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52）
在中共有意識地製造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動力推動下，民間自發的崇毛熱潮也開始大規模泛濫。其主要表現是出現了群眾自製語錄牌和大唱毛主席語錄歌熱潮。在這股熱潮的基礎上，然後又出現了“紅海洋”運動和“早請示，晚匯報”這樣的宗教儀式。這種中國曆史上特有的拜“神”儀式，一經出現就以海嘯般的速度席卷全國城鄉每個角落。它所湧起的浪頭，一直要到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發生前後，在毛澤東主動提議“降溫”下才慢慢退下。
在我們青浦縣城，我記得最早出現自製毛澤東語錄牌熱潮是在六六年的八月下旬。最初是有人用鐵皮做成高一公分，寬三、四公分的小鐵片，背後用焊錫焊上一隻小別針，或用膠水、膠布粘上一隻小別針，正麵用紅漆漆了再用其他顏色的油漆寫上“為人民服務”等字數簡單的毛澤東語錄，別在胸前，以示自己時刻牢記毛主席的教導。這種語錄牌一出世，很快就有人想出更新奇的方法，那就是利用廢棄的透明塑料牙刷的柄，磨製成語錄牌的樣子，背麵磨出一個凹槽來，可以插入一個薄鐵片和一張小紙片。鐵片上焊一個別針以便別在胸前。而紙片則可以隨你心意寫一句簡短的毛澤東語錄。這樣的語錄牌可以經常更換紙片，也就是可以經常換新的語錄，而且透明塑膠做成的語錄牌比較美觀，因而這個方法廣受歡迎。這樣的語錄牌我也做過一個。當時，有人因為沒有合用的舊牙刷柄，就專門去百貨公司買一支新牙刷來做。
但很快地，隨著像章型的語錄牌出現，這種自製的語錄牌就沒有人戴了。在文革以前，紀念品工廠就生產一種圓形的、直徑大約一公分半的毛澤東像章。此時新出的像章就兼具了語錄牌和像章兩種功用。它左邊是一個毛澤東的頭像，右邊是“為人民服務”五個毛體的字。因為是機器衝製的，小巧精緻，很受歡迎。從報上照片看到，那時周恩來就戴這種像章。但因為社會需求量大，要買到這樣的像章也不容易。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一月革命”以後，毛澤東像章開始在社會上泛濫。原因是造反派奪權以後，原來的當權派不管事了，正常的生產也停頓了，一些有生產能力的工廠工人閑著無事，於是自己設計開模，用廠裏的生產原料製造各式各樣的毛澤東像章，不僅有鋁的、塑膠的，還有瓷的。尺寸大小不一，最大的可如大碗口。製作的工藝也越來越精美。我曾見過一個像章，有五六公分大，鋁底，上麵還裝有一層透明的有機玻璃，玻璃上有螺旋形的金色刻紋，這塊有機玻璃用一個什麽東西與後麵的鋁底連接，掛在胸前隻要輕微抖動一下，毛澤東頭像旁邊的金色螺旋紋就會動態的放射金光，非常精巧。那時候無論男女老少，出門都要佩戴毛的像章。不戴就被人視為對毛不敬。據說最初有的地方 “五類分子”是不準戴的，但這個規定不久就取消了。
那時，社會流通的毛澤東像章不僅品種多，而且做得精緻，這就催生出了一批如集郵者一樣的像章收集者。他們大多在外套或棉大衣兩襟內側掛滿各色像章，到公園或街角人多的地方站著，碰到有意交換者，就打開兩襟相互觀看，再談交換的條件。聽說當時上海市區有好幾個地方是出了名的像章交換集中點。有人用此方法收集到數千款不同的像章。當然，內中也有做像章買賣的。不過私人買賣像章屬非法，交易時一般都得很小心。我那時候也買過好幾個像章，都是單位內一位女同事楊婧芬賣給我的。她的先生在化工部駐滬聯絡站工作，全國各地去聯絡站要求得到化工產品的人，常會帶一些當地的土特產和當時屬於“珍貴禮品”的毛澤東像章去拉關係。她因為家裏像章太多，就帶一些來轉賣給我們。至於她先生這些像章是人家送的還是買的，我就不清楚了。不過，那時候免費送東西的極少，別人能將緊俏的商品賣給你，就已經是一個人情了。
這個製作毛澤東像章的熱潮一直延續到一九六九年底才開始“退燒”。原因是“九大”以後毛澤東開始著手要整治林彪了。由於文革崇毛熱是林彪鼓吹起來的，所以不準私自製作像章，將崇毛熱適當“降溫”，就成了打擊林彪威望的一個措施。當然公開的借口是製造像章用去了許多可以製造飛機外殼的鋁皮。毛澤東說要“還我飛機”。當時曾有一個統計，說全國共有二萬多家工廠生產過毛澤東像章，總共製造了二十二億個像章，用去鋁材六千多噸，可製上千架飛機雲雲。
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隨著社會出現自製語錄牌的熱潮，還出現了全民大唱崇毛歌曲和毛澤東語錄歌的熱潮。出現這樣的熱潮，原因當然是過去所有的歌都不準唱了，但人天生就有歌詠的欲求，過去的歌不準唱了，那就隻好唱準許唱的了。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以後，一首叫《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迅速紅遍大江南北。而且在整個文革中傳唱不絕，穩排“流行榜”第一。這首歌典型地表達了對毛澤東個人崇拜。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的電影紀錄片，都用這首歌作為影片的主題曲。所以這首歌在曆史上是有其地位的。為了不湮沒這個曆史，我將歌詞附錄於下：
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雨露滋潤禾苗壯，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魚兒離不開水呀，瓜兒離不開秧；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
與此同時，還有大量歌頌毛澤東的歌曲被創作出來，如《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延邊人民熱愛毛主席》等。在我記憶中，那首《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也是每次大型集會逢會必唱，電台廣播中天天播放的歌曲。其歌詞曰：
“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我們有多少貼心的話而要對您講，我們有多少熱情的歌而要對您唱。千萬顆紅心，向著北京；千萬張笑臉，迎著紅太陽。祝福您老人家，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此外還有幾十首甚或上百首以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詩詞譜曲的歌曲在社會上迅速流行。其中最流行的語錄歌如“造反歌”，那是紅衛兵天天必唱的歌。後來群眾造反派起來了，也常唱這首歌。其歌詞是：“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還有一首《下定決心》歌就十六個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首歌後來在兩派武鬥中用得最多，常常在一派向另一派的陣地發起攻擊時用來鼓舞士氣。至於毛澤東的詩詞被譜成歌曲，也有好幾十首。其中《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沁園春·雪》、《七律·長征》、《憶秦娥·婁山關》和《蝶戀花·答李一淑》等唱的人很多。《蝶戀花·答李一淑》有兩個曲調。其中一個是用蘇州評彈來譜曲的，在上海地區頗為流行。這兩種曲調我都會唱。但據說不為江青所歡迎，因為這是毛澤東為悼念第一任妻子楊開慧所作的詞。
在這個大唱毛語錄和毛詩詞歌曲的熱潮中，不能不提到一個人。他就是沈陽音樂學院的李劫夫。當時的語錄歌、詩詞歌，數他創作的數量最多。因而在其他作曲家紛紛淪為“牛鬼蛇神”被批鬥的時候，他卻成為全中國少有幾個碩果僅存的“革命音樂工作者”。不過，他最後也沒有逃過劫運。“九·一三事件”後，他被查出曾為“林副主席”的一首詩譜過曲，於是就說他上了“賊船”，遭長期關押審查。這真是冤哉枉也！因為那首歌並沒有流傳到社會上，因而並沒有造成任何“不良影響”。如果要說不良影響，文革中不少“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如葉劍英、陳毅等“老帥”都曾公開吹捧過林彪，說林彪是經過毛澤東幾十年考察、培養，最好的接班人；說林彪身體健康，可以活一百歲，在全國人民中造成很大影響。若這些人都不算上“賊船”，一個小小的音樂家，就因為譜了一首歌，倒算是上了“賊船”了？他為毛澤東譜了那麽多歌曲，怎麽不說他也上了毛的“船”？再說一個小小的音樂工作者，他怎能料到林彪後來會“叛國投敵”？如果都要這麽算倒賬，那麽毛澤東選擇林彪做接班人豈不罪更大？還有那時候“早請示，晚匯報”，全國人民天天至少要唸兩次“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是不是也都上了林彪“賊船”？這些道理十分淺顯，但那些手握大權的人好像就是不懂。聽說李劫夫一九七六年文革剛結束不久就因心髒病去世，生前沒看到平反。文革前，李劫夫創作過《我們走在大路上》等歌曲，對鼓舞人心、幫助共產黨度過六十年代初大饑荒困境也算是立過汗馬功勞的。一個文藝工作者，一輩子拍共產黨的馬屁，不小心一記拍錯了，結果前功一筆勾消，落個淒慘下場。像李劫夫這樣的人，在文革中不知有多少。
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已記不起具體日期，也不知是哪裏最先開始的，就像一陣大風刮來，忽然之間不論工廠、單位、機關、學校、街道、公社生產隊，統統都實行起“早請示，晚匯報”製度來。其儀式是每天早上上班開始工作前，大家先要集中在毛澤東的塑像或圖象前，排隊立正，手舉《毛主席語錄》，由主持者帶領大家高喊“敬祝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我們敬愛的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然後，根據當天的形勢或工作內容，選擇性地讀幾條毛澤東語錄，再安排今天的工作或學習。這叫“早請示”。下班前，再次集中，由主持者總結當天的工作或學習的好壞，向毛澤東的塑像作“匯報”。同時還要“匯報”改正錯誤缺點的措施和決心。在這一切儀式結束後大家才可以散會回家。這叫做“晚匯報”。“晚匯報”同樣要讀語錄，喊“萬壽無疆”、“永遠健康”。
我對這套製度十分反感，認為這是十足十的封建迷信，比一般的宗教儀式還惡劣。因為宗教儀式是自願的，而這是強迫的。當然，我絕對不會對任何人表露這種想法。在那個年代誰敢公開流露這樣的情緒，肯定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罪，弄得不好命也沒有。我猜對這套製度反感的人一定不會少，但也都與我一樣不敢表露；不但不敢表露，相反還要相互提防，害怕被揭發。所以這是一種人人被人綁架，而人人又綁架別人的、荒謬的社會現象。這個製度一直延續到“九屆二中全會 ”前後，也是毛澤東自己提出要“降溫”時各地才不露痕跡地慢慢取消的。
因為要舉行“早請示，晚匯報”儀式，所有單位就都要“請”（那時候毛澤東的畫像、塑像、書，都不能說買，要說請）毛澤東的石膏像或圖像來布置一個可供集會的場所。一些大機關、大工廠和學校的大門口，還專門建造了高大的毛澤東塑像或畫像。這些塑像大多建造精美，立在大門口，威風凜凜，確能為單位生色不少。但我見過不少農村公社、大隊，以及鄉鎮街道企業建的塑像，由於塑造水準差，又乏人打理，日子一久往往顏色脫落、塵垢滿麵，麵目恐怖。尤其農村地區有的為了替塑像遮風避雨，在其身後建了一個龕，一如過去路邊的土地神龕，不倫不類，蛛網密布，看了令人啼笑皆非。
有一些喜歡“趕潮流”的人，家中也“請”了好多畫像、石膏像。可這樣的“潮流”我是絕對不趕的。原因是這些東西太危險，一不小心撕破了或打爛了，就會成為“飛來橫禍”。那時候社會上不知流傳過多少個這樣的故事：如說一個解放軍戰士上公共汽車，不慎將胸前的一個瓷質的毛澤東像章擠落掉到地上碎了，那個戰士急忙跪下請罪，連連喊自己“罪該萬死”。一個農村老大爺從山村裏來到小鎮上，畢恭畢敬地“請”了一個毛澤東的石膏像回家，放在籮筐裏背回家吧，怕不夠恭敬；捧在胸前吧，怕不小心摔了。於是他找了條繩子綁了掛在脖子上。結果被人看到，說他“狗膽包天，竟敢捆綁毛主席”，作為現行反革命抓了起來。但“流傳”的也不盡是 “故事”，其中也有我認識的真人真事。我有一個同鄉就是這樣的倒黴鬼。他是我三姐初中的一位同學，因家庭成份問題進不了高中，在家待了好幾年，後來好不容易被街道安排到鄉下一間小學去代課。這所小學辦的是複式班，僅是一間已很破爛的舊屋。老師隻有他一個，教十幾二十來個小孩。一次刮大風，風從損壞的窗子裏刮進來，將貼在牆上的毛澤東像吹破了。第二天發現後村幹部立即作為“大案”查究。其實原因不查也知道，“作案者”是風。但那時文革正是高喊“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時候，凡事都要先考慮有沒有階級敵人蓄意破壞，而正好他的出身不好，就硬說是他“出於階級仇恨”故意弄破的，作為“現行反革命”上報公安局抓了起來。我因為知道自己的家庭出身是一個“軟肋”，鋁製的像章買多幾個無所謂，對這些紙的、石膏的“危險品”一律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所以十年文革中這方麵倒也沒出過什麽事。
“林彪事件”後我調到縣除害滅病辦公室工作，一次與同事老徐閑談，他說起那時候一次家中大掃除，不小心弄破了貼在牆上的毛澤東像 ，夫妻兩人急出了一身冷汗，趕緊將畫像取下來，又去新華書店“請”了一張新的畫像貼在原來的位子，但求人家不注意，看不出是換了新的。可是換下來的毛澤東像怎麽辦呢？撕爛了當垃圾丟掉？不敢。怕有人發現了，說你“竟敢將毛主席像當垃圾丟垃圾箱”？那時豈不成了真反革命 ！燒掉？也不敢。他們住的是機關家屬大院，左鄰右舍都是人，這又是一個極其敏感的年代，若有人發現或聞到燒紙的煙味，問他在燒什麽，怎麽回答？那隻有藏起來。但想來想去也想不出藏哪兒安全。後來沒辦法，隻好把毛澤東的像卷起來，外麵再用紙包好，藏到疊在一起的幾隻衣箱最底下一隻箱子的最底層。老徐苦笑著對我說：“從此這隻箱子如藏了一顆定時炸彈，看到它就心驚肉跳，不知道什麽時候會爆炸。直到過了一年多，上麵發了文件，讓大家把舊的或損壞了的毛澤東圖片、塑像，或語錄本什麽的交到當地新華書店或指定場所集中處理，我們才算處理掉了這個一直壓在心上的大‘包袱’。”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的第一波崇毛熱，從群眾性的自製語錄牌，大唱語錄歌，到九月、十月以後又發展到“紅海洋”等運動，使這一波崇毛熱的規模發展得更加宏大。林彪對毛澤東的吹捧更加肉麻。而軍內幾個老帥對林彪的吹捧也助長了林彪的聲望更加高漲，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林彪一人之下一萬人之上的政治地位。關於這些，我在後麵還會說到，這裏先回到十一中全會後學習“十六條” 和紅衛兵運動等問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