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國棟，浦東人，為杜家賬房先生，相當於杜家“內務總管”——非是外界所以為的萬墨林。黃國棟的父親黃文祥和杜月笙同在水果店學生意，杜月笙因為不安分被趕出水果店，走投無路之際，幸得黃文祥暗中將一些爛水果低價批發杜月笙，才使得杜月笙靠擺小攤維持一段時間的生計。所以杜月笙發達後，感念黃文祥當年的救濟，招攬其父為管家。49年後，因為杜月笙的關係，黃國棟被下放青海勞改了十幾年，七十年代末回到上海，加入民革，給予區級政協委員身份。作為杜家實權仆從，黃知悉內情，回憶文字很有價值。但也存在一些曲晦錯漏之辭，在文中，我會以我知道的情況以夾注的形式注明。
(一)
我在二十四歲那年到杜月笙家任總賬房，距今已有幾十年。我所以能夠進杜宅去，是由於我父親的關係。
我父親黃文祥，字文庠，是水果行出身，那時我祖父在上海南市裏馬路（從前叫大碼頭的北首，現名楊家渡碼頭）開設一家源裕水果行，托人將我父親介紹到張恒大水果行學生意。當時張恒大的“當首”（即經理）是杜月笙的伯父，我父親就拜此人為師。
當年從大碼頭起的水果行有張恒大、唐恒泰、張錦記、潘源盛、源裕等，近十六鋪的裏馬路有寶大、梁東升、益大等，十六鋪舊法租界地段有同茂、祥茂、合成、同樣茂、吳順發等。我父親在張恒大水果行由學生意升為小賬房，這時杜月笙也進張恒大學生意，但做了不多時間，因杜月笙不安心學藝，時常上街去遊蕩，在飯店吃飯，付不出錢就記帳，飯店上門討賬，行裏還得給他付錢。行門口馬路上有女人乘坐的黃包車經過時，杜常用爛水果拋上去，侮辱調戲，有些女人就到張恒大來大吵大鬧。這些事情使他的伯父非常不滿，就介紹他到寶大水果行去學生意，拜寶大的經理為師。過了不久，杜老毛病不改，寶大經理就停了他的生意。
杜月笙失業以後流浪在十六鋪。這時十六鋪是上海重要的商業區和水碼頭，市麵繁榮,流氓眾多，杜先拜套簽子賣酒釀的陳世昌做老頭子，後認識了在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探的黃金榮（關於杜月笙如何結識黃金榮，曆來有多種說法，比較可靠的有兩種，一種根據黃金榮自述說是“王姓”，但杜月笙親信的說法，是由黃振意引薦。因為上海話“王”和“黃”發音無區分，可能是年老的黃金榮記憶有誤），黃叫杜出麵向停泊在十六鋪碼頭上的民船要碼頭錢，向十六鋪附近的“花煙間”（下等妓院）、“燕子窠”（吸鴉片的場所）、賭台等收月規錢。收來的錢全部交黃金榮，由黃分出一部分給杜，就這樣，杜成為黃金榮的得力助手。
這時黃在法租界開設賭台，販賣鴉片，都叫杜合夥，或由杜出麵，杜自己也經營賭台、鴉片，逐漸發了財，而後又開設中匯銀行。
杜月笙有了錢之後，第一件事是在浦東高橋造了杜氏家祠。一九三一年家祠落成，上海各界頭麵人物都去祝賀，我父親也去了。杜月笙看到了我父親，叫心腹茶房悄悄通知，要我父親在一星期後去華格桌路（今寧海西路）他的公館，有事商量。我父親依約前去，杜就叫原來管賬的楊漁笙把鑰匙全部交給我父親，要我父親立即任他的總賬房，我父親就擔任了下來。後我父親中風逝世，杜要我繼任父親的工作，一直到上海解放。
(二)
當年杜月笙在上海有兩個公館，一在華格桌路，一在杜美路（今東湖路）。杜美路的房子是金廷蓀用承包發行航空獎券的利潤所得，造了送給杜的（杜七公子維善否認這個說法，但是杜月笙多位親信眾口一辭都說是金廷蓀贈送的。且抗戰期間，重慶方麵暗中托付杜月笙在香港販賣鴉片籌措開支，杜月笙不願重操舊業，轉而交付顧嘉棠辦理，顧嘉棠狠撈了一筆後，為了感謝杜月笙，在他們去重慶後，贈送了杜月笙一套別墅，這很可能是效仿金廷蓀的行為，因為金廷蓀的彩票生意，也是由杜月笙轉給金廷蓀做的），杜自己沒有去住過，抗日勝利後將這所房子以六十萬美金賣給了美國領事館。華格桌路房子是黃金榮送的，黃金榮靠販賣鴉片等發了財，在華桌路造了兩座房子，都是三間兩進，前一進是中式二層石庫門樓房，後一進是西式三間三層樓洋房，東麵一座二一二號送給張嘯林，西麵一座二一六號送給杜月笙。
杜月笙原住在民國路民國裏，搬入華格桌路後，將前麵中式住房樓下三間打通成為大廳，樓上三間住原配妻沈氏，又將後麵西式樓房的樓下分為三間，西麵廂房前部為秘書室，後部是古董間，是杜與人談重要事情之處，中間是客堂，東廂房是大菜間，內設杜氏本人的寫字台、煙鋪和沙發等，在這裏接見普通客人，總賬房辦事、吃飯和電話間也在這裏。二樓全部給第二個妻子陳幗英（老五）居住，三樓全部給第三個妻子孫佩豪（老七）居住。杜的原配沈氏，蘇州人，是黃金榮給他娶的，生子維藩（小名林寶）。陳幗英，也是蘇州人，共生三個兒子，即維垣(小名根發)、維翰(小名二囡)、維寧(小名三囡）。孫佩豪，是唱蘇灘的筱桂蓀的外甥女，也是蘇州人。
生了兩個兒子，即維屏、維新。第四個妻子姚玉蘭，北京人，她母親是唱京戲老生的小蘭英，父親是唱京戲醜角的“七盞燈”。姚玉蘭原來也是唱京戲的，嫁杜後，生了二子二女，即維善、維嵩和美如、美霞。
抗日戰爭勝利後，姚玉蘭又介紹孟小冬到上海和杜月笙同居，因為姚玉蘭看到杜氏的妻室中都是蘇州人，唯她是一個北方人，勢力孤單，所以拉孟小冬來做幫手，可是孟來上海後，得到杜氏的寵愛，反而把姚玉蘭疏遠了，使姚後悔莫及。
我看到有本寫杜月笙傳記的書中說，杜氏的四姨太與家鄉來的表兄幾度幽會，有人向杜告密，杜就派他的四大金剛之一，把表兄兩腳砍掉，將姚氏關押起來等語，這種說法是沒有依據的。姚玉蘭作風正派，也無表兄在上海，也從未被禁閉過（這說法就是聲東擊西，欲蓋彌彰了。姚玉蘭固然恪守婦道，但是杜月笙的大房夫人沈月英的確和杜月笙的表弟朱香香走的很近，後被杜月笙親信砍掉一條小腿。但又有人說是冤枉了他倆，所以杜月笙將朱香香養了起來。我的判斷，冤枉倒是不至於，可能杜月笙是顧及名聲才養了朱香香。當初金廷蓀派人下手，可能沒有經過杜月笙的同意）。評彈《彼丹桂之死》中有一段書說，杜月笙的三姨太在外搞腐化，杜月笙將關係人物斬去手腳，變了“活冬瓜”，並說張春帆拜戚再玉做老頭子，戚再玉拜杜月笙做老頭子，所以知道此事，也不正確。三姨太孫佩豪一直是規規矩矩的，高年長壽，現在美國，兩個兒子都在美國經商，都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戚再玉也不是杜的門生，因為不論在抗日勝利前後，戚再玉還沒有拜杜做先生的資格。
杜公館裏除了這些主人之外，尚有許多雇傭人員，帳房除我外，有楊筠心、邱曾受、趙琴波共四人。我負責銀行取款，支付各項開支，管理來信和發信事務，接待重要來客等。楊筠心負責處理發來的各種婚喪喜慶帖子，逢時逢節各處送禮發信，寫回單簿，管理電話、水、電的修理裝置和各種報紙，分發零星開支、年賞、節賞，管理大廳清潔，招待來客的汽車司機和待衛人員等。邱曾受管理夥食賬目，廚房炊事員的人事調動，並負責每月發放杜月笙救濟貧苦孤老的“善折”金額(孤老經人介紹,取得“善折”後，每月可憑折領取救濟金十元至五十元不等。這些孤老大部分為英、法兩租界死亡的包探和巡捕家屬），發信時寫回單簿等。趙琴波負責帶領“小開”們到外麵玩耍，管理電話和水電費和所有大小掛鍾等。此外，還有一個萬墨林，負責管理茶房（服務員）、汽車駕駛員、廚司、門警、衛隊等，外麵打給杜的電話，都由萬先接聽，後交杜接，杜向外打電話，也都由萬打通後再交杜接聽。萬墨林不識字，但記憶力特強，能記住杜的親友、門生、機關、企業等一百幾十個電話號碼，隻要杜氏令他打某處電話，他能隨手撥出號碼，用不到翻電話簿。
方墨林原名木林，進杜宅工作是頂替他哥哥萬兆棠(度新)的。萬兆棠是我父親水果行裏的門生，後來進杜宅工作，幾年後積了些錢，吸上鴉片，日夜在杜宅工作，既怕麻煩又吃不消，所以要求杜介紹到煙土公司工作，杜宅裏的事情，要他兄弟萬木林代替。大家都認為“木林”這名字難聽，後由楊度將“木”字改成“墨”字。
杜宅秘書室共有秘書四人，翁佐卿（左青），是張嘯林的門生,由張介紹給杜；邱訪陌，由陳群介紹；王幼棠（曾任淞滬警察廳秘書）由劉春圃介紹；胡敘五，由黃炎培介紹（原在上海地方協會任秘書）。
杜氏外出時的近身侍衛亦有四人。陸桂才，是張嘯林的門生，做過舊軍隊的軍官，在社會上，人家知道他是揚州白相人，叫陸大麻子，他廣收徒弟，有一、二千人之多，家住南陽橋，開設維揚大舞台和榮貴樣香煙批發行等。陳秦鶴，是台州白相人，也收有不少徒弟，兼開西藏路恒茂裏內的恒雅書場和恒雅劇場、八仙橋第一旅館、東自來火街的恒雅茶館、八仙橋第二旅館、順昌路同樂劇場、同樂旅社等。陳繼藩，較有文化，能說法語，由法租界領事公館華董張翼樞介紹來的，杜月笙認為此人比較老實，抗日戰爭發生，杜去香港後將他叫去。高懷禮，北方人，曾在法租界巡捕房做過包打聽，在淞滬警察廳擔任巡官等職。
杜家的汽車多，駕駛員更多。杜本人的汽車司機叫王寶鈺（小名阿菊），無錫人，杜宅的所有司機都由他管理，有助手二人。四個太太的汽車司機有八人，子女的司機有四人，雜務用汽車司機二人，共有司機十餘人。
廚房間炊事員有幾種，蘇州幫二人，揚州幫二人，本幫三人，北京幫二人，下手三人，一共也有十餘人。
另外，有夜班衛隊四人，門警六人，後弄巡路衛隊二人。大菜間杜氏接待客人的茶房(稱大茶房)四人，專裝鴉片煙者一人。裝鴉片煙的名鬱泳馥（永福），原在十六鋪擺水果攤出身，也是有名的白相人。他滿身刺花，廣收徒弟，曾任新城隍廟總稽查、上海紗布交易所總稽查等。此人在杜家時間最久，杜月笙認為能用這樣的人給他裝鴉片，是很體麵的。此人平日作風隨便，不拘禮節，即使黃金榮、張嘯林來，他也嬉皮笑臉，毫無規矩，見到杜宅女傭人，常開玩笑，杜不加約束。他有兩個助手，幫他燒鴉片膏。另有雜務工，燒水汀二人，管冷氣二人，打掃天井、大廳、送信等茶房八人，花園司務三人，女傭二十人以上，由杜氏的寡居表姐管理。每個太太處還有兩個拖地板、揩門窗的男傭人。杜宅中的勤雜人員，確實是一個龐大的隊伍。
經常到杜宅來的客人，有黃炎培、張翼樞、章士釗、陳群（此人在楊虎任淞滬警備司令時，曾任政治部部長，後在杜月笙辦的正始中學任校長，杜是董事長，每月貼學校貳千元。陳在抗戰時期，任汪偽江蘇省省長，抗日勝利後自殺）等。另如劉春圃、楊度、洪幫（實為青幫“大”字輩）大哥高士奎（按日乘汽車到杜宅，其生活開支全部由杜負擔）、律師秦聯奎、江一平、王蔭泰、陸殿東、朱文德、王思默等，工商政界的聞蘭亭、錢新之、王曉籟、虞洽卿、劉鴻生、潘公展、徐寄、吳開先、楊管北、金廷蓀、楊誌雄等，加上杜的門生朱學範、陸京士、唐世昌、章榮初、徐懋棠、駱清華、王先青、邵子英等，每天不下一、二百人。再加來客的侍衛、司機，真是熱鬧非常。
杜宅有如此龐大的雇用人員和來賓接待，所以開支非常驚人。如秘書翁佐卿、王幼棠、邱訪陌，每人每月工資三百元；名譽秘書楊度、章士釗、黃炎培、陳群、劉春圃等，按月送五百元；汽車司機上手每月五十元，下手三十元；保鏢陸桂才每月一百五十元，陳秦鶴每月一百元，其他陳繼藩等每月八十元；門警、普通茶房、水暖工人每月六十元，大萊間茶房每月一百元，廚詞領班八十元，其他一律五十元；女傭每月一律二十元；夜班衛隊每月八十元。我每月亦給二百元，楊筠心一百元，邱曾受、趙琴波各八十元，月寶輪船每月工資五百餘元。另有高橋杜祠、莫幹山月寶別墅、杭州杜莊、蘇州別墅等處的管理服務人員，亦需大量開支。當抗日戰爭日趨緊張，杜氏準備離開上海時，要我結算銀行帳目，總共負債五百七十餘萬元（其中向中國、交通銀行借債二百四十萬元，向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老板簡照南之媳簡陳季臣借三十萬元，積欠中匯、通商、民孚等銀行二百數十萬元），他的股票、證券、房地產等估計不到二百萬元。這些債務，直至抗日勝利杜氏返滬時，由於幣製變動，才全部還清。杜氏在重慶時，因與上海的徐采丞聯絡，將紗布等物資由淪陷區輾轉運往後方，發了大財，至此杜才真正成了有錢的大老板。
（三）
杜氏的起家與幫會有關。據我所知，洪幫在上海的勢力不大，參加者大多是北方人，因為這一幫原來流行在北方，在上海，多數屬於理發、菜館、浴室、茶館的老板和從業人員。青幫在上海的勢力較大，上自達官巨商，下至販夫走卒，都有青幫人物。其中有名的“三大亨”即黃金榮（黃金榮並未加入青幫，雖然有說法他在退休後給青幫在上海最具聲望的“大”字輩張仁奎包了兩萬紅包，遞過門生貼，但張並未開香堂收徒，所以並不算是青幫中人。青幫有點類似於香港“14K”，名為一幫，實則內部分支並不統屬，所謂“隔幫不敘”。原先青幫還有比較嚴格的等級關係，但是到1920年代開始，已經禮崩樂壞了，形成了以青幫成員為班底，由官僚、資本權力內核重構出一個個向心組織，已經不算是傳統的青幫組織了，我將其定性為“大亨秩序”。像高士奎這樣的“大”字輩，反過來為杜月笙這樣的“悟”字輩驅使，八佾都舞於庭啦。另外杜月笙身邊的幾個得力助手，輩分都比杜月笙高。隻不過青幫裏沒有“孔子”，沒人在那裏嗚呼哀哉，感歎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杜月笙、張嘯林三人。次要的有金廷蓀（洽茂冷氣公司、黃金大戲院、逍遙池浴室的老板）【金廷蓀是三鑫公司的發起人，日後可算是上海灘“第五大亨”，財富規模超過杜月笙和張嘯林，結交的也是各路權貴大班，並不能完全視為一個純粹的白相人，他身後還得到“草山老人”賜額旌揚。這個“草山老人”，我判斷是蔣介石】、馬樣生（金門大戲院老板）、高鑫寶（麗都舞廳老板）、謝葆生（仙樂斯舞廳、大舞台、卡德浴室等老板）、芮慶榮（新光大戲院老板，他專收文藝界方麵人士為門徒，如施春軒等）、楊順銓（綽號賣魚小順，在十六鋪開魚行，為當時的魚霸，還在老西門開西門浴室）、範開泰（綽號烏木開泰，開木行）、範回春（勝洋影片公司老板、遠東運動場經理。以上二人為南市人，青幫中稱為老前輩，城隍廟出身，黃金榮在城隍廟裱畫店當學徒時，就與他們認識）、顧嘉棠（又名花園阿根，本是哈同花園的種花工人，後來靠杜月笙發了財，在赫德路造了很大的花園洋房，名叫“佳廬”，擁有弄堂房子百多幢，又在大西路造起顧家花園）、範恒德（又名阿虎郎，開酒行，並同謝葆生合開大舞台）、徐德勝（揚州人，人稱揚州杜月笙，在揚州廣收門徒）、袁寶珊（曾開東南大戲院,現為南市影劇院）、葉焯山（是有錢的小開白相人，喜歡騎馬，在跑馬廳養了三匹馬）、戴步祥（大中華飯店經理）、黃振世（開魚行，是冰鮮魚行中的大享，在金陵東路開鴻運樓菜館）等。
黃金榮手下出名的徒弟有丁永昌（小名野雞阿大，大世界經理）、顧竹軒（天蟾舞台老板）【上海灘第四大亨，其實他和金廷蓀地位在伯仲之間，但考慮到他自成一派，金廷蓀多少有點依附於黃、杜，所以我把顧竹軒排第四】、唐嘉鵬、陳榮生（二人在大世界門旁合開大利春菜館，後因互爭權利，陳榮生派人打死了唐嘉鵬）【這個說法錯誤，是唐嘉鵬派人殺了陳榮生，兩人分別為黃門內部寧波幫和蘇北幫的代表人物。唐在刺殺了陳後，接任大世界總經理一職，旋即唐嘉鵬又被顧竹軒手下槍殺，顧竹軒雖然看不順眼唐嘉鵬，但應該不是直接授意刺殺，但黃金榮、杜月笙四年後借此事，整治顧竹軒，使其入獄。黃金榮晚年與顧竹軒相遇，痛哭道歉，也是因為這件事】、樊良伯（專靠收門生過生活）、夏連良（新光大戲院經理）等。
杜月笙手下出名的門生有江肇銘（綽號宣統皇帝，主持福煦路一八一號賭台，專收各種白相人作門生，人數很多）、浦賢元（又名小阿本，專收文藝界人員作門生，特別是唱獨腳戲的最多）、唐世昌（申報和新聞報的經理，專收各報記者為門生，控製上海新聞事業）。其他如金融業、海關、京劇名演員、交通部門等都有他的學生。
杜月笙能擠入青幫三大亨之一，甚至後來居上，超過黃金榮，有一段轉折的過程。他原本是黃金榮的助手，在幫中地位比黃金榮差得很遠。二十年代，浙江督軍盧永樣的兒子盧小嘉至共舞台看露蘭春唱戲，不滿意時，喝了一聲倒彩，被黃金榮打了一記耳光。兩天以後，淞滬護軍使公署派軍隊從民國路進入法租界，包圍共舞台，將黃金榮捉去，關押進護軍使公署。這一行動出於法租界當局的意外，大家認為中國軍隊敢於違反規定，進入租界捉人，說明有很大的決心，要將黃金榮置之死地，於是沒有一個人敢出來為黃金榮解圍。這時杜月笙挺身而出，籌集巨款，親自與護軍使何豐林聯係，費了許多周折，終於把黃金榮保釋。這件事使杜在幫內的威信大增，黃金榮出於感激，也極力把杜捧上去。同時杜與何豐林攀上了交情，通過何結交了一部分軍閥，抬高了自己的身價，還打開了一條販賣鴉片的新渠道，大大增加了收入。其時一年中僅與北方一個軍閥成交的鴉片交易，金額即達幾百萬元之巨（這是一段流傳上百年的傳聞，為人津津樂道，影視劇中也不斷翻拍，幾成定讞。但事實上，可能性比較小。這件事，具體發生的時間應該是黃金榮和林桂生離婚前，大致判斷在1919年—1920年左右，當時黃金榮實力並沒有後來那麽大，杜月笙也羽翼未豐，盧永祥的確敢懲罰黃金榮，但是一個浙江督軍，敢不敢派兵闖入法租界抓捕法租界所倚重的治安骨幹，而法國領事又忍氣吞聲，不置一詞呢？這種關乎主權的事，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這件事比較合情合理的結果，是不打不成交，因為後來黃金榮和盧永祥，何豐林的關係非常好，鴉片生意也做的風生水起。如果探究這則可能不實的傳聞為什麽經久不衰，首先我們要展開一個事實，即黃金榮當時的身份，在法租界巡捕房隻是探員、探目、探長三個等級中的探目級別，1924年才升為督察長；財富的角度來說，彼時三鑫公司剛開張不久，鴉片生意也麵臨公共租界的沈杏山、季雲卿等人的競爭。既然黃金榮在江湖上的聲望尚未達到頂峰，又如何說黃金榮因為此事“跌霸”，聲勢一蹶不振？所以，這則傳聞可能是過了很久才產生的。此外，通常這則傳聞中，有兩個贏家，分別是穿針引線的張嘯林和杜月笙，從傳說的生息動力學來猜測，可能代表了後來杜月笙、張嘯林為首的江湖新貴強勢崛起，社會輿論需要一個清晰的因果關係解釋，同時托庇、仰慕二人的群體，尤其是杜月笙一方，也需要一個名分，以解決杜月笙曾是黃金榮門下的尷尬事實而產生。當然，這並不意味這個傳說是張嘯林、杜月笙授意編造的，隻能說是契合一個群體的心理，再共塑傳播的故事。黃國棟的父親1931年才入杜門，黃對於此事並非親曆者，也是道聽途說）。
杜有了錢以後，開始結交政界人士，力求進入社會上層，開始經營銀行、工廠等企業。一二八戰事以後，法租界的新領事到任，法商買辦朱葆三及其婿魏廷榮由於對杜不滿，在新領事麵前說了杜的壞話，並挑撥領事下令封閉法租界內所有賭台和煙土行。杜氏受此打擊，非常不快，就吩咐門生邵子英（法商水電公司總翻譯）組織法商公共汽車、電燈、自來水等廠的工人全部罷工。這時法租界內公共車輛停駛，自來水不流，電燈不亮，造成一片混亂。法國領事對此局麵束手無策，就請華董李應生、張翼樞陪同到杜宅拜訪杜月笙，當麵要求杜幫忙解決。杜一口應允，第二天，法商水電、公交車輛全部複工；但杜對所封閉的賭台、煙土行等不準備再恢複，故主要收入來源中斷，僅靠各處辦公費、車馬費等收入，不足維持開支。可是為了保持麵子，排場還須照舊，不夠的錢，隻好向銀行借貸。這時杜的社會地位和在幫會中的勢力都已鞏固龐大，不怕有人逼債。
（四）
八一三以後，江南各地先後為日軍占領，上海租界成為“孤島”，尚保留一部分抗日力量，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千方百計要予以消滅，運用威脅、利誘、綁票、暗殺等手段，企圖迫使留在租界內所謂社會名流俯首就範。這時，杜月笙離開上海，移居香港。
杜在離開上海的前一天，通知萬墨林、朱文德、楊漁笙和我四人說，明天到華格臬路吃夜飯，有話要同我們講。當晚，杜告訴我們說，抗日戰爭已更緊張，估計日本人將對他有所舉動，所以不得不離開，要我們膽大心細，仍按他的指示辦事，並規定朱文德代方墨林寫信和發電報，我除協助萬墨林外，代張翼樞將在上海的報告、電報到電報局設法發出，楊漁笙專門發賑務委員會每月的救濟費。所謂救濟費，實際上是國民黨政府發給社會名流的補助費，以免他們因經濟上有困難，受日本人的利誘而去當漢奸。
杜對我們吩咐後，即去香港。同去的有錢永銘（新之），帶去秘書翁佐青和王幼棠二人，茶房馬鎮興（小阿五），汽車司機湯二寶等。到香港後，杜又來電報給我們四人，囑咐所有事情應照他昨晚所談的辦理，如有人到上海來找我們，隻要有他的介紹信，都要好好接待，他們托辦的事，都要一一照辦。
在上海同我們聯係的，有國民黨的人，如蔣伯誠、吳開先、吳紹澍、王先青、汪曼雲（此人後來做漢奸），有民主黨派的人，如王艮仲（當時他用假名李大誠，是黃炎培派他在上海做通訊工作的）以及朱學範毅社的兩個門生。另外也有一批人拿著杜的介紹信到我處來，要租房子，買汽車，捐車照，以及托帶信件去香港，有的要求代買去香港的船票，有的有了船票，還要我另租上郵船的小火輪，因為從公和祥碼頭上船，碼頭上有日本兵的崗哨，要檢查搜身。
這樣過了不到半個月左右的時間，我們四人中第一個是楊漁笙忽然不見麵了。他先避居別人不知地址的女婿家中，後逃往寧波，杜月笙在香港沒有得到楊的信息，寫信來問，我們如實告訴了他。楊漁笙原是無名小卒，自做了杜宅帳房後，逐漸有了錢，手裏有三十多萬現款，在寧波有二百多畝田地，五間二進房屋和一個花園。杜月笙平時很信任他，任為中匯銀行襄理，他在杜麵前說了經理傅品圭的壞話，在中匯銀行新大樓落成遷入時，杜改任傅為總稽核，另派由楊漁笙介紹的徐慶雲之子徐懋棠為經理。由於這一原因，傅品圭對楊存有意見，上海淪陷後，傅品圭的父親傅筱菴(ān古同“庵”，草屋)任偽上海大道市政府市長，這時傅品圭在中匯銀行一見楊漁笙，就恐嚇他：“日本人已經知道你的情況了，你要當心，被日本憲兵捉去了是沒有辦法活著回來的。”楊漁笙本來膽小，有了錢當然更怕死，開始躲在家裏，不敢到中匯銀行辦公，且因他平日人緣極壞，中匯銀行的職工和杜宅的人，包括杜月笙的兒子，都與他關係不好，他雖躲在家裏，也常有人打電話恐嚇他，所以連家裏也不敢住。杜月笙知他逃往寧波，就電報通知他回上海照舊工作。楊漁笙接到電報後不僅沒有回上海，反而去了香港，杜氏見到楊漁笙，大發脾氣，要楊立即滾出香港，從此斷絕來往。楊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杜不予理睬。後經錢新之、黃炎培向杜勸說，才準楊留在香港，但從此與杜家斷絕關係。
楊漁笙脫離以後，杜月笙來信要把賑務委員會的工作交我負責，每月由徐采丞到交通銀行領出款子，交我分發。楊漁笙原來隻發十九個人，我接手後逐步擴大到二百餘人，直至珍珠港事件發生後，這一活動才告停止。
又過了三四個月，萬墨林被吳開先手下的人出賣，由汪偽特工七十六號捕去。此人約萬墨林到南京西路華安飯店（現在的華僑飯店）會麵，萬依約前往，一下汽車，就被埋伏在飯店門口的十多個人包圍，綁架而去（因杜月笙策劃了“高陶反正事件”，在高陶發布汪精衛對日密約的一刻，杜月笙指派萬墨林將陶希聖的兩兒一女營救出來，萬墨林派出20名幫會搶手，一路保護登船赴港。雖然有關杜月笙傳記中，提到此事，似乎是“閑話一句“般輕描淡寫。但讀陶希聖的女兒和外孫的回憶文字，可謂驚心動魄。事後，萬墨林被汪係逮捕慘遭折磨，杜月笙托人帶話吳世寶，三句話：今日雖各為其主，但往日交情，是否要留一線，便於日後相見？要打，奉陪！要錢，好說。吳世寶收到錢後，萬墨林境遇逐漸改善，又過了一段時間被釋放）。萬的司機邵翰度見此情況立即回來告訴我，我四處打探，知道是七十六號吳世寶幹的事，並知萬被捕後，受刑十分利害，同時吳又派人向萬妻敲詐錢財，先後共達二十餘萬元。
萬墨林被捕兩個多月後，我也被七十六號捉去。我是在菜市街的路上，被停在路旁的汽車上跳下來的六、七個拿著手槍的汪偽特務綁上汽車的。出事後，顧文達（顧七）同張椿寶、潘三省、唐生明（唐生智之弟）都到吳世寶處為我說情，於是吳當晚就用汽車送我回家。
在這事情發生一個多月之後，有顧七和張椿寶二人來我家，對我說吳世寶在極司菲爾路新建住宅，在某日辦進宅酒請客，要我也：去參加。我對他們說，我要向人請示一下再說。我請示以後，都說要送一份厚禮才行。後由這些人給我錢，買了一些字畫，先叫人送：去，在別無辦法之中，大著膽子去參加吳世寶新屋落成的酒筵。那晚到的人很多，大都是日本人，中國人中有聞蘭亭、袁履登、林康侯（當時稱上海三大聞人）、唐生明、張椿寶、紀增壽、耿嘉基、潘三省、顧文達、盧文英等，我心裏害怕，吃完飯趕緊向吳世寶道謝而別。
過了幾個月，吳世寶叫顧文達來通知我，日本人在注意我，要：我離開上海，避避風頭。我立即買了“日本皇後”郵船船票，動身去·香港。船到香港，杜宅的茶房阿陶和杜的門生邵子英兩人乘小輪”上大船來接我，我問他們怎麽知道我來香港的，他們說杜老板到重慶去了，是杜打電報夾通知我們來接你的，還通知杜維準備筵席為你洗塵。當天晚上，章士釗的姨太太殷德珍和杜的四太太姚玉蘭也參加了宴會，鈑後我住在邵子英的房間裏。
過了三天，杜月笙從重慶回來，一見麵就對我表示十分熱情，我致謝他專電通知人來碼頭接我。杜說，你在上海辛苦了，這是應該的。隨即問我有人拿了他的介紹信到上海找我托辦的事情辦得怎樣？我說都照你信上的指示辦了，來人很滿意。杜昕了很高興。第二天，杜又找我談話，給我港幣零用錢五千元，接著，向我談到楊漁笙，他說，楊漁笙沒有良心，發了財就怕死，他在上海當麵答允我托辦的事情，我一離開就避而不辦，使各方麵受到不利，他還有臉到香港來看我，我一見他就生氣，我用了這樣一個人，真是後悔極了。說到這裏，他又把話題轉到我身上，說：“你這次來港，住上一個星期到十天就回去，現在上海萬墨林已被捉去，出麵辦事的人沒有了，上海各方麵的人都不方便，對抗日工作是不利的，你聽我的話，還是回去！”這時有客來了，我還沒有表態，談話就停止。當晚，他通知一些要好的朋友和門生，要他們分別請我吃飯，於是幾乎每天晚上總有人陪我上館子，給了我很大的麵子。
我住了二十多天，見杜的臉色不太高興，就決定再住幾天回上海。過了五個星期，杜又召我談話，我一見到他就先說，不管上海怎樣危險，我決定回去，他就很高興地說：“那好呀，你早點回去，我就放心了！”過了幾天，我向杜告辭，杜已叫阿陶買好了特等房間的船票。臨行前一夜，杜備一桌酒席為我餞行，作陪的有張翼樞、章士釗、郭蘭馨、陸京士、朱學範、杜維藩、顧嘉棠、邵子英等人，杜親自給我倒了一杯酒說：“一路平安，到上海後萬事吉樣。”並囑咐我要膽大心細，一切小心。就這樣，我又回到了上海。
在上海，我與往日一樣辦理一切事務，許多朋友都來看望我。有一天晚上，王先青、朱文德來看我，悄悄告訴我說萬墨林改押在四馬路巡捕房，他二人已通過劉紹奎、陸大公、劉俊卿等人，計劃在今夜越獄出來，要我不要住在家裏，以免受到牽累。可是第二天一早，王先青一個人來尋我，告訴我越獄的計劃沒有實現。因萬墨林不能從大門出來，要從四層樓上吊出來，如果下麵有人看到開了槍，危險性就很大，所以停止進行。王走時，也叫我處處小心。我到四馬路總局，通過劉紹奎看了萬墨林。過了幾天，萬墨林又被押到日本憲兵隊，這是徐采丞與金鼎勳以及日寇阪田大將談判的結果，不久，萬墨林就從日本憲兵總隊釋放出來。我看了這情況心裏很高興，緊張的情緒比較放鬆，可是不到三個月，我突然被日本憲兵總隊捉去，說我是抗日分子，拷問了十幾天，經徐采丞設法營救獲釋，住進南洋醫院療養。蔣伯誠在當夜就派代表來慰問，後來有幾次半夜裏有幾個青年拿著鮮花來慰問，我既不認識，也不知他們是什麽人，但他們知道我的姓名。過了幾天，杜月笙從香港派他的門人老俞送來慰問信，對我說：“老夫子非常感動，特地派我代表慰問，希望早日康複。老夫子還希望您對上海的事情仍要小心堅持下去。我默默點頭。大約過了三個月，我又被貝當路（今衡山路）憲兵隊捉去。這次是高橋開魚行的丁如鬆領著日本人來捉我的。事情的原因是萬墨林主持一個秘密電台，由朱文德出麵裝置在高橋丁如鬆家中，被日軍破獲，要丁領捉朱文德，但朱早已隱蔽，無法捉到，丁如鬆受刑不住，隻好領著日本憲兵來捉我。我被送進了貝當路憲兵隊，第一次審問時我就告訴日本人，第一，我不知道朱文德現在住在哪裏；第二，我為人如何，你們可以到北四川路憲兵總隊去查問，他們都知道我。這一下還有用，此後不審不問，也沒有受刑，關押了四十多天，由我兄弟請了台灣人蔡慶其保釋出來。
我向各有關方麵說起這次被捕和保釋的情況，有人指出，要好好請蔡吃頓飯，送點禮。我正準備進行，不料姓蔡的接二連三的請我在國際飯店、新雅飯店吃飯，宴席上的客人，全部是漢奸名人和日本駐在上海四區的憲兵隊長等。我將此情況告訴各方麵的人與徐采丞，詢問今後是否再和他們碰頭，參加他們的酒宴，大家的意見認為我既要出頭露麵做工作，不能不敷這些人，隻要政治上不出偏差，不泄露機密，可以小心謹慎地同他們打交道。
蔡慶其請我吃了六、七次飯，最後向我開口，說他準備做五十壽誕，在金城大戲院義演一天京劇，要我出麵邀請在上海的名角、名票參加，並邀請幾個上海的聞人做慶壽活動的發起人。我隻好按照他的意圖；邀請名角馬連良、汪吟秋，名票張中原、孫蘭亭、裘劍飛、張哲生、孫鈞卿等，在南國酒家吃飯，請他們幫忙演出，並介紹蔡給這些人見麵。幸而個個都答應參加。我又給他找了聞蘭亭、袁履登、林康侯、張慰如（敵偽期間證券交易所董事長兼總經理）、馬樣生、謝葆生、顧竹軒等作為發起人，並幫他推銷戲票，發“秋風帖子”。
事後，蔡慶其要我擔任皇後大戲院顧問，因為戲院經理張錦壽是蔡的幹兒子。不久皇後戲院改組，蔡要我參加股份，我鑒於這個戲院的幾個股份老板都是漢奸，必須慎重考慮，即和蔣伯誠、吳開先、徐采丞等商量。後來徐采丞通知我，允許我參加股份，錢由徐采丞交我，就這樣我參加了皇後大戲院，出任總經理，直至解放為止。
（五）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杜月笙從重慶經浙西返回上海，我和萬墨林等到車站去接他。他一看到我，就叫去問從前虧欠的債務怎樣了？我告訴他，由於股票升值，幣製改革等原因，五百多萬債務已全部還清，他當即露出笑容，表示高興，拖住我一起坐他的小汽車回杜宅。
杜月笙自重慶回來後，有很大的改變，過去隨意揮霍，銀錢一手來一手去，毫不吝惜，現在告訴我要緊縮開支，家裏雇用的人員也誠少了一些。如秘書邱訪陌，因跟陳群做過汪偽上海市所得稅局局長，杜就不再聘用；秘書王幼棠年老病死；秘書翁佐青自己找了通商銀行秘書的職務，辭去杜宅工作；另如萬墨林、朱文德都有了自己的事業，不常到杜宅來；燒煙的鬱泳馥到證券交易所當了總稽查，隻留下我幫助料理家務。
這時杜的子女都已長大，陳幗英提出要舉辦三個兒子杜維垣杜維翰、杜維寧的婚禮，杜一口答允，要陳幗英同我商量辦理。後來孫佩豪又提出要給她的兩個兒子杜維屏、杜維新舉行婚禮，也由我辦理。再後是姚玉蘭第二個女兒出嫁。六件婚事之後，又有杜氏本人的六十嘉莊六次婚事都在麗都花園舉行，為了節約，隻有茶點招待，但每次來賓都是五千餘人，花費還很大。其中有幾個人送的禮品價值昂貴，如中匯銀行經理徐懋棠每次送金盾一隻，重約二十餘兩；門生黃振東每次送金盾一隻，重十餘兩；華商電氣公司經理孫誌飛、榮豐紗廠經理章榮初，每次送黃金十兩。杜的女兒出嫁時，他們四人合送金“台麵”一副，計有筷子、酒杯、杯墊、湯匙、醬碟等，全部用黃金鑄成。後來杜本人六十壽辰時，這四人又合送黃金製成的福、祿、壽三星，重約十餘斤。這些都是當時比較突出的情況。
慶祝杜氏六十壽辰，是農曆七月十五日在麗都花園舉行的，來賓六千餘人。由於杜要求節約，每席僅用六個素冷盤和一大鍋光麵招待來賓，飲料可口可樂，由生產的工廠奉送，啤酒是中國啤酒廠和上海啤酒廠奉送。那天除了汽車多、客人多之外，來要飯的乞丐也有幾千人。
幾天以後，又在牛莊路中國大戲院舉行義演三天，全部收入捐贈慈善機關，開支由杜負責。所邀請的南北京劇名角全部盡義務，由杜贈送金筆和金表各一，作為紀念。
這時孟小冬已從北京來滬，住在杜家，也參加演出。演出前幾天，孟小冬要我聯係請人送花籃，我答允了。當時杜月笙在旁說，花籃折價，每隻五十元，將來捐贈慈善機關，我提議每收到一隻花籃的折價，就在中國大戲院門外牆上貼一張紅紙喜報，寫明是誰送的，送給誰的，杜和孟都同意。到演出那天，送花籃的，大都送十隻（五百元），隻有證券交易所和杜的門生黃振東各送花籃二百隻（一萬元）。牆上的紅紙都寫著孟令輝小姐登台語喜，×××敬賀，貼滿了中國大戲院門外的牆頭，共計花籃二千五百餘隻，折款十二萬五千餘元。
一九四八年，杜月笙遇到了一件痛心的事，就是他的兒子杜維屏被蔣經國拘捕。當《中央日報》刊登著杜維屏戴著手銬的照片放到他麵前時，他感到這個麵子失得太嚴重，萬分難受。杜維屏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經紀人，代客買賣證券，同時是上海大東書局的副總經理，蔣經國用投機倒把、擾亂市場的罪名把他扣押，這種罪名的處理可大可小，可以被槍斃，也可以押幾天就釋放。當時杜月笙立即打電話給錢新之、章士釗、徐寄廢、陸京士等，邀請他們來杜宅。杜與他們商談很久。第二天杜又邀請黃炎培、盛丕華、劉鴻生、徐采丞前來商量，談了整個上午。我在外麵聽到他們談論蔣經國本來還要拘捕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佩（不應該是孔令侃嗎），因為孔令佩與杜月笙合辦揚子公司，也算是投機倒把的罪行，後來是孔的母親宋藹齡與姨媽宋美齡一齊向蔣經國打招呼，才沒有下手。但市麵上已有謠言，說杜月笙也被扣押。
這幾天杜月笙與這許多客人商量出什麽辦法來營救杜維屏，我不清楚。僅知幾天以後，全市就發生了搶購風潮，凡屬官價出售的東西，不論穿的用的吃的，從黃金到糧食都搶購一空，黑市物價一日三變，仍然不受限價的約束，於是金圓券的價值直線下降，蔣家政權的威信掃地。不久，蔣經國悄悄離開上海，杜維屏就被釋放。當時市麵上傳言，這搶購風潮就是杜月笙和與他有關的各方麵合謀搞起來的，真相如何，我不清楚。
我雖在杜家幾十年，有許多事情確實至今仍不明白。如杜回上海後，就賣去杜美路的住宅，此時杜在上海的五百多萬債務都已了清，銀行裏還有存款，並不急於要錢用，為什麽要賣掉房子？而且賣了以後又租借“十八層樓”(茂名公寓）七樓的幾個房間，作為自己和孟小冬、姚玉蘭的住處，租費高昂，這是使人很難理解的。
又如勝利後杜家的來客中，有一個我們不知其姓名的人，他常晚上來探望杜月笙，來時不報姓名，自稱是龍壽寺的當家，但這位當家有時穿中裝，花呢長袍，有時西裝革履，看不出有一點出家人的樣子。他每次來，杜都接見他，談話時間也較長。後來我了解到這龍壽寺在南京電影院（現在的上海音樂廳）對麵，是抗日戰爭後建立的，附近居民說這個廟的和尚不規矩，晚上常穿著西服外出，有時晚上還有婦女進出。解放後，這座廟宇立即被封閉，這廟與和尚是幹什麽的？與杜有什麽關係？我一直未弄清楚。
又如杜在重慶新收一個姓周的門生（當時用的名字記不清了),到上海後由杜介紹給周祥生，在祥生汽車公司工作。平日周祥生來，杜常不接見，但這位姓周的來，立即接見，並通知我和茶房徐濤生，隻要周來，就讓他進去，不要阻擋。這件事，我們都覺得奇怪，直到解放後才弄清楚。解放初，我在南京路中百一店門口，看到這位姓周的正坐著小汽車轉彎由西藏路向北，他也看到了我，於是在西藏路邊停住，下車來同我握手敘談，感謝我過去對他的照顧，並說他的原名叫周思霔(shù，古同“澍”，時雨灌注)，曾用名翕園，解放後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一九八三年去世。)，是周總理的堂弟。
自從限價事件以後，杜住在十八層樓，深居簡出，接見客人減少。在上海解放前兩個多月，蔣介石來電話，要他去複興島談話。回來後，他就做了離開上海的布置，要我留在上海，秘書胡敘五跟他去香港。我不肯照辦，向杜申說，我主持了他家六件婚事和他的六十壽辰，認識我的人很多，再加上我在國民黨機構裏擔任過一些掛名差使，留下來有很大顧慮，而胡敘五恰相反，他因有大小老婆，家庭牽累很重，不願去香港。杜見我們對他的安排有抵觸，很不高興，立即叫茶房徐濤生打電話把徐采丞叫來，要徐勸導我們。徐對我們說：“你們的去留問題，杜先生早就有所決定，你們不要再糾纏，糾纏也沒有用。”並當場拿出一筆安家費給胡敘五。這時我們二人不好再有異議。徐采丞向杜回報以後，杜就叫了我們去，笑容滿麵地說：“你們能聽我的話，這就很好，我很滿意。”他拿出一根大條（黃金十兩）交給胡敘五，並說：“你拿去，把家裏的事情好好安排一下。你走吧！”胡即告辭而去。杜又對我說：“你聽我的話，我心就定了。我現在對你直說，因為蔣介石叫我去談了話，我不得不走，到香港去住一段時間，就要回上海來的。共產黨方麵的朋友向我談到，解放後要我參加新政協，所以你在上海不會有什麽問題。徐先生也不去香港，仍在上海，你遇到困難的事情，可以和他商量。”
談了一會，徐采丞也走了，隻留下我和他二人，他又對我說：“解放軍進上海，隊伍是正規的，不會出亂子，解放後你還可以見到不少熟人。”說著他給了我三封信，並說“出什麽事情，可以找這三個人。”我看信封上寫的是廖承誌、盛丕華和潘漢年。解放後，我看到報紙上上海正副市長名單中有潘漢年，就去市政府求見潘副市長，潘接見了我，我把信都交給了他。
在上海解放前一個多月的時候，一天晚上，杜在十八層樓召我談話，吩咐說，明天晚上要宴請客人，為了清靜一些，明天下午除了邀請的客人之外，其餘來客一律不見，下午三時以後，家裏的門衛、侍衛、茶房一律都回家去。要我在第二天早上親自去十六鋪德興館買幾隻冷盤，下午在新雅酒店買炒菜，家裏的廚師在上午燒好一隻雞、鴨、火腿、蹄子的大沙鍋，下午就叫他回去。客來後，由姚太太熱好菜，要我送進去。
第二天，我都照杜的吩咐辦理。下午五時前，徐采丞來了，杜要他在底層大門迎接客人，叫我在七O五室門內等候。五時半，陸續來了錢新之、章士釗、黃炎培，還有一位長須白頭老人，由徐采丞扶持著進來，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位客人（解放後在報上看到照片，才知是中央人民政府張瀾副主席），後又來了盛丕華、沙千裏和史良。客到齊後，一共九人進餐室關門吃飯，熱好的菜由我送到門前，徐采丞開門接進去。裏麵談些什麽，我一點也聽不到。到九時才散席，杜親自扶著長須老人至底層上汽車。這是杜宅最奇怪的一次宴會，隔了不久，杜就離開上海，又不久上海就解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