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24）
我剛來徐涇時，聽說有中央的幹部在這裏“蹲點”，因此見到他們時很敬畏，以後對他們也一直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我這樣做倒也不全因為他們是處長、科長的“大官”，而第一是出於禮貌，第二是自己的自卑感作祟。與中共幹部接觸我始終有一種近乎天然的警惕性，生怕他們知道我的家庭出身，特別是有“海外關係”，會被他們岐視、懷疑。在徐涇蹲點的“中央九人小組辦公室”幹部共三人。其中一個名叫寧遠的處長，據說以前在部隊是個師級幹部，大家都叫他“寧處長”，是三人中職位最高的。為了工作方便，聽說他還兼了中共青浦縣委的委員和徐涇公社黨委的委員。還有一個大家叫他張科長，一張幹瘦的黃臉，穿黑色的上衣、黑色的褲子，黑色的布鞋，整天沉默寡言，但抽香煙很凶，聽說是黑龍江人。據說他們以前都是華東局的幹部，這些“處長”、“科長”的稱呼大概也是他們在華東局工作時的職稱。這兩個人極少見他們下大隊的。另一個姓梅，身材高大魁梧，戴一副眼鏡，是那個時代特有的知識分子幹部樣子。聽人說，他原來是上海一所中學的校長，現在負責在編一份內部的《通訊》。他倒是整天在各大隊跑的，腳上常有兩腳杆子泥土。他們與我們這些臨時工都很少接觸。我們開會他們也是不參加的。開始一段時間，因為我們開會沒有地方，就在他們住宿兼辦公的屋子內開。每當這種時候，他們就走走開，去別的什麽地方暫時呆一下。
由於他們是較高級的幹部，不僅可以訂閱當時尚屬機密級的《參考消息》，還可看內部發行的書刊。我們去公社開會，見到他們辦公兼宿舍的桌上床頭就有這些書報。當時，《參考消息》發行還很嚴格，要縣級的機關企事業單位黨支部才有資格訂閱，內部書刊發行的要求更嚴格，一般人根本見不到，而他們就隨便放在桌上、床頭。這對我們而言無疑是巨大的誘惑。先是有幾個大膽的臨時工趁開會休息時偷偷翻看這些就在手邊的《參考消息》和內部讀物。再後來發現他們看到了也不予禁止，於是大家都搶著看。這些報上、書中的內容，我以前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因而令我大開眼界。從這些書報中我看到了在中共公開的報刊宣傳之外另一個似乎更真實的世界。從此，我不再完全相信公開發行的報刊上說的東西。文革中《參考消息》擴大發行範圍，但我一眼就看出編輯方針已起了變化，上麵的內容不再全是讓相當級別的黨員幹部了解外麵世界作參考的消息，不少是在用“出口轉內銷”的方法來欺蒙讀報人了。
由於會議中間休息的時間很短，即使中午休息也隻有二個小時左右。這點時間用來看《參考消息》上的一則則新聞沒關係，若要看什麽書就不夠時間。這時我就運用還在讀初中時就學會的本領來看。讀初中時，我有個同學常帶《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之類的通俗小說來學校。我見到了就求他借給我看看。他說隻能借一天，我也答應他。下午放學時他將書給我，明天早上上學時我將書還他。我要在放學後和晚上睡覺前一點時間內看完一本通常有二百來頁的書，當然來不及細看。我隻能將眼光在書頁上順序快速掃一下，將掃到的詞意聯係起來，能得到大概的意思就可以了；隻有在覺得比較重要的地方才放慢速度。這樣，我可以在幾個小時內看完一本小說書。一次我拿到一本《古巴事件內幕》，我就趁中午休息的時間，用這個方法將它瀏覽了一遍。
“古巴事件”發生時，中共曾公開發文指責蘇共將導彈運到古巴去是冒險主義，後來撤出古巴是屈從了美帝的“核訛詐”，是投降主義。但究竟怎麽一回事我不甚清楚。看了此書，我大體上了解了赫魯曉夫為何要將導彈運到古巴，美國為什麽會引起恐慌，美國空防的弱點，以及肯尼迪又是怎樣看穿赫魯曉夫的用心反“將”了他一軍等主要的內情。當時導彈技術沒有現在那樣先進，速度也沒有現在那樣快。蘇聯從本土發射導彈到美國，導彈要飛行很長一段時間，美國用雷達偵察到後可以從容在大西洋或太平洋上空進行攔截。那時美國共部署了二千五百架飛機守衛領空，分兩批值班。接到空襲警報後，值班的一千二百五十架飛機會在十五分鍾內全部起飛，執行攔截任務。可是蘇聯將導彈部署到古巴以後，因為古巴離美國距離近，等偵察到導彈發射，再下令飛機攔截，時間上已來不及。也就是說，赫魯曉夫將導彈部署到古巴，就將美國的防空網破掉了。美國本土暴露在蘇聯導彈威脅之下，這是美國緊張和激烈反對的原因。肯尼迪總統下令立即封鎖古巴海麵，宣布凡進出古巴的船隻必須接受美國海軍的檢查，同時抗議赫魯曉夫此舉無異玩火。結果赫魯曉夫沉不住氣了，在一封給肯尼迪的信中說：既然你們可以在土耳其部署針對蘇聯的導彈，為什麽我們不能在古巴部署導彈？肯尼迪看出了赫魯曉夫的目的，無非是想以此作交換，要美國撤出在土耳其的導彈，於是反將了赫魯曉夫一軍，進行全國緊急動員，擺出一副不惜與蘇聯開戰的姿態。此時赫魯曉夫既不敢真的與美國開戰，又因挑起核戰危險而受到世界輿論的譴責，隻得承諾立即撤出已經部署在古巴的導彈。一場導彈危機以赫魯曉夫徹底失敗收場。而赫魯曉夫犯錯失敗，對於毛澤東來說，也就是他的正確和勝利。
閱讀這類書籍，明白一件事情發生和收場的真正原因，我以為能打開人的眼界，增加人的智慧。所以客觀、公正的報道，不僅是報刊的新聞報道，就是一般書藉都應這樣做才是。然而中共將此類反映真相的書報列為“內部讀物”，不讓一般民眾讀到；而“喂”給一般民眾看的新聞，不是經過選擇的，就是曲解的，為什麽這麽做？我想除了對人民實行愚民統治，以有利其統治，很難有其他解釋。不過，這裏順便要說一句的是我那種快速讀書法，隻可偶爾應急時使用一下，真正求知識、求學問，是不可用這種方法的。
那時我們到公社開會，吃飯都在公社衛生院。在衛生院的食堂裏我常見到衛生院的會計。這是一個侏儒，一顆大腦袋上鼓著兩隻牛似的大眼睛，形貌醜陋，走路如鴨子，但衛生院的人都尊稱他“大會計”。在食堂內我還常見到一個中年婦女，人長得很端正，但病懨懨的，而且神情憂鬱。有人告訴我這就是那個“大會計”的老婆。我很奇怪這樣的人怎麽嫁了這樣的一個丈夫？但凡事必有緣故。後來我了解到，那個“大會計”是衛生院內唯一的黨員。因此雖然衛生院院長是一個在當地頗有名氣的中醫，擅長小兒科，但醫院的實際掌權者卻是他。在徐涇這樣的鄉下小地方，他也算是有權有勢也有一定經濟力量的人。而這個婦人因為種種原因，即使內心不願意也不得不嫁給了他。當初白毛女嫁給黃世仁，又何嚐不是因為類似的原因！
衛生院管後勤和食堂總務的是一個姓許的人，形象就如那時大陸電影、舞台上扮演小地主、小商人那樣的腳色。他見了這個侏儒“大會計”總是誠惶誠恐的。那天也一樣，“大會計”不知對他說了什麽，隻見他“是！是！是！”地諾諾連聲。有人悄聲對我說：一九六二年時蔣介石揚言要反攻大陸。一天公社裏一幫幹部聚在一起閑聊，聊到如果“美蔣特務”真來了，什麽人會當叛徒？結果就有人想到這個姓許的。為了要實地測試他一下，他們選了一個風高月黑之夜，叫幾個人假扮美蔣特務去敲那姓許的門。姓許的開門一看，隻見幾個大漢穿著黑色短衫，黑布蒙臉，手拿盒子槍，頓時嚇傻了。那幾個人自稱是台灣來的，要他說出公社幹部的名字、住址，不說就斃了他。姓許的幾乎嚇癱在地上，後來抖抖索索說了一個公社幹部的名字。那幾個“特務”就要他帶路去那個幹部家。走到半路，那幾個“特務”趁黑將他推在一條幹水溝裏，然後自己跑掉了。姓許的趴在溝裏不敢動彈，隔了很久聽不到一點聲音了才偷偷起身察看，見到四周確實無人了，才從溝裏爬出來回了家。這件事傳遍了整個公社。從此那個姓許的就臭了名聲，很多人當麵就叫他“叛徒”。當時我聽到這個“掌故”感到很不爽，總覺得這樣惡作劇太過分了，並總懷疑這個惡作劇中也有這個“大會計”的份。
轉眼已是農曆年底了。大家回家過新年。此時還在蟠龍工作的，除了老曹，就剩下我和孫隆璋兩人住在那樓上同一間宿舍內。臨走鎖門時孫隆璋突然提出要我換一把門鎖。我問為什麽？他說這把鎖老曹也有鑰匙，我們人不在，東西不見了怎麽辦？我覺得這樣做有點不太好，對人不信任。但孫隆璋堅持要換，我隻得同意。結果我們走出蟠龍不遠，老曹騎了自行車追上來，憤怒地問我們是誰換的鎖，並要我們立刻回去把鎖換回來。我和孫隆璋兩人麵麵相覷，隻得服從。
因為過年有好幾天假期，而且本來也有過年要清洗被子的習慣，我們兩人也都帶了棉被回家，讓家裏人幫我們清洗。但到了公社，我覺得帶被子回家太累贅，就把被子拆下來，隻帶被麵、被夾裏回家而把棉胎留在公社。過了年，我回到公社想把被麵縫上去，卻發現我的棉胎被人調了包。我原來的棉花胎又白又軟，現在的卻要黑得多硬得多。住在這裏的人除了中央血防辦公室的三個幹部和市血吸蟲病研究所的老王，還有就是二個縣血防站的“老血幹”。中央血防辦公室的人和市血研所的老王我想都不可能做這種事。這樣最有可能的是縣血防站的兩個人，但兩人中又是哪個人做的呢？我無憑無據不敢亂說，因此就沒有聲張，裝作沒事發生一樣。但後悔對這裏的人太相信了。當初要麽把棉胎也帶回家，要麽在蟠龍就把棉胎折下來放在宿舍裏，倒安全。
那天，我到公社前麵的場地上轉了轉。因為很多人還都在家裏團聚過年，出門的人少，那片場地上除了我空無一人。天色有點陰，寒風颼颼，隻有公社廣播站的高音喇叭中在播放歌曲《紅梅讚》。這是當時最熱門的流行歌，是歌劇《江姐》中的一支歌。高亢的女高音表達出了江姐為革命甘願犧牲的崇高胸懷。我很喜歡那支歌，覺得無論歌詞的精神境界還是曲調都很好。其歌詞有點毛澤東的《詠梅》詞的意境。那時，赫魯曉夫已經下台，中共“反修、防修”的調子非但沒有停下來，反而越唱越高。反修鬥爭是毛澤東提出並發起的。我認為《詠梅》中的“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和《紅梅讚》中“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就代表了毛澤東不怕壓力、敢於“反修”的大無畏革命氣概。因此聽著喇叭裏的歌聲，我的心中突然充滿了激情。我敬佩江姐那樣的先烈，也願意象江姐那樣為革命貢獻我的全部力量，像寒風中的紅梅，綻放它的青春，散發它的清香，迎接春天。但是，我很快地又沮喪地感到，就算我要求革命、要求進步，以我的出身，人家相信你嗎？
自我來到蟠龍，半年多時間中，臨時工進進出出人員已有過幾次變化。農曆新年後，孫隆璋也調走，隻剩下我一個。蟠龍大隊部就不讓我繼續住在那裏“獨守空樓”了。老曹在蟠龍衛生診所裏給我找了一個原來放置雜物的旮落，安了一張竹榻，作為我的居所。老曹是蘇北人，隨部隊南下轉業到地方。據說他以前在部隊是衛生兵，所以轉業也到了衛生單位。以前我覺得老曹人很凶，正如他後來在“四清”時自我批評的那樣有“國民黨軍閥作風”，此時他對我的態度也有了改變，變得和善和主動關心我了。我仍然負責金聯大隊。那時天寒地凍，而且這個大隊麵積大，路也遠，走路去很辛苦，他有一輛公家的自行車，有時老曹就將那輛車給我用。我騎著它半天就可全大隊走一圈。他知道我喜歡看書，告訴我他家裏也有幾本書，想看可以自己去拿，並將他家裏的房門鑰匙也給了我。後來我獨自去他家，開門翻書，借了上下兩本的《政治經濟學》來看，使我對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知識有了初步的了解。如此，我轉而開始覺得他為人爽直，肚子裏也不會弄花巧，倒真是軍人的本色，作風雖有時粗暴，其實也不難相處。看他毫不介意地將家裏房門鑰匙給我自己去拿書，也為當初我們換門鎖的事覺得汗顏。那時候我也常發一些呆子似的奇怪念頭。一次我想弄明白人究竟為什麽要結婚，究竟是為了傳宗接代，還是為了解決男女的性欲；或因為人是群體動物，情感上需要得到“家”的慰藉和社會的認可？我想聽聽老曹的見解。他直截了當地說：“當然是為了解決男女的性欲才結婚的。”真是坦白得可愛。其實人是可以為各種原因結婚的，但性的確是維係婚姻關係最主要的紐帶。
春節後過了一段時間，一天老曹對我說，過幾天要去公社開一個座談會，總結近一年的工作，談談工作中的心得體會。每個人都要談。你也要準備一下。聽了老曹的話，晚上我一人坐在診所內將這近一年來我對工作中發現的問題和心得想了一下，歸納為七、八條，用紙列了一個提綱。開會那天，縣血防站來了二個人，聽我們一個一個發言，有時也記一下筆記。數月後我才知道，這二個人一個叫楊桃源，是血防站的“才子”，常在《健康報》上發表文章，另一個叫宋萬晟，也是血防站內的業務骨幹。後來在文革中，一次錢副站長告訴我，說那次楊桃源他們回去匯報開座談會情況，說聽了十幾個人發言，隻有我的發言比較有條理。其實那天我在座談會上談的問題中，有一個問題我已經有所認識但沒有談，那就是滅螺藥物對環境的汙染問題。不談，主因當然是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認識還不太清楚；另一個原因是談這個問題與當時全民大搞滅螺運動的氣氛不合，不敢談。事實上，滅螺藥物對環境的汙染是很嚴重的。那時候滅螺的藥物主要是五氯酚鈉，據說它是防腐劑，正經的用途用於鐵路枕木、礦山坑道木的防腐。它有強烈的刺激味也有很大的毒性。河邊滅螺撒了五氯酚鈉後，河中的魚迅速死亡，一二天後河水變紅，發臭。大家都知道河水有毒，但安全措施隻是通知三天內不可取來當人畜飲用水，以為靠流水自然稀釋，三天後水質就沒有問題了。當然，更沒有考慮到下遊人畜的安全。有一段時間還使用砷劑和一種叫金屬鉻的東西。有一次某個大隊的滅螺員來公社領砷劑，不小心將紹興酒甏那樣的一大甏砷劑溶液翻倒在河中，也沒有采取什麽特別的措施。市血吸蟲病研究所的老王隻是吩咐在倒瀉砷劑的河邊插幾麵三角小旗，上麵畫一個死人骷髏頭，寫一個“毒”字，就算盡到了警示的責任。砷，就是俗稱的砒霜，一點點劑量就能毒死一個人。
從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中共發表“一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以來，到我開始參加工作時，後來被稱為“九評”的抨擊蘇共“修正主義”的文章已發表了八篇。我參加工作後不久，中共又發表了第九評《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中共點名批判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頭子。因此開會時幹部們已公開稱蘇共領導為“蘇修”了。報刊上“防修反修” 以及“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越喊越響，“奪權”、“反奪權”，“國家改變顏色”和“永葆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話題也被反複提及。按照中共的理論，農村資本主義勢力正是產生修正主義和階級敵人陰謀複辟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當時，我的思想基本上還是跟著中共的宣傳調子走的。聯係到徐涇公社社員們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積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現實來看，認為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確實是一個大問題。毛澤東說過：“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可是怎樣教育呢？那時農村有些地方已開展“四清”（又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工作的金聯大隊也已有“四清”工作隊的人駐在大隊飼養場內。但我並不清楚這場“四清”運動將會怎樣進行，並覺得這場運動與我們與關。我按老曹的安排，仍然按部就班地做我的工作。一場大的政治風暴正在醞釀。烏雲正在積聚，隱隱也有閃電雷鳴之聲。但是，我們畢竟都是些生活、工作在社會底層的小老百姓，對於即將來臨的暴風雨還麻木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