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46）
一天，我經過站長辦公室到我所在學習小組去，一個叫程軍溥的人走近我與我同行。我與他不熟，因為“四清”和文革我與他都不是一個小組的，但我知道他是楊桃源蘇州醫專的同學，並被楊桃源譏笑連玻璃幹燥器皿蓋也不識打開的那個人。這天，他特意靠近我與我一起走，眼睛卻望著別處，仿佛是不經意才與我走到一起的，說：“嗯，你就小丁？寫第一張大字報的人？不錯。我們血防站的‘小姚文元’。”我沒有答他話，但他那一句“小姚文元”卻使我聽了感到很舒服。接著幾天，程軍溥就常常來接近我，講給我聽楊桃源過去種種驕狂的往事。他揮著手說：“啊呀，這個人過去狂是狂得來，任何人都不在他眼裏！”他又告訴我，血防站裏與楊桃源最要好、對楊桃源最了解的人是宋萬晟。他們在蘇州醫專時是同學，現在又都住在白鶴鎮上，以前星期天回家常常一起來回。可是運動到現在，他揭發楊桃源的大字報一張也沒有，這是不正常的。最後，他建議我：“他肯定知道一些楊桃源的事情。他在包庇他。你應該寫一張宋萬晟的大字報，‘敲山震虎’震他一下。促使他起來揭發楊桃源。”因為“四清”時我就知道宋萬晟是背著其他同學第一個到血防站報到的“叛徒”，又親眼見到過他偷偷進站長辦公室偷看《參考消息》被人事幹事曹惠德轟出來，此外在開會發言、讀報時，他的腔調、動作常有點裝模作樣，擺出一種重要人物的樣子，唯恐別人不在意他，因此我對他印象一直很差。經程軍溥這樣一煽，我衝動起來，覺得這個宋萬晟確實不正常。於是我根據程軍溥提供的情況寫了一張敦促他揭發楊桃源的大字報，貼在站長辦公室邊的窗上。人事幹事曹惠德見我在貼大字報，從站長辦公室走出來看，看後立刻讚揚說：“這張大字報寫得有水平”。聽到這樣的稱讚，我心中頗為得意，覺得自己的分析能力確有兩下子。實際，我是在迷失自我、變得更為狂妄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了。這張大字報一出，立刻也有人貼起宋萬晟的大字報來，揭發了他的其他一些問題。不過，宋萬晟沒有反應。他仍然沒有揭發楊桃源。
這時，一個叫葉青茂的人也來接近我了。我對他也不熟悉，隻知道他是重固公社人，以前也是臨時工，現在是轉正了的。他對我說，潘陽明一直跟隨宋萬晟工作，應該了解宋萬晟很多事。又說他與潘陽明都是重固公社的人，對潘很了解，說潘的母親是國民黨的國大代表，潘在高中時就與汪守民（也是在血防站工作，與潘都是臨時工轉正的青年）一起跟一個女的亂搞。他鼓動我應該對潘陽明也寫一張大字報，促使他起來揭發宋萬晟。因為連番得到讚揚，我的腦子已經處於狂熱狀態，聽了葉青茂的話，我立刻信以為真。於是我依照寫宋萬晟大字報的思路，又起草了一張針對潘陽明的大字報，要他起來揭發宋萬晟。這張大字報我寫得口氣非常狂妄，我在大字報中警告至今還在包庇楊桃源、宋萬晟的人，要端正對運動的態度，趕快起來揭發他們的問題。說你們不要以為自己沒有問題就不怕，到底有沒有問題最後要以事實來說話，“現在先揪一個出來讓大家看看！”
這張大字報剛起草好，王保英就來找我了。他對我說這張潘陽明的大字報是否不要貼出去？我問為什麽？他卻支支吾吾地說不出理由。我心中有點發火，心想當初你說要與我合作寫大字報，到現在大字報都是我寫的，你一張也沒有寫過，甚至連商量也沒有商量過。現在我要寫潘陽明大字報，你卻來阻攔。我猜測他是奉黨支部的命令來阻攔我的，但我一來是年輕氣盛，二來對黨支部背後操縱運動的做法也有點不滿，因此我拒絕了。當時我不知道，血防站在運動剛開始時就定了一個運動對象的範圍，隻局限於國家編製的人員，集體編製和臨時工不在這次運動範圍內。潘陽明是集體編製的青年，我寫他的大字報是越過了黨支部劃下的紅線。王保英不過是奉命來阻止我。但因為王保英不肯說出不能寫潘陽明大字報的理由，我就沒有聽。如果王保英當時說明了這個原因，我想我或許也會考慮的。因為這涉及到黨的政策，我也不敢隨便去破掉它。王保英離開後，我就把底稿用毛筆抄寫成大字報，然後又親手將大字報貼到血防站大門過道邊的牆上。至此，我除了貼過楊桃源、宋萬晟大字報，又把“炮火”延燒到了“小青年”中。從這件事可以看出，當時我的思維已是處在何等狂熱的狀態，我對人對事的態度已達到了何等剛愎自用的地步！
後來回想，我當時貼潘陽明的大字報確實是沒有任何說得過去的理由的，完全是捕風捉影之舉。甚至寫宋萬晟的大字報，也帶有個人好惡的偏見。盡管這兩個人的為人很不怎樣，但這與貼他們大字報是兩回事。對此我很後悔。我不僅是後悔自己的輕信，更主要是後悔自己的剛愎自用。最初我寫楊桃源的大字報，也沒有認定楊桃源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呀，他隻是狂妄自大說了對毛主席不敬的話呀，為什麽會發展到後來這種地步呢？我覺得除了我主觀上也有私心，貪慕虛榮，結果受人挑撥、利用而不自知，環境和輿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當差不多整個社會輿論都陷入了一種狂熱狀態，很多人的思想會被牽著走。尤其是社會閱曆不深，對名利誘惑缺乏定力的年輕人更是如此。因此，當整個社會輿論都認為楊桃源這種膽敢對“偉大領袖”不敬的人是反革命，應當“全黨共誅之，全民共討之”的時候，我也開始改變自己的想法，開始認為楊桃源確實是一個壞人，確實應該狠狠地批判他。由此延伸，又進一步認為凡是包庇楊桃源的也是與革命不一條心的人，所以也不是好人，也應該揭發、批判。正是照著這樣的思路，結果我在錯誤的泥坑裏越陷越深。我們常常批評一個人極左，可這極左是怎麽來的呢？就是這樣來的，是從一般的左，發展到比較左，再發展到極左，一步步發展而來的。在這個發展過程中，社會輿論往往會起很大作用。所以社會輿論是把雙刃刀，用得好可以提升社會正氣，用得不好可以成為殺人凶器。當年社會輿論都說“小姑獨宿，不慣無郎”，於是獨宿的阮玲玉隻好以自殺來證清白。當輿論都認為楊桃源是反黨分子時，我也改變了初衷，認為他真是反黨分子了。由此可知，一個社會的輿論應該多元化，讓人有比較和選擇的餘地，讓人有思考的空間，而不是“輿論一律”。一個輿論被壟斷的社會決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輿論一邊倒的社會也不是正常的社會。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有爭論，有讓人說“不”的自由。可歎這樣壟斷輿論的現象，至今還在世界上不少地方重演。近年來，“厲害了我的國”成了中國大陸輿論的主旋律，於是出了不少“戰狼”，老的小的都有，終於發生了驅趕外資，殘殺無辜日本人的事。在美國，“黑命貴”一時也成了社會“正義”的代表，以致上演了一出國會領袖向一個被警察誤殺的累累罪犯下跪的荒唐事。
那時，我們血防站內“炮彈”橫飛，其實都是“群眾鬥群眾”。一天，運動中難得放一天假，我乘船回家，看到輪船站候客室和隔壁航運站裏也一層層拉了繩子掛滿了大字報，乘客隻能站到碼頭邊的棚子下等船。我特意去看了幾張大字報，與我們血防站一樣，也都是群眾相互貼的，說的也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或是翻曆史老賬，揭發航運站領導的一張也沒有。可見這種現象各單位幾乎一樣。後來毛澤東將這種鬥爭矛頭向下針對群眾而不是向上針對“黨內走資派”的做法，稱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當時我還沒有覺察到這樣做有什麽不對：過去曆次政治運動不都是這樣做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