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良英先生不曾在北大任教。他有一次來北大，是因為我成立了一個學生社團“北大科學哲學社”，請他擔任顧問。
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是北大物理係學生，課外讀過《愛因斯坦文集》，對“科學哲學”很感興趣，費了一番力，成立了一個“科學哲學社”。許良英先生是《愛因斯坦文集》的第一譯者，是我想聘為顧問的第一人。一同辦社的吳國盛不知從哪裏打聽到許良英先生的住址，在離中關村不遠的中科院宿舍，離北大很近。我們兩人便在一個晚上騎著自行車登門求見。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一個七十出頭的老者，身形偏瘦，卻很精神。我們自我介紹、說明來意，許良英先生慨然應允。
為了壯大陣容，我們又在校內外聘請了不少與“科學哲學”或多或少有些關聯的學者做顧問，其中包括吳國盛未來的導師、北大哲學係的黃枬森副教授。
許良英先生得知我們要聘請黃枬森後，勃然大怒，說如果聘請黃枬森，他便不做這個學社的顧問。許先生之所以如此動怒，是因為在不久前的“反精神汙染”運動中，黃枬森作為黨內保守派的筆杆子衝鋒在前；而一向立場鮮明、敢言直諫的許良英先生，對其人十分不齒。後來我才知道，許良英先生在隨後的政治風波中也曾險些遭難。傳說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鄧小平曾點名要開除劉賓雁、方勵之、許良英三人的黨籍，卻一時想不起許良英的名字，誤記成王若望，結果被開除的成了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許先生因此逃過一劫，得以在中國大陸善終，而那三人則先後客死海外。
但這些，都不是當時的我所能理解或預見的。那時我差不多還隻是個孩子，對黨內保守派與自由派的分野毫不敏感，也不大關心時事，對其中的糾葛幾乎毫無意識，更談不上預見日後政治鬥爭的走向。正因如此，才會既聘請許良英，又聘請黃枬森；如今反省，其舉不乏機會主義的成分。但既已聘請黃枬森，也不便再作更改。好在許良英先生發過一通脾氣之後，並未辭去顧問之職。
成立大會那天，校團委特地為我們調了一輛轎車，去接校外的顧問們。其他幾位顧問都坐車來了，許良英先生卻說“用不作”，自己蹬著自行車前來。
大會在一間大教室裏舉行。校方派了一位學生工作部的幹部出席，團委來的，是當時的副書記劉小峰。我自然依著從小到大見過的開會套路，請校領導發言、請顧問發言，自己也像模像樣地當了一回“領導”作總結發言，滿口官腔。
大會一結束，許良英先生便走到我麵前，再一次對我大發脾氣：“你怎麽小小年紀，就學搞官場上這一套？”這一句話，幾乎是當頭一棒。我這才如夢初醒：原來那些我從小慣見、以為理所當然，也就理所當然地加入其中的那一套遊戲，其實是極其濁穢的東西，是人生的歧路。我當時羞愧難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隻能呆呆地看著他轉身，蹬上自行車，孤寂地離去。
大學是受教育的地方。而我在北大所受的寶貴教育之一，正是那一天，來自一位校外長者的這一記“當頭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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