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29）
（九）人人過關
在兩位站長作了第一次大會檢查以後，群眾的“洗手洗澡”也開始了。運動進行到這個階段 ，大家的感受就沒有前一階段那樣輕鬆了。小組會上的氣氛立刻嚴肅了許多。工作隊要大家不要有顧慮，有啥說啥，有問題隻要說清楚了就是了。他又說這也是考驗大家對黨是真的忠誠老實，還是三心兩意、假心假意的時候；說有問題的同誌要敢於麵對現實，下決心，要“脫褲子割尾巴，不怕痛也不怕醜”，要“竹筒子倒豆，一點無保留”。雖然，這個工作隊員說這些話的時侯態度平和，不是凶巴巴的，但大家都體會得到這些話背後的份量。因此工作隊講話以後，沒有人接茬。大家都沉默著，有的悶頭抽煙，到後來連抽煙的也把煙撳滅了。氣氛一時變得十分沉重。但不說話、僵在那兒也是不行的，後來實在憋不過去了，隻好仍然是黨員組長帶頭，進行自我檢討。
曹洪健先咳嗽清了一下喉嚨，然後征詢似地望了大家一周，用他帶有濃重蘇北腔的普通話開始檢討起自己的錯誤來。他先說了對運動的認識，說了一通運動的偉大意義；接著說運動對自己的觸動。他說長期以來自己身上一直存在嚴重的“國民黨作風”，工作作風粗暴，命令主義，因此得罪了許多人，對工作帶來不利影響，嚴重損害了黨的事業和形象，決心今後嚴格注意，認真改正等等。曹洪健說完以後，其他“老血幹”也一個接著一個檢討自己，然後是已經轉正的“小青年”，最後才是我們臨時工。
聽著前麵人的檢查，我發現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交待的問題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卻都煞有介事地上綱上線，將錯誤性質說得很嚴重，說自己教訓很深刻、心情很沉重，表示決心改正等等。我不知道這是真沒有問題，還是避重就輕在應付工作隊。在這次“四清”運動開始階段，我就聽見一些“老血幹”在閑聊時說起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的事情。當年“反右”開始時是說幫助共產黨“整風”。黨支部動員大家向黨提意見，說這是幫助黨改正缺點錯誤，要求人人都至少要提幾條意見。提了，是真正的愛黨；不提，就是懷疑黨的誠意，與黨離心離德。又說提意見即使錯了也沒有關係，黨是本著“有則改之，無則嘉勉”的精神看待提意見同誌的。黨對提意見的人保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給穿小鞋”。總之，是逼著大家向黨提意見，寫大字報。可是幫助黨“整風”沒幾天，“反擊”就開始了。許多提意見的人被說成“向黨猖狂進攻”，遭到批鬥。其中部分人後來被定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其間還有一件“老血幹”們記憶猶新的事：那時候上級還有一個按百分比攤派“右派”名額的事。本來，血防站的“右派”名額已經如數完成，但全縣教衛口各單位上報的右派總數按比例還少一個。少一個是因為縣新華書店少劃了一個。縣委領導找書店領導要他嚴格執行上級指示，按計劃完成劃右派任務。這個書店黨支部書記卻向縣委說：無論如何再也排不出哪一個人可劃右派了。黨提倡實事求是，我終不能把不是右派的好同誌劃為右派。因為新華書店黨支部領導堅決不肯再多劃一個右派，而且這個領導據說革命資曆很老，縣委也拿他沒辦法。這樣全縣教衛口劃右派的任務就沒有完成。縣委無法向上級交賬，結果他們不知怎麽看中了年輕的張宜，要他在血防站內再多劃一個右派以補全縣“右派”名額的不足。當時縣委是怎樣向張宜說的大家也不清楚，總之是他接受了上級黨組織交給他的這個“艱巨任務”。但血防站內也很難再劃一個右派了，怎麽辦？結果他去動員一個運動中本是反右積極分子的人來當“右派”，說是為了顧全大局。而那個人竟然也傻兮兮同意了。結果運動後期處理右派分子時，那個補充“右派”被 “清洗”出了血防站，安排到縣城南門外的種畜場去養豬。國家幹部的身份也沒有了，工資減去一大截，至今年近四十仍孤身一人，討不到老婆。從這些“老血幹”的話中，我領悟到的教訓是千萬不能相信工作隊的話，共產黨答應的事是說變就會變的。因此對共產黨的運動，要一千個小心，一萬個小心。有了這些前輩傳授給我們的經驗教訓，又看到了他們是如何發言的，因此輪到我發言時，我也有樣學樣，找了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應付過去。
等到所有人都交代過一輪以後，漸漸地，在主持學習的組長引導下，有幾個“老血幹”開始成了大家“幫助”的重點對象。這個過程是很微妙的。因為人人都在觀測領導的意圖，誰是這次運動的重點，而黨員幹部的動向就是黨支部的風向標。因此隻要主持會議的組長或被大家公認的“積極分子”主動要求某人對某個問題再說說清楚，或在某人檢討時不斷追問問題，大家就明白了此人大概率會是領導劃定的運動重點對象，於是也就跟風批判。雖然不都是抱著落井下石的心態，至少也要藉此表明他們與重點“幫助”的對象不是站在同一政治陣線上的。
我們小組第一個被“幫助”的重點對象是楊桃源。就是那個曾經來徐涇聽取我們座談一年工作體會的人。他是一個二十八、九歲的年輕人，身材頎長，前額寬廣，有一雙大而圓的眼睛，目光中時時會露出一絲天真來，說話、動作有時會有一點神經質的抖嗦。這種氣質的人猶如鶴立雞群，總是讓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個聰明人；但聰明外露，城府必然不深。他是站裏出名的“才子”，常在《健康報》上發表文章，本縣白鶴鎮人，還沒有結婚。他的未婚妻是白鶴農村的回鄉知青，一九五八年時在血防站也當過臨時工。我估計他們就是在這個時候認識、相愛的。這讓我既有點奇怪，又有點敬佩。按他的條件，找一個城裏女子結婚不是難事，且一般人多不願與農村戶口的聯姻，可他卻不計較這些。從這一點看，他應該是一個愛情至上且忠於愛情的人。
那天聽楊桃源自己所做的檢討，他的問題主要有三點：第一是不服從分配，第二是有成名成家思想，第三是驕傲自滿。一九五七年，蘇州醫專有十幾個畢業生分配來青浦（當時青浦還屬於江蘇省蘇南行署），楊桃源是其中之一。這批人到縣裏後，大多數人被分配在縣醫院當醫生，其中楊桃源，宋萬晟、程君溥、雷正華、朱首亮他們幾個被分配到縣血防站搞血防衛生工作。雖然進醫院也好，來血防站也好，都屬國家幹部，工資也一樣，但是搞血防衛生專業性不強，一靠嘴巴，二靠腿——這也是人們不稱他們醫生而稱“血防幹部”的緣故；而且這種工作多是要去求人家的，不像當醫生有處方權，可以替病人開藥開病假條，多是人家求他，社會地位相對也高一些。所以開始時他們幾個都不肯去血防站報到，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到醫院去。他們幾個人私下還“約法三章”，表示要共同進退。其中態度最堅決的是楊桃源，其次是宋萬晟。他們兩個在學校就是好朋友。卻說這種“不服從分配”的事情，在現在看僅是一般的思想問題，但在那個年代卻有可能成為嚴重的政治問題。中共要求所有人都要對黨絕對的服從，“自覺地做一顆革命的‘螺絲釘’，黨將它按在那裏，就在那裏起作用”， 不允許所謂的“個人主義”。尤其幾個人訂立攻守同盟統一行動反抗黨的旨意，更為黨所忌恨，動不動就會將問題性質上升到“組織反革命小集團”那樣的高度去。而且當時還正在“反右”運動中。因此不多久宋萬晟就頂不住壓力，一個人偷偷地去報了到。“同盟”被從內部攻破，其他人也隻得就範。當時這幾個人都挨了組織一頓批評，總算沒有進一步處分他們。不想事情已經過去八、九年，現在又重被翻出來批判。聽了這些，我內心其實是很體諒他們當初不願來血防站的心情的。即使現在，我想如果有機會讓他們去醫院工作，他們仍然會選擇去醫院。但胳膊扭不過大腿，同黨組織對抗怎能獲勝？而且血防衛生工作終歸要有人去做，不是你去，就是別人去，組織點到你名，隻能算你運氣不好了。不過因此之故，我開始對宋萬晟產生了惡感。因為以我的看法，即使你抵擋不住壓力要去報到，也應該告訴大家一起去報到才是，怎麽可以一個人偷偷地去報到呢？這種做法若在革命年代豈不就是叛徒？
楊桃源被批判的另一個問題是說他有嚴重 “個人奮鬥”、“成名成家” 的資產階級思想。據楊桃源自己說，他很喜歡文學，曾想在文學方麵搞出點名堂。還在醫校讀書時他就寫過一本小說。不過，他將書稿寄到一家出版社後，出版社並沒有將書稿出版，也沒有將書稿退還給他，而是把書稿寄回給了學校。出版社在給學校領導的信中還批評了他一頓，說他思想有問題，要求學校嚴加教育。（出版社的做法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是正常的反應。不久就會看到，很多人，包括我在內，與出版社其實是同一心態，自覺或不自覺地當了中共意識形態的衛士。此處暫不多談。）楊桃源的書稿究竟反映了他什麽思想問題呢？他在檢討中沒有說，連這書稿寫的什麽內容也沒有說，因此我不知道出版社的批評是指書稿反映的思想有問題，還是說他寫書就是有思想問題。反正自一九五七年中共狠批了丁玲的“一本書主義”，批判了青年作家、右派分子劉紹棠的“為三萬元存款而奮鬥”的口號以後，一般不是奉官方之命寫書的人，都會被視作在走資產階級“個人奮鬥” 的道路。
聽著他的檢查我暗自思忖，他的這種“錯誤思想”其實我也有一些。我一直覺得人要實現自我價值，在社會上做一個成功的人，這才不枉為人一世。誰甘願碌碌無為一生？誰不想成名成家？讀小學時老師要大家說說自己長大後的誌願，幾乎所有同學都說要當什麽科學家、作家或戰鬥英雄的，也有說要當一個醫生、老師或“工人”的（那時工人的政治地位很高），幾乎沒有一個學生會說自己長大了要當一個農民或一個商店售貨員的。難道有這樣的誌願就是資產階級思想？如果大家都不想成名成家，任憑由他人來安排他的人生道路，以做工人農民為榮，這樣的社會勢必缺少發明創造，社會怎能進步？我又想，是不是今後的發明創造都要靠集體力量而不是個人？但為什麽靠集體的就是對的，靠個人的就是錯的？這中間的道理是什麽呢？說能說清楚呢？對此，我感到十分困惑。
聯係到我自己，由於我不能升學向科學方麵發展，因而有時覺得走“高爾基道路”也是一條不錯的出路。但現在看來這也是個人成名成家的道路。而且我自問走“高爾基道路”首先要具備這方麵的才能，而我連楊桃源那樣的才華也沒有，他尚且不能成功，我又怎能成功呢？還有，走“高爾基道路”要有高爾基時代的社會環境，可現在還有這樣的環境麽？高爾基可以自由自在地到處流浪，到處可以找到工作生存下來，因而他接觸到了社會的許多方麵，成為他文學的題材；可現在我們當一個臨時工都要經過政府的安排，出門住宿要有介紹信，吃飯不僅要錢還要憑糧票，“走高爾基道路”豈不是白日做夢？因此楊桃源的被批判也引起我的警惕，在現在這樣的社會，非但個人奮鬥的道路走不通，而且十分危險。他就是我的前車之鑒，我怎麽還能繼續走那條路呢！所以楊桃源被批判，無異對我也是一個極嚴肅的警告。
此外，楊桃源在檢討中也談到他的狂妄自大惡習，說他常常看不起別人，尤其鄙視那些“蠢笨”的人。如他經常稱一個分配在人民醫院的女同學是“揩台布”，因為她在學校時成績極差，譏笑她隻配做擦黑板的。他又說他特別崇拜陶淵明。剛巧他的名字中有桃源二字，暗合陶淵明的名著《桃花源記》，因此他刻了一方印章，自稱“淵明家子”，以風流名士自許。在檢查中他解釋說，古代還有人自稱“家狗”的，他自稱“家子”，已經有點狂妄自大了。大家聽他在檢查中還這樣說，一副沾沾自喜的樣子，倒不知怎樣去“批判”他了。
雖然，楊桃源那時正在被批判，但我私心還是很欽佩他的，覺得他確實有才華，在血防站的員工中是出類拔萃的。當時，楊桃源一麵是站裏的“四清”重點“幫助”對象，一麵仍在《健康報》上發表文章。報社有一個五十來歲的女編輯，經常來站裏向他約稿。就“四清”那段日子我就見過好幾次。開始，我天真地以為發表文章隻要報社同意就可以了。但此時聽人說楊桃源每一篇文章發表前，都必須經過血防站黨支部的審查，要單位領導在稿子上簽字同意並蓋上公章後，報社才能發表。這才讓我醒悟到，原來報紙上發表的文章都不簡單，並不是作者和報社兩方你情我願了就能刊登的，還必須過得了作者所屬單位黨支部的“關”。由此看來，黨的權力真是無處不在。我們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無論做什麽事，想要獲得成功，第一要務就是要得到黨領導的同意。否則根本此路不通。
批判楊桃源，開始在我們小組批，後來又開全站大會批，前後共大會批了二次。我發覺，每次大會批判他，發言的人很多，有的且氣勢洶洶，言辭很刻薄。但是，主持批判會的李德發言總是很溫和的，一副諄諄教導的樣子，從不疾言厲色。我聽到有人背後埋怨李德是在包庇楊桃源。我則認為：楊桃源有才華，免不了就有人要忌妒他。我看這些氣勢洶洶批他的人中，恐怕有人就是這樣的心態。但是，楊桃源為人太驕狂確實也是缺點。人一驕，平時言語上、態度上就容易得罪人，這樣“冤家”就多了。所以，若有人自以為“不遭人妒是庸才”，因而任性行事，鋒芒畢露，持這樣的態度在任何社會都行不通，在現在的社會更危險。而楊桃源遇到李德這樣的人來主持運動，實在也算是運氣。
進駐我們縣衛生係統的工作隊隊長李德，當時我不了解他的來曆，倒是“四清”結束後有關他的曆史不知從哪裏傳了出來。據說，他原來是新四軍某部的醫療隊隊長，剛“解放”時官拜江蘇省無錫市衛生局長，因為看上了一個女護士，生活上“犯了一點小錯誤”，組織上將他降職調到上海第一醫學院當了個中層幹部。後來他想法把那個護士也弄到上海，先安排在一醫進修，結業後留在一醫工作，並與她結了婚。文革中我們一派造反派為了了解“四清”中的一些問題，去拜訪過他一次。當時他擔任一醫係統的醫院管理處處長，在華山醫院辦公。因為他正要回家，又把我們帶到他在一醫的家中。他的夫人也在家，果然是個美人坯子，且文雅有禮。我不知李德以前有沒有結過婚？但看現在這一對，李德本人儒雅風流如玉樹臨風，兩人真是十分般配。
另一個重點“幫助”的對象叫黃虔生。這個人原是誌願軍複員軍人，流浪兒出身。按中共的階級觀點，他是個“根正苗紅”的人。但我看他實在是個痞子、流氓。就在“四清”期間，一次他在食堂內對一群人大講他的“家庭秘史”。說有一晚他性起想與老婆行房，而老婆因太過疲累要睡覺不肯，他就來個“霸王硬上弓”。當時我也正在食堂內，隻見他一腳踏在長凳上，咧著大嘴說得興高采烈，說到此處神氣活現地一拍大腿說：“他媽的，她不幹我幹！”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從此得了個“你不幹我幹”的外號。他的問題是在“三年困難”時期倒賣盤尼西林等藥品，屬於“投機倒把”的行為。犯同樣錯誤的還有其他二個血防站員工，在小組會上也都作了檢查。據“老血幹”們說，他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更嚴重，是強奸一名女臨時工。這名女臨時工與站裏一名已婚的血防幹部兩情相悅有了婚外情。此事被黃虔生知道了，就威脅她，要她與他也要發生性關係，不然他就將事情說出去。這個女臨時工還沒有結婚，為了顧住名譽，一時被逼屈從。後來這個女臨時工去了新疆，臨行前要出這口惡氣，將事情告訴了人事幹事曹惠德。按我的觀點，倒賣藥品，很大程度上是環境所逼。前幾年大饑荒時候物價飛漲而工資不漲，為了生活動歪腦筋還算情有可原。可是趁人之隙、要挾逼奸，嚴格來說這是一起強奸罪案，不能原諒。但是批判他時工作隊總是將這一點略去。我不知這是否也是因為生活問題不屬“四清”範圍而不管？但此人形象從此在我心中十分惡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