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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前的今天，九一八事變爆發。這是國恥日，每到這個時候，國人就會感到痛苦。也正因這段曆史的沉重，曆史研究者們常常圍繞兩個核心問題展開探討：在這場改變中國命運的事變中，作為當時全國最高統治者的蔣介石，與掌控東北軍政大權的張學良，究竟各自該承擔怎樣的責任？這個屈辱的曆史事件，給當下留下了哪些經驗教訓？
筆者認為，蔣介石和張學良都有責任，但蔣介石的責任更大一些。從《蔣介石日記》和一些材料上看，九一八事變前，老蔣作為當時的全國領袖，對日本的抵抗非常軟弱，他的工作重點是集中全力“剿共”。1931年6月6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將士書》，稱“赤禍是中國的最大禍患”。1931年7月23日，蔣介石發表了《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電》，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他在電文中稱：“惟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亦惟保全民族之元氣，而後方能禦侮；完成國家統一，而後乃能攘外。…… 故不先消滅‘共匪’…… 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
說到底，這是由階級本性造成的。蔣介石代表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具有軟弱性，存在強烈的精英主義，與毛主席代表的無產階級有根本區別。蔣介石把抗戰當成中國少數精英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不相信人民的力量，不願意發動群眾，俯視人民，把人民當“傻帽”，當他剝削的“耗材”。
蔣介石的國際視野也很差，對日本和國際形勢的判斷一塌糊塗，對抗戰沒有信心。九一八事變前夕，沈陽形勢十分緊張時，蔣卻認為 “不必驚慌，有九國公約及國聯，日本不能強占我領土”。1931年9月22日，蔣介石在南京國民黨員大會上也講：“據中正意見，此次日本暴行，可得下列兩點之試驗。國際間有無道德或公理，及世界各國有無製裁凶暴確保世界和平之決心…… 餘敬告全國同胞，凡國際聯合會會員及非戰公約之簽字國，對於日本破壞公約之行為，必有適當之裁製。” 東北地區局勢都火燒眉毛了，蔣介石還指望國聯主持公道，這是啥水平啊。
張學良對蔣介石對日“不抵抗”政策加以貫徹執行，使東北軍大部分不戰而退，東北地區的國土很快淪陷，他同樣負有不可推卸的曆史責任。九一八事變前，日方統計總兵力為1.04萬人，中方估計在1.5萬人左右（把日本武裝警察計入）；東北邊防軍計有步兵旅29個、騎兵旅8個、炮兵旅3個，加上獨立的空軍、海軍與屯墾軍，總共約26萬人。如果將各省非正規武裝（警察、公安等）18萬人左右計算在內，東北軍總數約為44萬人。值得一提的是，東北軍的空軍當時有將近300架飛機，包括從意、法、德、英、美等國購進的轟炸機、戰鬥機、偵察機、教練機、民航機等，比蔣介石的國民中央政府還多。不誇張地說，張學良當時擁有中國最強大的工業和裝備最精良的地方武裝。從技術上講，東北軍與日本關東軍抗衡是有一定把握的。
為什麽在這麽短的時間就輸了，輸得一敗塗地，致使東北國土淪喪？在筆者看來，主要輸在了政治決心。如果老蔣態度堅定，那麽張學良的立場也會跟著堅定，有可能阻擋住來犯的日本關東軍。如果蔣介石和張學良應對得當，集中精力對付日本，是有可能把中日衝突限製在邊境，避免東北淪陷的，後麵南京大屠殺這種悲劇也有可能避免。但老蔣和張學良主動放棄了東北，一放棄東北，日本國力大漲，野心也大漲，想要吞並整個中國。如果蔣介石能像毛主席那樣，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對國際形勢又有準確的判斷，那和日本軍國主義是可以一戰的。
如今94年過去，硝煙雖散，但九一八事變的警示從未過時。這個曆史事件警示我們，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絕不是空泛口號，而是從過往瘡疤中淬煉的智慧。當年蔣介石缺乏政治決心、無視人民力量、誤判國際形勢、輕視日本野心，寄望外部調停而放棄抵抗，最終讓東北軍錯失戰機，導致東北全境淪陷，也為南京大屠殺等後續慘劇埋下隱患。曆史從不給“重來一次”的機會，當年“等狼來再備戰”的追悔，換來的是數千萬同胞的鮮血與苦難，更印證了和平從不是憑空而來，國家安全絕不能寄托於他人“公道”，隻有自身強大、時刻警惕風險，才能守住萬家燈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