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26）
（八）“四清”
一九六五年十月中旬，秋季滅螺大會戰結束。十月底，張紹翔和公社黨委分管血防工作的“李副鄉長”商量後，將我們縣血防站的三個人和公社血防組的幾個人分成幾個小組，分別去幾個片開展冬季血防工作。我和老沈分在一個小組。那天下午，我們剛扛著行李走了幾裏路，到片的中心大隊安頓好住宿地方，傍晚上就接到通知，要我們縣血防站的人第二天回青浦，說站裏要集中開大會。通知還特別關照所有行李都要帶回來。那時候我們下鄉都是被頭鋪蓋行李隨身帶，不準住旅館的。聽“老血幹”說這個做法是從五十年代初血防站成立起就實行至今的。第二天一早，我背了行李趕回趙屯，與老張、小譚會合後搭從昆山開出的輪船回到青浦。到了站裏，才知道這一次全站員工集中，是要開展“四清”運動了。以前，我們這些“小青年”在站裏是沒有住宿地方的；這次要搞運動，且不是一天、二天就可結束，因此站裏合並了一些辦公室，清空了幾間原來放雜物的房間，從倉庫中搬了幾十張過去治療血吸蟲病人用的鐵床排在裏麵，總算把我們幾十個“小青年”在站裏也安排了一個臨時的住宿地方。
“四清” 也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九六三年運動剛開始時的“四清”，主要是清查農村集體的工分、賬目、財務和倉庫。一九六四年六月以後，運動的內容擴大，除了清經濟，還要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而且清查範圍也不僅限於農村人民公社，城鄉都要清。為了區分這兩個階段內容不盡相同的“四清”，一般稱前階段的“四清”為“小四清”，後階段的“四清”為“大四清”。當時各省市的“四清”運動是分批進行的。我們青浦縣的“四清”在上海市來說可能是最後一批。而各單位的運動根據不同情況也有不同的開展方式。比如縣人民醫院等單位因為有日常的業務工作不能停，一般是利用晚上等空閑時間開會；我們血防站則除了必要的業務工作，基本上是關了大門搞運動。
第二天上午，全站員工集中在血防站食堂開會。食堂內原來吃飯用的幾張八仙桌被推到牆邊堆起來，另放了許多長凳。進駐我們衛生係統的工作隊，是由上海第一醫學院派來的幹部組成。帶隊的隊長叫李德，是一個五十歲上下的知識分子幹部，皮膚白淨、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因為人多地方小，整個大廳排滿了凳子，擠得連放一張桌子當主席台的地方也沒有。李德就站在自己的座位邊給我們做動員報告。他沒有慷慨激昂的言辭，也沒有振臂高呼口號的場麵，而是語調緩和，很平實地說了一通運動的意義。他說了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反修防修”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要求大家響應黨的號召，積極投身到運動中去，把運動搞好。通過運動，希望能使大家的社會主義覺悟、階級鬥爭的覺悟，都有一個大的提高，對血防站的工作帶來一種新的氣象。血防站黨支部書記兼站長張宜接著代表站領導表了態，說堅決響應黨的號召，服從工作隊對運動的領導，勝利完成血防站的“四清”運動。他們作為站領導，除了自身要端正態度，認真檢查自己思想上、工作上、作風上的各種錯誤，也歡迎同誌們對他們進行大膽的、無情的揭發和批判，保證不對提意見和批評他們的同誌打擊報複，或以後在工作中給他們“穿小鞋”。他們有決心、也有信心在工作隊和同誌們的幫助下會經受住運動的檢驗和考驗，與同誌們一起，共同為徹底鏟除修正主義根子、保證我們紅色江山永不變色、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而努力！
張宜表了態以後，李德又站起身，對張宜的表態說了幾句讚許和鼓勵的話，又說要聽其言而觀其行。最後，李德說為了有利和方便運動的開展，今後的會議會采取分分合合、靈活的方式，除了必要時全站集中開大會，平時分成幾個小組學習討論。至於分組具體怎樣分法，請張宜同誌說一下。於是張宜向大家宣布：說根據與工作隊商量的意見，全站人員分成三個大組，即血防大組、衛生防疫大組和後勤大組三個。具體人員的分組，基本上按原來的行政組別劃分，其中血防大組還包括宣教室；衛生防疫大組包括化驗室。接著，他又宣布了各個大組的正副組長名單。我至今記得的名單，血防大組的正組長是曹洪健，副組長是誰已記不得。衛生防疫大組的正組長是錢玄傑，副組長是連燊德。他們兩人都是黨員。錢原來是防疫組組長，連是化驗室的負責人。後勤大組的正副組長隻記得其中有一個是劉宏聲。他不是黨員，我也不清楚他以前在站裏具體做什麽事情。這些人既然被宣布為正副組長，說明這些人在工作隊和黨支部眼中都是可以信任的左派骨幹。
除此之外，縣婦幼保健所那時候也設在血防站內。這是一個很小的單位，一共六個人，隻占一間辦公室，也屬血防站黨支部領導，所以運動也在一起搞。不過她們是獨立的一個小組。所長老徐是一個態度和善、待人誠懇、非黨的老醫務人員。其餘都是五、六十年代中等醫校畢業，清一色都是女的。張宜說今後開大會婦保所的同誌與血防站一起開，平時學習單獨進行。
這個“四清”運動，是我正式踏入社會後碰上的第一個政治運動。那時我對政治運動半點經驗也沒有，但因為以前曆次運動都有一批倒黴蛋被整，而且出身不好以及曆史上有過這樣那樣問題的人往往是被整的重點，因此剛開始時我精神上也有一點緊張，處處謹言慎行，唯恐招來不測之災。幾天後，我漸漸發覺這次運動好像與我們“小青年”關係不大，基本上不是這次運動的對象，這才慢慢放下了心。
說起來，我在血防站已經工作了一年半有多，但因為以前我們很少到站裏來，即使休假回家路過縣城也是不去血防站的，所以那時我對血防站的環境竟還不熟悉，對血防站的人更是絕大部分都不認識。這對我而言無疑是對運動又增加了幾分神秘感。後來經過了一段時間，我才對全站情況初步地有了一個了解。這裏，我且先來說明一下當時血防站的地理環境和人員編製情況。因為血防站作為一個普通的縣級企事業單位，“四清”運動以及在不久的將來就要上演的文化大革命這一場場大戲，這裏就是“舞台”，站裏的所有員工就是“演員”。
青浦縣血吸蟲病防治站成立於一九五一年六月。成立之初，站址設在本縣第二大鎮朱家角鎮上，稍後才搬到縣城。青浦是到了明代嘉靖二十一年才開始置縣的。縣治最初在現今白鶴地區的青龍鎮。明萬曆元年縣治改設唐行鎮，即現在的青浦（又叫城廂鎮）。據傳說，青浦建城時原計劃城牆全長三十裏，縣官報告上級時誤寫成三裏。上官糊塗不察，照批下來。結果縣城的範圍小得可憐，環城走一圈也隻消半個多小時。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三十裏城牆的縣城那是要多大的城！但青浦這個縣城確實很小，比起鬆江、嘉定這些縣城就差了不是一點點。主要街道就是一條南北向的長街，分成幾段，依次分別叫碼頭街、聚星街、轎子灣和北大街。碼頭街、聚星街和轎子灣屬於城內。轎子灣後來改名喬梓灣。在喬梓灣和北大街連接處有一條城河，河上有橋曰吊橋，吊橋以北的北大街屬於城外。後來不知是“解放”前還是“解放”初，政府在拆掉的城基上修了一條“口”字型的路，人稱環城馬路。其中北麵一段東西向的路段，因為馬路北麵有一個公園，以前叫“曲水園”，後來改名中山公園，於是這段路就取名中山路。實際是環城馬路的其中一段。中山路向東經過環城河橋通向汽車站。汽車站旁邊有“十”字形的兩條公路，一條向東通上海市區，向西通城區；南北向的公路向南一端在越過一座高橋後分成兩條路，一條向西通往朱家角，後來又聯通江蘇的平望，轉通蘇州、嘉興、甚至安徽等地；一條向南經佘山通往鬆江。文革前，汽車站往北又修了一條路通白鶴鎮，連接安亭鎮再通上海和昆山。整個縣城大致形成一個“由”字形的格局。而血防站的地址就在喬梓灣的轉灣處。在聚星街上有一條東西向的小街叫和平街。中山路、聚星街和和平街這一圈，是縣城的主要商業區。其中中山路上集中了公園、中共縣委機關、電影院、新華書店、百貨公司、棉布店、食品店、五金商店等，尤為熱鬧。從血防站走到中山路、聚星街口，不消五分鍾。
中共執政初期設立的政府機構，大多利用從地主、官僚等大戶人家沒收來的老房子。血防站也不例外。它由喬梓灣這條丈來寬的小街上麵對麵的兩座房子組成。街東麵的房子稍大一些，是單位的主體部分。臨街是一排三開間平房，中間大門。從大門進去穿過門洞是一個二、三十平米的小天井。天井左側有一個很淺狹的落地玻璃長窗的小花廳。過去大約是接待客人用的。現在這個小廳連同門洞左邊的那間小房間打通，做了血防站站長兼黨支部的辦公室。天井右邊則有一排兩間的小平房，其中一間是會計室。另一間和門洞右手的房間，是放置辦公用品和被服等雜物的庫房。天井正麵有一排三開間的平房，從左至右三間依次是血防組、圖書室和婦幼保健所，每間有二十來平方米大。在血防組的左邊有一條走道，穿過走道又是一個小院子。右手邊，即血防組、圖書館和婦幼保健所後麵，也是一排三開間的平房，分別是站裏的小倉庫和衛生組、防疫組的辦公室。左手有一排四間朝南的平房。這是站裏的化驗室。從化驗室邊的院子再往裏走，是一幢二層的老式樓房，也是向南的，上下各有三大二小五間房間，成“凹”字形。樓上是血防站的家屬宿舍和單身女員工宿舍。樓下有兩間是血防站的宣教室，其餘一間也是家屬宿舍。這“凹”字形樓“凹”進去的地方是一個天井。那裏有一個大門，門外是中山公園。因此這個門基本上是一直關著不打開的。在這座家屬樓的盡頭，又是一個小院子，裏邊建了一座廁所。以上是血防站的主體部分。另外在血防站大門斜對麵，有一座石庫門樓房，坐西向東，也是血防站的。樓上是男單身員工的集體宿舍，樓下是食堂，也兼開大會時的會場。除此之外，在化驗室的後麵還有一片房子，住了好幾家血防站的員工包括站長張宜的家，以及一個屬於血防站的大倉庫。不過去這些地方要從街上另一個門口進去。
在整個毛澤東時代，可能是國家窮，缺少經費和建築材料，二十多年中沒造多少新房子，因此無論國家單位還是居民住房，都非常緊張。血防站人多地方小，本來辦公、住宿就很擠，我們這批“小青年”回站參加“四清”，就更覺擁擠不堪。開始幾天，我們這批“小青年”在辦公室和圖書室臨時搭了幾張床勉強湊合。好在沒過多久，新建的縣人民醫院落成，原縣紅十字會醫院全部搬去新醫院，這空出來的舊院址就借給我們住，這才解決了我們住宿的難題。後來“四清”結束，我們這批“小青年”全部搬出，又分頭下鄉。然而不多久文革又開始，我們又在那裏借住過好幾個月。直到六六年十月站領導將大部分臨時工遣散回家，又在站裏想法騰了一點地方，將剩下的人分別按插進去，我們才算在站裏也有了一個固定的床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