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9）
我在農業中學的三年，正是“大躍進”和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大饑荒發生的時期。“大躍進”的瘋狂、荒唐和大饑荒的苦難，我都是親身經曆了的。這段經曆成了我人生中極其重要的一頁。雖然這段經曆我在《故鄉片憶》中也說起過，但因為它與文革的發生有著密切的因果關係，為了文章的係統性和完整性這裏仍不得不要再說一下。
關於“大躍進”運動是怎樣發動起來的？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這個運動？說實話，當時的我對此基本上是一無所知的。當時我們知道的就是中共告訴我們的：為了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我對這個問題有所認識，是因為我在文革中和文革後看到了一些資料，同時結合我本人當時的親身經曆，經過一番辨別是非後才得出的。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主要目的，一句話，就是為了與蘇共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後，蘇共內部經過一番鬥爭，最後由赫魯曉夫接了班。由於斯大林生前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公認的“領袖”，蘇共自“十月革命”後一直是各國共產黨的“宗主”。因此赫魯曉夫也順理成章地成了國際共運的新“頭領”。這使毛澤東很不服氣。他對“十月革命”後才入黨的赫魯曉夫內心是瞧不起的，認為赫魯曉夫無論革命資曆還是革命功績都遠不及他，斯大林死後應該輪到他來擔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才是。但是，赫魯曉夫成為國際共運的新領袖，猶如“太子”接“老皇帝”班一樣，背後有一股約定俗成的曆史慣性在起作用。毛澤東要動搖赫魯曉夫的地位並取而代之，並非易事；除非毛澤東能證明赫魯曉夫犯了嚴重錯誤，不適宜再當國際共運的“頭”，同時向國際上所有共產黨證明他比赫魯曉夫還適合當國際共運的“頭”。因此毛澤東一直在等待機會。不久，機會果然就來了。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會議結束時做了一個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報告。赫魯曉夫做這個報告不是他一時心血來潮，而是黨內醞釀已久。斯大林在世時，因為斯大林的高壓手段和他的權威，黨內、國內大量的矛盾被硬壓著得不到解決。到了赫魯曉夫接班後，這些矛盾已到了不解決將會爆炸的地步。這種情形與後來毛澤東去世時的情形一樣，改革是勢所必然。因此赫魯曉夫選擇了主動將這個“膿瘡”挑破的辦法，將斯大林生前犯的部分錯誤、主要是幾個影響廣泛而又嚴重的冤假錯案揭露了出來，希望蘇共全黨和蘇聯社會因此能消除對立，團結起來，重新振作、重新出發。盡管我們後來以曆史的眼光審視這次行動有諸多不足，但以當時的條件言，赫魯曉夫敢於打破禁忌，揭發自己黨內的陰暗麵，提倡民主，還是大膽的、有勇氣的，對推動曆史前進立了一大功。
斯大林的突然被批判，對於各國的“小斯大林”們是一次極大的震撼。據說當時在場聆聽報告的一千六百多位代表，包括列席的外國共產黨代表，有人嚇得暈了過去，有的（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書記貝魯特）嚇得心髒病發死去。“蘇共二十大”的影響嚴重衝擊這些大大小小“斯大林”的政治地位，因此招到這些“小斯大林”的反對也是必然的。在中共黨內，毛澤東就是中國的“斯大林”。雖然，過去毛澤東對斯大林也有諸多不滿，但這個時候為了自己的利益，他更反對赫魯曉夫，而要維護斯大林的權威。因此僅隔一個月多，毛澤東就迅速作出了反應。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報》以“編輯部”名義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文章特別注明是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精神寫成的，表明了該文代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的立場而不僅僅是毛澤東一個人的立場。然而作這樣的注明，其實也反映了毛澤東的心虛。據時任《人民日報》總編的吳冷西後來在《十年論戰·中蘇關係回憶錄》說，政治局在討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時，毛澤東首先提出了“搞社會主義建設，錯誤難免”的觀點，為斯大林開脫罪責；然後他又定調：“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主義者。”由此開始，毛澤東逐步亮出他的對蘇底牌。到了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時，毛澤東就已經在含沙射影地、公開攻擊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了。文章說：“一部分共產主義者由於對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態度，由於提出了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錯誤口號，因而幫助了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正主義思潮的發展。這種修正主義的思潮無疑是有利於帝國主義對於共產主義運動的進攻的，而事實上，帝國主義也正在積極地利用這種思潮。我們在堅決反對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堅決反對修正主義。”
（這裏順便要說一下的是據吳冷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一文，該段文字是田家英起草的，經毛澤東修改定稿。田家英在文革中被毛澤東迫害致死，自殺、他殺至今還是一筆糊塗賬。不少人因此對田家英十分同情。但人是複雜的。田家英比較正直是事實，可田家英當時思想很左也是事實。從這段文字看，田其實提出了一個危險的邏輯：因為帝國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反對斯大林，所以若有人批評共產主義的錯誤、批評斯大林的錯誤，客觀上就是幫助了帝國主義。這些人就是修正主義。這個邏輯擴而大之，就成了凡向黨或黨員幹部提意見的都是站在反動階級上反黨。一九五七年有不少人響應中共號召向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結果卻成了“向黨進攻”的“右派”，就是被人套用了這個邏輯。）
這一年，波蘭和匈牙利因斯大林被批判先後發生了民主運動。毛澤東在蘇共處理波、匈民主運動問題時乘機發難。他在蘇共準備出兵鎮壓波蘭民主運動時站出來反對，說波蘭發生的是人民民主運動，不能鎮壓；如果蘇共要鎮壓，他堅決反對。但當匈牙利也爆發民主運動，蘇共準備妥協時，他又說匈牙利的是反革命暴亂，必須鎮壓。由於中共在國際共產陣營的地位舉足輕重，毛澤東在斯大林去世後當屬他的資格最老，因此他的表態給了蘇共很大壓力，弄得蘇共領導集團進退失據，在國際上大大地出了一次醜。毛澤東這樣區別對待波蘭與匈牙利的民主運動是毫無道理的。因為當時中共駐波蘭和匈牙利大使館發回北京的電報，對這兩個國家發生的民主運動的分析都是一樣的，而且是持肯定態度的。毛澤東這樣做，我看他的目的是要趁機考驗蘇共領導集團應付危機的能力，為他進一步開展與蘇共的鬥爭先做一次“火力偵察”。當時蘇共正在籌備召開世界共產黨大會，由於波、匈事件影響，籌備工作遇到了困難。毛澤東此時曾派彭真去見南斯拉夫總統鐵托，提議由中、南兩黨發起召開世界共產黨大會。鐵托當然明白中共的意圖，實際是拉南斯拉夫作陪襯，從蘇共手中奪取國際共運的領導權。鐵托當場婉拒，毛的陰謀才未得逞。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國際共產在莫斯科召開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同時慶祝“十月革命”勝利四十周年。一向很少出國的毛澤東親率代表團參加，目的是為自己在國際上造勢、樹威，與蘇共爭鋒。十一月六日，赫魯曉夫在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提出了蘇聯要在十五年內在各種主要產品的產量上超過美國的“雄心壯誌”。赫魯曉夫在會上提出這個目標出於什麽目的，是否有噁心毛澤東的意思——因為當時中共的工農業生產水平還大大落後於蘇聯——我不清楚。但反正毛澤東聽了就如觸痛了他神經一樣，十分不舒服，為不輸“英雄氣概”，隨即也誇言說中國要在十五年內趕上並超過英國。
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報》根據毛澤東的意思發表社論，首次提出了發動一場“大躍進”的設想。這一年冬季，“大躍進”就已經以興修農田水利為名在全國各地展開。同時在黨內開展“反右傾”運動，清除幹部隊伍中的右傾思想，為全麵發動“大躍進”造勢。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進一步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就以“總路線”為綱正式發動。所以，毛澤東發動這場“大躍進”，首要的目的是為了與蘇共爭鋒、比高低。其次才是想藉“大躍進”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的步伐，追上並超過蘇聯，名正言順地當國際共運的“頭”。所以，毛澤東是將“大躍進”作為一場與蘇共比高下的大戰役來打的。後來“大躍進”中各地廣設“擂台”，不知是否也是從這個意思而來。人民公社出現後，毛澤東立即予以肯定，說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集工農商學兵為一體，認為這是共產主義社會組織的雛形。當時中共輿論也揚揚得意地宣稱中國比蘇聯搶先一步進入了共產主義社會。由於“大躍進”的背後有著這樣的目的，所以毛澤東對“大躍進”是但求成績，不計成本，更不怕勞命傷財的。任何人對“大躍進”提出批評，提出要“調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有關政策、說要“退夠”的人，在他眼裏都是與他作對，都是阻礙他成為馬克思、列寧那樣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導師的“反黨分子”。這樣的反黨分子先是彭德懷，後是劉少奇。
我看過彭德懷給毛澤東的那封信。其實彭德懷在信中也沒有寫什麽激烈的語言，最多就是批評“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我們經曆過“大躍進”、“大煉鋼”和人民公社運動的人都清楚，當時的情況豈止“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那樣簡單！有些行為如“共產風”和“命令主義”，說是土匪、強盜行徑也毫不為過。難道就這麽一句話也說不得？當然不是！毛澤東在打倒了彭德懷以後，又發動全黨“反右傾”運動，整了三百多萬“右傾分子”。他這樣做，目的就是要借彭德懷這個人來震懾全黨：今後，凡我主張要做的事情，不管好壞，都不準任何人說三道四，阻礙我的行動。過去皇帝為了維持他的絕對權威，說出的話不能更改，叫做“金口玉言”。毛澤東如此做，要的也這種效果。林彪看穿這種把戲，就投其所好說出了“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這樣不知羞恥為何物的馬屁話。“大躍進”失敗引起的嚴重後果不僅僅是三年多大饑荒和餓死四千萬人，所有工農業生產都遭到大破壞。在這種國家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政治局常委們決定由劉少奇出來主持黨中央工作。但這在毛澤東眼中就是明目張膽的“篡黨奪權”。為了打倒劉少奇，毛澤東經過幾年的準備，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劉少奇一個堂堂國家主席、黨的排名第一的副主席，未經任何法律手續就被非法監禁、折磨致死。同樣，彭德懷在文革中也被折磨致死。如果說，我們想知道毛澤東想成為“當代的列寧”野心有多大，心情有多迫切，那麽我們隻要看他對彭德懷、劉少奇的怨毒有多深，處置他們的手段有多殘忍就知道了。所以，“大躍進”雖然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但毛澤東想取蘇共赫魯曉夫的地位而代之，這才是後來一切動亂的根源。
