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收編土匪武裝,創建贛南紅軍
革命勢力活躍的贛南蘇區1929年以後逐漸成為中央蘇區的中心,土匪成分在贛南蘇區創建初期的革命勢力中占有相當比重。
土匪問題在整個江西都很普遍,在贛南尤為突出,贛南土匪主要是受會黨控製的會匪,三點會在某些地區實際已經成為群眾性組織。
由於國民黨軍隊和民團的壓迫,也由於革命勢力的興起,會匪往往傾向於共產黨。
泰和縣仙槎靖衛團任意捉殺仁善鄉書坑農民,甚至有病在床的70多歲的老頭子、4歲的童養媳、路上的挑夫、江邊的癲子都遭殺害,這激起了群眾的公憤,“尤其是洪家兄弟,自動的召集千餘人的示威大會,一麵用群眾的力量,驅逐仙槎靖衛團,另一方麵,派代表到東固搬請紅軍援助”。④
到1929年夏,江西省委報告中提到:“贛南有同誌二千餘人,群眾在他們自稱有十萬人,但實際確有二萬餘”,另外“七、八萬是土匪群眾”,可見會匪勢力在整個贛南革命勢力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⑤
1930年巡視員張懷萬在報告中即提到:“贛南的土匪極多,現在因為革命發起,很多土匪(三點會)都歸順革命。”⑥
收編土匪武裝在創建贛南紅軍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一政策在有的地區最初曾走過一些彎路。比如吉安縣委“在暴動的準備中,隻注意聯絡東固的會匪,派人到會匪中去工作,從不想到怎樣發動群眾”,“又怕會匪不能受我們的指揮,擾害地方——不敢進行,所以結果還是一哄而散”。⑦
再如,贛南地方武裝八縱隊的前身是北洋軍閥武裝流散的土匪,大多是河南人,地方黨組織派吉安師範的革命學生雖然把它爭取過來,但是派進去的人太少,不能充分改造,這支部隊最後垮掉了。⑧
不過在興國、於都等地收編土匪武裝則取得了相當的成功。
為了聯絡土匪武裝,興國縣委派出黃家煌、肖以佐、陳赤峰、陳奇涵等骨幹加入三點會,因這些革命者大多是富家子弟出身,以至於當地人議論說,“這些人不愁吃不愁穿,好事不做跑去當土匪”⑨。
於都縣也派丘倜、劉為美、李駿等六名黨員入三點會,與會黨頭目“喝血酒,跪拜天地為誓”⑩。
在地方黨組織艱苦卓絕的努力下,大量土匪武裝被改編為紅軍,壯大了革命隊伍。如贛西遊擊第一大隊是二團東渡時留下來的,“
當時僅有步槍八支,後來與當地一班土匪聯合,漸漸淘汰他的、分配他的,領袖驅逐出去,得了四十多杆槍,漸漸發展得九十多枝,總共有一百卅枝”①。
贛西特委領導下的遊擊第一大隊、第二大隊人數500多、槍400支,其成員相當部分也是來源於土匪②,“上猶、崇義以及湘贛邊境的土匪和三點會就一批一批的將武裝投奔到紅軍中來,誠懇的接受紅軍的領導”③。
在早期贛南紅軍中,收編的會匪武裝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組成主力二、四團的四個縱隊中有三個縱隊長曾是會匪首領。
贛南紅軍早期的骨幹是七縱隊、九縱隊、十五縱隊、十六縱隊,其中七縱隊的前身是段起鳳領導的綠林武裝,後來由賴經邦通過親戚關係爭取過來,又收編一個姓孫的領導的土匪武裝,逐步淘汰不純分子,吸收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1928年2月成立七縱隊,段起鳳擔任縱隊長(吳江隻擔任很短時間);十五縱隊以興國縣三點會首領管開炳的部屬為骨幹發展而來,1928年6月成立,管開炳為縱隊長;十六縱隊以興國縣三點會首領曾老四的部屬為骨幹發展而來,1929年1月成立,曾老四為縱隊長。
1928年9月七縱隊和九縱隊合並成立獨立第二團,段起鳳擔任二團副團長;1929年2月,二團抽調100多名骨幹與十五、十六縱隊合編為第四團,段起鳳擔任團長。
二、四團是贛南紅軍的絕對主力,1929年11月以二、四團為基礎創建了紅六軍(後改稱紅三軍),成為紅一方麵軍一軍團的主力之一,在第一次反“圍剿”戰爭中立下大功。
而三點會首領段起鳳、管開炳、曾老四等先後在紅軍擔任重要職務。
由此可以判斷,收編的會匪武裝在贛南紅軍創建初期占有不小的比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④
(三)閩西蘇區土匪勢力特別強大,土匪問題尤為突出
1929年初,紅四軍為避開湖南、江西兩省敵人強大兵力的圍攻撤離井岡山,經過堅苦卓絕的戰鬥,由贛南輾轉到達閩西,開辟了中央蘇區的另一個主要部分——閩西蘇區。
閩西蘇區是紅軍走出困境、轉危為安的重要根據地,同時閩西山區也是土匪勢力非常強大而普遍的地區,福建省委特別提到“閩西土匪特別多,對土匪的問題比較嚴重”⑤。
閩西突出的特點是,土匪武裝已經強大到控製了地方政權,成為紅軍的主要敵人。
在湖南、江西,國民黨政府軍的力量比較強大,土匪一般是處於受壓製的地位,往往傾向紅軍。
但在閩西,由於地理位置遠離全國的政治軍事要衝,國民黨正規軍隊力量薄弱,北伐戰爭中被何應欽收編的郭鳳鳴、盧興邦、陳國輝等大股土匪控製了相當範圍的地方政權。
1929年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初次進入福建,主要的敵人就是這些割據閩西的土匪武裝,3月一戰擊斃郭鳳鳴、占領長汀,6月又在龍岩消滅陳國輝部的主力,奠定了閩西蘇區的基本局麵。
但是,閩西土匪決不僅僅是這些大股土匪,實際上有些地區已經成為遍地皆匪的野蠻世界。
閩西被國民黨收編的大股土匪並不能維持最基本的秩序,他們本身就胡作非為、戰鬥力也有限,因此各種土匪多如牛毛,不少地主、士紳為求自保也不得不加入土匪,同時為抵抗土匪,地方上大刀會等民團組織也極為發達,在某些地區搶劫成為重要的生存方式,甚至普通農民也賣田買槍,土地大片荒蕪,社會幾乎倒退到部落爭鬥的原始時代。
比如永定縣,土匪數量十分驚人,“接近龍岩之太平豐田二裏,土匪擄人勒索成為常事,往往僅有數裏之路,本地人亦行不得。小鄉村之小姓農民耕牛農具被掠,無以耕作,多流離別處或亦當匪,因此有許多田地無人耕種。”①
當軍隊下鄉來剿匪時,同樣禍害農民,因為所謂軍隊也不過是被收編的大股土匪而已,“有用的、值錢的、搬得去的東西搶去”,還要“罰款贖罪”,把很多無辜農民綁走,要拿錢才能贖回。
軍隊還常常半夜對農民突然襲擊,所以軍隊臨近駐紮時,有時嚇得“全鄉農民晚上不敢在家睡覺”。②
土匪給人民造成深重的災難,但他們的活動有時卻起到有利於紅軍的作用。
如國民黨軍隊楊樹莊部“因泉州的土匪擾亂”,盧興邦部因“古田的土匪時常擾亂”,“時常感覺到自顧不暇”,“不能安心前進”,無力來進攻閩西蘇區。
泉屬一帶土匪遍地皆是,少數留守的國民黨軍隊常為土匪繳械。③
福建省委1929年9月提到,由於泉屬土匪的紛擾,加上內部矛盾和財政困難,使福建國民黨軍隊“對閩西的進攻發生了很大的困難”④。
此外,不少受大股土匪攻擊的小股土匪也主動要求加入紅軍,而多數土匪因與國民黨軍隊有矛盾也不願對抗紅軍,因此,隻有被國民黨收編的大股土匪郭鳳鳴、陳國輝、盧興邦等與紅軍敵對。
1928年趙亦鬆在報告中談到,永定的土匪“大半受豪紳的領導”,不過他們要把持稅收,與國民黨軍張貞部是有衝突的,不太敢與共產黨作對,“但是真正加入農協或共產黨的,大半係小股與受大股壓迫者”。⑤
1929年福建省委給紅四軍前委的信也提到,“漳、泉一帶土匪已在蠢動。漳州土匪多希望我們收編。”⑥
1929年中共閩西特委逐漸認識到收編土匪武裝是壯大紅軍的重要手段,“匪運”已經上升為與“工運”、“農運”、“兵運”並列的重要工作。⑦
特委檢討以前的工作,認為“二月殺土匪八人,招致土匪群眾之反對,是不對的”,“過去閩西一般的說都不注意土匪運動,並大部分都是仇視土匪,如蛟洋殺七匪等,尤其對城市流氓的取仇視態度,這在客觀上是把土匪流氓群眾讓與豪紳階級,使之進攻我們”。⑧
很快,“匪運”取得不小的收獲,相當數量的土匪武裝被收編入革命隊伍。
武平有土匪五六十人加入農會,永定一帶土匪有幾十人在共產黨指揮之下,還有十餘名土匪投到八支隊,溪口有一部分土匪被編為赤色遊擊隊,後編入紅四軍四縱隊。龍岩劉烈波部有土匪80人,經軍部委為赤色遊擊隊,後來紅四軍前委決定將長汀赤衛隊、永定湖雷溪南遊擊隊與一部分土匪及北四區五九團都編入四縱隊,包含許多原土匪成分的紅四軍四縱隊逐漸成長為福建地方紅軍的主力。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