國的建立。這是她短短不能容忍的。
因此,蔣介石開始考慮應戰問題。“我之決心應戰,此其時乎?”
對於這個問題，蔣介石做出了第一個判斷：日方此時“實無與我開戰之利也”。
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誤判，可見蔣介石對應戰可能導致大戰的危險並無深切的認識。
但這個誤判也是有一定根據的：
日本這時駐屯華北的軍隊,僅為混成第四旅團6000人,而駐守冀察平津地區的宋哲元第二十九軍,連同地方保安部隊,總兵力約10萬。正是因此蔣介石估計日本在華北兵力太過薄弱，不是挑起事端開戰的好時機，因此七七事變應該僅僅是恫嚇訛詐，當不至有計劃借機對華開戰。
自認為摸到了日本底牌的蔣介石計劃對此加以利用，反將一軍。長期以來，蔣介石都對導致中央軍勢力退出河北平津地區的何梅協定感到不滿，他想到的辦法正是利用這一機會使中央軍重回河北地區。
因此,既是為表明中國政府的強硬態度,也是為中央軍重回河北製造理由,蔣在事變發生後,幾乎馬上就下令孫連仲、龐炳勳、高桂滋及中央軍李仙洲的第二十一、關麟征的第二十五等6個師的部隊動員並北上。
事實上，他一開始就想錯了。
日本抓住機會進犯華北
當時東京的陸軍中央部門(陸軍省、參謀本部),對於如何處理這一事變,產生了分歧,隨後形成了所謂的“擴大派”與“不擴大派”:前者以杉山元陸相和梅津美次郎次官為中心,又稱“樂觀派”或“強硬派”,主張“對華一擊”,一舉打開華北政策的僵局;後者則以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石原莞爾為中心,又稱“慎重派”或“溫和派”,主張專注於對蘇戰備,盡量避免與中國交戰。
日本人麵對這一突發事件也意見分歧了，但很快日本方麵就統一了認識。
7月11日近衛首相召開了“五相會議”,主要討論了杉山陸相的派兵華北的提案,獲得了一致同意。下午2時開始召開的“閣議”,最終同意了陸軍方麵的提案,決定了日本政府處理事變的根本方針以及華北派兵及其相關預算的處理;與會閣僚還一致讚同要“舉國一致、處理事變”。下午4時,近衛首相將上述決定上奏昭和天皇,獲得了裁可。此後,參謀總長、軍令部總長相繼向天皇上奏了派兵華北及海軍用兵的問題,也獲準行。下午17時30分,日本政府發表聲明,將此次事件稱為“華北事變”。
日本軍、政各方於11日下午,迅速作出了一係列的部署。參謀本部命令關東軍司令官派一部兵力赴華北、命令駐朝鮮的第二十師團速往華北,以上部北以後,隸屬於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的指揮;命香月清司接替病危的田代皖一郎(不久病故),就任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參謀本部還與軍令部成了《關於華北作戰的陸、海軍協定》,規定除了努力確保平津地區的作戰區域以外,在不得已的場合,為保護上海、青島附近的僑民,可以派兵。
政府決定派兵華北之後,日本軍部迅速製定處理“華北事變”的方針。晚8時決定了《處理華北事變方針》,並由參謀總長及陸相聯名上奏天皇裁可。該方針的主要內容有:1.“陸軍今後繼續堅持不擴大局麵、現地解決的方針,極力避免可能陷人全麵戰爭的行動”;2.“如果中方無視現行的解決條件,並不表示出加以實施的誠意,或者南京政府派中央軍北上、企圖發動進攻,此時,我方應斷然下定決心”。
軍令部於12日決定了《對華作戰計劃方案》。該文件雖然在“作戰指導方針”中提出“要以懲罰中國第二十九軍為目的,使戰爭局限於平津地區……在最短時間內實現保護僑民及懲罰中國的目的”,但在“用兵方針”中則提出:除了對平津地區的華北作戰(第一階段作戰)以外,還要進行華中、華南作戰(第二階段作戰)的計劃。
日本迅速反應，決策恰好與蔣介石的推測相反，不是不會出兵，恰好是要大打出手。
7月10、11兩日,蔣介石得到消息稱,日本關東軍態度強硬,並已增兵關內;日本天皇亦從外地趕回東京,日本內閣也有增兵華北計劃。對此,蔣介石不予置信。他相信,日本此次挑釁的目的在華北,而不在整個中國,增兵僅為逼迫中方屈服而已。這點並未猜錯，但認為日軍不會因此,擴大事態就純屬誤判。蔣介石依舊堅持強硬態度,一定要進兵河北。
蔣介石的估計是:倭寇一貫使用不戰而屈之伎倆,觀盧案發動已10日彼仍徘徊威脅,未敢正式開戰,可知其無意激戰。且即使倭寇準備大戰,“則其權在倭王,若我宜言能感動倭王,或可轉危為安,是較平時權在下級與前哨者當易為力乎?”所以蔣介石斷定:我表決心之宣言發表“決不致因此而引起戰爭”。
蔣介石這話,實際上是主要用來說給世人,尤其是說給日本人聽的。所謂“感動倭王”，不是今天意義上的“感動”，而要讓日本人明白,真打起來,中國人是會拚命的,對日本不會有任何好處。
當時平津的日軍雖然時有動作,卻因增援未到,尚未展開大規模進攻。因此蔣介石更相信日本準備未足。自己非及時顯示強硬態度,以影響日本當局和戰選擇。7月17日，蔣介石發表了著名的廬山談話。
但此後事態的發展與蔣介石的判斷大相徑庭。據駐日總領事報告,日本除留本土5個師團和留朝鮮1個師團外,其他本土7個師團和在東北的3個師團,均向華北出動。如此龐大的兵力齊集河北平津,戰爭勢難避免。再加上平津日軍此時行動規模明顯擴大，因此，24日午後，蔣介石緊急召見徐永昌，成“日人已大舉侵華,預料一星期內必有大問題來尋。吾人準備務於一星期內完成雲雲”。蔣“並手令若幹條”,令徐當即辦理。”
到這時，蔣介石才明白自己誤判之嚴重，和平解決七七事變的前途已基本絕望。因此,他電告孔祥熙稱:“情勢日急,戰不能免”,“中央決心抗戰,再無回旋餘地矣”。
28日，被蔣介石認為未做好準備的日軍大打出手，將29軍趕出平津，華北局麵瞬間惡化。
另辟蹊徑：蔣介石發動淞滬戰役試圖扭轉乾坤
發動淞滬戰役，首先還是為了保住華北。
淞滬會戰是蔣介石特意發動的。
蔣介石發動淞滬會戰之因
華北形式大壞，蔣介石不得不做應對華北戰爭全麵爆發的準備。
根據8月7日召開的國防聯席會議中何應欽部長及劉光副主任所報告的軍事部署,這時國民政府是把軍事重心放在華北方向。經蔣介石核準,全國第一線約100個師,預備軍80個師,“使用於河北者共約五十個師,正源源向滄州、保定、石家莊一帶集中。”彈藥儲備亦在黃河以北囤積三分之二,而在江南僅囤積三分之一。當時已劃分的4個戰區之兵力分別為:“一、冀魯等地—六十個師。二、晉綏察—十五個師至廿個師。三、上海、杭州、乍浦十個師。四、福建、廣東等地——十五個師。”
但蔣介石對此並沒有信心。他知道，論部隊，中國與日本相差太遠。
也就是在這個考慮下，蔣介石發動了淞滬戰役。
發動淞滬戰役，首先還是為了保住華北。
蔣介石在淞滬戰役結束後不久召開的開封軍事會議上說:“我們此次為什麽要在上海作戰呢？就是要打破敵人的戰略,使他們不能按照預定計劃、集中兵力侵略我們華北。” 淞滬戰役期間擔任大本營第一部(作戰部)長的黃紹竑,在其回憶錄中談到蔣介石對淞滬戰役的決策時,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寫道:“八一三”事變爆發,“最高統帥的決策,是要以主動的姿態,先把上海敵軍根據地摧毀,然後再主動的向華北作戰,即使不能將敵人根據地鏟除,亦須吸引其兵力到這方麵,以擾亂其既定計劃。”
但這不是全部目的，蔣介石選擇在上海開戰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目的。
淞滬戰爭爆發後幾天,在蔣介石、汪精衛、馮玉祥、龍雲等人一次談話時，汪問蔣道:“這次中日戰爭發生在北方,怎麽上海也打起來了？如此豈不成了兩個戰場，我們的兵力夠使用嗎？”蔣答道:“在北方打仗，國際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個國際市場，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國際注意。”
8月31日,蔣介石對路透社記者談話:“國際間對於現時中日兩國不宣而戰之戰爭，有幹涉之必要”，並宣稱“此種國際幹涉，非完全為中國,實為謀國際整個之安全”。中國不僅在外交上有所動作,而且對九國公約國家布魯塞爾會議寄予很大的希望。
這才是蔣介石開戰上海的真正目的：在華北的戰爭遠離美英列強的利益核心區，列強對於介入調停沒有興趣，最終隻能同日本單獨談判。而同日本單獨談判給蔣介石帶來的，從來隻有如《何梅協定》般的難堪。
淞滬會戰是一步步擴大的
也正因為發動淞滬戰役的目標是這些，蔣介石最初批準的淞滬作戰的計劃是一個規模不大的戰役計劃，並非開始就設計成了百萬人規模的大會戰。
“八一三”抗戰爆發時,蔣介石雖然批準京滬警備司令官張治中“先發製敵”的建議,下令對上海日本駐軍進行圍殲,但他並無一個在淞滬地區舉行一場大戰役的計劃,也未組建一個足以適應指揮一場大戰役的領率機關。他的策略可以說是走一步看一步,作戰指導方針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
當時,作為最高統帥部的大本營,在8月20日正式頒發的全國抗戰指導計劃中,明確規定全國作戰的主戰場在華北,而不是在華東的上海。在《國軍戰爭指導方案》、《國軍作戰指導計劃》以及《第三戰區作戰指導計劃》等文件中,正式規定:全國“主戰場之正麵在第一戰區,主戰場之側背在第二戰區”。在這稍前,何應欽代表軍委會於8月7日向國防最高會議所作的“中央之軍事準備”的報告中,宣布全軍部署的重心是在華北。其中指出:“全國軍隊列入抗戰序列者約一百個師,預備軍約八十個師,……依照序列,使用於河北省,共約五十師”。全國的武器彈藥,“依作戰之要求,分設彈藥總庫若幹及分庫若幹,約計在長江及黃河以北,屯積三分之二,江南屯積三分之一”。“至中央空軍,亦已全部準備出動……以太原為根據地。”
8月11蔣介石下令張治中部向上海圍攻線開進,準備發起淞滬之戰。這時,由最高統帥部命令規定:由張治中指揮直接參加上海圍攻作戰的部隊,隻有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和兩個多炮兵團;另外在龍華、虹橋、吳淞以及南翔、瀏河、滸浦等地擔任警戒的也隻有一個師、兩個旅和上海警察總隊與保安總團。張治中就是使用兩個師和兩個多炮兵團發起上海圍攻戰的,這可以說是淞滬戰役的起始階段的規模。
淞滬戰役開始時的作戰企圖和目標,也不若以後那樣廣大,而是以圍殲上海市區(虹口和楊樹浦)之敵,守備海岸,阻敵登陸為作戰目標。這樣的戰役企圖,在當時看來是適當的。張發奎曾指出的：“戰爭初期,我軍以鞏固首都及保有經濟策源地上海之目的,迅速圍殲上海市區之敵,並打破其沿海登陸之企圖,允屬至當。”
也就是說，這僅僅是牽製為目的的一場次要方麵的小規模戰役。
但，就是這樣一個“打給列強看”的目標，也沒能完成。
上海戰事最初因中國軍隊兵力上占據優勢,一度進展順利。盡管蔣介石對日本政府17日宣布放棄此前所定對七七事變“不擴大方針”,進而對張治中不能迅速圍殲數千日軍,奪取實地頗為不滿,但當得知英、美、法三國政府已提出將上海作為中立區,中日雙方軍隊撤出上海的建議後,仍不免深感慶幸。他當即命令張治中暫停進攻。他樂觀地估計:“敵或有退卻可能”,並認定“倭軍恐慌萬分,其國內陸海軍意見紛歧,政府內部不能一致,已陷於進退維穀之勢”。考慮“英國提議調解,可運用之,使俊得轉圈離滬,以恢複我經濟策源地乎?”
蔣介石在上海開戰，試圖引發列強調停的計劃似乎就要實現了。
但日本人並不配合，隨著日軍一步步向上海增兵，蔣介石不得不逐步提升了淞滬戰役的地位,一步步擴大其規模,戰略企圖也日趨明晰和擴展。8月18日前後,南京統帥部獲悉日本陸軍二至三個師團增援上海。18日蔣介石任命陳誠為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援,並決定正在浦口至蘇州間待命的第十八軍進入淞滬戰場。20日、蔣介石接受陳誠的擴大滬戰以牽製華北日軍進攻的建議,並於同日頒發《第三戰區作戰計劃》,正式提出淞滬戰役“以掃蕩上海敵軍根據地,並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陸取包圍行動之敵,以達成鞏固首都及經濟策源地,為作戰指導之基本原則”。8月21日,蔣介石任命陳誠兼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此前,張治中統率的京滬警備軍改編為第九集團軍,繼續擔任圍攻上海市區之敵;張發奎統率的蘇浙邊區部隊改編為第八集團軍,守備杭州灣北岸,並掃蕩浦東之敵。8月23日,日軍第十一師團和第三師團開始在川沙口和吳淞登陸,陳誠指揮第十五集團軍擔任攻擊登陸之敵。至此,戰局已從虹口、楊樹浦擴大到吳淞、寶山、羅店一帶,遂真正演變為“淞滬”戰役。8月25日,蔣介石調任顧祝同為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秉承蔣的旨意統一指揮淞滬戰役。這時,中國參戰部隊已擴展到三個集團軍以及空軍和炮兵的主力,一場大戰役的局麵已初步出現。
同時8月21日晚,蔣介石得到消息,日本政府已經拒絕英國調停。這一消息傳來,又讓蔣極為沮喪,“優心倍增”,他不得不馬上找到蘇聯駐華大使,通知對方中方決定在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問題上做出讓步,同意立即簽約,以換取蘇聯對華提供軍事援助物資。
這也意味著蔣介石試圖依靠列強調停的計劃範圍畫餅，麵對親手揭開的上海戰幕，蔣介石不得不硬著頭皮奉陪越來越多的日軍，將更多兵力投入到淞滬會戰中去。
日本參謀本部鑒於在8月下旬至9月間調派了陸軍兩個師團又一個支隊進入淞滬戰場,但攻勢進展不大,戰局呈現膠著狀態,於是決定再次調派三個師團、一個旅團和空軍一個團前來參戰。這些部隊在9月中旬起分批在上海登陸。至9月20日前後,日軍除在上海附近的海軍部隊外,在長江和黃浦江沿岸集結有陸軍五個師團,另十五個大隊,共約12萬人,擁有戰車兩百餘輛、飛機兩百餘架、火炮三百餘門。
隨著日軍再次增兵，南京政府也不得不相應增兵。9月21日,南京統帥部改組第三戰區領導機關,由蔣介石自兼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和陳誠分別繼任副司令長官和前敵總指揮。參戰部隊組成右翼集團、中央集團、左翼集團三個方麵的作戰軍,左翼集團轄第十五集團軍和第十九集團軍,中央集團轄第九集團軍和第十八、第六十一師等,右翼集團轄第八集團軍和第十集團軍,總兵力約為五十餘個師和五個炮兵團。
到10月間，淞滬戰役真正演變成為全國的主戰場和作戰重心,。至10月上旬,日軍的兵力已增加到近20萬人。中國方麵,蔣介石在10月間又繼續增調第二十一集團軍、第十一軍團、第二十三集團軍、第二十五軍團等部隊。至10月底、11月初,中方在淞滬戰場的兵力增加到七十三個師上下。送回會長終於由一個幾萬人圍攻幾千人的小戰役，經雙方不斷“添油”發展成一場交戰雙方兵力過百萬規模的巨大會戰。
遺恨：蔣介石的一再誤判葬送中央軍幾乎全部精銳
正如周恩來所說，作為誤判的代價，蔣介石嫡係的中央軍在此戰中“犧牲極大”，基本全部精銳都在淞滬抗戰的血肉磨盤中消耗殆淨。
中國軍隊在淞滬會戰中傷亡慘重。
淞滬抗戰的目標沒有實現
由於淞滬會戰從一開始就在軍事因素之外的因素上考慮過多，導致淞滬會戰打成了一場更關乎顏麵的政治仗。
1937年8月下旬,日本第一批增援部隊陸續抵滬,並於23、24日大舉在瀏河、川沙口、張華洪等處登陸,上海戰場的形勢迅速開始發生逆轉。檢閱戰報時,蔣介石常常怒火中燒,對負責第三戰區的陳誠和第九集團軍的張治中,頗多斥責和痛罵。其忽而痛斥“張治中指揮無能”,忽而指責何應欽用人不當,忽而大罵空軍主將“愚劣怯懦”,且常常發起脾氣來“責罵(下屬)不留餘地”。
妥協既不可能,軍事上又無勝算,蔣介石這時自然更加看重外交幹預的可能性了。雖然各國無意介入中日戰爭,蔣還是在暗中設想派宋美齡赴蘇,派胡適赴美,派蔣百裏赴德、意,采取主動,或可促進各國政府出麵幹預。隻是,人尚未如期派出,中國軍隊在上海的陣地已數處被日軍突破,弄得蔣一日數驚,逞逸不能終日。其雖一再為自己打氣稱:“上海之得失,不關最後之成敗”但他已經不能不開始考慮張發奎等將領的提議了。此前,張發奎主張,滬戰應采取持久消耗的戰略,而蔣則力主:“國軍如能在上海多保衛一二個月,將可引起國際方麵的幹涉和支援,因而應不惜犧牲,盡力固守上海。”這時,蔣介石也開始在暗自反思:“我今集中兵力在上海決戰乎?抑縱深配備以為長期抵抗乎?”
9月23日,上海羅店守軍在日軍反複進攻下發生潰退,蔣介石終於決心部署撤退了。雖然他注意到部隊仍有一定戰鬥力, 相信“滬戰尚可相持”,但他已經意識到繼續堅持上海抗戰並不能造成國際幹預和日本讓步的局麵了。也就是這個時候，蔣介石終於明白，經過一連串的誤判，他的計劃隻能失敗了。
9月27日,蔣介石開始研究如何轉換戰略方向的問題:是“引其在南方戰場為主戰場”呢,還是集中主力“擊其一點”好呢?或是利用平型關戰役的勝利,督促山西方麵主動出擊,使敵被迫分兵好呢?抑或現在就采取“持久”戰略好呢?º思來想去,蔣並未能提出十分明確的軍事戰略。當然,蔣始終不能忘懷他發動淞滬抗戰的初衷,即以夷製夷。他因此反複考慮是否應將大戰的戰場從華北轉向黃河以南地區,即我“外交重點在英俄,如何運用之?引敵深人黃河以南,使英俄著急,不得不參加遠東戰爭,可乎?”
10月1日,眼看自七七事變以來種種戰略策略均告失敗的蔣介石,暗自反省了對日關係及政略問題。其檢討最後確信,對日戰略策略之無效,根本上不在自己一方之失策,而在日本侵華野心之不可遏製。
10月26日,戰略要點大場鎮被日軍攻占,中國軍隊中央作戰部隊的側背暴露於日軍攻擊之下,導致中方全線動搖。蔣介石此時已心灰意冷,僅自勉道:“大場失陷矣,盡人事,聽天命,勿慌急!”“滬戰本未列人整個抗戰計劃之內,且一時與局地之得失,無關全局之勝敗”。且自定此後之和戰原則道:“國際調解則可,單獨交涉則不可”;“抵抗到底,決無妥協餘地”。既然全麵戰爭已不可避免,蔣不能不暗自鼓勵自己稱:“有我在世,中國必能挽救,此非特自我之自信,實已成中外人士普遍之心理矣。餘何自懼乎?”
時至於此,整個上海抗戰已告失利。蔣介石再無辦法推動各國幹涉和阻止日本進攻了。
中央軍損失慘重
蔣介石為了以“打”來“促”成國際幹預,否定了不少高級將領提出的滬戰應當貫徹“持久消耗”原則、適可而止的建議。在9月間的鬆江軍事會議上,張發奎等主張滬戰應采取“持久消耗”戰略,“以逐次抵抗消耗敵人兵力而保存國軍實力,以利以後之長期作戰”。
在當時擔任最高統帥部副參謀總長的白崇禧,也並不認為集中全軍主力於淞滬戰場作戰是適當的。在回顧淞滬會戰時,他曾說道,“如果‘八一三’上海保衛戰,我軍為向國人交待,隻作輕微抵抗,將主力撤至南京,深溝高壘,由沉著之將領指揮,敵人的海空軍不能放肆,如此以守上海之精神守南京,雖南京終久必失,但抗戰效果一定較大,敵人之損失也更大。”
先是張發奎和張治中,後來又有白崇禧和劉斐,都向蔣介石提出不同意見;李宗仁也向蔣介石進言,但都遭到拒絕。張發奎回憶道:“最高統帥部否定了這個建議,他(蔣介石)的意見以為上海是軍事必爭之地,應不惜一切來確保這個地區。”
但蔣介石認為,“國軍如能在上海多保衛一二個月,將可引起國際方麵的幹涉和支援,因而應不惜犧牲,盡力固守上海”。
正是蔣介石的這一誤判，在淞滬戰役的中期和後期沒有貫徹“持久消耗”的原則,沒有適時調整部署,保存有生力量,而是在敵陸海空軍便於協同作戰、重兵器極易發揮威力的上海近郊一片平原地帶,進行曠日持久的陣地防禦戰,與敵軍拚消耗,以致遭到本來可以避免的慘重損失。陳誠在淞滬戰役結束後不久談到此戰的經驗教訓時也指出,“這次戰略受政略的影響很大,乃是國家的不幸”。
周恩來後來在中共“七大”的發言中,談到蔣介石抗戰初期的戰略方針時指出:“（蔣介石）他們覺得，隻要打幾個勝仗，就可以引起國際的幹涉。最大的希望是蘇聯出兵，次之就是英美在上海幹涉。所以他們就打陣地戰，把一二百萬軍隊都調到上海，拿去拚，犧牲極大。”
正如周恩來所說，作為誤判的代價，蔣介石嫡係的中央軍在此戰中“犧牲極大”，基本全部精銳都在淞滬抗戰的血肉磨盤中消耗殆淨。
在開始的《重讀抗戰》中，我們盤點過抗戰開始時的中國軍隊。抗戰爆發前中國軍隊龐大的整軍計劃隻來及進行了一小部分，原計劃至1938年底國民黨軍 “共計調整、整理各六十個師，統計為一百二十個師”。然而此計劃實施僅半年，即因戰爭爆發而中止，僅調整野戰師15個，整理野戰師24個。
實際由於整軍時間太短（原本定於1938年底完成60個師的整編工作），自產武器無法滿足需要，外購的德式武器也沒有全部到貨（開戰以後，德國在日本的壓力下逐步取消了軍事合同），最終隻有87、88、36師3個德械師和1個中央教導總隊基本達到了賽特可將軍關於輕步兵的要求，其中87、88、36師的重武器完全沒有到貨，隻有中央教導總隊成為唯一一個真正完成調整的德械步兵師。其他師的由於裝備不全，訓練有限，更是遠遠沒有達到這個標準。但這個39個師已經算是蔣介石能拿出的最精銳的部隊了。
淞滬會戰，蔣介石毫無保留，將這些精銳悉數出動。
4個德械師首當其衝，87、88師是戰役最初就用來進攻上海租界日軍的主力，36師和教導總隊也緊緊跟上，與它們一同參戰的，還有陳誠“土木係”的老底子11師、14師、67師、98師，胡宗南的起家部隊1師和78師。後來得享大名的74軍的主力51師、57師和58師在這個作戰序列中，都已經被排在不起眼的後端了。此外，桂係精銳第7軍48軍也投入戰場。可以說此時除了在南口奮戰的湯恩伯部、在河北阻擊的衛立煌、關麟征部外，蔣介石中央軍的精銳基本全投入了淞滬戰場，並遭受了慘重的傷亡。據參戰官兵回憶，部隊光補充士兵就有五六次，開戰前的老兵基本換了幾遍，部隊除了番號，已經完全不是原來的部隊了。
典型如最精銳的4個德械師，經曆此戰後即一蹶不振，戰力大打折扣。
換句話說，自四一二政變蔣介石掌握政權以來到抗戰開始，蔣介石手中積累的那批有限的精銳部隊，在淞滬一戰中，因蔣自己的誤判，已經葬送得不剩多少了。
結語
淞滬抗戰以“血肉磨坊”聞名於世，在彰顯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不怕犧牲的抗戰勇氣之外，也暴露出了蔣介石誤判帶來的巨大損失。對此我們既不應抹煞蔣決策和指揮淞滬之戰對於民族抗戰所作出的重大貢獻，也不應對其在戰略和戰役指揮上的嚴重失誤避而不談。所謂誘使日軍如何如何，就不用跟在人後貼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