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點郭沫若的作品，再對比他在毛時代的表現，令人唏噓。
如果僅從郭沫若在1949年之前的文字看，郭沫若的骨氣不亞於魯迅。甚至在49年之前的現實行為上，同樣堪稱剛烈，乃至比魯迅更有“實幹”精神。
但是毛時代那二十多年，郭沫若完全墮落成了為紅色獨裁塗脂抹粉的禦用文人，道德和骨氣全都喪失。
究竟是如何蛻變的，還是很值得細細探索。
或許是毛澤東的馭人之術太高超了，可以讓曾經頗有骨氣的知識分子俯首帖耳。但也可能是因為更簡單的原因，就是毛和中共壟斷了權力、鎮壓知識分子在內的國民不擇手段，也不吝使用暴力，而不像國民黨那樣還留一些反抗的空間、如蔣介石那般對知識分子還有一些禮敬。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郭沫若還是其他知識分子，隻有在服從和死亡中選擇一個，並沒有閃轉騰挪的空間。
當鎮反和反右中，一批批知識分子被殺害、貶謫、餓死時，郭沫若何等聰明，立即就明白這已經不是國民黨時期了，中共之下隻有服從或起碼沉默，否則殺身之禍必然到來。
所以，郭沫若搖身一變，從“公知”成了“五毛”，對毛澤東和中共拚命吹捧，人格大失，但性命保存，還維持了地位、保住了作品，此後又戰戰兢兢的渡過了比鎮反和反右更加驚險的文革十年（不過，他有兩個兒子都死於文革）。
不過，郭沫若雖然苟且偷生，但還是保留了一些人格，雖然吹捧毛澤東、讚美中共、歌頌文革，但是並沒有坑人害人，還在文革那種惡劣環境下又搞了一些有價值的文學創作（例如《李白與杜甫》）。
文革結束後，他又提倡科學，算是盡了最後一份力。
郭沫若也算曆經國共兩朝的中國知識分子中既典型又有些不典型的代表人物了。
有人說魯迅如果活到中共統治時期，也會被抓被殺。但其實也有另一種可能，就是魯迅會選擇沉默。魯迅不至於變成郭沫若那樣，但也有可能不再發聲的。
極權統治的可怕，隻有經曆過的才知道。高爾基也是鐵骨錚錚，但是在蘇共統治下也變得謹小慎微、避免批評列寧斯大林和蘇共，甚至變成追逐虛名和利益的市儈文人。還有如法捷耶夫那樣頗為正直和充滿革命熱忱的作家，在極權下也沉淪了，還在斯大林迫害其他作家時起到幫凶的作用。
極權體製下，人的肉體、思想、靈魂都被監控和操縱，人們不僅沒有反抗的空間，連自由表達都是不允許的。而且人們都生活在恐懼之中，社會氣氛是窒息的，統治者營造的“氣場”足以令被統治者噤若寒蟬。
還有，文人再剛烈，其實還是對暴力有所恐懼。但這無可厚非，文人也是人，不能要求他們有什麽超常的毅力和能力。即便是那些軍人、武將，麵對比自己更強大的暴力往往也會臣服，又如何要求文人寧折不彎呢？
郭沫若的悲劇，並不是他自身的軟弱造成，而是毛澤東和中共的極權壓迫所致。現在許多人譴責郭沫若和許多知識分子骨頭不夠硬，可換成他們恐怕還不如郭沫若。還有拿“水太涼”調侃錢謙益，也是這樣（何況“水太涼”是不懷好意者為抹黑錢謙益和東林黨炮製的謠言）。
魯迅在《我之節烈觀》就批判過人們將亡國之罪推給“不守貞節”的婦女，就是真正應該承擔責任者不敢擔責的推卸責任之舉。這種“指責受害人”的行為，也掩飾了加害者、作惡者的罪責。同理，過於譴責知識分子，也是回避更大的惡，乃至將大奸大惡的罪行，歸罪於與工農大眾同屬受害者的知識分子。
但是話又說回來，雖然主要責任是毛和中共，但郭沫若既然選擇了追隨中共、獲取了中共給予的職位和榮譽，那也要承擔相應的代價。麵對極權可以沉默、順從，不得已時甚至可以讚美，但也要承擔名節不保的後果。否則，置那些真正鐵骨錚錚的反抗者（如林昭、張誌新、遇羅克）於何地？不苛責，並不是不責備。
最後附上郭沫若名作《天狗》，從本詩可以看出來他的性格與思想，是相當自由奔放的：
天狗
郭沫若
我是一條天狗呀！
我把月來吞了，
我把日來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
我把全宇宙來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的光，
我是日的光，
我是一切星球的光，
我是 X 光線的光，
我是全宇宙的 Energy 的總量！
我飛奔，
我狂叫，
我燃燒。
我如烈火一樣地燃燒！
我如大海一樣地狂叫！
我如電氣一樣地飛跑！
我飛跑，
我飛跑，
我飛跑，
我剝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齧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經上飛跑，
我在我脊髓上飛跑，
我在我腦筋上飛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文中提到的三位在強權下臣服的知識分子維基百科詞條：
法捷耶夫：
錢謙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2%B1%E8%B0%A6%E7%9B%8A?wprov=sfti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