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77）
十二月二日，氣象預報有一股北方強冷空氣即將到達上海地區，氣溫會降到零度以下，出現嚴重霜凍。前階段因為開展運動關係，全站員工又已經連續好幾個星期沒有放過假。這時候張宜就決定第二天開始放假兩天，讓員工回家取冬衣。其實，兩天時間隻能讓家在上海市區或本地的員工回家一次。有幾個老員工他們的家在江蘇的無錫、常熟、江陰等地，那時交通不便，兩天時間根本不夠來回，所以他們平時就以單位集體宿舍為家，四季衣服也都在單位內不用回家去取。其中就有“四清”中被查出的漏劃地主朱首良和漏劃資本家華祖禹。而張宜就趁這個大部分員工不在單位的機會召集他們開會，要他們表態同意黨支部沒有整群眾，也沒有整群眾黑材料的觀點。張宜點名要朱首良和華祖禹率先表態。朱、華自然不敢有異議。於是張宜就將這算是群眾都同意了血防站沒有整群眾的“黑材料”，可謂手段卑劣。在那兩天，還有員工發現有人偷偷將原來放在防疫組隔壁文革材料組的材料，分三次轉移到了黨支部辦公室兼血防站檔案室中。
這次休息我也沒有回家。我自九月下旬為動員去新疆單位要我回家征求母親意見，剛巧碰上家裏被抄家。此後我遵母囑一直沒有再回去過。前幾天，我在沈巷公社衛生院工作的四姐已經將我的寒衣送來，因此更沒有必要回家。當天下午，一些家住市區等交通方便的同事不吃晚飯就走掉了。到第二天上午，要回家的同事已全部走光。那些家在縣城的同事因為單位放假也不來上班，原本熱鬧的單位頓時變得冷冷清清。我有家歸不得，此時感到無比的孤單和淒涼。一個人在宿舍呆不住，中飯後就準備去街上瞎轉轉消磨時間。走到站門前天井時，正好遇到同事朱雪園，他見我沒有回家就問我：“你沒有回家？”我說我的棉衣前幾天家裏已給我送來了，所以不回去了。他就說他也不想回去，就問我有沒有興趣一起去上海看看。我正感到無聊，聞言不免有點心動，遂問：“怎麽去？”說心裏話，假如坐公共汽車去，來回車票就要一元多，我一個月工資隻有二十八元，我是不去的。但他說騎自行車去。我有點好奇，雖然單位也有幾部公車，但都是“名車有主”輪不到我們“小青年”用的，因接著問他：“哪裏來的自行車？”他說他有辦法借到。我想了一下，既然有車，一起出去走走也無妨，就答應了他。他就叫我等他一下，他去取車。
我在前麵已簡略說過，朱雪園是江蘇宜興人，因從小隨父母在練塘長大，與我也算是半個老鄉了。他的父親在練塘中學當教導主任，母親是練塘第二中心小學六年級畢業班的班主任。我因小學升初中沒錄取，當時傳言都是她和她老公搞的鬼，因此對他母親沒有好感，平時與朱雪園也基本沒有往來。 此時也是神使鬼差一般，我竟跟他一起去上海。這天是十二月三日，星期六。下午二時許，朱雪園果然推了兩輛自行車來。我們就騎車出發。開始向東沿青滬公路前進，可是騎出沒多遠，寒潮就撲麵而至了。隻見灰暗厚重的雲塊從天邊推上來，如草原上一大片馬群奔騰而來，迅速遮滿整個天空。迎麵而來的狂風吹得我們寸步難進。為了減小風的阻力，我們在公路上之字形地曲折前進，但效果不彰，勉強掙紮了一陣隻前進了一、二百公尺。陣風厲害時連車子也快被吹倒。我覺得這樣子今天絕對到不了上海。我想打退堂鼓不去上海了。可是朱雪園提出先折回青浦汽車站，改道向南走青浦往鬆江的青鬆線，到磚橋這個地方接上鬆滬公路，再向東北轉往上海。我聽他這樣說，是一副非去不可的樣子，隻好答應了。走那條路雖是橫風，也不好騎，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勉強到七寶，人累的不行，也冷的不行，天色也漸漸暗下來了，七寶鎮上的路燈有的也亮了。朱雪園說不如我們在七寶住一夜，明天一早再走。我擔憂我們沒有工作證也沒有任何證明文件，恐怕住不進旅館。（自進血防站工作，一直到文革結束後離開大陸，工作十幾年單位從未發過我們“小青年”工作證。即使是轉正後也沒有發。給我們出行造成很多不便。這也算是一件奇聞。）朱雪園說他有證明。我心中奇怪，他哪裏來的證明？怎麽什麽都準備好了？但此時人在半途，人疲馬乏的既然有旅館住，還管他證明哪裏來的，先住下再說。進了旅館，一切手續都由朱雪園去辦，我就先找個地方坐下休息，所以也不知道他用的是什麽證明。安排好住宿，又出去找飯店，各自買了飯菜吃了。那時候小鎮上的商店一般到下午五點就關門了，飯店最多也隻開到六點。旅館裏麵客人稀少，好像就隻我們兩個。床上的被子又硬又髒，還有點兒潮，勉強將就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出門吃了早飯，我們繼續向上海市區進發。那天早上風小了很多，但氣溫降到了零度以下。我們戴的厚厚的醫用口罩都結了冰。大約上午八時半左右，我們到達市中心淮海路一帶。料想不到的是在經過一個十字路口時，朱雪園突然停住車，對我說他要去他的一個親戚家，說“我們不如就在這裏分手吧！”說完頭也不回地一個人騎車走了。望著他迅速消失的背影，我心中十分惱火，想你叫我一起來上海看看，現在一到上海你就獨自溜走，真他媽的不是東西！但他人已走，罵也無用。回頭四顧，路上來來往往的人不少，一個也不識。一個弄堂口有幾家人家正在生煤餅爐子，濃煙滾滾，被風一吹，弄得馬路上也都是煙。我頓覺天寒地凍、孤零零的無所依靠。我有心想去找我三姐，但她學校在虹口，很遠，而且也不知道能否找到她。而一個人遊上海也沒有趣味，猶豫再三，最後決定還是早一點回青浦吧！於是，我調轉車頭向西，往徐家匯、西郊公園方向而去。
經過一個路口，傍邊有一塊小的綠化地，有一群十來個人，手裏拿著長條形的小紙旗，嘴裏喊著“我們要看《解放日報》！我們要看《解放日報》！”在那裏不停地轉圈子。我覺得奇怪，《解放日報》怎麽啦？是誰不讓他們看《解放日報》啦？我靠邊停住車觀看了一陣。其中有一個五十來歲的男子見我看著他們，好像顯得有些不好意思，迅速低下了頭。因為光在一邊看看不出名堂，又不想下車問人，於是我複騎車前行。一路上又見到了好幾群這樣的人群，有的還喊著““抗議‘紅革會’一小撮暴徒強占解放日報社！”的口號。我想，大約是《解放日報》社被“紅革會”占領了，出不了報紙了，所以他們要抗議。那時候上海的紅衛兵組織很多，我聽說過“紅革會”這個名頭，但不知道他們為什麽要占領報社。占領報社這可是一件嚴重的大事啊！這可不是玩的。而看這些抗議的人，絕大多數都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隻有很少幾個老年人。我估計這些人都是單位或街道組織來的。
又經過一個路口，有一個學生模樣的年輕人在高聲喊叫：“《紅衛戰報》！看《紅衛戰報》！”在免費發報紙。我上前刹住車伸手也拿了一份。這是一份如《人民日報》、《解放日報》一樣大開張、套紅印刷的報紙，拿在手上感覺上就比一般的紅衛兵小報氣魄要大好多，儼如一份正式的大報。報頭上印的 “紅衛戰報” 報名，是四個毛體的字。報紙的主辦者是上海市紅衛兵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和紅衛兵上海司令部。因為騎車不能看報，我就將車子在人行道邊停下，先瀏覽報紙的大概內容，都是批判上海市委多年來走資本主義道路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罪行的。其中有一篇長文是《〈解放日報〉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因為路上有風，而且車來車往的，不便細看，我就把報紙折小後放在隨身帶的小手提包裏，準備回了青浦再細看。
那天我從市區騎車回青浦，一路無人相伴，不免想起剛才路上看到的“市民抗議”那一幕鬧劇，覺得有點可笑。心想現在是什麽年月了，你們還文縐縐地搞街邊轉圈 “抗議”，紅衛兵吃你這一套！ 又想到市委使出這一招，本身就說明市委的威信已大不如前了。要是在過去，哪個人敢去占領黨報的報社？早就抓進監牢判你個十年、八年徒刑了，根本無需發動人來抗議。不過，我心中也在喟歎，現在這批學生的膽子也真的越來越大，占領黨報報社，這不同於鬥爭牛鬼蛇神、抄地主資本家的家，這是在造共產黨的反。眼下市委可能拿你沒辦法，但除非你能將市委徹底打倒，否則恐怕難逃被“秋後算賬”的下場。一會兒，我又想起這次沒來由的上海行，懊惱自己竟然會上朱雪園的當。這個朱雪園平時覺得他瘋瘋癲癲的，原來也這麽狡猾且不講信義！又覺得朱雪園這次去上海，絕不是如他說的“去上海看看” 那樣簡單，而是有什麽目的的，所以他做足了一切準備工作。隻不知他的證明、自行車是從哪裏弄來的。再想他不省省力力地花五角五分坐公共汽車去上海，寧願頂風冒寒騎自行車去，莫非是為了避人耳目，不讓人知道他去上海？可是他有什麽見不得人的事情需要避人耳目呢？還有，我明顯感到他拉我一起去上海是將我當路上的保鏢的。可是，路上又能有什麽危險而需要人護駕呢？我腦中突然閃過一個想法：難道他在轉移東西？可又想他父母都是普通的人民教師，“黑幫”分子他們也不夠格，抄家應該抄不到他們頭上呀？可疑之處盡管很多，但一時之間我也猜不出個究竟來。又想即使他是在轉移財物，也不是不可以。而且此事與我無關。不久，我就將此事淡忘了。直到隔了差不多三年，我因一個偶然的機會才得知朱雪園家當時也被他父親任教的中學學生抄過，而且抄了好幾次，罪名是說他父親是逃亡地主，這疑問才算有了答案。
那天，我回到青浦後看了這份《紅衛戰報》，又看到了一些相關的傳單，才大致弄明白了《解放日報》事情的來龍去脈。原來，“紅革會”、即這份報紙的主辦者“上海市紅衛兵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寫了一個批判上海市委的專輯登在《紅衛戰報》第九期上。此外，這期報紙還有一篇長文是專批《解放日報》的。因此，紅革會學生不但將印數增加到六十萬份，他們還向解放日報社提出一個要求，就是要將《紅衛戰報》夾在《解放日報》中一起發行。理由是過去《解放日報》為陳、曹市委放了許多“毒”，現在他們要消毒；你《解放日報》的毒放到哪裏，他們就要消毒到那裏。報社先說要請示市委，接著以“黨機關報不便與群眾組織的報紙一起發行”為由拒絕了這個要求。於是“紅革會”就以辦交涉為名，派出大量紅衛兵進入報社，阻止報社的正常工作，企圖迫使報社同意他們的要求。而市委為了將“紅革會”學生驅逐出報社，則調了許多“赤衛隊”員來。與此同時，市委還發動工廠、單位、街道組織人上街抗議“紅革會”強占報社的“暴徒”行徑，大造輿論以爭取市民同情。我在馬路上看到的那一夥夥喊口號要看《解放日報》的人，正是由各單位或街道黨委組織來的。“赤衛隊”包圍了報社並企圖進入報社。而學生因為怕“赤衛隊”進來驅趕他們，就守住報社大門不讓進。於是“赤衛隊”員們用木棍、鐵棒、大鎯頭等武器強力衝砸大門。許多學生被打傷。在這危急關頭，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派人來支援“紅革會”學生，對“赤衛隊”來了個反包圍。過程中雙方也發生了武力衝突。 也許是因為壓不垮“紅革會”和“工總司”，又怕事態進一步擴大，到十二月五日那天市委終於屈服，同意了“紅革會”的要求。從十一月三十日淩晨紅衛兵進入報社開始，雙方經曆了六天六夜的激烈鬥爭。其間《解放日報》也因此停止發行了好幾天。這個“《解放日報》事件”是上海造反派繼“安亭事件”後又一個頗為關鍵的勝仗，在上海文革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經此一役，“工總司”和“紅革會”的名聲大振，一個成了全上海造反派的龍頭老大，一個是上海灘上首屈一指的學生造反派組織。而我在十二月四日剛巧來到市區，就親眼見到了這次事件外圍所發生的一些場景，也算是我這次上海行唯一的意外收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