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曆時不長，其政績被後繼者蓄意淹沒，更是長期被汙名化。近年來海內外好些史家致力於還原這一時期真相，成果卓著，觀點多元，爭辯迭起，生氣勃勃；但還有許多角落有待清理 。
民國時期言論+自由史是一條複雜的曲線。各個時期都是侵犯和自由並存；總的趨勢是北洋時期自由度越來越大；國民黨黨國體製建立後則自由度大幅下降，除抗戰勝利後一段時間外，總體上遠不如北洋時期。
研究民國新聞史的學者多數認為，辛亥革命後包括袁世凱執政初期，出現辦報熱潮，全國新辦報紙約500種，封報、拘捕記者雖時有發生，但新聞+自由較清末有較大提高。
1913年3月20日刺殺宋教仁案件以後，環境惡化，史稱“癸醜報災”。1914年2月袁世凱政府頒布了《報紙條例》，同年12月頒布《出版法》，加強了對報刊和書籍出版的控製。但即使在這一時期，司法機關亦有敢於維護新聞自由的案例。1914年10月29日北京《亞細亞報》被控違反《報紙條例》。著名記者和律師黃遠庸為之辯護，京師地方審判廳判決該報無罪。（《申報》1914年11月6日第6版）
袁世凱於1916年6月6日去世；7月17日段祺瑞政府立即下令廢止《報紙條例》；21家被禁報刊解禁。“1916年底，全國共有報紙289種，比前一年增加了85%”。不久之後，光是宣揚新文化運動的新辦報刊就有400種以上。
這時期的新聞界還有一個特點是敢於抱團反抗，顯示了公+民+社會維護公+民+權利的強大力量。1921年6月6日，中華全國報界聯合會第三屆大會發出致國+務+院函：“竊維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載在約法，民國三年頒行之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預戒條例及民國八年所頒布之管理印刷業條例等，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種種自由加以限製，顯與約法衝突。征之法理，命令與法律相抵觸，則命令無效；法律與憲法相抵觸，則法律無效。是該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預戒條例、管理印刷業條例，無論其為政府所頒之命令，或國會製定之法律，在約法之下，自當不生效力。……公同議決以後，關於言論、出版、集會等等絕不受其束縛”；並於同日以“不自由，毋寧死”為標題將上述議決通告全國。
與此同時，報刊也認真履行監督政府和政治家的責任。袁世凱在位時，就被報刊批評其施政是中國曆史上“遊民（流氓）政治”的繼續，“袁世凱之用人，乃並男盜女娼者而亦用之……彼以為天下之人，殆無有不能以官或錢收買者”。當時，幾乎沒有哪一項重要施政可以逃脫輿論監督。
而在國民政府時期，他們通過北洋乃至前清沒有的三個係統嚴密鉗製言論自由：
1.書報檢查係統。
1934年6月1日頒布的《修正圖書雜誌審查辦法》規定，文藝及（人文）社會科學雜誌和著作“應於付印前……將稿本呈送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申請審查。” 從而宣示了兩個惡政：一是黨務機關直接出麵剝奪公民的自由。二是創立了出版物出版前原稿審查製度。國民黨中宣委（後改稱中+宣+部）還直接下令當時最大的出版中心上海市設立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落實這個罪惡勾當。
晚清和北洋時期書報檢查，都止於出版後送若幹份給管理機關備查。國民黨幹了前人不敢幹的惡政。
2.遍布全國的嚴密的特務係統。
袁世凱及其後繼者也有自己的情報和特務機構，但規模較小和勢力有限。國民黨則建立了著名的中統、軍統，收集情報、暗殺政敵—收拾“不聽話”的新聞人和敢於批評時政的知識分子也是他們的重要業務。
3.思想鉗製係統。
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前後，他們就實行“黨化教育”、“黨化司法”，力圖“用三民主義統一思想”；控製公民思想成了黨國的施政措施。遷至南京後，變本加厲，建立了非常完整的洗腦係統。可憐中國人，從踏入小學開始，就要被洗腦。那時也有公民課，但與北洋時期編的公民課本不同，一律要塞進國民黨的私貨。
更為可惡的是社會信息係統也被迫成為洗腦工具！1929年1月24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規定，凡報刊或通訊社“登載違反本黨之言論及消息”，“曲解或誤解本黨主義、政綱、政策或議決案”，“立論違反黨義”，“拒絕登載黨部正式發布之消息”，“宣傳反動主義”，如此等等，黨部都可以直接處置，直至禁止出版。
1929年召開的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甚至蠻橫地宣布：“確定總理遺教（孫文的著作）為國家之最高根本法（憲法）……凡我同誌及全國國民，均宜恪守勿渝者也。”一個政黨的代表大會居然敢於宣布自己過世的領導人之言論就是國民必須恪守的憲法，國民黨眼中，哪裏有公+民和公+民的+自+由權利？
凡北洋時期侵犯言論+自+由的罪行，國民政府時期不但有，且過之而無不及。北洋時期沒有的是：除少數風骨嶙峋堅持自己獨立品格者外，眾多媒體成為國民黨隨意驅使的仆役；國民被蓄意打造成為馴服的順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