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84）
（三十一）“一月革命”（上）
在遍地造反烽煙中，一九六七年悄然來臨了。 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多年以來，凡是元旦，以及五一、七一、八一、十一這樣特殊的日子，《人民日報》都會發表一些比較重要的文章，傳達中共中央最新的政治意圖。尤其元旦社論，一年之始，裏麵往往有中共中央對新一年工作的部署和期許。所以大家對“元旦社論”都比較重視。文革開始後，政治風雲大開大合、變幻莫測，這個“元旦社論”在大家眼裏就顯得更重要了。我自然也不例外。尤其我覺得我們造反派處境險惡，萬事不能行錯踏差，就更要吃透黨中央精神，以免犯錯誤。因此我對社論反複研讀了幾次。社論前半部分回顧了一九六六年的文革曆程，後半部分是向全國人民提出的新一年的戰鬥任務。社論裏有幾句警句式的文字特別引人注目：
“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麵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將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它的影響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將是一鬥、二批、三改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的一年。”
怎樣的鬥爭才算是“全國全麵”的階級鬥爭呢？缺乏社會經驗也缺乏政治運動經驗的我無法將這些抽象的文字想象為具體的行動。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新一年的鬥爭將比上一年更激烈。而社論說的要向“走資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發動總攻擊的話，令我想起去年八、九月份的“紅色恐怖”和抄家風。我很擔憂這樣的風暴再度來襲，擔心母親和全家人的處境會不會更加惡化。自被抄家以後，什麽叫“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之禍”，什麽叫“覆巢之下無有完卵”，那種莫名的、無邊的恐懼我都體味到了。此外，我也大概地讀懂了社論透露的一個意思，那就是毛澤東準備要在今年內結束文化大革命運動。因為社論既然說了要在今年內取得文革“決定性的勝利”，那離結束文革當然也不遠了。可是再看看現在的局麵，鬥爭越來越激烈，“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文革的主要任務現在還剛剛開始，然而已引起各級當權派的頑強抵抗；造反派雖已出現，但就全國來看還處於軟弱的艱苦奮鬥時期。總之，真正的戰鬥還剛剛開始，誰勝誰負言之尚早。因此我很懷疑到時這文革能否結束得了。
不過社論中關於當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表現的一段論述很合我意：“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不但不向群眾檢討，不給被他們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等等的革命群眾平反，不肯當眾銷毀那些整革命群眾的材料，反而大肆宣揚‘秋後算賬論’，揚言還要把革命群眾當作‘右派’處理。這種論調，就是要反攻倒算。無產階級革命派是不怕算賬的。‘秋後算賬論’是嚇不倒革命群眾的。散布這種論調的人，又對黨、對革命群眾欠下了一筆新賬。革命群眾對於他們的這筆賬，是一定要算的。”對此，我不禁發出由衷的讚歎：寫得多麽好啊！這段文字將我們造反派遭受資反路線迫害和當前的處境，真真切切地說了出來。我從來也沒有覺得過中央的社論像現在這樣切合實際和及時的。唯一不足的是社論說頑固堅持反動路線的當權派是“極少數”，但實際是“絕大多數”，社論故意把它說輕了。從這段文字中，我不但了解了當權派不肯焚毀整群眾的“黑材料”是普遍的現象；而且我也看到了黨中央對我們造反派群眾堅決支持的態度，因而更增加了與張宜之流鬥爭到底的信心。
就在這時，上海市區以“工總司”為首的造反派開始了後來被稱為“一月革命”的一連串行動。這場革命極大地改變了全國文革的進程。依我看，號召造反派聯合起來奪權，建立“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等重大舉措，在毛澤東原來的文革計劃中都是沒有的。但因此也引發了支持和反對文革兩種力量更尖銳、更殘酷、更血腥的鬥爭。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由軍隊出麵鎮壓造反派，以及兩派真刀真槍上陣的“武鬥”。
“一月革命”是怎樣發生的呢？我在前麵就已說過，當時我們上海郊區的人，很多對市區的文革並不太關心，因而也不太了解上海市區文革的詳細情況。市區發生的一些大事，如“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我們雖都知道，但也僅知道一些大概的情況而已；又如“康平路事件”、“衡山賓館事件”，我也算是親眼目睹的，但當時也不清楚發生這些事件的來龍去脈。對於市區“一月革命”的許多情況我是稍後知道的，更有些是後來看了些有關資料才知道的。從這個角度說，由我來講述“一月革命”的經過似乎不太適宜。但是我又想，像這樣一場規模宏大的群體行動，任何個人都不可能處處親身經曆，事事都了解原因。當年親身經曆“一月革命“的人不一定都有能力、條件講述這段曆史。而我好歹也算親身經曆了一些、親眼看到了一些、也親耳聽到了一些關於這場革命的實況的，我們隻要如實地說出我們知道的、並將我們知道的各種資料加以比較、核對，根據我們的經驗認為可信的，講出來，讓後人也了解這段曆史的真相，即使不全麵或某些情況不完全符合實際，那也要比有些人為了某個卑劣目的，故意歪曲、偽造事實的要強得多。下麵，我就按我所知道的、並按我理解的“一月革命”發生的原因和過程，作一簡單的敘述。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央軍委頒發《緊急通知》，和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頒發關於檔案材料的《補充規定》以後，群眾造反派開始陸續出現。他們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切入點，揭發、批判“黨內當權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行和迫害群眾的罪行。各級黨委對此驚恐萬狀，千方百計地要把這種群眾造反的勢頭打壓下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群眾造反派組織成立時，上海市委是堅決反對的。但是，當張春橋以中央文革小組代表和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身份簽字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工總司”隊員北上控告市委的行動是“革命行動”，而且連毛澤東也承認了以後，市委覺得既然反對也不能遏製群眾造反了，那就通過工會等係統也成立一個群眾組織專門去與“工總司”對抗。這個組織就是“赤衛隊”，成立時號稱有八十萬人，比當時的“工總司”人還多。“赤衛隊”成立後與“工總司”等造反派發生過不少衝突，其中發生在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九日的“解放日報事件”是最典型的一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赤衛隊”在人民廣場召開大會，以批判市委資反路線為名，要當時主持市委工作的市長曹荻秋簽字承認“八項要求”。其中第五條提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涉及到各個群眾性組織的重大關係問題，市委必須與有關革命組織取得協商一致，解決問題，任何單方麵無原則的簽字都無效”。這段讀起來讓人感到曲裏拐彎、意思晦澀的文字，要表達的訴求其實很簡單，就是要求市委宣布以前與“工總司”簽署的文件一律無效；凡市委要與“工總司”等組織簽署任何文件，都要得到“赤衛隊”的同意。按理說，“赤衛隊”與“工總司”一樣都是群眾組織，他們互不統屬。因此“赤衛隊”要曹荻秋同意他們的要求，也隻能要求與“赤衛隊”權益有關的事項，而無權幹涉別的群眾組織，更無權要求市委廢除市委與其他組織訂立的契約。所以這個“八項要求”不僅幹涉並損害了“工總司”的利益，而且擺明了它“赤衛隊”的成立就是與“工總司”為敵的。曹荻秋作為一個資深的中共高級官員，應該清楚知道“赤衛隊”是無權提出這樣的要求的，他也無權答應這樣的要求。然而他竟然簽字同意了。顯然這是一出精心安排“雙簧戲”。盡管曹荻秋裝出一副被逼的樣子，也難掩他公然挑動群眾鬥群眾的陰謀。
為此，十二月二十五日，“工總司”在文化廣場再次召開批判曹荻秋和舊市委執行資反路線大會，揭發市委挑動群眾鬥群眾的罪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曹荻秋在這個會上居然又厚顏無恥地作了一次拙劣表演。他不但將簽字同意“八項要求”的責任全部推給了“赤衛隊”，而且還當眾說“對‘赤衛隊’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如此出爾反爾的做法，如此極左的言論，其實是在再一次玩弄挑動群眾鬥群眾的把戲。結果，在“赤衛隊”頭頭的配合下，他果然又成功地挑起了廣大“赤衛隊”員的憤怒。
當天下午，“赤衛隊”頭頭即秉承市委旨意開會，利用廣大“赤衛隊”員的憤怒情緒，煽動他們離開工作崗位去北京控告，以此達到破壞生產和向中央施壓的雙重目的。
二十七日，上海鐵路局調度所代理主任、“赤衛隊”總頭頭王玉璽等再次開會，策劃在全市停水、停電、停工、停鐵路、停公交、停郵電、停市內清潔衛生等陰謀，企圖全麵癱瘓大上海的生產、交通運輸和市民正常生活，以加大對中央施壓的力度。從這天起，北方區海港率先開始停工。
二十八日，上海機械廠六千工人全部停工。其中參加北上控告的，廠方發給每人一百元人民幣作補貼，並提前發三個月工資。國棉十七廠有二千四百人停工，時間長達一星期。上鋼三廠五個轉爐停了兩個。同日，“赤衛隊”又藉口市委把八十萬“赤衛隊”員打成“反革命”，要求曹荻秋繼續承認“八項要求”有效為由，發動二萬多人包圍並占領了康平路市委書記處大院。其目的不知是想擴大影響向中央施壓，還是想占領了市委書記處、控製了市委書記們以後，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工總司”為了驅趕“赤衛隊”也派人去了康平路，結果發生了“康平路事件”和“衡山賓館事件”。
此時“三停”陰謀正在實施。三十日早晨五點多，吳淞地區部分工廠開始停工。六點不到，郵電部門開始停工。公交係統也部分停工。鐵路調度所八十多個人，除留幾人看家外，全部離開了調度台。鐵路調度從早晨五時起完全停止，滬寧、滬杭線因此全部癱瘓。到三十一日早晨，上海站已停發客車二十六列，造成五萬多旅客乘不上車；停發貨車三十八列，總計二千零二十五車卡貨物滯留車站；另少裝貨七百五十九車卡，少裝貨物達二萬五千七百三十五噸；少卸貨一千二百八十車卡，少卸貨物四萬二千八百八十頓。由南京、杭州方向開往上海的客車，有二十八列停在沿線各站無法動彈，五萬多旅客滯留半途，吃喝都成問題；有二十二列貨車被迫停在半途。由於運輸停滯，造成許多貨物、原料供應緊張，各地紛紛來電告急。
三十一日“衡山路事件”發生後，有多至七、八萬赤衛隊員以“上京控告”為名離開工作崗位陸續到達江蘇昆山。而“工總司”和“紅革會”等學生組織因派人員到昆山去攔截、勸說“赤衛隊”員回上海“就地鬧革命”，也影響了部分工廠的正常生產。
除了讓大量工人脫離生產，策劃“三停”，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此時還正在策劃一場蓄謀已久的“經濟主義妖風”。據一份由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在一九六八年撰寫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的記載：十二月十一日，因鼻咽癌之前一直在修養的市委書記陳丕顯，親自主持市委會議，根據陶鑄“要爭取主動，對造反派的物質要求要盡量解決”的指示，對市委各部門負責人說：“群眾運動中政治鬥爭必然要衝擊到經濟問題。（以前的）經濟製度、體製等問題勢必（要被）衝破，看來是頂不住的”。他要求大家“要獨立思考，獨立作戰，靈活處理”。曹荻秋也說：“我們以前工作上被動，主要是經濟上掌握太緊”，今後“要擴大物資供應”。
在陳丕顯、曹荻秋指示下，上海各級當權派開始大刮“經濟主義妖風”。他們用經濟收買人心，用經濟破壞生產，用經濟破壞文化大革命。十二月二十七日，北方區海運局黨委書記李廣簽字同意補發學徒工一年工資。郵電管理局負責人汪力田簽字同意一九五八年招入的家屬工工資由原來的三十元增加到四十一元。二十九日，市民政局當權派簽字同意將聾啞福利工廠平均工資從三十元調整為五十元，增加幅度達百分之七十。市勞動局當權派簽字同意給地質局二百五十人補發工資，補發的總金額達六萬元人民幣。又市委某負責人同意將某係統的臨時工，由日工資改為月工資，使這些臨時工的工資總額每月增加了八萬元。三十日，市委其他部、委，各區、縣、局和某些基層單位的當權派，也開始大量簽字補發工資、福利費和串聯費等。“經濟主義妖風”迅速刮遍全市。
為了分化造反派，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陳丕顯簽字同意給“工總司北上返滬二兵團”活動經費十五萬元，和小轎車、摩托車、自行車一批。那時二兵團司令耿金章正在策劃從“工總司”中獨立出來，與“工總司”爭權奪利，一較高下。
同天深夜，曹荻秋在香山路召開秘密會議，參加者有王一平（市委書記處書記）、宋季文（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宋日昌（副市長）、張承宗（副市長）、關建（市委婦委書記）、杜淑貞（共青團上海市委副書記）、王克（市勞動局長）等八人。曹荻秋依據陳丕顯“政治上獨立作戰，獨立思考”，“經濟問題放寬一點，爭取政治上主動”的指示，對與會者說：“現在這些問題，請示中央、國務院也沒有用，還是自己先幹起來吧！”會議製定了“討好群眾，穩定整個局麵”和“緩和緩和空氣”的方針，提出了五條措施：一、一九五八年以後精簡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原廠安排工作；二、社會青年要積極安排工作；三、街道工業可以先戴“國營”的帽子，適當增加勞保福利；四、郊區五類地區的工資可考慮升到八類地區的標準；五、長期臨時工和外包工改為長工。曹荻秋在事前還要宋日昌和王克擬定一個具體方案，要保證這五條措施得到貫徹執行。由於許多單位突然增加了大筆的福利開支，銀行出現大排長龍提款現象。有的單位一次提取幾十萬元巨款，導致銀行發生現金短缺。
需要補充一下的是在大刮“經濟主義妖風”的時候，上海還有一股“搶房風”突然冒起。據“工總司”等組織當時的統計，從十二月三十日到一月三日，全市所有待分配公房被搶占一空，其中包括新建公房二萬二千多平方米，和收繳的資本家和其他“牛鬼蛇神”房屋三十萬平方米。搶占房屋的市民估計達二萬戶以上。
當時，這股“妖風”在我們青浦也有表現。如一些單位當權派也濫發“獎金”和“補發工資”，以致去銀行提款的人川流不息，原本很清靜的銀行門口那幾天熱鬧如菜市。也有人打聽到縣房管所有一批空房，於是被人破門而入占據。
那個時候，由於大量“赤衛隊”員離開工作崗位，而不少造反派隊員也因種種原因離開工作崗位，還有一些不參加任何派別的“逍遙派”群眾，見當權派不管事，兩派又忙於互鬥，能不上班的也趁機不工作，因而生產受影響的工廠、單位很多，其中尤以鐵路、海港的情況最為嚴重。關於這種情況，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周恩來在接見全國鐵路係統在京代表講話中就曾簡略提到，說“上海來電話說近來外國貨船兩天不能卸貨，停在黃浦江上。” 張春橋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有個介紹上海奪權經驗的講話也說到這個情況。他說：“我和姚文元同誌是一月四日去上海的。舊市委已癱瘓了，好多工廠停產了，有的重要工廠也停產了，高橋化工廠停產，帶動很多工廠停產，碼頭停了，車站火車也停了，很困難啊！”“碼頭癱瘓，每天外國輪船到上海港，貨不能裝又不卸，帝國主義利用這個事情，向世界廣播，說上海碼頭工人罷工了，進行攻擊、誣蔑。有的外國商船把我國國旗倒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